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姑娘成為媽媽（成為兒子成為母親）

2023-09-19 08:06:05

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編者按】

《離題》是澎湃人物的記者手記欄目。所謂「離題」，是寫在報導之外，也是記錄報導未能窮盡之處。有一篇報導從0到1的過程，也有故事背後的故事，還有報導者的一些沉思。

這篇手記來自《姚策：不要告別》的作者黃霽潔。在她看來，姚策的故事或許讓我們有一個重新看待和理解親情的視角，什麼是親情，什麼又是家人？

【一】

10月中旬第一次見到姚策，是在上海東方肝膽醫院旁邊的出租屋裡，他和妻子、親生父母住在一起，在一間50平方米不到的兩室一廳，190塊一晚，是合租的舊房子，對面也住著罹患肝癌的人。

姚策10月中旬在上海治療時租住的老房子。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姚策的親生母親杜新枝在閒聊時跟我說，她不敢多買東西，燒了菜，放在盤子裡只有一小坨，因為一個小小的冰箱裡擠不下兩家這麼多菜；也因為房子只預訂了一周，等待姚策檢查結果下來，他們可能離開，可能留下。這是一個癌症晚期病人和家人臨時的生活。

最初，我不知道怎麼面對姚策，也擔心深度的採訪會影響他的身體狀況，感到多少有些殘忍。但事實證明我多慮了，「你畢業了嗎？你還挺顯年輕的」，一見面，他就主動招呼我。

姚策健談，簡直是個話癆，閒聊時，能從教育體制談到結婚後身材發福的心理學原理，聊到盡興時，還直接催起我的婚。除了沒有食慾而好幾次拒絕了爸媽喊吃飯的要求，幾乎看不出是個病人。因為不用出鏡，他愉快地沒洗頭，就坐在被窩裡和我聊天，我也自然地直接盤腿坐在床邊。

但聊了幾個小時下來，我開始意識到有什麼不太一樣。

我先遵循著可能是重要的節點作為提問和聊天的線索，例如國慶時兩家的相聚、9月底回到河南故鄉的旅行、6月份他和哥哥郭威的生日會。爆炸性的消息過去了，而在聚光燈照到的景象背後，我想知道，他和兩邊的父母是怎麼生活、相處的，會有什麼樣細微的感受？之前的媒體採訪中，他似乎把這段時光當成是最後的日子，那些平常的時刻，對他來說，會變得更加特別嗎？

姚策給出的說法大多書面而含糊，日程的安排、哪些親戚朋友到場、準備的特產，他記得很清楚，但在這其中，我聽不到他內心的聲音和自己視角的體驗。

後來我整理錄音時，發現姚策常常說，「那麼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正常」，即使在我沒有發出質疑的情況下。比如談到自己和親生父母相處的磨合、母親許敏去河南找親生兒子等等，他也會隨之給出一大堆解釋，說明這些為何「正常」。我覺得特別苦惱和糾結，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想的，也著急，文章缺乏細節和感受。

採訪到第三天，我和他聊起養育他28年的父母，聊著聊著，姚策慢慢提到，擔心和爸媽之間會有一個熟悉到客氣的過程。我當時意識到，這或許是他偶爾冒出來的內心想法。但這些也轉瞬而過，他馬上說，「不過這跟熟悉不熟悉沒有關係啊，你要為未來考慮。」

在這天，他談的更多是「我希望」：「我就希望他們更多地能夠投入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當中」，「我希望他們都能夠更加的開心」，「希望大家能夠走出來，因為未來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著他們。」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當我聊到媽媽許敏在生日會時第一次說，擔心以後會「孤獨終老」（原話為「何去何從」，姚策在自述中記成了「孤獨終老」），姚策沉默了，氣氛有些低沉，他很快聊起其他的微信語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迴避這個話題。

這給了我一些觸動。我們之前聊天，他就多次提及死亡，當然，是以開玩笑的方式。我隱約意識到，他在談論「未來」時，似乎沒有把自己包括進去。很多媒體概括他的個性，「樂觀」、「堅強」，那是他想留下的形象，給網民和自己的孩子。但更多的痛苦，他自己包裹起來。那天，我沒有把這些想法告訴他，離開他家走去地鐵站的路上，一直如鯁在喉，我想，採訪是否完成不那麼重要了。無論如何，我想靠近和打開他的心。

【二】

11月初，我和姚策在杭州再次見面，他的病情不如從前。坐在病床邊，我和他絮絮叨叨地聊著。姚策提到，網絡輿論越來越兇猛，橫在他和媽媽許敏中間，隔離了他們本來就微妙的交流。

事實上，輿論也一度影響到了這個家的每個人。不只是文章中提到的他倆，杜新枝和姚策妻子談起這些，都有難言的怨氣，「那個xxxx又發了xxxx」，他們都受到了這些外界信息的傷害。

我意識到，姚策當時總是提到的關於「正常」的解釋，是在替家人和自己辯解，努力完成媽媽許敏的期待，他在對著網友說話；他說，「希望大家都能走出來」，是在通過我，告訴媽媽和更多的家人，不要再沉浸在這些惡意中。

這種曲折、中介化了的表達，不是姚策一個人的表達方式。10月底，我在九江的酒店見到許敏，坐定不久，她就問，「姚策現在怎麼想的呢？」我跟她聊了很多，姚策對爸媽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對媽媽和家的回憶，對未來的希望。許敏後來也直接說，有些話她不好說了，「只好通過你們外人來磨合。」許敏對姚策在過去媒體訪談中說的話記憶深刻，一下子就能講出來。

姚策小時候和媽媽許敏。受訪者供圖

10月中旬在上海的出租屋呆了兩天下來，我也有隱隱的感覺，我的到來，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出口。

姚策和親生父母住在一間房，兩張木床隔著一米左右的距離，而實際上，他們才剛剛成為親人7個月。姚策偷偷告訴我，他特意把老婆抓過來，因為要換藥，不方便。

日常生活中，姚策和親生父母之間，還沒有那麼多話要說，關於他的疾病，家人也不會直接提起。

第一天晚上，我和姚策的親生母親杜新枝坐在一起吃飯，不等我開口，她就傾訴了很多，那天她剛去醫院幫剛姚策拿最新的報告結果，發現病情又惡化了，走在上海秋天漆黑的路上，她說，「走著走著不想回去」，不想告訴姚策這個結果。

姚策和媽媽杜新枝、爸爸郭希寬。 受訪者供圖

我終於發現，我之前一直忽視了網絡、媒體，忘了他們也是在和這些力量的互動中生活的。過去的採訪中，姚策對著鏡頭，留了很多眼淚，但不會袒露給家人。姚策說，哪怕是疼痛，哼唧一聲能讓他舒服一點，也得等家人都走了。這樣的觀察，我最後寫在報導裡，「他們互相沉默，隱忍，猜慮，關心，從故事的一開始，他們就是這樣保護彼此的。」這因為病，也因為他們特殊的關係。

我想，這或許也是一種中國式的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其中情感的流露靠的不是言語，是行為。那些行為，也是很瑣碎的行為，比如杜新枝剛成為姚策的母親，她會在每天早上把姚策的床頭的一杯涼水倒掉，再倒上熱水，簡單到可以忽略的一件小事。

採訪過程中，我傾聽和理解他們的關係，偶爾也安慰、調和，但仍不知道該怎麼去介入、勸解，我害怕這超出了一個記者該做的事，最終傷害到他們，至今我也不知道，這樣做是不是正確。

【三】

採訪結束後，我翻找過去的錄音記錄，也發現一些姚策在當時說起、但被我略過的心跡。說到若是父母不管他，他還是會難過，但是「長痛不如短痛」；說到錯換事件後，和親人的多次相聚時，他形容，「我就喜歡習慣性地戴著面具去處理一些事情，去張羅一些事情」、「其實你一個很小的動作會讓別人很開心，你為什麼不讓別人開心？」

這讓我越發明白，之前在說到真摯的話題時，他的語言彎彎繞繞，可能是下意識的語言，這或許就是他的矛盾和掙扎。他給通往內心設置了很多屏障，不讓其他人走到這個地方，也對自己暫時關閉了。當時，他記不起來那些聚會場合發生了什麼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許就是因為他只顧著安排各項事宜，平衡各種關係。

我想起有一次，姚策躺在杭州樹蘭醫院的病床上笑著問我，「有時候你會不會想，像我們年齡相仿，活著（想這麼複雜）。」

姚策在杭州治療，給網友回復消息。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報導中，我加入了兩位媽媽的思路，不只因為她們也是這個事件裡重要的人物，也因為知道了她們的位置，她們的期待和失落，我更了解了姚策的處境，也讓讀者在這種動態的關係中理解各方。

其中，敘述更多的是許敏和姚策之間的經歷。採訪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許敏和姚策見證了彼此28年的人生變化，有著難以割捨之情，這在杜新枝和兒子郭威身上也是同樣，他們是互相的鏡子。杜新枝形容郭威，是「刻在骨子裡的親」，她說了兩件事，因為篇幅原因我沒有寫在報導中：

杜新枝10月回開封處理官司的時候，回了一趟駐馬店的家。按過去，郭威總會早早來接，杜新枝和丈夫在火車上，一路沒有打電話。到出站口，望著很多舉牌的人，她想，郭威會不會來給我個驚喜？但是兒子沒有出現，即使知道他可能在忙，也說好讓他們打車，杜新枝還是失落。

七夕時，郭威給爸爸郭希寬打電話，「爸，你給媽買禮物了嗎？」杜新枝聽到了，嫌棄地說，老夫老妻過那幹啥，讓她感觸的不是節日，她最後發簡訊給兒子：今天收到最好的禮物就是你打的這個電話。

可以看得出來，一點親情的影子就能讓她安慰。但杜新枝也跟我說，「如果孩子選擇回家，這是我的命，應該如此，因為我們只有這28年的緣分，沒辦法」，她聽起來坦誠、直白，「回家對於他的母親來說是一種安慰，不屬於我的，強求不來。」我能想像，這樣的話，她應該早就一遍又一遍告慰和說服過自己了。

姚策的故事原本是一件看似狗血獵奇的事，但我覺得，能讓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或許是，它提供了一個看待和理解親情的視角。什麼是親情？什麼又是家人呢？事件發生以來，有一些聲音特別喧囂，例如「各回各家，各找各媽」，我覺得這樣的聲音用簡單粗暴的邏輯割裂了人和人，也忽視了父母和孩子因為時間而創造的情感和陪伴。

我們的社會新聞中，一面是親生父母對孩子的虐待、兒女對老人的棄養，另一面，是看起來「新型」或者「非主流」的感情關係，例如這幾年有不少討論的意定監護、伴侶動物，包括今年受到很多關注的國產劇《以家人之名》，講述的是原生家庭各有問題的幾個大人孩子重組家庭，搭夥過日子。

這些都是在血緣為紐帶的單一家庭結構之外，探尋新的關係。

在採訪的間隙，我也去看了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電影《如父如子》，電影講述的就是一個錯換的故事。

主線的劇情是，一個全身心顧著工作賺錢而忽視家庭的男人良多，有一天發現6歲的兒子慶多並非親生，而親生的孩子琉晴性格更剛硬，不似慶多那般柔弱，更符合他對「兒子」的想像。於是他千方百計把孩子換到對方家庭生活，把親兒子接過來。但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琉晴對這個各方面嚴苛要求他的親生爸爸良多並不買帳，即使良多的家境更優，琉晴還是更想念養育他的、願意陪伴他玩耍的那個父親。而良多也慢慢發現慶多之於他的意義，在離開爸爸良多時，慶多留下了一部相機，很久之後良多打開，裡面都是兒子拍的自己的照片，睡覺的爸爸、工作的爸爸、偶爾陪他蕩鞦韆的爸爸，良多被觸動了，他決定找回兒子慶多。

雖然片名是《如父如子》，但實際的日文原片名含義是「就這樣成為父親」。影片想表達的意思是，父親、母親、兒女都不是天職，而是一個「成為」的過程，是兒子讓父親成為父親，是父親讓兒子成為兒子。

這不是說血親不重要，在我看來，姚策與杜新枝、郭威和許敏的感情，也不僅僅是靠血緣創造的。他們都提到了一起生活時的點滴，比如許敏回憶，郭威帶著自拍杆帶他們去山裡吃農家飯，拍了好多照片；杜新枝記得，她發現姚策雖然不說疼痛的事，但會用手撐著膝蓋，她料想這個時候他其實很疼。我想，應該是這些創造了回憶，而回憶產生了新的聯結。

【四】

採訪中，我更深的一個感受是，他們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母親和兒子。跟所有母子一樣，他們之間有代際的差異，錯位的愛和理解。

比如，姚策高中喜歡文學，寫了厚厚一本詩集，但爸媽希望他讀理科，大學也在父母的期望下讀了醫，因為好找工作，爸爸媽媽也希望他學習醫學知識保護自己的肝。

畢業後，姚策原來在醫保局工作，但還是想去闖蕩一番，做了電商創業，從體力活幹起，扛貨、送貨、卸車、裝車，再後來做運營，睜開眼睛就是在工作。而對許敏來說，兒子不在身邊，她更煎熬的是，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在外面有沒有喝酒抽菸，會不會太累。

母子間對一件事情的敘述和理解也會有細微的差別，許敏去河南看姚策姥姥，她特意打電話跟姚策解釋，是怕孩子誤會她去找郭威；但姚策更介意的是，「她總覺得好像我很脆弱，是個孩子。」這讓我聯想到，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誤會往往來源於，父母一方過度的關注、保護和期待，子女一方則迫切想證明，自己已經是一個可以和他們比肩的大人了，有自我的感受、理想。親子關係從來就不是一個平等的天平。

但許敏和杜新枝，兩個媽媽不經意說的話都很打動我，不只是因為付出，還因為他們都說，和孩子在一起「很有意思」。許敏說起帶姚策的童年，帶他上奧數班、薩克斯，她用的詞是「很有意思的」，姚策是家裡的開心果；杜新枝也感嘆，「我覺得，在撫養兒子的期間，你也得到了很多，從他的牙牙學語，到他走路，說一些很調皮的話，覺得生活很有趣」，她說生活的幹勁都來源於兒子。

等孩子長大後，原來的天平傾斜了，父母從照料者，成了被照顧的那一方，這是親子間權力關係的變化，父母把權力交給了兒女，我感到很殘酷。在「錯換人生」的故事裡，這一點就顯得更加突出，兩邊的父母在跟我閒聊時，都透露出很關注兒子未來選擇在哪裡生活的意思，因為他們不可能離開生活了幾十年的故土、生活圈子，付出了一輩子，希望換來回報，是人之常情。但現在，這個答案變得搖搖欲墜，父母的內心都是不安的。

10月份，和許敏在九江見面那天，我原本期待能聽她說一些她和姚策相處的日常，但她一提起這些，講的更多是作為母親的心血，提供的條件，「無怨無悔」，再說到網友對她的攻擊，情緒有些激動，話又多又密。我很難打斷她，最後所幸慢慢聽她說，也漸漸地理解了，這可能是一個母親患得患失的心理。

姚策小時候在甘塘公園騎旋轉木馬。受訪者供圖

第三天，我去了一趟姚策從小長大的地方，甘塘公園，這裡也是他知道身世的場所。一個很小的園子，有各種彩色的遊樂設施，空氣裡飄著棉花糖的香味，很多年輕夫婦推車嬰兒車，節奏慢悠悠的。門口有一個抓著熊氣球的小孩，媽媽給他擦鼻涕、掖衣領，我出神地望了很久。我想到過去，姚策和爸爸媽媽也是在這裡這樣生活的，而這樣的生活成為了過往，這些過往可能暫時很難再以快樂的方式被憶起。

如今甘塘公園的旋轉木馬。澎湃新聞記者 黃霽潔 圖

距離公園沒幾百米，就是姚策讀的中學，他們家過去的老房子就在公園對面，九江這座小城很寧靜。這些信息對於讀者和大眾並不重要，我沒有在稿子裡多寫。但到達這裡，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們的生活面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撕裂和衝擊。

【五】

姚策的經歷裡最讓人難受的部分，還是他的疾病。

病情的變化很迅速，是肉眼可見的。10月中旬我在上海見到姚策，我們還在小區裡繞了好幾圈，邊走邊聊，到了11月初，在樹蘭醫院的住院部裡，他去對面的大樓做檢查，就需要坐著輪椅。我見證了一部分時光裡他身體的變化，我不知道他自己、他的家人看著整個過程，又是什麼感受？

杜新枝第一天進入樹蘭醫院的病房，我注意到她在坐在另一張床上呆了很久，也沒有跟姚策說話。後來她告訴我，她說不出話來，「因為我看不見他了。」她剛到門口，看到姚策睡的床架高高的，他窩在被子裡，瘦了很多，杜新枝第一眼沒看到他的人。走出病房，她哭了一陣，才再次進門。

她記得，5個月前，姚策在上海放療，他帶自己和妻子去公園，家裡幾個兄弟姐妹也一起來了，年輕人在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她聽不懂，但能感覺到兒子的快樂。他們租了幾輛大輪子車，姚策哼著歌，在風裡說說笑笑。

現在，姚策的心態也和當時很不一樣，既是因為病情的惡化，也是因為那些網絡的輿論還在困擾著他。

姚策說，他有段時間在看季羨林的《活著自在》，也想過，病情要是不嚴重，就想一個人去雲貴川當赤腳醫生，誰也不知道他是誰。他還跟我開玩笑，「活到三五年，都沒死，哪天媒體忽然想起我來了，好像當年有個新聞當事人，已經成為當地一方神醫。」

但他沒法不操心很多事情，比如治療的費用，比如家人的生活。

10月底，我和許敏在一起時，聽她說，姚策有天在病房裡跟家裡人說，你們都回去，都去做事（上班）。她覺得揪心，不知道姚策是不是因為病情變化心情不好。在杭州我和姚策見面，他也好幾次強調了不需要很多人陪護。

他想過最低限度的治療生活，自給自足，他在醫院訂了餐，買了輸液警報器，希望家人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在病床旁邊，家人為他多做了一點事情，他就馬上制止。

他身上還有很沉重的負擔，當時我即使是坐在旁邊，也能感受到這樣的低氣壓，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跟他開口說話。更多的時候，我依靠觀察，他在做什麼，他的家人做什麼。

我早就做好準備，這不可能是一次信息密度很高的採訪；我也不像是一個記者，而更像一個來探望的朋友，接開水，拿外賣、拿藥，推輪椅，摁著留置針口的創可貼，有一回差點被當成家屬籤字。

有時候採訪聊天到實在疲憊，姚策會說睡一覺，就留我一個人聽著病房裡的電視機播放電視劇。在這個時候，我總會不知所措，但也感到，這是採訪中才能體會到的，採訪對象所交付的信任。

到最後，我不知道該何時離開，既是因為不舍，也是因為我明白，他的內心始終被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壓抑著，這扇門在慢慢關閉，我也只是站在門口的縫隙短暫地望了一眼。

採訪完，我從杭州回到家，感覺很不真實，似乎已經習慣了那個病房。我想，這或許就是浸泡在現場吧？可我終究會離開，我所逃離的那個「現場」，是他還要繼續過下去的人生。

責任編輯：黃芳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