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碑帖描摹（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

2023-09-22 07:36:18

何為善本碑帖？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其評判標準是隨著收藏取向、時代風尚的變化而在不斷微妙地發生變換，這是「基調」。當然，還存在鑑藏家個體認知的相對獨立性，且大多與「基調」相左，起到引領與調整風向的作用，這是名家「腔調」。遠的暫且不講，僅就民國時期的碑帖收藏來分析，試看吳湖帆與同時期的碑帖收藏家，他們的愛好、興趣以及收藏標準就各有不同。

上海圖書館所藏吳湖帆四歐堂碑帖有數十種之多，絕大多數皆為隋唐碑刻和宋明法帖，唯有一件例外的是《舊拓魏志五種》，此冊屬於六朝墓誌，但它也不是吳湖帆刻意去收藏的，而是1932年張鍾來（吳湖帆姻家）所贈，九年後，1941年吳湖帆又將其轉贈給張煜峰。吳湖帆還特意留有題記一則，算是其碑帖收藏趣向的告白，其文曰：「餘平生最嗜石刻，又最惡六朝北刻，以其任意欹側增減點畫橫行荒謬，實為書學一大浩劫也。顧近數十年來，此道大行，所出志石亦不可勝計，書法之佳者幾百不得一二，故餘家拓墨幾千種而無一北刻，此雖人有嗜好之不同，究亦無多佳制耳。壬申（1932）春日姻家適庵張君謂餘曰沙礫中也有珠玉，不可以多廢少，試檢舊拓五種曰李超，曰劉玉，曰王僧，曰劉懿，曰王偃以贈，餘乃合裝一帙存之，斯五石皆北刻中最上乘品，細讀一過等嚼蠟味，拓跋胡虜氐鮮龍跳虎臥姿也，餘之存，存張適庵之贈耳。」

吳湖帆是碑帖收藏最後的「貴族」，同時亦是民國時期碑帖收藏家中的「傳統派」。晚清碑學昌盛，舉世關注六朝碑刻，唯吳湖帆依然堅守傳統碑帖收藏法則，沉浸在經典世界之中，這些「窮鄉兒女體」的碑刻，自然難入其法眼。

《趙清獻公碑》（局部，費念慈藏本）

近年來，從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圖書館以及海外文博機構陸續公布的碑帖善本情況來看，名品都集中在漢魏、唐碑、宋帖之中，從中正透露一個信息，那就是，宋以後直至清初，碑帖收藏熱點皆在其中，古人心目中的真正意義上的善本，唯有漢魏、唐碑與宋帖。

碑帖拓片始於何時，已無確切訊息，大多指向南朝，但從現存最早的拓本實物來看，如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拓《溫泉銘》《化度寺》《金剛經》 等，其中沒有漢碑出現。此外，文博機構所藏宋拓本中，亦多為唐碑，漢碑則鳳毛麟角，僅有《西嶽華山廟碑》《太室西闕銘》等少數幾件而已。即便在明代，漢魏碑刻的傳拓亦少之又少，可見當時收藏界的「厚唐薄漢」。因此，今日所見明拓漢魏碑刻，皆是善本上品。延續千年的「不喜」，在乾嘉以後得以終結，開啟了此後數百年的「最愛」。

與此產生鮮明對比的是，同時期的唐碑、宋帖卻傳拓興盛，在傳世宋拓、明拓本中佔有絕對多數。由於傳拓過度，入清後，唐碑碑面大多剝蝕嚴重，字口風神大減，宋帖則更是供不應求，屢遭歷代翻刻。自清代碑學興起後，新起的碑帖收藏家、研究者多將唐碑與歷代刻帖統統地納入「帖學」範疇，與新興的「碑學」作對立。

彼時，即乾嘉以後，六朝碑刻開始篡奪唐碑與宋帖的碑帖「龍頭老大」地位，風氣為之一變。然收藏家仍分兩派，即「古典貴族」與「暴發戶」，前者仍然堅守傳統文物珍貴性之標準，走質精量少的收藏之路，宋拓唐碑、宋刻法帖以及明拓漢魏碑刻，始終是他們的最愛；後者則另闢蹊徑，開拓審美新境界，發現收藏新品種，六朝墓誌百種、龍門造像千品等成為他們的新庫藏，致使從者如雲，漸成風氣。其中，嘉道以前出土並傳拓的六朝碑刻「異軍突起」，成為新一輪碑帖收藏的「主角」和「新寵」。

這一切的轉換，前人歸結為「碑學興起」的緣故。但筆者認為，其實不是「碑學」戰勝了「帖學」，反倒是「帖學」完勝並修成正果。宋拓唐碑、宋刻法帖、明拓漢魏碑刻漸漸難覓蹤跡，已然「超凡登仙」，只留下六朝墓誌、造像題記、殘瓦斷磚在坊間唱獨角戲了。

你方唱罷我登場，六朝碑刻成為嘉道以後直至今日的碑帖收藏主角，它及時填補了經典碑帖善本的空白，維持了市場的供給與收藏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別開生面、百花齊放的作用，原本上不了臺面、入不了大雅之堂的碑帖，剎那間亦闖進書法史，成為名篇的替補，日後的經典。是時代的空缺，為它們以及它們的主人——收藏家、研究者提供了嶄新的生存空間與表現空間。

《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局部，吳湖帆藏本）

《崔敬邕墓誌》（局部，端方藏本）

《上尊號碑》（局部，金農藏本）

這場對手空缺的競爭，結束於百餘年後，而今的人們，既能看到高仿真的明拓漢碑、宋拓唐碑、宋刻法帖，又能輕易收藏到六朝碑刻、造像題記、殘磚斷瓦，這一切都堪稱「圓滿」，也是古人難以夢見的「幸福」。因此，我們具備了縱觀歷代碑帖鑑藏的條件。

縱觀之時，所謂見仁見智，其實取決於個人所站的位置與角度。

上海圖書館藏有25萬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夠稱為善本者，有三千餘件，可謂百裡挑一，能夠達到國家一二級文物標準者，有三百餘件，堪稱千裡挑一。

館藏三千餘件善本碑帖的主要來源有三：一是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當時華東六省國民黨敵偽之藏品；二是20世紀50年代知識階層、社會賢達積極參與「化私為公」運動，紛紛捐贈或有償轉讓個人收藏之精品。以上兩項碑帖藏品當年轉歸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由於更多地考慮到碑帖所具有的文獻屬性，故最終將其調撥至上海圖書館作永久保藏。三是20世紀50年代的全市古舊書店公私合營過程中集中上報的精品，最後通過贖買購入上海圖書館。彼時之碑帖如同其他文物一樣，在政權的交替進程中，國寶級藏品基本完成了國有化的目標。此外，1966年以後託管或暫存的碑帖，其質量乏善可陳，幾乎找不出善本，由此可見，50年代到60年代的碑帖文物國有化進程的成績十分顯著。

《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局部，張應召藏本）

《九成宮醴泉銘》（局部，龔心釗藏本）

上海圖書館的善本碑帖收藏是與上海當時的歷史、文化、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晚清、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官商齊聚上海，資金與文物雲集滬上，其中碑帖善本亦多半流通到上海。館藏如此眾多的碑帖資源，絕非偶然，是舊時的碑帖藏家和碑帖商人共同孕育了這份特殊的文化遺產。宏觀的社會政治運動和微觀的文化個體活動共同交織出一部「近現代碑帖收藏史」。

館藏的善本碑帖，幾乎涵蓋了所有舊時的碑帖收藏大家，遠的不說，僅就清末民國的藏家就有：潘祖蔭、翁同龢、沈樹鏞、趙烈文、楊守敬、繆荃孫、吳大澂、吳昌碩、王瓘、張祖翼、葉昌熾、盛昱、吳鬱生、費念慈、端方、莫棠、周大烈、龔心釗、張伯英、褚德彝、陳景陶、高時豐、葉恭綽、吳湖帆、蔣祖詒等等，今日我們念及以上諸家，除了嘆服於他們的鑑藏智能外，還要感恩於他們的遞藏行為。大批文化瑰寶得以流傳至今，他們的姓名和他們的藏品一同被典藏進上海圖書館，同時也被寫進永恆的人類文化史冊。

上海圖書館館藏碑帖浩如煙海，應有盡有，收藏品種幾乎囊括了整部「中國碑刻史」。其數量之豐富，質量之高超，堪稱「碑帖博物館」。

歸納起來，館藏善本碑帖有以下幾大亮點：

（一）法帖拓本質量之高 「舉世無雙」，諸如：《紹興國子監本淳化閣帖卷九》《泉州本淳化閣帖》 《紹興米帖卷九》《鼎帖》《群玉堂帖卷八》《鬱孤臺法帖》《鳳墅帖》《寶晉齋法帖》《十七帖》《遊相蘭亭三種附陸柬之蘭亭詩》《爭座位帖》《茶錄》等等，或為海內孤本，或為傳世宋拓最頂級者，是研究宋代帖學的重要寶庫。

（二）碑刻拓本精品紛呈，美不勝收，令人嘆為觀止。其中海內孤本有：《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岑植德政碑》《馬懷素墓志銘》《許真人井銘》《趙清獻公碑》《章吉老墓誌》等等。傳拓稀見者有：《崔敬邕墓誌》《常醜奴墓誌》《蜀石經毛詩殘本》《鮮于光祖墓誌》等等。傳世頂級者有：《石鼓文》（黃帛本）、《沙南侯獲碑》（六行本）、《劉平國》（施補華跋本）、《禮器碑》（明中期拓）、《史晨碑》（明中期拓）、《魯峻碑》（沈銘昌藏本）、《張遷碑》（煥字本）、《上尊號》（金農藏本）、《受禪表》（莫棠藏本）、《孔羨碑》（奚岡藏本）、《天發神讖碑》（趙烈文藏本）、《瘞鶴銘》（水前拓本）、《司馬昞妻孟敬訓墓誌》（王昶跋本）、《龍藏寺碑》（唐翰題藏本）、《董美人墓誌》（關中淡墨本）、《九成宮醴泉銘》（龔心釗藏本）、《虞恭公溫彥博碑》（清內府本）、《皇甫誕碑》（四歐堂本）、《王居士磚塔銘》（初拓三斷本）、《道因法師碑》（王存善藏本）、《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張應召藏本）、《麓山寺碑》（何紹基藏本）、《東方畫贊碑》（周大烈藏本）、《大字麻姑山仙壇記》（龔心釗藏本）、《玄秘塔》（龔心釗藏本）等等，幾乎包攬了所有漢唐名碑名拓。

以上兩項碑帖詳情，讀者可參見拙著《善本碑拓過眼錄》（初編、續編）。

（三）鐘鼎彝器拓本質量上乘，璀璨奪目。館藏有25萬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佔絕大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形拓片佔比卻極低，僅兩千餘捲軸，不足館藏拓片總量的百分之一。再環顧國內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機構，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從中可見，金文和全形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種，究其原因是，鐘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貴，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方要員，不是博學通人，就是賢達鄉紳，其中也不乏巨商大賈，但凡在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經史，或精於小學，或篤嗜鑑賞。因此，過去一直將鐘鼎彝器美稱為「吉金」，只有富貴賢達者才能擁有，也正因為是「吉金」，故較少傳拓和流通，與同屬「金石」範疇的「石刻」——歷代碑刻的傳拓數量有著天壤之別。

館藏鐘鼎彝器拓本，值得稱道處，是乾嘉以來各色拓本皆備，尤以舊拓古本居多，皆為名工傳拓，多有名家題跋，具有極高的文字研究和藝術研究價值。

欲知館藏金文鐘鼎拓本詳情，讀者請參見拙著《紙上吉金——鐘鼎彝器善本過眼錄》 《紙上金石——小品善拓過眼錄》。

（四）館藏碑帖善本中附有大量名家題跋與鈐印，內含學術研究價值極高。據不完全統計，碑帖題跋者有2500人之多，鈐印一萬餘方，幾乎涵蓋了明清至民國的所有碑帖鑑藏家。《中國碑帖收藏家題跋鑑定圖譜》一書，即將出版，敬請關注。

《許真人井銘》（局部，吳湖帆藏本）

《瘞鶴銘》（局部，李國松藏本）

《淳化閣帖》卷九（局部，紹興國子監本）

《鳳墅帖》（局部，梁清標、張伯英藏本）

上海圖書館除了震驚世人的「藏品」之外，還有一批為之殉道的「苦行僧」。20世紀五六十年代，潘景鄭、顧廷龍、翁闓運等前輩就曾對上海圖書館碑帖開展了初步的整理與研究，從中挑選了一百餘件頂級善本，冠以國家一、二級文物之名。1954年，潘景鄭先生編制出《合眾圖書館石刻拓片分類目錄》，還將畢生收藏的兩萬餘件碑帖無償捐贈給上海圖書館。此外，張彥生、王壯弘等碑帖鑑定家對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徵集工作幫助不小，徵集善本散見於《善本碑帖錄》《崇善樓筆記》記錄中。此後由於1966年等多種歷史原因，上海圖書館的碑帖整理與研究中斷了三十多年之久，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才重新恢復，並成立碑帖整理研究課題組，最初的成員有孫啟治（顧廷龍助手）、陳先行（顧廷龍高足）和筆者三人，當年的筆者就像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為了愛好碑帖的志向，在老師們的帶領下，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曠日持久的「碑帖苦旅」之中。

如今，上海圖書館碑帖整理研究工作開展已經25個年頭，許多新近發現的善本正通過《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碑帖珍本叢刊》等圖書予以公布和影印出版，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還會有更多的上圖碑帖精品與讀者見面，讓我們共同期待金石復興的美好夢想變成現實。作者：仲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