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順序（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

2023-09-15 07:32:22

智慧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順序?引入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則的目的在於，通過懲罰強化對惡性侵權行為的遏制效果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以當事人請求為前提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須滿足故意和情節嚴重兩個要件：故意是主觀要件，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情形，對於是否有必要將重大過失的行為納入懲罰性賠償規制範圍的問題，須保持謹慎的態度；情節嚴重是客觀要件，法院須綜合考量侵權的持續時間、涵蓋地域、行為表現、造成後果等全案因素確定，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智慧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順序?以下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智慧財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順序

引入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則的目的在於，通過懲罰強化對惡性侵權行為的遏制效果。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以當事人請求為前提。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須滿足故意和情節嚴重兩個要件：故意是主觀要件，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情形，對於是否有必要將重大過失的行為納入懲罰性賠償規制範圍的問題，須保持謹慎的態度；情節嚴重是客觀要件，法院須綜合考量侵權的持續時間、涵蓋地域、行為表現、造成後果等全案因素確定。

　　在不斷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大背景下，引入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規則已經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以及法律制定和修改的焦點。2020年頒布的我國《民法典》專門在「侵權責任編」增設了關於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其第1185條規定：「故意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在此之前，2013年《商標法》首次在智慧財產權領域引入了懲罰性賠償規則（第63條第1款）；2015年《種子法》在侵犯植物新品種權案件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規則（第73條第3款）；2019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侵犯商業秘密案件中引入了懲罰性賠償規則（第17條第3款）。《民法典》頒布之後，2020年《專利法》《著作權法》均引入了懲罰性賠償規則（《專利法》第71條第1款、《著作權法》第54條第1款）。至此，我國智慧財產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基本建立起來。2021年《種子法》根據《民法典》對懲罰性賠償的構成要件進行了調整（第72條第3款）。然而，各智慧財產權單行法中的相關規定與《民法典》第1185條的規定仍然存在一定差異（段碼6），給具體規則的適用帶來了難題。為統一司法裁判標準，2021年3月2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智慧財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法釋〔2021〕4號，以下簡稱《懲罰性賠償解釋》），對一些爭議問題作出了規定。

　　 需要說明的是，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將考慮懲罰性因素的法定賠償亦納入懲罰性賠償的範疇。應當承認，法定賠償的適用會考慮侵權人的主觀心態以及侵權行為的情節等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懲罰性功能。但是，法定賠償本質上是法院綜合考慮全案因素在法定範圍內酌定賠償數額，而各智慧財產權單行法均將法定賠償獨立於懲罰性賠償之外（段碼47）。因此，《民法典》中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應當並不包括考慮了懲罰性因素的法定賠償。

主觀要件：故意

一、《民法典》頒布之前對故意要件的理解

與《民法典》中「故意」的標準不同，《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在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方面採用了「惡意」的表述，但是未對「惡意」的含義進行界定，我國傳統法律領域亦很少出現「惡意」一語，因此，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惡意」存在不同的解釋。　　

在學術界，有學者認為，惡意侵權的過錯形態應當限於故意。也有學者主張，從程度上看，惡意是一種比故意更具可責性的主觀心態，大致與直接故意相對應。還有學者主張，對惡意的認定應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單純地存在故意並不足以構成惡意，只有侵權人被告知其行為侵權後仍然實施不法行為，甚至在被判決侵權後繼續實施侵權行為或者在實施侵權行為時明知其行為侵權而為之並採取措施掩蓋其侵權行為的，才構成惡意。　　

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院通常將「惡意」與「故意」等同。有法院明確指出，惡意是行為人的主觀狀態，是明知仍故意為之。被告知道他人享有商標權仍故意實施侵權行為，或者明知行為構成侵權仍然希望並追求侵權損害後果發生，均可以認定為存在故意。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認為，惡意一般為直接故意。　　

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惡意譯自英美法上的willful一詞。在英美法語境下，willful含義十分寬泛，通常可以被理解為除過失以外的行為，涵蓋不知道或者意外（accidental），蓄意或者放任（reckless）、無視（disregard）他人權利等多種主觀心態。可以認為，惡意一般僅僅是指行為具有壞的動機，而非專指哪種過錯形態，作為動機的惡意與作為過錯形態的故意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雖然惡意通常存在於故意侵權之中，但是重大過失中也可能存在惡意。對惡意概念的解釋通常受具體語境的影響。因此，在英美法中，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既可能適用於間接故意，也可能適用於重大過失（段碼25）。上述理解與我國學界和實務界對惡意的理解殊為不同，值得注意。

二、《民法典》頒布以後對故意要件的理解

《民法典》頒布以後，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的主觀要件被確定為「故意」。該規定與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於《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關規定中「惡意」的理解基本一致。《懲罰性賠償解釋》亦認為對故意和惡意的含義應作一致性的理解（第1條第2款）。然而，有疑問的是：該標準僅指直接故意，還是包括間接故意，甚至包括重大過失？　　

在學術界，有觀點主張，作為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要件的「故意」應當以直接故意為限，即限定於明知其行為可能造成損害後果但仍然積極追求結果發生的情形。主要理由在於：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應當限於主觀惡性極強的侵權行為，將間接故意也納入其中，會導致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範圍過於寬泛。這種觀點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於「惡意」的理解一致。　　

也有觀點認為，適用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應包括間接故意。主要理由在於：智慧財產權權利邊界模糊，被控侵權行為是否構成侵權只有經法院裁判才能最終確定，實踐中可能出現被告已經意識到其行為可能構成侵權，但是仍然採取放任心態繼續實施侵權行為的情形，對於這種行為仍然有適用懲罰性賠償加以遏制的必要。　　

羅馬法彥有云：重大過失等同於故意。大陸法系傳統民法理論對於故意和重大過失並不作嚴格區分。那麼，如果不作特別的解釋說明，重大過失是否可以作為適用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對此，我國學者多持否定觀點，主要理由有：首先，重大過失的主觀惡性尚沒有達到必須進行懲罰的程度；其次，智慧財產權具有公示性，採用重大過失標準，幾乎所有侵權行為都可能被納入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範圍，會導致規則泛化。肯定觀點則認為，從侵權法懲罰性賠償的一般性原理出發，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主觀要件可以被界定為故意和重大過失，但不應適用於一般的過失行為。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區分情形，在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特定專利侵權類型中，可以借鑑美國專利司法實踐，將重大過失作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要件。　　

在商標侵權司法實踐中，我國法院通常堅持直接故意標準（段碼17），但是也有突破直接故意標準的案例。例如，有法院認為，被訴侵權產品沒有生產日期和批號，且銷售價格明顯低於正品出廠價，作為文具經銷商，被告應當具有基本的判斷能力，其為謀取利潤而罔顧原告權利，應認定具有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的故意。這實際上是採用了間接故意的標準。有法院認為，原告發出律師函即足以引起被告的注意義務，但是被告未採取適當應對措施，相反繼續實施其涉嫌侵權行為，主觀惡意明顯。這實際上是採用了重大過失的標準。甚至有法院認為，被告前期從授權生產主體買了正品，卻委託其他公司從其他渠道購買，對侵權產品的購買行為至少存在過失，原審法院適用懲罰性賠償並無不當。當然，這種採用一般過失標準的觀點極為少見。　　

美國專利司法實踐的演變，對於我國適用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主觀標準的確定具有參考意義。在1983年的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ison-Knudsen Co.一案中，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加重賠償應當適用於侵權者知道他人專利權的存在，卻沒有履行注意義務（例如尋求專業諮詢意見）去判斷其行為是否構成侵權的情形。注意義務的強調實際上是引入了重大過失的標準，該做法由於增加了侵權人的負擔而遭到批評。此外，美國學者指出，該標準在實踐中可能導致潛在侵權者為了規避責任，選擇不去研究專利文獻，這無疑會破壞專利制度的公開功能，導致大量無效研發，反而不利於專利法促進創新政策目標的實現。在2007年的In re Seagate Tech., LLC一案中，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轉而採用客觀放任標準，要求專利權人證明被控侵權人知道或者根據客觀情況有理由知道其行為構成侵權。客觀放任標準實際上類似於間接故意。2007年，美國專利法修改時，有人建議進一步限縮加重賠償的適用範圍，將其限制在權利人向侵權人發出通知，或者侵權人原樣照抄他人專利的情形。這些情形均屬於直接故意的範疇。客觀放任標準的僵化適用帶來了問題。在2016年的Halo Elecs., Inc. v. Pulse Elecs., Inc.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定了客觀放任標準，強調應回歸主觀標準，既包括放任行為，亦包括惡意、恣意、蓄意或者照抄的行為。　　 本文認為，間接故意行為亦屬於惡性侵權的範疇。《民法典》未明確將間接故意排除在外，那麼間接故意也可以納入適用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範圍。這種理解符合《懲罰性賠償解釋》的基本精神。美國專利司法實踐表明，重大過失標準的引入可能帶來加重被控侵權人責任、妨礙專利制度公開功能實現的問題（段碼25）。在著作權、商標權等其他領域，亦可能存在類似問題。因此，不應將重大過失納入適用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的主觀要件範圍。

三、故意的認定方法

對於智慧財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中的故意要件，有學者認為，應當採取觀念主義的解釋，即只要侵權人知道其侵權行為足以造成損害結果即可。這種解釋強調認識因素，不關注意志因素。對於智慧財產權侵權而言，故意的認定通常可以考察以下兩個因素：被告是否認識到原告智慧財產權的存在；被告是否認識到其行為構成對原告智慧財產權的侵害。根據《懲罰性賠償解釋》第3條第1款的規定，法院應當綜合考慮被侵害智慧財產權客體類型、權利狀態和相關產品知名度、被告與原告或者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等因素認定是否構成故意。　　

被告知道原告智慧財產權的存在，通常是認定存在故意的前提。正如法院明確指出的，雖然商標核准註冊具有公示性，誠實信用的市場主體應當主動避讓，但是被控侵權人主觀上存在過錯，並不當然能夠認定為故意。專利權、商標權等雖然具有公示性，但是不宜依此認定被告已經知道原告智慧財產權的存在，否則可能導致懲罰性賠償的過度適用。在司法實踐中，原被告具有同業競爭關係，原告商標具有知名度；原被告之間存在勞動、勞務關係，具有代理、許可、經銷、合作等關係，或者進行過磋商時，才能認定被告知曉原告智慧財產權的存在。《懲罰性賠償解釋》總結實踐經驗，亦認可存在上述情形時可以初步認定被告存在故意（第3條第2款第3項至第5項）。此外，《懲罰性賠償解釋》亦將經通知、警告後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以及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實際控制人等關係納入可以初步認定存在故意的情形（第3條第2款第1項和第2項）。　　

關於被告是否認識到其行為構成對原告智慧財產權的侵害，須結合被告的行為來判斷。不應以被告知道原告智慧財產權的存在，直接認定其已經認識到被訴行為構成侵權，更不能以此課以被告對其行為是否構成侵權進行判斷的義務。如前文所述，美國專利司法實踐中對注意義務的強調實際上是引入了重大過失標準，此種做法並不可取（段碼25）。　　

通常來講，對於那些具有明顯侵權屬性的行為，可以直接認定存在故意。例如，假冒註冊商標、被告在相同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他人馳名商標、攀附原告馳名商標聲譽、搶註原告馳名商標，等等。《懲罰性賠償解釋》將實施盜版行為亦納入可以初步認定存在故意的情形（第3條第2款第5項）。在美國，原樣照抄他人的專利亦是認定被告具有主觀惡意的重要考量因素。這些行為也是情節嚴重的表現形式（段碼35）。此外，在美國商標司法實踐中，銷售商所銷售的某品牌商品價格過低或者質量較差，但是未對商品是否為假冒商品進行調查的，可以認定構成故意無視，從而適用加重賠償。我國司法實踐中，亦有法院認為此種情形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段碼24）。　　除此以外，被告的其他行為亦可以作為認定存在故意的考量因素。例如，被告申請註冊原告已註冊的商標，摹仿原告商標，申請與原告商標近似的域名，被告存在掩蓋被訴行為，偽造或者毀滅侵權證據，拒不履行行為保全裁定，等等。　　

在實踐中，被告已經被判定為侵權而再次實施相同行為的，可以直接認定被告存在故意。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行為主體的範圍進行了擴展，明確規定被告或者其控股股東、法定代表人等在生效判決作出後、受到行政機關處罰後，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或者重複實施相同侵權行為的，可以認定為存在故意。重複侵權也是認定情節嚴重的考量因素之一（段碼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