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的不知生焉知死（未知生焉知死）

2023-09-20 22:24:42 2

《論語》作為原始儒家的經典之作，綜合了以「仁」為中心的為學、修身、處世、為政、等種種現世性較強的論述。在該書所構造的滿載著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感的人生中，孔子既能以脫離概念思辯的抽象方式，進行感性時空中世俗性思考，有對形而上的反思和對超越的追求。

縱觀古今，不難看出中國人所追求的生死之間的和諧統一。在對待「生死問題」這鮮明的問題時，孔子表現出的超越精神和對時間情感化的思考，是很值得深味的。這已不僅僅停留在世俗的層面，而是走向了一種超越。

談到《論語》中的「生死觀「，主要是一種「內在超越」的精神與「天人合一」的追求。《論語》在情感化了的世界裡「修身盡志以忘死」，並且以內在超越精神貫穿天命人性，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首先對於超越，有兩種對立的形式，一為「分離的超越，即脫離具體事物獨立存在」，也稱外在超越，如基督教之信仰上帝。另一種是「不分離的超越，即內在於具體事物或主體之中」（《論孔子思想的實踐指歸》），也稱內在超越，如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在《論語》中雖沒有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觀點，但究其修身處世之道以及對待生死之態度，確也體現了一種內在超越的精神。

這種生死意識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為於情感化了的時間裡修身盡志以忘死,實現對死的超越，其二為儒家體悟天命人性，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論語》中「死」字出現了三十八次，但沒有一次是抽象地談論死本身，或是死後的世界，不同於佛教對於這個問題的「樂此不疲」。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

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指出，孔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正是道出了「將死的意義建築在生的價值上，將死的個體自覺作為生的群體勉勵」這個深層含義。在他看來，只有真正懂得生，才懂得死，才能在生的自覺中感覺到自己存在。

《論語·顏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內在超越之所以不同於外在信仰的超越還在於其實現途徑的差異。實現內在超越是需依靠道德的實踐。一方面認識到「死」乃命中注定，故而不必畏懼，故《論語·顏淵》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這個命並不是命運，宿命的那個命，只是儒家用來界定超乎人力的，天地宇宙間的那個主宰的力量。

另一方面，《儒佛道的生死觀念》中指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在「生」時，「通過道德學問之修養(修道進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體現『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時用追求精神的不朽，美好心靈的不朽，來超越生命的轉瞬生滅，超越了生存的榮辱困苦，這樣的人生在孔子看來才是快樂的、幸福的。

《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從《論語》講述人生態度字句裡看，《論語·述而》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人們執著地生活，並以在通向理想的道路上以知為樂，便能忘懷「死亡」將要到來，用道德人格和文化修養，心胸坦蕩地面對死亡。去實現「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的理想人生境界。在這句話中，「發憤忘食」和「樂以忘憂」又是基於兩個層面的人生態度的。

前一個層面，「發憤忘食」體現了社會性的超越，發憤求學，克己修身，以求在學業，事業，道德規範上為社會有所貢獻，「忘食」體現為態度的專注也表現了挑戰有限人生的強大願望。

這種願望首先是建立在有一個目的明確的人生之上的，在《論語》中，這個目的就是「識仁」（宋明理學之觀點）或稱之為「聞道」。

孔子有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又雲「朝聞道，夕可死矣」。

雖然，孔子有雲「我欲仁，斯仁至矣」，又雲「朝聞道，夕可死矣」。但這並不等於說「識仁」之路是可輕慢為之的，「聞道」之境是可朝夕為盼的，所以這條通往「仁」的路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的，人們不僅要挑戰自我，省視自我，更要超越時間，在有限的生中，以個人精神的力量來延長有意義的時間，以勤奮實踐的汗水來推遲真正意義上生命的終結，甚至「死而後已」（《論語·泰伯》）。

但客觀的說，這種超越應該說是重於外在的，有其物質世界的衡量尺度，一般有志者也多以此為人生目標，這本身並無可厚非。然，如夫子的處世哲學僅僅停留在「發憤忘食」這個層面，也只能落得個「工作狂」的「美名」了，所以必要有後一層面「樂而忘憂」。。

後一個層面，「樂而忘憂」體現了從生理物質上的求建樹、求延續，轉到了精神上的對於不朽和超越的追求，於是才能真正達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但這個不朽和超越的出發點和歸宿依然是個體自身，所以，就此層面看，「樂以忘憂」依然是一種內在超越。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

時間給人的大限是生之哀的根本來源，即使是最具天賦才能的人去進行最艱苦卓絕，惜時發憤的研究，最後始終逃不出面對自己蒼蒼白髮、死期將至時的無奈。而《論語》其偉大處正是展現了孔子，這個一生坎坷不定，四處碰壁的老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裡，始終堅持著「為己之學」、「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他對待人生和為學的態度是「樂」而為之，正所謂「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此之「樂」字引出的中國儒學之「樂感文化」則可謂華夏傳統的精神核心。正像《論語》首章首句裡講到的「不亦樂乎」，「不亦說乎」，點出的是一種不離人世，不離感性而又能超越它們的快樂精神。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

回到「樂而忘憂」來看，用這種精神層面的快樂，忘卻的是俗世中有限人生的紛爭煩惱，而「忘憂」的本身就是對於時間終極困擾——「死」的超越。這種「樂」不依求外在，也無需物質標準的衡量，同時又區別於佛家「不如無生」的幻滅之樂，也不同於道家的「與道同體」的無為之樂，《論語》裡的「樂」注重真實的情感體驗，「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此種樂趣不在天堂，不在來世，不在那捨棄感性的無限實體，而在此感性的人世之中。

《論語》中正是以這種感性人世中的情感——「樂」達到對於生死的超越，從而實現了時間意義上的內在超越。當然，這樣的「樂」並非是「苦」「悲」等情感的反向，它的背後承載的是道德的超越，個人精神的不朽。這樣的人生，才能有「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的意味在其中（《論語·子張》）。故而，真正達到內在超越的人面對時間的極限——死亡，既擁有「朝聞道，夕可死矣」的豁達，又可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