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窮過的人不會懂事（沒窮過的人不會懂）

2023-09-16 14:58:39

文 |泉湧君 · 主播 | 賞新晴

親愛的各位書友好，今天，我們繼續共讀《中國通史》第九篇，第四十七至五十章，212-228頁。

思考題：中國經濟從北向南轉移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從唐朝到明朝南北方經濟的變動

古代中國是農業國家，國家稅收主要依靠生產糧食和紡織業，因此我們將從這個方面，了解從唐到明，中國經濟的變化。

先說漕運。

唐代安史之亂之前，中國經濟的支撐點偏重於北方黃河流域。

到了宋朝，宋代建都汴京，主要因素就是遷就漕運，汴京周圍水路發達，總共有四條漕運路線向汴京輸送糧食。

北宋時，國家稅收尚且依賴南方，到了南宋，稅收重心更是落到了江南地區，稅務增加，而土地變少，老百姓的實際負擔開始加重。

元代建都燕京，粟米來源依然依靠江南地區，還創造一種海上漕運，從海上將糧食運到北方，元世祖時期，海運糧食達到二百五十多萬石。

明代的漕運經歷了五次變化，首先仍然是河運，通過長江進入淮河，再運往黃河，然後到達北方；其次是海陸兼運，陸路漕運通道也開始普及；之後是支運、兌運，最後是改兌。

明朝時用於漕運的船有一萬一千七百七十隻，官軍十二萬人。

當時北方供應的糧食只有南方的五分之一，中央全靠南方供應糧食，每年支出的運費也非常龐大。

到了清朝，南北方漕運差距更加明顯，清代額定每年漕運四百萬石，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南北方漕運比達到南十北一。

可見從唐到明清，中國經濟重心已經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說完漕運，再來談談農業稅收的另一個大頭——紡織業。

中國的桑蠶最早也起源於北方，春秋時期，就有很多地方用「桑」字作為地名。

隋唐時期，紡織業在北方很繁盛，當時的江南還沒有桑蠶養殖和紡織業。到了宋代，汴京的紡織物，頗有名氣。

桑蠶紡織業的南移是從明代開始的，明代時，絹稅已經是南多北少。

到了清代，全國只剩下江寧、蘇州、杭州織造。

也就是說產絲綢的只有江蘇、浙江兩個省份，徹底完成了由北向南的轉移。

那麼，造成中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的原因是什麼呢？

中國經濟南移的原因

錢穆認為中國經濟文化從北方轉移到南方的主要原因有八個：

一是黃河易生水患，而且多次變道。比如周定王晚年、王莽建國三年、宋仁宗慶曆八年等，黃河共發生六次決堤，造成重大損失，嚴重影響農業生產。

二是政治腐敗，河工貪腐瀆職，導致疏浚河道不及時，以至於政府花很多錢卻收效少。

三是當時宋遼對峙，邊境經常生亂，百姓無法安定，影響農業生產。

第四個原因類似，宋不僅和大遼對峙，還和夏對峙，所以整個北方農業生產區都受到嚴重影響。

五是金人統治時期，政治退步，北方農村人口被搶去當兵，荒廢了農業。

六是蒙古吞併金國，破了河南、河北等州郡，兩河流域以及山東地區被蒙古軍隊屠城，人口損失嚴重，錢財、牛羊等被洗劫，城屋被燒毀，生產力都南渡避難了。

七是元代政治黑暗，軍隊要屯田，寺廟要屯田，於是軍人和僧侶會侵佔農民的田地，造成農業人口流失。

最後一個原因是連年徵戰，北方很多地方已經化為廢墟，極其蕭條，已經沒有人願意在此定居和生產。

綜合上述的種種原因，北方已經沒有漢唐時期的鼎盛氣象，故中國經濟重心南移。

宋元明三代的學術

隋唐科舉制度興起後，貴族門第開始衰落，由於學術文化傳播更加廣泛，老百姓有更多的機會成為公卿。

民間出現了許多藏書家，讀書的人多了，書院也隨之增多，因此宋朝時學術氛圍很濃厚。

宋初的讀書人是在寺廟裡面借讀，後來出現了很多仿造寺院規劃修建的書院。比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等。原來私人聚徒講學慢慢變成了書院講學。

而且宋朝的讀書人地位很高，講學自由，宋朝的學者講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會、國家等方面的內容，而不講佛教道教的出世長生之道，也不講霸道的君王將相事業。

宋代自範仲淹和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已經覺醒到要改變現實，應該先從教育入手。

因此心中有所抱負的讀書人都走上講臺，向學生講學。講學需要講堂，有了講堂，又需要講義。由於來聽的人程度不同，時間也不固定，因此講學分為了兩派。

一派是陸象山教法，主張因人施教，直指本心。陸象山學派傳承自二程兄弟，程頤程顥主張人靜坐，就是好學，重視語錄。

另外一派的代表朱熹，朱熹認為選幾本重要的書，一直討論和不斷講說，就可以讓學生明白。朱熹的《四書集注》成了後來元代錄取士人的準繩。

講學再發展到王陽明時候，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講學的人不必到書院，只需要幾次談話就可以了，也就變成了非學校的社會化公開講學。

宋明兩代共六百多年，除了宋慶曆、熙寧以及明朝洪武和永樂年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

而社會上的學術氛圍日趨濃厚，對教育的要求也要與時俱進，因此，宋明時期的儒家講學風潮非常繁盛。

有書君語：本周我們共讀的書是《中國通史》，錢穆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史學和文化學專著多達80餘種，逾1700萬言，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

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明清，從理學到文學，從經學到政治，無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僅開一代風氣之先，也讓後人看到了那個時代的史學架構可能企及的思想認識高度，至今在港澳臺及海外幾乎無出其右。

錢穆是難得的深入人心的講史者，曾三度講授「中國通史」：一於北京大學，二於西南聯大，三於香港新亞。所幸，這第三度講授底本，終被一個叫葉龍的學生給記錄了下來。

錢穆版《中國通史》這一塵封多年的通史經典，必定為萬象紛亂的讀史熱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許不是最周贍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懷的中國史。這本講稿的價值如何認定尚未可知，但其之於「錢學」，以及它背後那份對於中國史的溫情與敬意，無疑頗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