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曾少雄是誰（胡建東瑞金曾稱）

2023-10-17 02:04:41

當你到瑞金葉坪景區「一蘇大會」會址參觀時，講解員一定會與你講，1931年11月7日，「一蘇大會」在這裡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誕生，並改瑞金為「瑞京」。如今當地政府為了打造好紅色旅遊，宣傳好紅色歷史，在城區紅都大道、金都大道等最主要的幾條街道的每根街燈杆上都掛上了「瑞京」字樣的燈箱。不論在陽光明媚的白天，還是在皓月當空的夜晚都格外引人注目。

圖1：瑞金城區街道電桿上「瑞京」字樣的燈箱

為此，也常有外地朋友問及「瑞京」一說的來歷。我的回答首先是官方的「標準答案」，而後把我之淺見再略作些解釋。但他們究竟相信了哪種說法，則不得而知。其實，不要說外地人，即使當地官員與百姓，特別是年輕人，又有幾人知曉其真實的歷史呢？

為此一說，我查閱了手頭所有權威性書籍，如《中央革命根據地詞典》（檔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版，P57），《偉大的預演》（知識出版社2000年7月版，P2），《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P363），《共和國之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領導機構概覽》（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5月版，P18），《中央蘇區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版，P65）。結果發現，除語序和表述略有不同外，一致的定義均是「一蘇大會後，瑞金即改為「瑞京」或縣城改名為「瑞京」。顯然，景區講解員的「講解詞」也是由此而來的，因為這些出版物的編著者都是當地省、市、縣三級黨史專家，沒有更權威的了。

早在2005年5月，原瑞金市黨史辦副主任曹春榮，一位治學非常嚴謹與務實的學者，撰文就此一說提出過質疑與糾正（《跋涉集》（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1月版，P46）。他認為，雖然《紅色中華》報刊上有各式文章提到過「瑞京」，也發現當年的油印傳單上、國家銀行儲金劵上的空白處有手寫的「瑞京」字樣。此外，還有周恩來為葉坪紅軍烈士紀念塔題詞的落款：一九三四年列寧逝世日（一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於瑞京。他研究後認為：（1）出現「瑞京」稱謂的時間不是在一蘇大會後即開始，而是此後的一年多後。因《紅色中華》自第92期（1933年7月3日）頭版上首次出現「瑞京」稱謂，直到第229期（1934年9月4日）最後一次出現該名稱。如果真是一蘇大會後即改名為「瑞京」，《紅色中華》怎麼可能遲至一蘇大過後一年多才使用呢？（2）未能從官方發布的正式文件中找到例證。因無論是一蘇大、二蘇大通過的憲法大綱，還是兩次大會後發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文告，都沒有將瑞金改名為「瑞京」的記錄。（3）「瑞京」與「瑞金」混用。不僅在同期報紙不同文章中混用，在同一篇文章中，標題與正文，正文之間，也常有混用，無規矩可循。故他的結論是：「基本可以肯定，所謂一蘇大上瑞金改名為「瑞京」一事，難以成立。」

對曹春榮先生研究的結論，筆者對「一蘇大上瑞金未改名為『瑞京』」，時間上是認同的，但對「此後是否改過名呢？」卻產生過質疑。原因是筆者不僅見過也收藏到像曹春榮先生所說的手書「瑞京」字樣的實物票證，同時也見過與收藏到蘇維埃政府糧食部門印製發行有「瑞京縣」字樣的糧食票證。我的想法是，既然蘇維埃中央政府部門會印製帶有「瑞京縣」字樣的票證，至少在某一階段更名過。但因時過境遷，只不過我們還未找到書面的依據而已。

為查明歷史真相，筆者拿著這些票證，通過手頭已有的文史資料來尋找印證。特別是對《紅色中華》報，有針對性地作了全面的檢閱與比對。因該報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後為中共蘇區中央局、臨時中央政府、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少共蘇區中央局合辦機關報，無疑是最具權威的歷史資料。結果，除肯定曹春榮先生研究的結論外，還發現了一些新的佐證和產生了新的觀點。

一、目前查到最早有文字記錄「瑞京」稱謂，且有精確時間的，始於《紅色中華》第80期（1933年5月17日）頭版。該版《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一文中報導說：「十五日又派飛機三架來瑞京，亂丟炸彈」（圖6）。

圖6：《紅色中華》第80期（1933年5月17日）頭版

圖2《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豪罰款收據》手寫版「瑞京」的籤發時間是1933年7月24日。這類收據（包括富農捐款收據、地主罰款收據及民間組織如「瑞京」某某合作社等）筆者見過較多實物，之所以引用它，因為它是目前發現最早有「瑞京」字樣的票據。它與《紅色中華》第80期的印製時間最接近，說明「瑞京」稱謂大致就是那個時間段開始見諸文字和喊起來的。也由此可知，一蘇大會後，沒有立即把瑞金改為「瑞京」。

二、「瑞京」稱謂是經過漸進性的。先稱「赤色首都」，後稱「紅色首都」，而後再有「瑞京」稱謂。《紅色中華》第66期（1933年4月2日）頭版：《中國農業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及任務》一文「於四月一日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布開幕了」（圖7）。這是在《紅色中華》上第一次出現「赤色首都」的稱謂。隨後，第70期（1933年4月17日）、第75期（1933年5月2日）、第77期（1933年5月8日）關於《中央蘇區革命互濟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五一」示威進行曲》、《「五卅」舉行赤色運動會》等三篇通訊報導中均稱「赤色首都」。而「紅色首都」則是始於第74期（1933年4月29日）頭版，紅五軍團給中國手藝店員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賀電上稱：「大會在紅色的首都開幕了」（圖8）。隨後第79期（1933年5月14日）頭版：《蘇區民眾禁侮救國會議的戰鬥任務》一文中稱「決將（定）在紅色首都開幕了」。自第80期出現「瑞京」稱謂後，後續文章中則極少出現「赤色首都」和「紅色首都」的稱謂了。由此可以推斷：一是這些叫法是民間組織先喊起，再由媒體寫成文字來傳播的。二是瑞金既然可以叫首都，那首都即是「京城」。口語上「金」、「京」同音（當地人是不分前鼻音和後鼻音的）和文字上寫成「瑞京」，均沒有辨識度上的障礙。如此，蘇區民眾，特別是瑞金民眾，當然就樂意了。三是既然大家都樂意，那《紅色中華》和中央印刷廠（該報在此廠印刷）的編審們就任由撰稿人自由選用「瑞京」還是「瑞金」二詞在報刊上發表了。

三、「赤都瑞金」、「赤色首都」的稱謂二次出現在毛澤東主席頒布的政府文告中。一次是《紅色中華》第101期（1933年8月1日）第二版全文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召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中宣布：「特決定於廣暴的六周年紀念日（1933年12月11日）在赤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圖9）。另一次是《紅色中華》第148期（1934年2月20日）頭版全文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布告第一號》中宣布二蘇大「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蘇區赤色首都正式開幕」（圖10）。落款均為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顯然蘇維埃中央政府響應了民間這一說法。這與自1933年8月10日以後，《紅色中華》開始比較多地使用「瑞京」這一稱謂不無關係。

圖9：《紅色中華》第101期（1933年8月1日）

圖10：《紅色中華》第148期（1934年2月20日）

四、雖然「瑞京」與「瑞金」稱謂經常混用，看似無規矩可循，實則是很講究的。經統計，自「瑞京」稱謂始於《紅色中華》第80期（1933年5月17日），到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最後一期出現在該報第四版上止（該報在瑞金共發行240期，另發行二蘇大特刊7期），在期間167期中，目前發現有63期，98篇文章（包括廣告2篇），191次使用它。自1933年8月10日以後比較密集使用「瑞京」一詞，其中第158期、第195期和第220期均有三個版面使用它。使用最多的一文共用了17次。

但並非有了「瑞京」稱謂的出現就替換了「瑞金」一詞，而是「瑞京」與「瑞金」在同期報紙、甚至同一篇文章中標題與正文，正文內混用的現象相當普遍。這很令人費解，似乎正如曹春榮先生所說「沒有規矩可循」。但認真檢閱其所有文章後發現，還是「有矩可循」：（1）凡是蘇區中央局、蘇區中央政府出臺的法律法規、決定、決議、公告、通告等規範性文獻，均只見「瑞金」而未見「瑞京」二字。（2）毛澤東、張聞天二人均有不少文章登載於《紅色中華》，但均使用「瑞金」一詞。這很有可能與其特殊職務有關，一個是國家主席，另一個像現在的國務院總理。在沒有正式會議決定與公布更名為「瑞京」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會在文字上使用這一稱謂的。（3）凡是有「瑞京」稱謂的文章，不論是標題還是正文，「瑞京」與「瑞金」卻是任意混用。此類文章不是通訊員的宣傳報導、就是個人撰寫的文章抑或是《紅色中華》報社論，且作者均是固定的那些人。反之，凡在文章中只用「瑞金」一詞的，其作者是另外一些人。顯然這與個人寫文章用詞的偏好和情懷有關。

找出了其內在規矩，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一蘇大會後直至主力紅軍長徵出發前，蘇區中央政府始終未將瑞金或瑞金縣城更名過「瑞京」。那麼「瑞京」與「瑞金」無序混用、混撘的文章又是什麼原因產生的呢？（圖11-圖13）

圖11：《紅色中華》第92期（1933年7月8日）

我們知道，當年這些報紙是用活體鉛字印刷的。活體鉛字印刷主要有三個步驟：首先依據一般用詞的需要，把字分成常用、非常用、少用和極少用等類別，再用鉛錠鑄成大小不同字號和不同字體的活體字。然後將鑄好的字按老祖宗留下的「君王立殿堂，朝輔盡純良」共160餘字的次序分別放到字架上。第二步是揀字排版。工人師傅一手拿編輯過的文稿（文稿有用什麼字體、什麼字號的標註），一手按上述口訣來快速揀字，然後安放在固定的印刷版上。4版報紙一般需要4個揀字排版工，一人負責一個版面。因此，重要的版面和文章肯定是交於非常熟練的工人師傅來做，所需鉛字也由他先揀。第三步是先印出樣張送編審校對。校對過後即正式付印。校對在清樣上改一個字問題不大，但如果要刪掉一個或是幾個字，那就麻煩，後面所有的鉛字就一個個都要往前移動位置，揀字排版工因此又要重新忙活了。

據相關資料記載，1931年8月，中央印刷廠在瑞金葉坪成立，下設材料科、總務處、鉛印部、石印部、排字部、刻字部、裁紙部、裝訂部、鑄字部。當時廠裡共有鉛印機5部，4部為舊機器，主要印刷《紅色中華》、《鬥爭》、《蘇區工人》等報刊和各類革命書籍與傳單等。依據時為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在第157期（1934年3月3日）上的載文可知，當時中央印刷廠管理和生產工人共有130人。他要求每期按印刷二萬份《紅色中華》計，排字只能安排七個半工時間，油墨需控制在三斤半。也就是說蘇區物資非常奇缺，各方面都要厲行節約。通覽全部《紅色中華》，同一篇文章，同一句話，大小字號混排的現象很普遍。如圖11的副標題「全瑞金」的「全」字，就比瑞金二字小一號。它說明一個原因，就是鑄字原料鉛錠少，沒有鑄好那麼多同號字，揀字排版工只能用不同型號的字來替代。當然，重要的法律、法規、法令和文章很少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它們要優揀排，這也是當時很講究的地方。

同理，因「京」字並非頻繁要用的字，在中央政府沒有明文規定「瑞金」改名為「瑞京」的情況下，印刷廠鑄字部不會浪費緊缺的鑄字材料去鑄好很多大小字號不一樣的「京」字。當送印稿上是「京」，檢索又無此字時，工人師傅們只能用「金」來替代。於是就形成了「金」「京」大小字與同號字的混用、混搭的現象。這種音同義不同的名詞在同一篇文章中混用、混搭到一起，且長期使用，而不算別字，民眾的辨識度還能高度統一，恐怕在中國印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更無後者的。

五、不少蘇區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對「瑞京」稱謂情有獨鍾，助力於「瑞京」稱謂的推廣。比較典型的有：一是瑞金政治保衛分局在《紅色中華》第102期（1933年8月1日）第7版《瑞金反革命地主豪紳的陰謀》正文中自稱「我們瑞京政治保衛分局」。他們不僅寫文章如此，還把分局籤發的通行證也印成《瑞京縣政治保衛分局通行證》（圖3）。二是蘇區中央局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和其夫人鄧穎超。1934年1月21日，周恩來為葉坪紅軍烈士紀念塔題詞的落款為「周恩來於瑞京」（圖15）。1933年7月20日，時任中央局秘書長兼中央政府司法部秘書的鄧穎超則在《紅色中華》第97期（1933年7月29日）發表《戰鬥的來慶祝中國工農紅軍的延生紀念》一文，落款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日，於瑞京」。這是該報第三次出現「瑞京」一詞（圖14）。三是時任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於1934年8月28日在嘉獎信中稱「親愛的瑞京河東區模範營全體指戰員們」（圖16）。四是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糧食部部長的陳譚秋，自1934年4月26日開始到同年8月31日，共在《紅色中華》報發表四篇文章，每篇文章均使用「瑞京」這一稱謂。其最後一篇文章叫《爭取時間，學習長勝瑞京的經驗》，在2300餘字的文章中，共使用了17次（圖17）。這還不算，還在他主管印發的供中央政府機關人員使用的「米票」和以政府名義向群眾借谷的中央政府「借谷票」上「公然」印上「瑞京縣」字樣（圖4和圖5），足見其對「瑞京」稱謂特有的情懷！當我收藏到他主管發行的票證時，更加相信書本上和講解員的說法，至此，我才解惑。

此外，還有司法部長梁伯臺，土地部前後任部長張鼎丞、高自立，《紅色中華》主編王觀瀾，中央組織局秘書長王首道和原團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原江西省蘇內務部長古柏及《紅色中華》王昌期等通訊員、中央印刷廠刻字部的工人師傅們（他們常刻大「瑞京」來作標題，見圖20和21）。他們撰寫文章或刊刻標題時也喜用「瑞京」稱謂。

圖14：《紅色中華》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圖17：《紅色中華》第228期（1934.8.31）第四版

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發現。它反映的是老一輩革命家對瑞金的特有情懷，很真實、很生動、很有歷史感。值得我們去宣傳。

六、當年的赤色首都「瑞京」民眾，沒有辜負這一雖然沒正式入典，但確值入心靈的稱謂。

蘇維埃中央政府主要媒體的宣傳，領導們的題詞激奮了無數那一代瑞金民眾永遠跟著共產黨幹、跟著紅軍走的決心和勇氣。瑞金民眾也引以自豪。一些群眾團組織、自然人均紛紛打出瑞京招牌，如「瑞京縣消費合作總社」、「瑞京縣某某區犁牛合作社」、「瑞京縣某某區教育基金商店」、「瑞京縣某某書店」、「瑞京縣某某商店」等等。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的瑞金民眾積極參與蘇維埃運動，各項工作大多數時間走在前列。從頭至尾通覽《紅色中華》247期（含二蘇大特刊7期），就會發現無論是查田、分田與劃階級，還是反貪、反腐與反浪費；無論是擴紅、擁紅與優紅，還是籌糧、借糧與節省等各項工作與運動，當時的瑞京民眾均走在前列。特別是每到關鍵時刻，更能體現瑞京民眾噴發出的激情、勇氣與熱血。

1933年9月，進入第五次反「圍剿」後，擴紅、擁紅與優紅和籌糧、借糧與節省運動成為壓倒一切工作的主線，越到後期越急迫。這時《紅色中華》對瑞京的報導越來越多。1934年1月21日召開二蘇大時，號召擴紅工作要「學習瑞京的經驗，落後的趕上前去!」(圖18）。1934年3月8日《紅色中華》報導籌糧工作「瑞京爭取了首先完成」（圖19）。自第193期（1934年5月25）起至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止，更是多期連續大篇幅、密集地報導瑞京事跡與經驗。如「瑞金首先坐飛機完成2080餘名全蘇區的第一名」，「瑞金三月計劃一月超過，紅五月擴大紅軍5200餘名」，「一鳴驚人，瑞京縣首先勝利」，「瑞金的光榮例子傳遍了各地」等等。瑞京下肖區七保鄉第三村一家農民，家有8個兒子，就是在這次擴紅運動中大小兄弟全部參加紅軍的。不幸的是全部犧牲在戰場上。這就是著名的「八子參軍」故事。這一時期，正如陸定一所說「目前我們是處在決死的戰鬥中」如博古號召「我們要保衛土地、自由、蘇維埃直至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口氣。」這個時候能模範地站前列，奪第一，影響與引導更多的人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去奮鬥，這是一種什麼精神？筆者認為，這就是瑞京精神！這就是瑞京的紅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