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羊皮書的討論（灰皮書的由來和發展）

2023-10-16 21:30:43

關於羊皮書的討論?「灰皮書」是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延續到1980年為止將近二十年間出版的一批特殊的書籍，是為了配合黨中央發動的針對蘇聯共產黨的國際反修鬥爭，特別是中蘇大論戰的需要當時根據中央宣傳部的安排，在中央編譯局等有關單位的規劃、編譯和協作下，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副牌三聯書店的名義)，還有商務印書館、世界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負責組織出版了這批所謂新老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都是作為「反面教材」，屬「毒草」性質，封面一律用灰色紙，不作任何裝飾，大家習慣上就稱為「灰皮書」，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於關於羊皮書的討論?我們一起去了解並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吧!

關於羊皮書的討論

「灰皮書」是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延續到1980年為止將近二十年間出版的一批特殊的書籍，是為了配合黨中央發動的針對蘇聯共產黨的國際反修鬥爭，特別是中蘇大論戰的需要。當時根據中央宣傳部的安排，在中央編譯局等有關單位的規劃、編譯和協作下，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副牌三聯書店的名義)，還有商務印書館、世界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負責組織出版了這批所謂新老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都是作為「反面教材」，屬「毒草」性質，封面一律用灰色紙，不作任何裝飾，大家習慣上就稱為「灰皮書」。

「灰皮書」均為內部發行，封面、扉頁上都印有「供內部參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樣，分甲、乙、丙三類，限定發行範圍，甲類最嚴，表示「反動性」最大，如託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購買和閱讀對象都嚴格控制。

與此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於同樣目的，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研究用的反映所謂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外國文學作品，這些書也都是內部發行，採用黃色紙封面，故又稱「黃皮書」。它和「灰皮書」的性質相同，前者是文藝作品，後者是政治理論書籍。

「灰皮書」從1961年開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數量最多，因為中蘇大論戰就是在此時展開的。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被迫中斷。1972年起又繼續出版，到1980年結束，先後共出版了二百多種。

「灰皮書」出版的目的，固然是為了配合國際反修鬥爭，但另一方面也無意中衝破了我國長期以來文化禁錮政策的桎梏，為我國廣大學者打開了一個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使他們可以作出比較研究，同時也積累了許多有用的思想資料，因而受到了學術理論界的普遍重視和歡迎。它的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是大家始料不及的。

一

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雪夫作了揭露史達林錯誤的秘密報告之後開始的，核心問題是對史達林的評價，並涉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根本看法，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走向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問題。我們根據列寧、史達林的一貫學說和主張，認定蘇共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到1960年初毛澤東主席決定公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國際反修鬥爭從此展開了。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為組長的反修領導小組，並由中宣部調集了理論界的許多精英人才，組成寫作班子，醞釀和蘇共展開大論戰。

「灰皮書」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了。因為要和別人論戰，不清楚對方的立論和觀點，不了解他們的基本思想，也就無法深入分析和批判。我們過去只知道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怎樣批判他們，卻完全不知道這些「反面人物」的具體觀點和思想。

例如蘇聯報刊攻擊我們搞託洛茨基主義，使中央領導同志十分惱火，鄧小平同志說：「赫魯雪夫誣衊我們是託洛茨基主義，非寫文章反駁不可。」可是我們過去緊跟史達林「反託」、「肅託」幾十年，卻從未系統了解和研究過託洛茨基的思想和言論。因此毛主席特別指示，要儘快把託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譯出來參考。

出版「灰皮書」的工作由中央宣傳部統一領導和部署，陸定一部長指定中宣部出版處處長包之靜同志和副處長許力以同志具體負責，並在中宣部內專門設立了一個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譯辦公室總司其職，任命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範用同志為該室主任，馮修蕙同志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國際政治編輯組，負責組織編譯出版事宜，由我任組長。

承擔這套「灰皮書」的規劃和翻譯任務的是中央編譯局。中央編譯局國際室的同志編印出一份《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謂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包括蒲魯東、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託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後來又增列了一大批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著作和資料，即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的著作。

書名列出以後，找到原著至關重要，但這項工作進行起來相當困難，因為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著作，不要說國內，國外也很難找到。

二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二十二大指責了阿爾巴尼亞黨，我們則堅決維護和支持這個反對「蘇修」的歐洲盟友，並認為歐洲幾乎所有的共產黨都已變修，成了「修黨」，漆黑一片，只剩下阿黨這一盞「明燈」。在這場國際反修鬥爭中，只有他們和我們遙相呼應。

困難時期， 1962年初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了要在國際上緩和緊張局勢，反對四面樹敵，認為我們的對外方針首先應該是要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一正確意見在不久後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看做是修正主義言論，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嚴厲批評。並與此相對，作出了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和派別的方針。

1963年7月中蘇兩黨舉行會談，不歡而散。會後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公布了和中共的分歧所在，系統地闡明了他們有關國際共運的基本觀點。我們從9月開始直到1964年7月將近一年的時間，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共同署名，陸續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大論戰文章，那就是著名的「九評」。

在「九評」的所有文章中，我們都把自己稱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或者以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名義，始終站在正確一方。這九篇批修的論戰文章，革命氣勢磅礴，當時在全國被看做是最高水平的馬列主義的典範佳作，大家都懷著自豪和激動的心情，認真學習和研讀。可是今天重讀，卻令人吃驚地發現，文中竟充斥著大量「文革」式的語言，強詞奪理，無限上綱，許多問題都需要重新審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年認為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論斷未必就是真理。

這場中蘇大論戰我們不僅是針對蘇共，也針對凡和我們持不同觀點的世界各國共產黨，把他們全部看成是修正主義黨。隨後我們又同全世界80個共產黨中的70個黨中斷了關係。

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擊的反修鬥爭，「灰皮書」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過了100種。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帶有學術理論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針對性的，以及時提供給反修寫作班子撰寫「九評」做參考之用。如《蘇聯發達社會主義的言論摘錄》、《赫魯雪夫等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謬論》等等。

這裡特別需要提一下的是，我們當時對南斯拉夫的社會改革措施，認為是「復闢資本主義」的典型，大肆撻伐。這兩年針對南斯拉夫的「灰皮書」集中出版了二十多種。我們把南斯拉夫實行工人自治，搞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發展私人企業，引進外資，加工進口零部件，出口原料，農村實行自由貿易，容許發展個體經濟等改革措施，都看成是城鄉資本主義泛濫復闢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今天完全可以說，我們是把是非黑白全部顛倒了。

從這個時期「灰皮書」的出版狀況可以看出，這幾年大張旗鼓的反修鬥爭，問題究竟在哪裡。塵埃落定，應該說，這種加緊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決策和行動的嚴重後果，就是引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場鬥爭既是「文革」的預演，也是「文革」的前奏，國際反修鬥爭變成了國內反修鬥爭，我們緊握住已被蘇聯丟棄了的史達林這把刀子，把蘇聯的赫魯雪夫批倒批臭後，就來揪鬥中國的「赫魯雪夫」，釀成一場全國性的慘禍。

三

1966年上半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造反浪潮很快席捲了全國。中宣部變成了「閻王殿」，出版界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五界之一(還有四界是學術界、文藝界、教育界、新聞界)，最先遭到衝擊。絕大部分圖書都被當做「封、資、修」毒草而遭封殺，全國所有圖書館也被迫關閉。出版「灰皮書」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資派」的一大罪狀，當然立即中止。

這時全國除了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包括選集、各種語錄本、合訂本、彙編本、單篇本等等(當時地方、部隊、一些大的造反派組織都可以自行編印)以及毛主席像以外，所有正常的出版工作都已停頓，「中央文革」指定成立的「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代替了已經癱瘓的文化部出版局，行使全國的出版管理大權。

1971年周恩來總理為了扭轉這種文化教育即將遭受滅頂之災的可怕局面，首先抓了出版工作，他想從恢復圖書出版著手來逐步恢復我國的文化事業。

1971年3月，在周總理的親自主持下，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這是「文革」期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第一次召開的全國性的專業會議。

周總理三次在深夜接見會議代表，仔細聽取匯報，審改會議文件，甚至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同時對整個出版工作作了詳盡指示，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使我們這些與會者感慨萬分。

同年9月13日，發生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給狂熱的「文化大革命」潑了一盆冷水。接著不久，美國尼克森總統和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相繼訪華，國際國內的緊張局勢逐步趨向緩和。雖然仍有「四人幫」的幹擾，但出版禁區已在縮小，工作逐漸恢復。人民出版社的「灰皮書」，從1972年開始，在反修的名義下又繼續出版了。

而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們和蘇聯的關係已有了很大變化，赫魯雪夫早在1964年下臺，並於1971年去世，只是蘇聯的基本國策並無多大改變，我們稱之為「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主義」，因此我們的國際反修任務沒有結束，但熱潮已經過去，「灰皮書」的出版也放緩了步伐，數量已大大減少。

後幾年出版的「灰皮書」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有關蘇聯的著作和資料，主要是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如《赫魯雪夫回憶錄》和它的續集《最後的遺言》，在1973年和1976年出版後，風靡一時。還有米高揚的回憶錄《鬥爭之路》，朱可夫的《回憶與思考》等。還有一些西方學者揭露蘇聯內幕的書，如《勃列日涅夫——克裡姆林宮的明爭暗鬥》、《克格勃——蘇聯特務的秘密活動》等。另外還出版了蘇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的主要文件彙編等書。這些書主要是提供了研究資料。

另一方面是中央編譯局早已著手編譯，正陸續完成的一批言論集，是從這些所謂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重要人物的許多著作中找出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論，加以匯集的。這是一項十分費力和艱辛的工作。《託洛茨基言論》是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後一種「灰皮書」，以後就不再採用「灰皮書」形式，「灰皮書」的出版工作至此宣告結束。

四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撥亂反正，全國進入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人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解放，思想理論界也迅速活躍起來。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學者都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特別是二戰後二三十年來國際上發生的新情況和產生的新思想。

很多知識界人士紛紛向出版部門建議，希望有關出版社參照過去出版「灰皮書」和「黃皮書」的辦法，繼續翻譯出版一些現代外國的政治學術著作，供大家研究參考。因為很多學者不懂外文，即使懂外文的，原著也很難獲得，這就需要有中文譯本。這項建議得到了有關領導同志的贊同。

1980年4月，在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曾彥修同志的倡議下，由陳翰伯(國家出版局代局長)、于光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惠德(中央編譯局局長)和曾彥修四人出面，在國家出版局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會議一致同意翻譯出版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為了有組織、有計劃地出版此類書籍，決定在國家出版局的直接領導下，由人民出版社牽頭，邀請中央編譯局，社科院的馬列所、情報所、蘇東所，中聯部七局，外交部蘇歐司，北京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等單位參加，由十幾位熟悉業務的專家兼職組成一個「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目規劃小組」，由他們來確定選譯的書目。

同年7月，這個小組的同志選出了一百本書，每本書都寫有簡要的內容介紹，編出了一份《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書目(一百題)》，分送給中宣部、國家出版局有關單位審閱，同時也送給胡耀邦和胡喬木兩位中央領導同志。

沒有想到的是，《選目》送出後的第三天，即1980年7月21日，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就收到了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的下列批示：

我贊成翻譯現代社會主義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當代資產階級學者關於社會學的一些名著。現在我們這方面知識貧乏得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真讀了十來本這一類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什麼探索新理論？但這類著作浩如煙海，紙張、翻譯都有限。因此要認真選譯。你們這一百本，至少有兩千萬字吧?這恐怕不行。應指定一二十位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選一下。

耀邦同志還在退還給該室的一百本書目的許多地方打上了紅槓，表示關注。說明他仔細讀過每一本書的介紹。

根據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1981年1月經中宣部同意，國家出版局在京西賓館召開了由全國幾十家出版社和有關單位參加的座談會。會上確定了這套書的統一名稱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明確了讀者對象和發行範圍(不發縣級書店)。

到1984年初，列入選目的著作共出版了約一百種，已在翻譯和排印中的還有二三十種。

1984年2月，在全國開展了「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後，有關同志對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著作作為自由化傾向的嚴重實例，提出了嚴厲的指責和批評。這套「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的出版工作，無形中也就宣告結束了。

（摘自《「灰皮書」：回憶與研究》，灕江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價：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