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魔都怎麼了（一百年造就的魔都）

2023-10-14 05:11:08

文·熊豐

說起老上海，人們會想到冒險家的樂園、萬國建築博覽會般的外灘、紙醉金迷的社交舞會，再或者是諜戰故事的發生地。時至今日，上海依舊是中國的經濟金融和航運中心。宏大敘事的背後是和所有人息息相關的問題：為什麼今天的我們從全國各地來到上海讀大學？人們又為何選擇來上海打工、求職進而安家置業？

人們都知道上海近代的榮光得益於開埠，得益於租界和「十裡洋場」。可是，回到1840年的歷史現場，英國人為何會選擇名不見經傳的上海作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一同開埠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都是歷史名城，為何卻是上海在開埠之後一騎絕塵？

「昨日種種，皆成今我」，要想理解我們今日所身處的這座城市，都需要回到過去。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帶讀者回到19世紀，最終停留在1949，且看這座城市如何在百餘年的時間裡創造了屬於她自己的奇蹟。

18世紀的最後一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了。盛世之下，卻是暗流湧動：吏治敗壞、貪汙盛行、軍備廢弛。「內卷」這個概念在中文世界最早的出現，就是被用來形容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

歷史的進程來到19世紀。清帝國的統治者依舊以舊日的眼光審視世界，除了邊陲地區的少數叛亂，其他時候都是歲月靜好。對外貿易被認為是一個危險的舉動，更增加了清帝國的管理難度。因此，從1757年開始，清朝便規定只允許廣州一口通商。

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西方國家的生產力迅速發展。到1840年，英國的工業生產值更是佔到了全世界的40%。商品被源源不斷製造出來，英國人要給他們的商品尋找新的市場，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企業出海」。他們把眼光瞄準了中國，這個擁有數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

如此龐大的市場，只有廣州一個貿易口岸，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廣州的貿易被清政府嚴格把控，稅負極高，英國人必須尋找新的通商口岸。

1832年2月26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號從澳門起航，意圖對中國的海岸線做一次深入調查。內容涉及商業、地理、航運與軍事等多個方面，並期望能說服沿海的地方官員同意貿易互市。阿美士德號一路北上，途經潮汕、廈門、福州、舟山、寧波這些早已被西方人熟知的中國城市。

然而，貿易請求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絕。地方官員紛紛表示，天朝上國什麼也不缺，並嚴禁船隊接觸當地百姓。阿美士德號只得一次次悻悻而歸。

在最初的規劃中，寧波就是本次航行的終點站。然而，英國人看著滿船的貨物，實在不願意這樣空手而歸。於是又額外增加行程，繼續北上，將船開到了先前西方人都不熟悉的長江口碰碰運氣。

阿美士德號先到了崇明，隨後在吳淞口停泊了數日，由吳淞口駛入上海。這個彼時尚不為西方人所知曉的港口，令阿美士德號的船員們震驚不已，他們觀察到，僅僅7天裡就有400艘商船從吳淞口駛入黃浦江，體量都在100到400噸之間。其中包括了運載麵粉、大豆的北方船隻專程從遙遠的天津與遼東駛來。然後是輸送各類海貨、茶葉或海外商品的南方船隻，分別從廣州、福建和臺灣等地趕來。

英國人以各種理由拖延逗留，用半個月的時間對上海一帶的交通進行了縝密調查。他們意識到上海是中國內貿南北海運的重要節點，並且上海背後有廣袤的腹地和極其便利的內河航運體系，能夠將海運的物資經內河航運，迅速地運抵當時長三角的經濟中心——蘇州。

在火車出現以前，水運一直是最經濟的運輸方式。雖然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壓抑了對外貿易，但是大量的內貿依舊以海運的形式存在。中國的東南海域水面寬廣，因此廣東、福建的船隻大多體積較大，吃水較深；而黃海、渤海的海岸線則多礁石，要另換吃水淺的船隻才能通航。正因為南北船不能相通，只能在上海將貨物中轉。因此，早在開埠之前，上海的十六鋪碼頭一帶就有了「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的美譽。

如此發現，讓英國人欣喜若狂。阿美士德號的船長斷言，一旦開埠，上海就將取代廣州，成為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商業中心。不僅如此，沿途廢弛的軍備、生鏽殘破的炮臺、營養不良且缺乏操練的士兵，這些狀況也都被阿美士德號看在眼裡。在隨後提交給英國政府的報告裡，船長寫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堅定、訓練良好的士兵，或者更少些，就可以徹底消滅比五百人更多的中國軍隊。」並且英國應該通過武力手段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不恐嚇那個衰弱和可鄙的政府，採取商議的辦法，將會得不到任何結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組成的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一艘（英國）戰艦」。

1920年到1925年間，上海街頭。

在後來的鴉片戰爭中，英軍的作戰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阿美士德號的考察報告為決策依據，戰爭的進程也確實如預料的一般。1842年，在英軍戰艦的威逼下，清政府籤訂了《南京條約》。1843年，上海開埠。

從此，上海不再只是東南沿海的一個普通市鎮。它被裹挾著進入全球貿易和生產分工，卻也在這個過程中大放光芒，將自己被壓抑已久的天賦展現得淋漓盡致，成了比肩倫敦、巴黎、東京的全球城市。

《南京條約》籤訂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被闢為通商口岸。五口皆位於東南沿海，論知名度、外貿經驗、城市底蘊乃至港口條件，上海似乎都是其中最不起眼的。然而，開埠僅僅十年後，上海的進出口額就異軍突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

何以如此？紅花需有綠葉配，港口的興盛與否，需要其腹地的支持。

先看廣州。雖然廣州有著悠久的對外貿易的歷史，但是它偏處華南。對外貿易中，中國主要出口的產品是絲綢和茶葉，這些物品的主要產地在江浙、福建一帶。從江浙、福建到廣東，在那個沒有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年代裡，沿途山巒起伏，只能跋山涉水，交通十分不便，徒增成本、耗時費力。廣州先前在對外貿易中的首要地位，是基於清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經濟規律。五口通商以後，廣東省外的貨物，基本都不再由廣州出口。

福州和廈門的情況比較相似，在出口方面，其腹地除了茶葉外，並沒有太多其他的商品可供出口。且福建多山，省內外交通不便，外省物資較少由福建出口。就進口而言，福建相對貧瘠，人口少，市場容量小，對外國物品的需求也有限。

再看寧波，雖然寧波有著良好的港口條件，但一樣受制於腹地。寧波位於杭州灣的南岸，浙江富庶的地區是杭嘉湖平原，位於杭州灣的北岸，既是絲茶的產地，又是洋貨的購買主力。但是從寧波到杭州，「五百數十裡，河窄壩多，裝貨有限」，因此杭州湖州一帶的商人鮮少來寧波做貿易。

那麼，中國最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以及太湖平原的蘇錫常，這些江南核心區的商人，將出口貨物運往了哪裡呢？答案自然是上海。

中國的海岸線分布在東部沿海，而長江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水道，中國的江海航道呈T字形，上海正好處於交叉點，通江達海。江南地區密布的水網，讓出口貨物可以由水路輕鬆地從蘇州、鎮江、揚州、杭州、嘉興抵達上海。富庶的江南人對于洋貨也有著更高的購買力，同樣是經由水路，銷往江南乃至長江的中上遊地區。

面朝大海，背靠江南，這就是上海無與倫比的地利。

說到近代上海的發展，不能不提租界。開埠以後，外國人紛紛進入上海。租地問題很快提上了議程。1845年，英國駐滬領事與上海道臺籤訂《上海土地章程》，英租界成立。美、法兩國也緊隨其後，成立美租界與法租界。後來英美租界合併成為公共租界，法租界則依舊自力更生。

1937年到1941年間，公共租界，外灘。

關於租界，有幾個問題需要說明。首先，租界不是殖民地。《上海土地章程》裡說得很清楚，租界不是被割讓的領土，而是清政府劃給外籍僑民居住的特定區域，土地的所有權依然歸中國政府所有，外國人使用這片土地，需每年給清政府繳納租金。以現在的眼光理解租界最好的參照物就是使領館，比如淮海路上的各國領館，自然是中國的土地，但是各國政府對領館範圍內的各項事物有管轄權。

其次，租界最初的性質是外國僑民居住地，清政府樂得給出一塊土地，以便把這群洋鬼子和中國人隔離開來，並且規定華人不得在租界內居住。

但太平天國起義改變了這一切。1853年3月，太平軍佔領了南京，大半個中國陷入了戰爭與恐慌。9月，上海本地爆發了響應太平天國的小刀會起義，上海縣城失守，大批華人湧向租界尋求庇護。租界將男性僑民組織起來，成立「上海義勇隊」，也就是後來的「萬國商團」。在停泊在黃浦江邊的各國海軍力量的幫助下，「上海義勇隊」成功守住了租界。

在後來的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軍北伐乃至淞滬抗戰中，「萬國商團」一次次地守住了租界。上海租界，正如此後一個世紀反覆上演的劇情那樣，成為戰火中和平的孤島。渴望逃離戰火的各地百姓，紛紛湧向租界。從1853年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到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其間上海租界的人口增加了11萬人。

逃亡上海的人群中，有江南的地主與富戶，他們給上海的商業帶來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有能工巧匠，他們為產業的發展帶來了高技能人才；還有流離失所的難民，他們為工業和服務業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

起初排斥華人進入租界的洋人，也在這個過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機：他們居然成為了這個古老國度的新地主，只要將房屋租給華人，就可以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有錢能使鬼推磨，各國領事紛紛取消了華洋分居的條款，允許華人進入租界。

大量人口的湧入，給租界的管理帶來了挑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和法租界的公董局應運而生。工部局的英文名是「Municipal Council」，照理應譯為「市政委員會」，但當時卻被譯為了「工部局」並流傳至今。起因是在當時的中方譯者看來，「工部局」的職責很像中國古代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中的工部，掌管工程建設，如屯田、水利、交通等等。工部局最初的職責也確實是從修路、造橋、建碼頭開始，逐漸擴展到收稅、派警維持治安，進而覆蓋租界生活的各個方面。

工部局和公董局的管轄範圍越來越大，儼然成為租界的市政府。雖踐踏了清政府的主權，卻也帶來了西方的管理經驗和法治體系。工部局和公董局解決了租界的行政和管理問題，但是華洋雜居，各類糾紛自然不可避免。為了解決司法問題，會審公廨——這一租界內的地方法院應運而生。

會審公廨的主審官由清政府委派，陪審官則由英美等國的領事兼任。在會審公廨內，西方的陪審官引入了大量西方的法律制度，比如在訴訟中允許律師辯護；在審訊中減少刑訊逼供，更加注重證據；在處罰時儘可能避免採用打幾十大板等肉體刑罰，而是改用罰款、拘押等等。

租界也成了進步人士著書立說反抗大清的根據地。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發表，明確表示要推翻清朝，建立「中華共和國」。清政府震怒，急欲除之而後快，要求租界當局引渡鄒容，甚至不惜以重金賄賂，被租界拒絕。案件最終被呈交會審公廨，雙方聘請律師唇槍舌劍。擔任主審的上海知縣要求判處終身監禁，遭到英美陪審的反對，最終經過半年的博弈，鄒容被判監禁兩年，關押提籃橋監獄。雖然鄒容最終還是因為各種原因在監獄中病故，但革命的火種已然點燃。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面積總和，最大時接近5萬畝。全國其他23個城市的租界面積加起來，也不過3萬畝。不論是面積，還是存在時間，上海租界都遠超全國其他租界。

1942年，佔上海僅6%面積的租界卻已經集中了上海62%以上的人口。次年，日軍進駐，租界成為歷史。1852年，上海的人口不過50萬，到1949年，人口已達540萬，其中本地戶籍僅佔15%，非本地佔85%。一百年間，人口增加了10倍。同樣的人口增速，放眼世界，也是絕無僅有。

人有初心，城市的起源也有其原動力。中國古代，城市的興起大多源於軍事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例如北京的起源，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由西北轉向東北，帝國的首都作為鎮南和御北的要塞，要及時回應這種軍事威脅。因此，中國的政治中心從漢唐時期的長安轉向了北京。

上海的起源則是經濟性的，是一個在全球貿易過程中以港興市的過程。上海開埠後，首先出現的是碼頭，隨後以租界為中心，經銷進出口貨物的店鋪相繼開張。遠洋貿易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西方各國紛紛在上海開設銀行，而江浙一帶逃難而來的地主則開設錢莊。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上海迅速成為全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有了錢的人們開始追求精神生活，電影、唱片、出版等文化產業也都在上海孕育而生。

在第二產業方面，起初是服務於進出口貿易的船舶修造業，隨後服務於衣食住行的麵粉廠、紡織廠、食品廠、自來水廠、電廠也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是甲午戰爭失敗後，《馬關條約》規定外商可以直接在通商口岸設廠，列強於是紛紛在上海開辦工廠。

工業的發展需要產業集聚，以上海最為發達的產業麵粉業為例，麵粉業在上海的發達，首先是交通便利，安徽和蘇北的小麥可以經長江和大運河抵達，華北的小麥則可以經鐵路抵達，外銷也有方便的海上交通。其次是上海的金融業發達，為辦廠和購置機器提供了資金支持，各類機器在上海也很容易買到。再次是上海有很多前來討生活的廉價勞動力，和改革開放後從內地到沿海打工的農民工一樣，能夠滿足工廠的用工需求。最後是同行業的各類企業集中分布，互相分工合作，構建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到了後期，伴隨著城市的發展，上海的地價貴、房租高、工資高，但因為上海少遭戰火且有著產品生產所需的完備產業鏈，很多本應遷出或者應開在原材料產地的企業仍舊在上海設廠。

甲午戰爭後，上海不僅是商業的中心，還變為製造業的中心，工業產值長期佔全國工業產值的50%。但這種因貿易的需求而發展起來的第二產業，使上海的工業結構一直以輕工業為主。一直到1940年代，紡織、食品兩個工業部門的產值仍佔上海工業總產值的70%。到1949年，輕紡工業比重為88.2%，重工業11.8%。

從185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裡，上海對外貿易也一直佔據了全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個別年份甚至佔到80%。上海從全國各地吸收原材料、土貨以供出口和上海的輕工業加工，又將數量巨大的舶來品和上海產的工業品銷售到全國各地。

在當時的經濟結構中，之於廣大內陸地區，上海扮演的是城市的角色。但在全球貿易中，上海扮演的卻是世界的農村角色。1933年的海關統計顯示，上海出口的商品中，農產品和原材料佔33.1%，初加工的麵粉、棉紗、香菸佔66.6%，深加工產品幾乎為0。有人形象地形容上海的對外貿易為「廣搜各地土產，統辦全球貨物」。

1920年代，日本作家村松梢風數次造訪上海，他親眼見證了霓虹燈下的汙穢、徹夜的舞廳與弄堂裡的刺殺。上海的光怪陸離和人間百態讓他驚嘆不已，回到日本出版了《魔都》一書，以記錄自己在上海的所見所聞。從此，「魔都」成了上海的別名。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舊日的政治經濟秩序土崩瓦解，外國資本家、傳教士陸續離開這片耕耘了一個世紀的土地。舊日的證券交易所被關停，資本主義紙醉金迷的跑馬廳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

時間的腳步不曾停歇，在時代的大江大河中，上海獲得更輝煌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