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關係主體的三種能力如何理解（司法過程中如何處理情理法關係）

2023-10-04 16:17:58 4

中國人的傳統法觀念是一個複合的、多元的觀念體系；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國法」和「人情」的三位一體。那麼，中國傳統法律在三者之中處於什麼地位呢？在一些學者看來，在法之上還有天理、人情。而這些規範之間並不是相互獨立和封閉的。如果以「天」為「彼岸」，「人」為「此岸」，則「天理」架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岸，「國法」居中連接兩橋，於是乎「天人合一」也就實現了，即實現了「天理」「國法」「人情」的「三位一體」。這就是古代中國的法理學。同時，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後順序排列也斷非偶然，而是反映著人們對其輕重關係的一定認識。在中國人看來，「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謂「人情大於王法」。由此，「法律」與「情理」，「援法斷罪」和「執法原情」，這些看似矛盾的東西，在古代中國法律實踐中被有機地結合起來。

以上是範忠信、鄭定、詹學農三位學者所著《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探微》一書中的創見性觀點。

在中國人看來，所謂的天理，就是天下公認的大道理，天經地義，類似於西方人所說的「自然法」。「天經地義」的內容便是禮，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由此邏輯而推演出的一切道理、儒學，儒學所倡導的「三綱五常」之所以能夠存世彌久，便是因其以思想的方式演繹出「天理」的具體要求，是順應天理、高於律理的存在。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欲、惡七者非學而能」；何謂法？「法，非從天下，非從地生，發於人間，合於人心而已」。張晉藩先生在《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一書中對這種法律意識內部關係的概括可謂一語中的：「天理體現為國法，從而賦予國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執法以順民情，又使國法增添了倫理色彩，使得國法在政權的保證下推行之外，還獲得了神權、族權和社會輿論的支撐，因而更具有強制力，這正是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統一的出發點和歸宿。」

在我國古代，判斷一個案子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理、道德，而不是考慮是否嚴格遵照法律條文。因此，法律適用會因行為人尊卑長幼身份的不同而差異，刑罰因倫理而加重或減輕，並且賦予官吏在法律上有議、請、減、贖、當等特權，人情大於法律成了理所當然。所以，李澤厚在《漫說「西體中用」》中指出：「禮俗替代法律，國家變為社會，關係重於是非，調解優於判定，『禮無可恕』卻『情有可原』等等，也就成了直到今日仍普遍存在的現象。它說明中國以『禮』教為特徵、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明已浸透到一般現實生活中、習慣風俗中，形成了超具體時代、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

時至今日，司法官員在工作中，應該如何處理情、理、法的關係呢？

研究表明，「情」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經過博弈、學習和基因承繼已經內化的一種本能反應；而「理」則是人們通過主觀努力對個中邏輯的一種抽象，是人們試圖總結和把握社會交往規律的表現；而「法」則是在上述基礎上對於人類社會合作秩序規則的有意創設，因而主觀性更強。由此可見，「法」更體現了人們自覺幹預社會生活、希望達至更好社會合作和爭取社會和諧的努力。法律作為人類的創製物，是人類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現，必定有其優點和不足。從生物進化上說，情、理、法之間，存在一個在產生順序上的遞進然後並存的局面。不管我們如何讚美和推崇人類的理性，但每當危難來臨時，卻經常憑著直覺和情感行動而把理性棄之不用。對此，美國思想家漢密爾頓說：「如果沒有約束，人的情感就不會聽從理智和正義的指揮。」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而司法人員應具有的是技術理性。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關鍵不是司法人員在案件處理中排除個人感情，而是在於理性防範和控制個人感情對案件處理的消極影響；必須注重縝密的邏輯，謹慎地對待情感因素。

事實上，生活中所謂的「法不外乎人情」並沒錯。這裡的「人情」，不是指人情世故和私情，而是特定社會時期人類普遍擁有的情感，而由「民情」發展而來的「社會習慣」便是法的重要淵源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國法律從立法民主化、人本化上保證了「法不外乎人情」的實現，從而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性、反映民情、表達民意。而人們所主張的「法不容情」，指的是司法不應夾帶私情。在司法實踐中，個別司法人員存在教條、機械適用法律的問題，由此造成了群眾對判決的質疑。對此，必須注意法律的普遍性與個案的差異性的統一，要通過法律文書說理和法治宣傳，讓司法人員和群眾之間不同的思維形成共鳴，讓司法人員職業思維成為雅俗共賞的「大家之作」，從而促使公眾理解司法人員，尊重司法機構，自覺履行生效裁判。（檢察日報 河南省柘城縣法院 張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