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為什麼佔領雲南（26個民族世居的雲南對世界有何啟迪）

2023-10-22 15:55:55 4

(東西問)伍雄武：26個民族世居的雲南對世界有何啟迪？

中新社昆明8月29日電 題：26個民族世居的雲南對世界有何啟迪？

作者伍雄武(雲南師範大學教授)

文明衝突論認為不同文明(文化)的民族必然相互排斥、衝突甚至戰爭，但是中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世居26個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交錯，二千多年來始終包容共處、和平穩定。西方民族理論又認為，國家是民族的「政治屋頂」，一個屋頂下只應有一個民族(國族)，如果還有多個民族，結果或者是國家分裂，或者是少數民族被強制同化或消滅。雲南26個民族、文化多元，卻始終認同中華文化，內聚於中華民族，建構於中華多元一體結構之中，共同抵禦外部侵略，捍衛祖國統一。數千年雲南民族史，對世界極有示範與啟迪的意義。

資料圖：雲南傣族民眾跳起傳統舞蹈慶祝潑水節。中新社記者劉冉陽攝

民族多樣，文化多元，卻能包容共處、和平穩定

雲南地處中國西南邊疆，其39.4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有26個世居民族。注意：世居民族，即世代聚居而非短暫僑居的民族，故其共處雲南從其先民算起多在一兩千年以上。

這些世居民族，類型多種多樣，文化五彩繽紛。就生產方式來說，在高寒山區有旱作農耕及畜牧的民族，如彝、納西、傈僳、拉祜等族的一些分支；在山間盆地有稻作農耕的民族，如漢、白、壯、哈尼等族及彝、納西等的分支；在低緯度及河谷地區則有種植水稻及熱帶作物的民族，如傣、布朗、基諾等族；在接近西藏的地區則有藏族及部分普米族、納西族，他們從事高原畜牧和種植。以宗教來說，雲南各族信仰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宗教，而且信仰佛教的又分不同的宗派，如傣、布朗、德昂等族多數民眾信仰南傳佛教，藏族則信藏傳佛教，白族多信大乘佛教，等等。雲南民族又多有自己本土的、原生的宗教信仰，如彝族的畢摩教、納西族的東巴教、白族的本主崇拜、拉祜族的厄莎崇拜等等，各有不同。

資料圖：雲南民族村哈尼族寨的實景演出向遊客展示哈尼族傳統習俗。中新社記者劉冉陽攝

這眾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差異的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又是交錯聚居的(所謂「大雜居，小聚居」)，故相互貼近、交往頻繁，且相互包容、和諧共處。這首先在於彝、白、漢三個雲南的主幹民族，相互從未發生「有你無我」的爭鬥，千百年來基本是包容、協和的。魏晉南北朝，東爨烏蠻(主要是彝族先民)與西爨白蠻(主要是白族先民)並存；唐代，南詔是彝族與白族共創的聯合政權；兩宋，大理國段氏(白族)若沒有滇東彝族三十七部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政權，而其取得政權後也沒有對昔日南詔的彝族統治層進行鎮壓與屠殺，始終採取與彝族相容共處的方針；明代，漢族成為雲南人口最多、主幹的民族，但並未由此發生漢、彝、白三個民族爭奪土地和統治權的拼死爭鬥；清代，漢、彝、白都在清朝封建統治之下，主要是與清政府的階級矛盾，相互平等協和。這就決定著雲南各民族千百年來基本是相容共處、和諧凝聚的。雲南宗教多樣、教派複雜，但是各教之間、各教派之間相容並包，甚至交融互滲，從未發生宗教戰爭。首先，漢族、白族、納西族都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在此基礎上，白族佛教中屬藏傳的阿吒力教派和漢傳禪宗並存，二者又與白族民間的「本主」信仰相包容；納西族不僅包容藏傳佛教、漢傳佛教，而且把本民族原生的信仰和藏族的苯教、藏傳佛教以及漢傳佛教等，包容匯合在一起，創造出本民族獨特的宗教——東巴教，東巴教中實際包涵著各種宗教；彝族信仰畢摩教，但不排斥儒、道、佛三教，甚至吸收其思想；傣族既信南傳佛教，同時又包容本土固有的寨神勐神信仰，如此等等形成雲南千百年來諸教並存、相容互滲的局面。

由於這樣，雲南二千多年中，雖然有幾次大規模戰爭，如西漢王莽對滇中的戰爭、唐代的天寶之戰、明代的三徵麓川戰爭等，但都不是宗教戰爭或民族戰爭，更沒有造成不可化解的民族仇恨。如天寶之戰唐朝入滇大軍慘敗，戰死或染瘴癘而死者數萬，但是獲勝的南詔並不認為此戰緣於深仇大恨，遂收拾唐軍遺骸「祭而葬之」，白族民間甚至還以唐敗亡將軍李宓為「本主」(地方神)加以祭拜！

世界有些地方也是民族多樣、文化多元且交錯雜居的，但卻往往成為戰亂不斷的火藥桶，如巴爾幹半島，與之對比，雲南是極有示範與啟迪意義的。

資料圖：雲南少數民族民眾手持火把巡遊慶祝火把節。火把節是彝族、白族、納西族、拉祜族、哈尼族、普米族等民族的傳統節日，在農曆六月舉行，節期二至三天。中新社記者劉冉陽攝

認同中華文化，內聚於秦漢以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斷增強中華一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雲南地處中國西南邊疆，距中國領土的幾何中心(約西安、蘭州之間)以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今之北京、上海為代表)皆有數千公裡之遙，但是雲南各民族自古認同中華文化，內聚於秦漢以來中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中華文化的核心觀念要求做人要講忠孝仁義，為政要講德治、仁政。這些觀念早在秦漢就傳播於雲南，如立於東漢的滇東北孟孝琚墓碑，就說墓主作為當地大姓，自幼就學《詩經》、通《孝經》。至魏晉南北朝，「南中大姓」(漢化了的夷人，或夷化了的漢人)如孟氏、霍氏、爨氏等，他們都標榜忠孝仁義思想。至唐代，統一雲南的南詔政權，其國主閣羅鳳(彝族)俘獲唐朝小吏鄭回，因知鄭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淵博的知識，於是「甚愛重之，命教鳳迦異(閣羅鳳之子)」，此後鳳迦異之子異牟尋繼王位，又命鄭回教其子尋夢湊，可見南詔王室(彝族)連續數代人對中華傳統文化之熱愛、學習之認真。在南詔君臣所立的德化碑中，宣揚「親仁善鄰，國之寶」「德以立功，功以建業」，認為這是其治國為政的基本方針和基本觀念。其後以白族為主的大理國，其以儒學、佛教立國，對有儒、佛學識及修養的人稱之為「儒釋」(或釋儒)，凡官吏皆須出於「儒釋」。可見千百年來，雲南各族雖在邊陲、文化多元，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由來已久。

資料圖：雲南民族特色服飾。中新社記者殷立勤攝

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雲南各族自始就有強烈的中華一體的內聚意識。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亂，或多個政權並立，或政權頻繁更迭，但稱霸雲南的爨氏，始終宣稱自己屬於內地政權(或屬成漢，或屬劉宋，或屬東晉)。至唐代，玄宗天寶年間，因奸臣挑撥、朝廷誤判而出兵南詔。當時，南詔已是統一雲南全境、地接川黔桂及境外交趾的強大政權，卻一再要求免戰，國主閣羅鳳堅稱：「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此戰，南詔全殲唐軍，大獲全勝，但閣羅鳳做出兩件大事，一是收拾唐軍遺骸「祭而葬之」；二是以他和全體官員之名建《德化碑》於國門，在碑文中說明南詔不得已而戰的委屈和一片忠心。據《新唐書·南詔傳》載，閣羅鳳在立碑時就正言宣稱：「我上世世奉中國(指中央朝廷)，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29年後閣羅鳳的孫子、南詔王異牟導果然實現祖父內聚的遺願，在國都迎接唐使，接受唐「南詔王」的冊封。繼南詔而起的大理國，自始就要求內附，但宋朝為應對北方西夏、遼、金諸國的威脅和壓力，對之採取政治迴避的方針，於大理的內附要求拖延迴避，而大理卻幾代人堅持既定方針，從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徽宗政和五年(公元985－1115年)，百餘年間8次遣使入朝要求冊封，至政和七年宋朝廷才冊封大理國主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三百年間，大理國與宋朝從未兵戎相見，於宋不侵不叛。至元朝建立行省制以後，地方政權不復存在，元明清以來雲南各族內聚意識逐漸發展為維護國家統一的意識，至近代，更升華為偉大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

資料圖：位於雲南省昆明市的雲南民族村舉行白族「繞三靈」民俗活動，吸引眾多遊客市民到此，感受白族文化。中新社記者劉冉陽攝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以為雲南多民族、多元文化，可成為他們挑撥民族矛盾、分裂中國的突破口，然而雲南各族堅定中華一體意識、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徹底擊碎他們的陰謀和妄想。19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帝國主義多次武裝進入滇西地區收集情報、攻擊邊民，挑釁我主權，當地幹崖、盞達等傣族土司聯合景頗族山官，聚集傣、漢、景頗、傈僳、阿昌等族民眾組成武裝，從光緒元年至二十四年(1874－1898年)前後25年與入侵者戰鬥。20世紀初滇南爆發「班洪事件」。班洪、班老在中緬邊境，自古屬中國，為佤族聚居地。清乾隆年間雲南石屏人吳尚賢到此與佤族頭領合作開採銀礦，不到10年這裡就聚集了漢、佤、傣、彝、拉祜、哈尼等各族民眾10萬餘人，共同開採、冶煉。20世紀初英國鯨吞緬甸，英商攜重金向佤族部落首領班老王昆幹、班洪王胡玉山收買銀礦地區。昆幹回答說：「我為中國保廠，豈以小利而背大義及祖宗之志也。」並讓他的三個兒子取漢名為保衛國、保衛廠、保衛民。胡玉山說：「礦是中國的礦，你就是馱幾馱金子來也不準開。」也讓他的兩個兒子取漢名為胡忠漢、胡忠華。1933年英緬武裝人員入侵並佔領班洪班老地區，次年班洪王招集佤族17個部落的首領(亦稱17王)剽牛盟誓，率全體男女老少一齊出戰以求奪回領地，最終因武器落後而戰敗，致使下班老6個寨子被敵焚毀。雲南各族聞訊群情激憤，以傣族人李希哲為首，變賣家產組織「西南邊防民眾義勇軍」，傣、漢、佤、彝、拉祜等族千餘人參軍，開赴班洪地區參戰。1936年2月2日班洪王胡玉堂招集各部首領剽牛盟誓，發表佤族17部落王《告祖國同胞書》。書中莊嚴訴說：「竊我卡佤山17王地……自昔遠祖，世受中國撫綏，固守邊疆」，「不論地理或歷史，我卡佤山為中國地，應歸中國，又何疑意。」表現出強烈、真誠的中華各族一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完)

作者簡介：伍雄武，1939年生，雲南省富源縣人。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雲南師範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及社會思想史學會副理事長、雲南省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2010年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首席專家。著作：《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凝聚新論》、《彝族哲學思想史》、《傣族哲學思想史》、《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簡史》、《中華民族精神》、《雲南民族關係的歷史與經驗》；合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1992年本)，主編《簡明中國哲學發展史》、《現代人與體育》、《中華傳統道德的現代意義》等。先後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