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人品（戴海斌不為辯護）

2023-10-04 11:20:48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戴海斌

一

錢穆治學「主通不主別」，標榜「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而在他批評「務為專家，惟求西化」之列的傅斯年，實頗具一種「通人」氣象。蔣廷黻便說，傅斯年論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的確，言有所本而眼光通達，是傅氏言論的一大特色，但在具體研究中，他似更重視史事的橫向關聯，多次強調史事與周圍的聯繫超過其與既往的聯繫，以為「古代方術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係更密；轉來說，宋儒和他們同時事物之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係更密」（羅志田：《語語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在錢穆記憶中，北伐後暗中操控北大歷史系的傅斯年主張「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兩人為此頗有些衝突。傅斯年本人對中國古代史研究造詣最深，以「文明多元起源論」重建上古史譜系的學術貢獻為人稱道。他所領導的中研院史語所成立了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三個研究組，發掘新問題，搜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一秉「舊域維新」宗旨，所處理的「漢地之歷史語言材料」尚未及一般意義的「近代史」範疇。

傅斯年（1896-1950）

從學術建制角度看，同在中研院體制內，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社會科學研究所似有某種分工的默契。1943年1月，傅斯年致函時任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內稱：

原來在北平時，弟感覺社會所之亦治史學也，曾與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明清兩代經濟史，以其經濟方面，或比史之方面為重，歸社會所。明清以前者，以其史學方面比經濟方面為重，歸史語所。敝所全照此辦，故全漢升君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弟阻止之，而近百年之史事書籍，敝所遂未購置大略。弟近擬作一文，所中求《曾文正公家書》、《張文襄全集》亦不可得！而社會所似亦未為近百年史設備也。（《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337頁）

1934年，以陶孟和為首的北平社會調查研究所遷南京，更名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由民間學術機構，一變為國立中央研究院下屬研究所，其工作偏重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同時延續經濟史和社會調查。按傅斯年說法，社會所「亦治史學」，關於研究主題及其「設備」（史料），與史語所應有所分工，究而言之：明清兩代經濟史（「經濟方面」重於「史之方面」）、鴉片戰爭後「近一百年史」及史料，均歸社會所；明清以前經濟史（「史學方面比經濟方面為重」），歸史語所。此種分工的公開理由在避免「史學」一科「重複之問題」，但實際操作起來困難重重，至抗戰後中研院內遷，矛盾更加激化，傅、陶關係一度「形同寇讎」，以至需要院長出面調停。這背後除了學科壁壘、個性衝突，更體現不同學術陣營間「爭奪」有限學術資源的本質特徵（參看陸遠：《傳統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商務印書館2019年，59頁）。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傅斯年遺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無論如何，傅斯年及史語所不治「近百年史」，似是事實。近檢《傅斯年遺札》，重讀一通作於「四川南溪李莊」的「傅斯年致鄭細亞」長函（抄件，1944年1月23日，檔號：1:1525），引起極大的興味。全函起首言道：

我很詫異的是你對中國近百年史事有許多熱情，而所知者又偏偏如此的少而錯誤！其實這難怪你一人，這一類書實在太少了，你們所用的教科書，大概是「五卅慘案」以後寫的。論史事要得到「平情」二字，太不容易。（《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467頁）

函內答覆者，多關係「中國近百年史事」，尤其近代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內容，全篇洋洋近五千言，不厭其煩，直抒己見，一一辨正。函末附言：「關於這些歷史的事，我請你先看幾部書，再下斷語，我信中決不能全寫下來。若寫明白，必將這故事的曲折寫下來，這便自成一部書！」

要請你看的是：

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資料輯要》（上冊、中冊）。這書全用中國資料寫的。蔣氏是現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他有一冊小書，名字是《中國近代史》，也可以看看。前者商務出版，後者重慶青年書店出版。

如不能得上者，請看：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鴉片戰[爭]在內，商務出版）、《中國通史》（下二）（英法聯軍事在內，北平文治學院刊）。

陳恭祿之《中國近百年史》，我未曾看，這些事大約也說得不錯。

在近代史學者中，傅斯年最推崇蔣廷黻，以為「現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自1930年代中，傅、蔣二人開始熟識，在公、私兩方面，均多有交誼（參見《傅斯年遺札》第二、三卷，1023、1265、1315、1378、1634、1770等頁）。1939年，中研院改選評議員，傅斯年擬推胡適之、陳垣、陳寅恪、朱希祖、金毓黻、湯用彤、顧頡剛、蔣廷黻為史學候選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205頁）；1948年，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他所提名的「史學」人選，蔣氏亦在其列，且作高度評價——「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蔣廷黻（1895-1965）

按民國史家所謂「近代」或「近世」，約有兩種不同看法：第一種認為新航路發現以來，世界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係較前不同，是為中古史與近世史分界，「故近世歷史的範圍，實包括每三四百年來的歷史」，此派以鄭鶴聲《中國近世史》為代表；第二種認為歐洲產生工業革命，中國與西方發生新的關係，以中國言，鴉片戰爭後方系近代史的開始，此派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代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傅斯年討論「中國近百年史事」，基本取第二種說法，惟需注意的是，兩種方法的「起點」固有差異，然定義「近代」的標準實無二致——均以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變化程度作為標尺。

二

鄭細亞「長信」，針對傅斯年發表於重慶《大公報》（1943年11月29日）的《戰後建都問題》一文而來。抗戰後期，國內出現關於「戰後建都」問題的大討論。中國自古有「以天子守邊防」之說，那麼，中國未來的邊防在何處，一些學者由此展開思考，當時各界主張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慶、西安、長沙、武漢和洛陽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為多數（參看新中華維聲社編《中國戰後建都問題》，中華書局，1946年）。傅斯年認為，凡一國之都城，應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處」，而戰後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日本戰敗後中國在海洋之上再無敵國，海上強國英、美都是中國的盟國，故而「一百年之『海禍』，將以鴉片始，以『抗戰』終」，然而陸地問題的解決，「決不如此簡單」。他說，戰後建都「若照東漢安樂主義的辦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文章引據歷代王朝建都的史事，主張國人鼓起勇氣，效法漢唐定都長安的精神，把國都放在與「強鄰」接近的地方。這篇文章也很快引起反響，據傅樂成回憶，「這篇文章發表後，曾有若干讀者與孟真先生通信，討論這個問題」。（《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1963年）其中有位「鄭君」，即鄭細亞。他只是一個不知名的讀者，傅斯年回信卻鄭重其事，大加發揮，信中引經據典，條分縷析，仿佛他的政論文章，「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一切都是娓娓道來。

新中華維聲社編《中國戰後建都問題》（「新中華叢書」之一），中華書局，1946年

為說明近代事實，溯流追源，「不能不先說明所謂『大清帝國』之版圖是怎樣」。傅斯年指出，「民國是滿清帝國的合法繼承人，這些領土之喪失一部分是在民國初年，大多是在清朝的」。關於清帝國之「政治疆域組織」及「朝貢邦」具體分類如下：

①直轄區。有兩京（京師、盛京。盛京區域甚大，包括整個的洋人所謂「滿洲」。）各直省（直隸與十八省、新疆。）

②土司。（在西南各省及西康、青海各地，分別受地方官節制。其在雲南邊外者，每每有名無實。）

③外藩。（親藩則有內蒙、西蒙、西北蒙各旗，不立汗，扎薩克[即管理大臣]或有或無，但均統於各駐在地將軍、副都統之下。遠藩則有喀爾喀蒙古[即所謂外蒙古]，置辦事大臣，又於其西設各將軍。青海，置西寧辦事大臣。西藏，置駐藏辦事大臣。伊犁將軍，兼轄以西各藩。）

④藩屬。（朝鮮，無官駐紮。敖罕[浩罕]、布哈拉、基華[今皆蘇聯中之共和國]、吉利吉思[即哈薩克，今蘇聯之Kharsakstan共和國]，以上各部無官駐紮，但均節制於伊犁將軍，故乾隆平定準部之後，中國疆土，直達裏海，一如唐高宗天后時。）

⑤朝貢之國。此是「天朝」之特別玩意兒，西洋未有。至多的解釋是有「宗主權」（Suzerainty），不能謂有「主權」。這個範圍大極了，西有阿富汗，西南有不丹、哲孟雄（大吉嶺在乾隆時已為英吞，清朝不知），尼泊爾（國民政府在南京時尚入貢一次）、緬甸、暹羅、蘇祿（呂宋之南）、蘇門答臘、安南（他的土酋自己稱大越皇帝，至法侵其南，有依清廷意，始恭順。）、馬六甲（其一部也）的若干土酋（為荷蘭所佔，英國交換得之。）、爪哇、琉球（在萬曆間，琉球又稱藩於日本之薩摩國。）……說起來多得很。

在傅斯年看來，前四種「政治疆域組織」系屬清帝國領土範疇，因「皆有管理權者，雖直接、間接大有層次，皆可謂之疆土者」；至於「朝貢之國」，既是「天朝」傳統特產，且有內部層級差異，專門加以注釋說明：

此一類中，封、貢二字亦不同。貢者之中，常有全不相干者，只有「封」王一類，乃可謂真有宗主權。緬甸與清在乾隆末以前無甚關係，乾隆中大討伐而打敗，及暹羅獨立，然後向中國入貢，迄未若朝鮮、安南，於王即位時請封也。故在此一類中，琉球最親，緬甸則並暹羅亦不如也。

為了解說封、貢之別，傅斯年特別舉了緬甸的例子。他認為，緬甸在明朝，「確是藩屬（近於土司性）」，在清朝則不然，乾隆時期，緬甸強盛，徵服四界，明朝的撣部如宣慰司已為所並，清廷大舉伐之，大敗而歸，「只弄到一個長期入貢的條件」。從歷史和國際法兩方面立論，他對鄭細亞清楚表示：「中國對緬甸，既不能要求『主權』（sovereignty），亦非其保護國（protectorate）。史實，你可看任何有權威的史書；法律意義，你可問任何研究國際法者。」

近世西人東來，「萬國梯航成創局」（郭嵩燾語），給中國固有「天朝體制」帶來巨大衝擊。約在同時期，傅斯年作有另一名文《天朝—洋奴—萬邦協和》（《大公報》1944年4月2日），批評也正是這一種「國體」。文中揭出「歷代的中國，除去宋遼一段似乎有點平等國交以外，也是不承認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國分立、平等交往的，漢晉隋唐這樣，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並舉馬戛爾尼使華時乾隆帝致英王的回信（兩通上諭），以及辛丑議和中流亡西安的宮廷嚴飭李鴻章「力爭外使初覲坐黃轎」的諭旨，說明「天朝的寶座，不肯輕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場，不是輕易改變的」。但是，嚴酷的近代國際競爭，絕不會留給中國完全自外於世界的空間，而是以「火與劍」的方式促成中國社會的變化，也極大改造了中外交往的形態——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數十年間，與外國人的糾紛，常常由『天朝體制』而起。……這立場，這寶座，終於幾度在戰艦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後，辦洋務者成為一個新的物種，住大埠者養成一種新的心理。這個順應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地說出，便是洋奴。

以傅斯年的眼光衡之，「天朝的心理是自大（Sup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謂優越感，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謂劣賤感」，兩種心理貌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都是不能與他國共處而能處得自然的」。在1940年代中、抗戰即將結束前夕，他提出理想中的、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的現代國家應取的自處與處人之道——

中國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國的兄弟圈，自無取乎往者的兩項態度。今後的外交態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賴，而應該是萬邦協和。

傅斯年：《天朝—洋奴—萬邦協和》，（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1944年4月2日）

三

傅斯年認為鄭細亞長函中，「要緊的話，只是我論到英美的幾句話，尤其是關於英國的」，故回信主要針對此點申發。可由現實和歷史兩端言之。

就現實來說，傅斯年相信「今天英國是我們重要的盟友，而且不平等條約除一點外，業已結束，治史學的人，應該竭力持平的」，兼以預測二戰「以後的世變」——「一國之外交政策，最好是有極好的盟友而無敵人；必不得已，也只要有一個敵人——共同的敵人！」

就歷史來說，他主要陳述了過去百年之中在「中亞」與「遠東」兩個區域「中英之糾紛」，除了中英西藏交涉外，仍以鄭函提及的「緬甸」為例——

緬甸全盛時，英人已侵之，先佔其南，戰爭和平相間，百年之久，在光緒間，始滅緬甸。前此中國不知，亦不以緬甸在心上。光緒朝，中國稍知外事，其時駐英公使為曾紀澤（先）、薛福成（後），始向英廷抗議。英廷問，中國與緬甸關係若何？曾以入貢答，英外相說「印度政府代入貢」，以後只言於光緒廿年進貢，但未實行。你所謂緬甸，其實情如此。不過邊界上我們確曾大吃了一個虧，直到現在北界未劃，這是我們在中亞區與英國的糾紛。

前述傅斯年對於「朝貢之國」，特別注意封、貢之別，他以為清朝並不了解緬甸國情以及歷史上的中緬關係，而單方面將外邦「入貢」，視作為其擁有「主權」或「保護權」的法理依據，此皆不足以幫助它在近代中緬界務交涉中取得主動，反而「大吃了一個虧」。曾紀澤在倫敦與英國外交部辯論，後者以「印度政府代（緬甸）入貢（清朝）」反駁其說，傅斯年評論道：「這真是一個笑話，有人解釋，如此說來，英王乃清帝之藩屬（英國哲學家羅素原有此語）。」他不得不承認，「總說起來，緬甸是封貢邦，而非藩屬，然邊界上吃大虧則是事實」。

曾紀澤（1839-1890）

至於「遠東」方面，據傅斯年之界說，「最廣義的是新嘉坡以東，狹義則指中國海以北，以廣義言，新嘉坡、馬六甲，是英人與荷蘭交換的，此不在我所謂『過去百年』中，可勿論」，他以為近百年中英糾紛之「最大」者，為下列各事。

一、鴉片戰爭。

二、葉名琛事件與大沽口之戰，圓明園之焚。（英法聯軍）

三、威海之租借。

四、義和團事件。（九龍擴界在此中）

同函分析起源，「前二事皆為由商務爭執而演成實際戰爭」，「英國人所欲者為『商』者，含有優勝意義之通商；清廷仍擺那個天朝的架子，而且太無知識」（舉的例子是葉名琛，說他「一切待呂祖降乩，釀出那樣一個大戰事」）。傅斯年總結說，「用兵的先是我們，宣戰的乃是他們」，「這兩件事的起源，自然兩方皆有過失」。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調和之論，他進而解釋如此持論的理由——

我所謂過失者，我們擺架子。他們要優惠的通商，打了兩個「不需要」的戰爭，（他們的輿論認為不需要）以錯中又錯，收穫適出於始料之外。我說這些話，全不是為英國辯護，只要喚醒，這樣錯中錯的辦事，今後仍彼此值得警戒。你如果知道這兩件事的經過，便應知我所謂「以經濟發展為動力」而「非發展領土欲」是不錯的。

關於後二事起因，以傅斯年的表述，英國是「與人比賽」，換用今人話語，即處「列強瓜分中國狂潮」之中而不甘人後，「他的動機自然全是為自己，怕自己得到不多，而他人多得」，從實際結果分析，「威海是海軍據點，非經濟據點，港九兼兩者之用」。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中，英國與其他七國一齊用兵，傅斯年以為仍有所區別，前者「確曾幫了中國些忙，和緩俄（當時佔全滿洲）、德（主大罰中國）」，至於香港九龍「新擴之界」，誠不可諱，同時也反映英國對華政策宗旨所在——

然在當時情景論，如果英國之欲不在經濟發展而在領土欲，在廣東割一府，乃至再南方割幾省，亦豈做不到？他以自私的原故未曾做：一、怕他國也割。二、不關商業，不感興趣。這誠然不是他的德行，但未發展領土欲則為事實。

年輕衝動的鄭細亞在信中說了許多感性的話，傅斯年批評「你那要殺英國人的話，若長在心上，若青年人都如此，真是此後之隱患。而你信中的一套議論實在全是為此感情所刺動，又為誤謬的史地書所誤了」。基於史實分析，進而指出來信者「對於經濟侵略與領土侵略兩事，似分不清楚」，據其歸納，「這兩種的分別是很明白的」，各自辦法無非是——

先得據點與優惠條件，然後做合算的買賣。地方的經濟，皆受其影響，並設法不使本地工業發展。這就是從土耳其到中國、日本（日本以前也曾有過不平等條約）的經濟侵略策。其辦法是，除非商業大受影響，不用兵，即用兵，亦為示威之用，不取滅國瓜分的念頭。以為滅國瓜分之事不上算也。若英國之對南非、印度、緬甸，法之對安南，俄之對波蘭，日本、帝俄之對中國，則領土侵略。

如果說，英國在遠東，如傅斯年所言，「過去一百年之中英糾紛，都以『經濟發展』、『與人比賽』兩個觀念為動力，英國從未曾在遠東發展過領土欲」，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誰把中國土地佔去最多？」

清末反映列強瓜分中國的圖像作品《時局圖》

四

傅斯年《戰後建都問題》一文，以古喻今，表述遷都的理由很多，「工業化」和「國防」是兩大最要點，他雖然含蓄地表示「我們若以蘇聯為假想敵，可謂至愚，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不與鄰邦起任何糾紛」，但文中主張遷都北方，控制「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

強大的蘇聯，與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地域接壤，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更該趕快工業化這個區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變為頑冥之慮。大率兩個國家，接觸近，較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較可忽略二無事生事。遠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頭而生侵略。

按抗戰以前，日本侵我最亟，傅斯年在《獨立評論》連續發表言論，以鼓吹抗日為重心，反對華北特殊化；抗戰初起，中蘇關係靠近，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蘇兩國結為「盟邦」。據傅樂成觀察，「孟真先生對於俄國，無論帝俄或蘇俄，都從來沒有恭維過」。鄭細亞來信辯論近代「外患」，傅斯年回信提示；「請你看誰並了中國領土最多？」這一以歷史縱深眼光看問題的論政風格，即如他自己所說，「吾輩批評時事，猶之批評史事，豈容局於一時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傅斯年認識到，「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後，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之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有鑑於此，決定集合「興會於史學之人」，持問東北，以濟國事——

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然而前途之鬥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繫於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係於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於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東北史綱·卷首引語》，1932年）

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

同年10月6日，致函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謂：「弟自遼事起後，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無以報國。近所中擬編關於東北史事一二小冊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國難，廢業則罪過更大，只是心沉靜不下，苦不可言。」（《致王獻唐》，《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03頁）信中所說的「小冊子」就是尚在醞釀中的《東北史綱》。其時邀集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少壯學人，以現代方法編撰一部東北通史，以使國人從「酣夢」中醒來，並駁斥日本學者提出的「滿蒙中國領土論」。傅斯年執筆之《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自最初期至隋前）》後由中央研究院出版（《東北史綱》原定五卷，除傅著第一卷外，第二卷為《隋至元末之東北》，第三卷為《明清之東北》，第四卷為《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第五卷為《東北之外交》）。因限於「以問國人」的目標和「倉促屬稿，只具間架輪廓」的客觀不足，《東北史綱》行文難免「紕繆疏漏」，刊布伊始即在學界引起熱議，並受到來自鄭鶴聲、繆鳳林等人的嚴厲批評。

傅斯年致鄭細亞（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467-1475頁

蔣廷黻負責的《東北史綱》第五卷上篇，後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上）——從順治到鹹豐》為名出版（《清華學報》1932年第8卷第1期）。此文秉持蔣氏一貫觀點，即「東北問題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之下，而其困難反有過而無不及，我們應該早為預備」。文中重點揭示帝俄借用歷史上與清朝的特殊關係，籤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俄國在太平洋沿岸拓展勢力，列強角逐因之加劇，「《璦琿條約》的嚴重在我國外交史上簡直無可與比擬者」，「現在的東北問題即種根於此」；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與英、法「爭執的中心」全在北京駐使、內地遊行、長江通商等權利討價，而以此為代價放任「東北土地的割讓」，「這種努力的發展、方法及終止的原因是我國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劇，同時也是一幕大悲劇」。此文多數論點被傅斯年接過，體現在其後來回復鄭細亞長函中。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單行本（1932年12月）

學界指向《東北史綱》批評，給予傅斯年不小的刺激，他也一度「屢思重加修訂」，而且在後來著述、書信中坦承放棄了書中的一些觀點。但從「民族思想」脈絡看，即便作文回應或改訂舊作，只不過是一種史料補充和論證細節的調整罷了（參見其未完成著作《中華民族革命史》，並參陳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觀及其在〈東北史綱〉中的運用》）。傅斯年在1930年代，相信「歷史一科與民族主義之密切關係，本是不待討論的；當前的問題，只在用何方法使歷史教育有效地、有益地啟發民族思想」（《閒談歷史教科書》，1935年）。至1944年，回復讀者的辯難，他批評「你們所用的教科書，大概是『五卅慘案』以後寫的」，強調議論史事貴在「平情」，又皆針對民族主義思潮而言，進而表達自己的基本立場：

我們根本不應該今日在恨人（除倭賊以外），我們要以五十年的工夫培植實力，在培植實力中，對外是要協和的！

從「民族革命」的歷史回顧，到「萬邦協和」的願景表露，在在深系傅斯年的家國情懷，而這些抒發胸臆的文字背後，也流動著王汎森所言那一種現代歷史學家「面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三聯書店2012年，198頁）。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