語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
2023-10-19 01:39:44 4
語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原標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於語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語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原標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的」是現代漢語中最高頻的詞，說話就要用到，好像稀鬆平常。但是，從跨語言視角來看，「的」字結構卻非常獨特。
漢語一個「的」字定語的功能，在其他語言中通常分別由領屬語、關係小句、同位語小句、定語小句，甚至形容詞來表達。漢語「的」字定語在中心語前，可是在絕大多數動詞位於賓語之前的語言中，定語都在中心語後。更何況，「的」可以用在從詞到短語，再到句子、篇章的各個層次上，勾連了漢語的組詞和造句。
這樣的特點，使得對「的」和「的」字結構的句法語義性質的探索，有可能深入漢語語法體系的核心，能夠揭示漢語語法體系真正的特點。
印歐語眼光中的「的」。 從明清歐洲傳教士編寫漢語語法書，到《馬氏文通》全面引進「泰西葛朗瑪」，在建立漢語語法理論體系的同時，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歐語眼光，習慣於把固有的印歐語言研究的術語體系，轉手套用到漢語現象之上。
印歐語眼光最直接的表現，是貼標籤。看到漢語裡有「我的（書）」，就給「的」貼上領格標記的標籤；看到「好的（書）」，又給貼上一個形容詞詞尾標籤。而印歐語眼光最根本的癥結，是動詞中心說，認為漢語的句子結構，同樣也是以動詞為核心、以論元結構為主幹，並且在此基礎上，漢語也有一套圍繞動詞產生的高度語法化的語法範疇。所以，有人給「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又貼上一個時體標記的標籤。真可謂：「印歐眼光何時了，標籤知多少？」
以往關於「的」的句法語義研究留下了很多疑案，一大原因就是受限於印歐語眼光。因而，「的」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破除印歐語眼光的主戰場。
「形容詞詞尾」。有一個現在早已被拋棄的觀點，把「好的」「好看的」「要緊的」中的「的」視為「形容詞詞尾」。代表學者是法國漢學家戴遂良。他們甚至根據印歐語中「的」的對應說法區分出十餘種不同的「的」。然而這正是印歐語眼光的結果。從母語者最樸素的語感出發，這些顯然都是同一個「的」。高名凱很早就指出，這是「用西洋的語法來解釋中國的語法」，是「以外國文翻譯時所用的外國語法範疇來說明中國語法」，「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明知道各語言的語法是不同的」。
新中國成立前，還有很多人試圖在文字上區分「的」是形容詞詞尾，而「底」是領格詞尾。然而在實際使用中，卻常常是一筆糊塗帳。這不是因為沒有用對，而是因為無法分清。而且，把「底」僅用於領格意義也不符合歷史語料的情況。最終，幾十年的失敗實踐說明，在漢語中所謂形容詞詞尾和領格詞尾是分不清的。在漢語母語者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區分這兩個範疇。試圖「有意的學習西洋語法」以「增加漢語的科學性」，反而給漢語使用造成了麻煩。為了比附西洋語法而臆造出漢語中並不存在的範疇，這才是真正的不科學。
有了這段歷史的教訓，我們更應該警惕印歐語眼光帶來的羈絆。
「關係小句標記」。這是一個歷史同樣悠久的標籤。印歐語以動詞為中心造句，『I wrote the book.』（我寫了書）可以使用一個關係代詞that，轉變成後置關係小句修飾的名詞短語『the book that I wrote』（我寫的書）。這個過程，叫作關係化。乍看起來，「的」倒好像是大致對應著that，就被貼上了關係小句標記的標籤。但是，以英語為標準衡量漢語，這正是典型的印歐語眼光。
正視漢語的同類現象，可以發現，「的」的使用範圍遠大於關係從句。很多動詞短語構成的「的」字定語，沒法兒關係化回去，找不到對應的句子。比如，「蚊子叮的包」不能變換成「蚊子叮包」。因為「蚊子叮的」對象是「胳膊」，我們只能說「蚊子叮胳膊」；而「包」是「叮」後產生的結果，並沒有「蚊子叮包」這回事兒。再比如，「兩個人合住一塊兒的客房」「燈光開得最亮的演員」「停車方便的超市」「葉子有毒的草」「集體去旅遊的計劃」，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都難以做出關係化分析。然而，漢語母語者絲毫不會覺得，這其中的「的」有什麼不一樣，理所當然把它們歸入同一個範疇。而且，如果還是以動詞為中心造句的話，上面這些例子可以有多種類型的變換式，按照印歐語眼光，又得分別貼上多種標籤。漢語難道那麼繁雜嗎？顯然不是。繁雜的是印歐語眼光，而不是漢語。立足漢語看漢語，以上所有例子都有同一個簡單的變換式，「是」字判斷句：書是我寫的，包是蚊子叮的，等等。這就印證了語感，這些「的」具有「語言單位的同一性」。
關係化分析的另一個困難是，如果堅持「關係小句」說，甚至會導致漢語成為所有語言中絕無僅有的特例。語言類型學經過多次大規模的調查，得出一條跨語言的蘊涵共性：動賓詞序的語言，關係小句一律位於它所修飾的中心名詞之後。但是，漢語相反，「我寫的書」是小句在中心名詞前。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的」並非「關係小句標記」，那麼漢語也就不是特例了。
以上說明，無論是立足漢語看漢語，還是把漢語放在世界語言的變異範圍內做一視同仁的類型學考察，都是破除印歐語眼光的究竟法門。
「時體標記」。「的」還可以用在句子層面。「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也是印歐語眼光的受害者。看到「的」黏附在動詞「到」後的人把它當成動詞詞尾，看到「昨天」的人把它當成過去時助詞，總之，差不多相當於英語動詞後的『-ed』。也有人看到了這個「的」和『-ed』的不同，發現用過去時來概括它的語法意義並不準確，於是又比附上了英語的『have done』，稱之為完成體標記。還有合二為一，稱之為「時體標記」的。這些觀點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都不過是盲人摸象、按圖索驥的印歐語眼光而已。
駁斥這一類觀點最有力的工具，還是「語言單位的同一性」。試看，「他是會對你好一輩子的」中有「會」，「我早晚是要找他算帳的」中有「要」，都指向將來，而不是過去。所以，如果不能證明這些句子裡的「的」和所謂「時體標記」的「的」有根本差異，那麼，「時體標記」說就自然無效。
這個「的」不可能分析為時體標記，這是有著深刻的話語動因的。還是立足漢語看漢語，「我昨天到的（北京）」同樣可以有一個簡單的變換式，「是」字判斷句：「我是昨天到的（北京）」。「的」在這兒的作用是要確認一種活動，而不是報導一個事件，那麼當然，這樣的句子裡就不需要報導事件所使用的時體手段。這個論斷還有一個形式依據，這些句子的否定形式只能用非事件的否定詞「不（是）」，而不能用事件性的否定詞「沒」：我不是昨天到的（北京）。
除了以上這些，印歐語眼光給「的」的句法語義研究還帶來「準定語」「向心結構難題」等麻煩，限於篇幅，不再詳述。總的來說，都是「主題先行」，覺得印歐語中有個什麼東西，漢語也就該有個對應物，然後就拿著放大鏡找，非得比附出個什麼來不罷休。
提高指別度。前文先澄清「關係小句標記」，再證偽「時體標記」，方法上都使用了「是」字判斷句的變換式。這恰恰說明了「的」和「是」背後的關聯之深。根本上講，漢語造句不是以動詞的論元結構為中心，而是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主觀判斷為基幹。因為是主觀判斷，所以漢語句子無論主語謂語都具有指稱性，用「是」；因為著眼於對方，所以時時需要調動對方的注意力，用「的」。「的」的本質，正在於此。
無論「我的書」「好的書」「昨天買的書」「書昨天買的」，其中的「的」都具有「語言單位的同一性」；其前所附單位，都具有名詞性。這是朱德熙先生早就論證了的。可是，朱先生的遺憾在於，他最後的手稿在「關於同位性偏正結構」這部分付諸闕如。沿著朱先生的道路往前走，可以發現，承認這些「的」都是名詞性後附成分，除了「名詞化標記」這個來自於印歐語的選項外，還有另一條通途——提高它前面所附著的語言單位的指別度。
提高指別度，並不等於名詞化。「的」並沒有改變此前詞彙的詞性，只不過「X的」整體上在認知語用層面聚焦了注意力，使之具有充當參照體或者用於判斷句的能力。提高指別度，可以是對於沒有指別度的詞而言，比如「好好*（的）書」；也可以是對於較低指別度的詞而言，比如「紙的書」；也可以是針對詞彙意義中本來指別度就較高的詞，比如「我的書」。跳出印歐語眼光的藩籬，可以獲得概括度更高的結論。
建設平視世界的中國語言學。破除印歐語眼光，並不是排斥西方語言學理論，而是只有在堅持用樸素的眼光看漢語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應用各種語言學理論，才能講好語言學的中國故事。
「的」的研究史告訴我們，印歐語眼光的破除終將帶來語法理論的更新。朱德熙先生正視漢語自身特點，才能夠恰當運用西來的結構主義方法，建立自指和轉指、同位性偏正結構等根植於漢語的獨特的語法理論。沈家煊先生在引入認知語言學等理論方法的同時，也是堅持擺脫印歐語眼光的束縛，才能質疑「名詞化」的觀點，建立了漢語詞類名動包含學說，為發現「的」的真面目提供根本的理論依據。
在「的」和「的」字結構的句法語義研究中大力破除印歐語眼光，根本目的是要拋棄一種僵化的研究傾向，即以在其他語言的研究中建立的語法概念體系為唯一標準；相反，我們提倡要在尊重漢語事實、探究漢語本來面目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真正屬於漢語自己的術語體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如此，才能建設平視世界的中國語言學，才能為世界語言學奉獻出漢語獨到的發現。
（完權，作者系國家社科後期資助基金項目「『的』的性質與功能」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王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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