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義隋代蕭吉（五行大義今注）

2023-09-22 09:38: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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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五行大義

作者：（隋）蕭吉

譯者：錢杭

豆瓣評分：8.6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1

頁數：190

內容簡介：

《五行大義》是隋代著名學者蕭吉的一部專論五行的著作。該書是中國歷史上關於五行學說最為權威的讀本。書中對我國傳統的五行思想作了全面的講解，分門別類，深入淺出、文字流暢，析義明白。該書範圍極廣，包括了五行與河洛，五行與納甲、納音，五行與幹支等各方面的知識。李約瑟亦曾提及該書，謂之為迷信成份最少，科學成份最多。可見該書對於文史及思想研究學者之重要。

五行大義講的是什麼

這是指594年蕭吉所寫的獻給隋朝皇帝的《五行大義》。以略窺陰陽五行與空間分割思想之間的關係。這本書討論的科學問題比後來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討論的算命都更少。是研究中國整部五行思想發展歷程的必讀之書。
五行大義總目
第一釋名
第二辨體性
第三論數
第四論相生
第五論配支幹
第六論相雜
第七論德
第八論合
第九論扶抑
第十論相尅
第十一論刑
第十二論害
第十三論衝破
第十四論雜配
第十五論律呂
第十六論七政
第十七論八卦八風
第十八論性情
第十九論治政
第二十論諸神
第二十一論五帝
第二十二論諸官
第二十三論諸人
第二十四論禽蟲

蕭吉的生平事跡

蕭吉的生年無確切記載，估計生於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據《北史》本傳：「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梁都江陵陷落於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書》本傳所謂「江陵陷，遂歸於周，為儀同」的記載，在「歸於魏」或「歸於周」的時間上略有偏差，應以《北史》為準（《通志》亦同於《北史》）。「儀同」，儀同三司的略稱，謂同三公之儀制，始於東漢。魏晉時代，武官凡將軍開府者，稱「開府儀同三司」；文官光祿大夫以上，亦並得儀同三司。「儀同」是一種「散官」，即官職等級的稱號，與職事官（實官）所任職務的稱號相對而言；徑稱「儀同」，包含某種榮譽性質，由「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西魏仿《周禮》設官，廢尚書省以下諸司；儀同三司位居從一品，是很高的榮譽銜。「蕭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齊梁房」，蕭吉是梁武帝齊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時已有相當高的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禪位於北周（557～581），蕭吉繼續在朝廷任職，位望通顯，並有專折議事之權。《北史》本傳稱：「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北周宣帝宇文贇（578～579在位）是一個極端荒唐的昏君。《周書》卷七《宣帝紀》對他口誅筆伐：「昏虐君臨，奸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為。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當然不會接受「勝國舊臣」蕭吉的勸諫。附帶指出，與蕭吉同時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鄉關之思，因作《哀江南賦》以寄其意，自傷欲歸不得。而蕭吉對故土好像沒有這樣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兩年，一病嗚呼，年僅22歲；其子宇文闡即位，是為周靜帝（579～581在位）。靜帝是一個7歲的娃娃，軍政大權完全掌握在外戚楊堅手中。僅僅兩年，楊堅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蕭吉從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傳：「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上儀同」，即「上儀同三司」。隋朝的「儀同」級別低於北朝，為正五品，「上儀同」為從四品。隋朝開國，「進」蕭吉為上儀同，至少在名義上是擢升了，或許這也是考慮到他在周宣帝時曾有清流搏擊的表現。「本官太常」，為蕭吉擔任的實官。職掌類似《周禮》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兩京郊祀署等職，具體負責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等禮儀事務；該職一向「以忠謹孝慎者居之」。蕭吉在太常任內考定「古今陰陽書」，屬於本職正辦。按「古今陰陽書」，不是指一部專著，而應是指此前流傳下來的各種陰陽類文獻，如《雜陰陽》、《泰一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太元陰陽》、《三典陰陽談論》、《陰陽遁甲》、《陰陽婚嫁書》、《嫁娶陰陽圖》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則與我們看到的這部《五行大義》的內容有直接關聯。關於這一點，下面還將作詳細說明。
蕭吉入隋後一段時間內上不太順利。《北史》本傳說：「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與楊素不協」才是問題的關鍵。楊素是隋朝元勳，不會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蕭吉；在一貫負手向天的楊素麵前，蕭吉也不能不覺得氣短，因此，只能閉門讀書，以求一逞。不過，蕭吉「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的特長，終於為他提供了機會。他發現隋文帝「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跡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594），蕭吉上文帝書，投其所好，大談符命徵祥，顯然是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所獲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開皇十四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
上書中有許多文句或文意復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說，見於《五行大義》卷二「第七論德」關於「十德」的論述；「行年，與歲合德」之說，見於卷五「第二十三論諸人」之二「論人遊年年立」關於「年立即是行年」的論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說，見於卷二「第八論合」關於「五合」的論述。《樂汁圖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樂緯·汁圖徵》篇，《隋書·經籍志》有《樂緯》三卷，宋均注，已佚。本傳所引與《五行大義》所引，同為該書之佚文。《陰陽書》或為專書，或為同類文獻之泛稱，難以確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陰陽說》。《洪範傳》即劉向所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今本卷五引為《洪範五行傳》。《靈寶經》不知為何書，也不見於今本《五行大義》。《通志略》藝文略第五道家類著錄有《靈寶經目序》一卷（陸修靜撰）、《靈寶度人經》一卷（作者不詳）、《靈寶五星秘授經》一卷（作者不詳）、《靈寶玄微妙經》一卷（作者不詳）等，都可略稱為《靈寶經》。道教教派中也有一個創建於東晉末年的「靈寶派」。安帝隆安年間（402年左右），葛洪族孫葛巢甫附會引申，作《靈寶經》三十餘卷，並臚列了一個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雲及其後嗣的傳經系統。至南朝劉宋時，陸修靜進一步增修，創製了靈寶派齋醮科儀書一百餘卷。從蕭吉的學問修養和知識系統來看，他引證的如是這類著作也並不奇怪。
由於這份上書與《五行大義》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日本學者中村璋八推測，蕭吉向文帝的上書很可能就是《五行大義》，而上書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義》的創作之年。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導致了594年的上書，而且上書與《五行大義》確實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但若以上書等同於《五行大義》，或以594年為成書之年，其理由還有待商榷。
上書頌揚帝、後與日月歲命合德，不僅是對帝、後個人的捧場喝彩，更重要的是論證統一王朝所擁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礎。「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蕭吉的周密推理、廣徵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稱濫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雖遠不夠豐厚（當時文帝出手豪闊，賞賜動輒千段、數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對蕭吉地位的改善，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從上書內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蕭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陰陽書」，在陰陽術數領域內成績斐然，已能融會貫通，有了很深的造詣。《五行大義》資料的積累和初稿的編撰，很可能就開始於這一時期（584～594），何時完成則難以估計。不過，《五行大義》既不避「堅」諱，也不避「廣」諱，至少可以說明594年所上之書不是《五行大義》，最多只是《五行大義》的一些節錄。《五行大義》作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閱讀對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蕭吉憑靠在當時已經算不得顯學的陰陽術數、五行終始之說，畢竟當不成「帝師」，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對於蕭吉來說，他總結考定歷代陰陽五行學說，與當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
根據記載，蕭吉直接參與了隋朝宮廷圍繞著皇位繼承而展開的激烈較量。
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
房陵王，楊勇死後追封的爵號，此時雖居太子位，但已出現了繼承危機。
文帝「恩寵始衰，漸生疑阻」，獨孤皇后、楊素也已達成了聯手推動廢立的默契。《隋書》卷四五《楊勇傳》稱太子對種種於己不利的危險跡象頗有察覺，但只是「憂懼，計無所出」。他召新豐人王輔賢佔候（造諸厭勝），在後園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上得不償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實。他對文帝報告說「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也表現出心亂如麻的精神狀態。蕭吉主持的「東宮趕鬼」，是一出鬧劇，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損害。本傳稱蕭吉：「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蕭吉又奉文帝之命參與了隋宮廷幾次喪葬典禮的安排。文帝對他的意見雖很器重，但並非言聽計從。本傳：
及獻皇后崩（按，仁壽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兇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雲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雲不兇，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能說出「吉兇由人，不在於地」的話的皇帝，畢竟不是昏君。短短數語，雖然緩緩道來，其實暗藏深意，語氣相當嚴厲。表態之後，「竟從吉言」，既說明文帝通情達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對「卜擇葬所」之類「遊戲」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手腕非常高明。蕭吉知道文帝雖然對自己假以辭色，但十分勉強，因此一直到次月，還試圖用一些神奇的旁證來加深文帝對皇后墓地風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稱：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裡，並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蕭吉編出這番「神話」，用心可謂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後，文帝準備親自送殯。蕭吉上奏勸諫：
至尊本命辛酉，今歲鬥魁及天岡（按，《通志》作「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
這一次文帝不再掩飾己意，而是很乾脆地拒絕了蕭吉的建議。風水既然好得無以復加，文帝親自為甘苦與共的結髮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於情於禮，蕭吉的看法都不免離譜。但實際上，蕭吉卻另有難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傳稱蕭吉退出宮廷後，對他的族人蕭平仲說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話：
皇太子（按，楊廣）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時任左衛率）深謝餘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雲「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陳說明了幾點，一，蕭吉與楊廣之間早有默契。太子廢立完成於開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據蕭吉自稱，他在這之前就已經很深地捲入了這場宮廷劇變的醞釀，且屬於晉王一黨。二，仁壽二年（602）蕭吉奉文帝之命為獨孤皇后卜擇墓所，所謂「歷筮山原⋯⋯具圖而奏之」云云，實際是在借花獻佛。蕭吉受已立為太子的楊廣的密託，選擇一塊務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價是楊廣即帝位之後，當以富貴相報」。蕭吉所選墓地的風水，保證楊廣四年以後可登大寶。三，蕭吉此前力勸文帝不必親自為皇后送葬的真實理由，原來並不是什麼「本命辛酉」，而是因為皇后墓地風水的氣運已經應驗，文帝如臨喪，顯示的將是葬隋之兆！楊廣立儲兩年，真面目逐漸顯露，已令眾多竭誠擁立者心寒，蕭吉所說「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這一上當以後的恍然大悟。四，蕭吉關於皇后墓地風水之利，可保隋朝國運「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評語，是文帝同意按圖建墓的理由。蕭吉親自揭穿了這一評語的秘密，原來那是「紿雲」，也就是矇騙皇帝的假話。「二千」，可拆為「二丿十」，合觀即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書》謂「三十二運」，《北史》、《通志》謂「取世二運」，《通鑑》引為「取世二傳」，因「世」可拆為「卅」，「二百」也可拆為「三十二」。蕭吉以拆字法自我營造了一個高明的「預言者」的形象，雖然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勉強。楊廣即位後（605），蕭吉官升一級，「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開府」。
在這之後一年左右，蕭吉在任上去世，時間估計在公元606年前後。這樣，蕭吉享年約在75歲上下。在他死後，皇帝對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義》的自序中，記錄了他的最後官銜為「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按官品為從一品，這顯然是屬於「哀榮」的追封，而非實授。由此也可見出蕭吉在煬帝心目中的真實地位。
蕭吉的一生，身經四朝十五帝，有著罕見的豐富閱歷。青年時昂首為齊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幟入仕北朝，鋒芒不減；老年時卻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與弄臣，與聞密謀，充當鼓手。雖然頭腦可能一直很清醒，亦為自己留下了申辯的餘地，但終究有虧清譽。在很多方面，寫了《五行大義》的蕭吉都頗似西漢末年寫了《五行傳》的劉歆。

五行大義的版本傳播

日本國內最早提到《五行大義》的文獻，是成書於公元797年（延曆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的《續日本紀》。該書卷二十「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條（757）記載孝謙（稱德）天皇主持制定《諸國博士醫師任用法》。
其文是：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託請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民，自今已（以）後，不得更然。其須講經生者《三經》，傳生者《三史》；醫生者《太素》、《甲乙》、《脈經》、《本草》；針生者《素問》、《針經》、《明堂》、《脈決》；天文生者《天官書》、《漢晉天文志》、《三色簿贊》、《韓楊要集》；陰陽生者《周易》、《新撰陰陽書》、《黃帝金匱》、《五行大義》；歷算生者《漢晉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論》，並應任用。
天平寶字元年（757）提到的《五行大義》顯然是日本最早的一個版本（以下略稱為「天平本」），並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蕭吉未刊原稿的一個本子，對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以後宗教思想與學術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或許就是這個本子。成書於宇多天皇寬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17 在第36類中著錄了「五行家」漢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義》一」（未提及作者）。「一」，當為一冊、一部之意（如現存《常州先哲叢書》中的《五行大義》就是五卷一冊），應該也是指天平本。當時日本的貴族、僧侶和家，多以能直接從《五行大義》中摘錄文句，作為、觀物、養生、服色、醫療、禮節、儀式的權威依據為時髦。中村璋八經過艱苦的努力，從日本許多古代典籍中搜尋《五行大義》的蹤影，發現了大量的線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實錄》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875）陰陽寮的奏言中有「蕭吉九篇」的記載；在菅原為長的《管蠡抄》（成書於901～930年）中有《五行大義》四條引文；在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抄》（成書於991年）中有十二條引文；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書於一條天皇年間，986～1011）殘卷中有四條引文和重要的發揮；在漢文詩人藤原公任（966～1041）的《北山抄》中有一條引文。平安後期，在藤原賴長（1120～1156）的日記中有他閱讀和引用《五行大義》的多次記載。進入鎌倉時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義》的範圍更為擴大，如在《諸道勘文》（平安末年輯，《群書類從》本）中有八條引文；在沙門信瑞的《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大正新修大藏經本）中有七條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內閣文庫本）中有一條引文；在《醫家千字文注》（續群書類從本）中有三條引文；在賀茂在方的《歷林問答集》（群書類從本）中有一條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傳》（續群書類從本）中有三條引文；在豐原統秋的《體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條引文，等等。鎌倉後期至南北朝時期（1331～1392），菅原、藤原兩個貴族集團甚至競相利用《五行大義》中的文句來確立年號，作為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據《五行大義》「國家安寧，長樂無事」之句提出「安長」年號，藤原資名則根據《五行大義》「順天之化，長養萬物」之句提出「長養」年號。據《元秘抄》、《改元部類》（宮內廳書陵部）等文獻的記載，從花園天皇慶長元年（1311）開始，此類爭鬥共發生了15次。18天平本的原本估計已經失傳，但在流傳過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個本子：
第一，元弘相傳本五卷（略稱「元弘本」）；
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稱「天文本」）；
第三，高野山舊三寶院本（略稱「高野本」），僅存第五卷；
第四，舊寶玲文庫本（略稱「寶玲本」），僅存第五卷後半部分。
日本的《五行大義》在傳播過程中共產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宮本、天文本、陽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寶玲本、元祿本、佚存本等10種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蕭吉所著、因而版本價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經失傳。其餘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參校。對中國文化界影響最大的，是屬於元弘本系統的佚存本。根據當時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叢書》被專程送到中國。中國現存的幾種《五行大義》版本，就是根據佚存本發展而來的。
中國最後一次正式著錄《五行大義》的文獻目錄，是《宋史·藝文志》，時間在1343～1345年間。在這之後，《五行大義》就銷聲匿跡，不見了蹤影。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日本《佚存叢書》進入中國，人們才重新發現這一與故土闊別460年之久的珍貴典籍所具有的巨大價值，於是迅速作出了反應。
清嘉慶九年（1804），德清許宗彥根據佚存本翻刻《五行大義》五卷（範氏古歡堂），這是自《宋志》著錄《五行大義》以來中國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書。此時距《佚存叢書》的印行僅僅5年。許氏《敘錄》稱：
《唐志》「蕭吉《五行記》五卷」；《宋志》「蕭吉《五行大義》五卷」，藏書家均未著錄。近日本國人刻《佚存叢書》，此書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誤舛。宗彥校其可知者，改定數十字，餘仍其舊，俟知者而別梓之。⋯⋯觀吉之書，文樸義質，徵事鹹有條理；秘文墜簡，多世希覯。推五行之數，合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約而不僻。雖其麤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奧跡，融暢於大道；以視術家所誦習，則倜然遠矣，豈可以傳世無緒、來自遠方而忽之哉？
嘉慶本以佚存本為底本，版式也與佚存本大致相同。雖然自稱「改定數十字」，但實際改動多達407處。
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編選《宛委別藏》進呈。原稿共174種，總目中有：「《五行大義》五卷，隋蕭吉撰，日本《佚存叢書》本」。據阮元為《宛委別藏》各書所撰之提要，22 稱：
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前有自序，稱「博採經緯，搜窮簡牒，略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云云。⋯⋯今觀其書，文義質樸，徵引讖緯諸籍，有條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後所能偽為也。
據《故宮善本書目》，《宛委別藏》160種藏於養心殿（目二函，書百函，共160種，其中由阮元所進者157種，與諸家所記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故宮博物院編輯、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選印宛委別藏》40種時，因《五行大義》一書已有嘉慶本等刊本傳世，故未收入。23 1988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按原目錄影印《宛委別藏》120冊，收《五行大義》於第70冊。經筆者對勘，宛委別藏本與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應視為一個獨立的版本。當然，在考察《五行大義》在中國的流傳過程時，阮元以其文壇權威的崇隆地位對《五行大義》所作的積極引介，還是很有意義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義》的影響迅速擴大。與許宗彥、阮元同時的孫星衍「尤好斯學」，已藏有《五行大義》；24《續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則將「隋蕭吉《五行大義序》（日本國本）」作為古文範本予以鄭重推薦。25
嘉慶十八年（1813），歙縣鮑廷博編輯《知不足齋叢書》，收《五行大義》於第二十六集（略稱「知不足本」）。這是嘉慶本問世以來中國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義》。鮑氏作短跋於書後：
隋蕭吉《五行大義》失傳已久。近德清許氏得自日本《佚存叢書》中，既校而刊之矣，惜傳之不廣。因重壽梓，以公同好雲。
另據嚴一萍《百部叢書·影印說明》稱：「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訂」，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還是佚存本。其版本的進步，體現在對底本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慶本多了24處。由於《知不足齋叢書》印行數量很大，《五行大義》對學術界，特別是對清代和近代的文獻考據學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前引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孫詒讓《札迻》外，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趙在翰《七緯》、黃奭《黃氏逸書考》、陳立《白虎通疏證》、王先謙《漢書補註》、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劉家立《淮南內篇》等，也都先後引用了《五行大義》。
光緒八年（1882），日本《佚存叢書》在上海由黃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緒二十三年（1897），盛宣懷選輯編印《常州先哲遺書》，在第一輯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義》（略稱「常州本」）。盛氏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