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光塔出土舍利寶幢(關於海內孤本唐代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
2023-09-21 08:28:01 1
《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石碑系唐貞觀五年(631)刻立,李百藥撰文,歐陽詢楷書。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宋慶曆(1041-1048)以前,原石已經斷裂,時任河南制府的範雍(981—1046)見到的《化度寺塔銘》就已是砌石,慶曆間(1041-1048),寺僧誤認《化度寺》斷石中有寶,擊碎求寶,碑石又再三斷,後殘石移置範雍洛陽賜書閣,至北宋末年殘石亡佚。
吳湖帆四歐堂藏本是原石宋拓本,系上海圖書館「鎮館之寶」
此碑書法結體嚴謹縝密,氣韻清古渾厚,深合體方筆圓之妙。世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歷來被視為歐陽詢楷書第一代表作。趙孟頫《化度寺跋》云:「唐貞觀間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基於碑石先毀後佚,拓本難覓,宋代就有不少翻刻本流傳,傳至今日著名的翻刻本有六種:吳縣陸恭松下清齋藏本、臨川李宗瀚靜娛室藏本、南海吳榮光筠清館藏本、大興翁方綱蘇齋藏本、南海伍崇曜粵雅堂藏本、敦煌石室本。前五種為宋代翻刻,敦煌本乃唐代翻刻本,傳世唯有吳湖帆四歐堂藏本是原石宋拓本,堪稱「海內孤本」,國之重寶。
此冊為吳湖帆藏「唐代原石北宋拓本」,傳世孤本,列「四歐寶笈」之首。上海圖書館館藏國家一級文物,列為 「鎮館之寶」。凡九百三十字。明初為王偁(孟揚)所藏,清代經陳崇本、成親王(皇十一子永瑆)、榮郡王(皇三孫綿億)、奕繪(榮郡王之子)、沈樹鏞、潘祖蔭等人遞藏,民國間轉歸吳湖帆四歐堂。此冊舊稱「王孟揚本」,今稱「四歐堂本」。
吳湖帆四歐堂緣於其收藏的「四歐寶笈」, 「四歐寶笈」特指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所書四件著名碑帖,即:《化度寺塔銘》、《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虞恭公碑》,皆為歐體楷書的代表作,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深遠,又因以上四件拓本均系宋拓,實屬珍稀,故稱「寶笈」。其中宋拓《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誕》曾為清代潘祖蔭收藏,1915年潘祖蔭的侄女潘靜淑嫁吳湖帆時,此三冊曾是陪嫁物之一。1924年吳湖帆又覓得宋拓《九成宮》(原為乾隆皇帝懋勤殿藏本),1926年遂將四冊合裝同貯一匣,始名曰「四歐寶笈」,並顏齋號為 「四歐堂」。上世紀50年代後期,《四歐寶笈》以二萬元轉售上海圖書館。
四歐堂本有著曲折的「身世」,其國寶身份的確定歷盡坎坷,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翁方綱就曾判定此冊為「宋代翻刻拓本」,而將上文所述其他五本翻刻本鑑定為「唐原石宋拓本」。嘉慶八年(1803)七月六日,歐書痴迷者——成親王(永瑆)以百金從陳崇本(伯恭)處購得此冊。嘉慶十四年(1809)十一月,永瑆又以白銀四百兩購入《化度寺》吳榮光「筠清館藏本」(實為宋翻宋拓本),因聽信翁方綱的鑑定結論,視「筠清館本」為原石宋拓本,而將其舊藏 「四歐堂本」認作宋代翻刻本,於嘉慶十七年(1812)轉贈給其侄榮郡王綿億。後又經奕繪(榮郡王之子)、沈樹鏞、潘祖蔭等人遞藏。因為翁氏是清代金石大家,畢生研習歐書,可謂一言九鼎,所以此冊系翻刻本的定論一百年來沒能翻案。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清末,當時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中發現《化度寺》剪裱殘本,凡226字,共存12頁,其中起首2頁凡39字為法國人伯希和所得,今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另10頁凡187字為英國人斯坦因所得,今藏倫敦大英圖書館。一般認為敦煌石室封閉在北宋景佑三年(1036)敦煌將陷於西夏之時,故世人均認為《化度寺》敦煌本應該是原石唐拓之可信底本。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敦煌本與四歐堂本的比較研究。
第一個開展此項研究的是羅振玉,羅氏宣統元年(1909)見敦煌石室唐拓殘本,民國十五年(1926)五月九日羅振玉通過趙叔孺引介得識吳湖帆,又見《化度寺》四歐堂本,發現「敦煌本」與翁氏所定其他五本「唐原石宋拓真本」迥異,它們絕非出自同一碑石,加之敦煌本又是宋代以前拓本,可信度極高,故羅振玉輕而易舉地將翁方綱的《化度寺》版本考定推翻,認為經翁方綱鑑定為「唐原石宋拓真本」的五個拓本皆為翻刻。客觀地講,翁氏的考定失誤有其歷史的局限,如果清中期的他能見到清末民初新發現的敦煌本,想必亦會惑解疑析。
那麼,羅振玉又如何評價「四歐堂本」呢?
據冊中民國十五年(1926)羅氏題跋云:「(四歐堂本)甫一展觀,神採煥發,精光十步外,不必一一與敦煌本校量,已可確之為唐石宋拓,且存字多至九百餘,為之驚喜欲狂,而冊後翁閣學跋因與他本不同,反以此本為宋人翻本,以蔽於所習,致使顛倒若斯。然使予不意見敦煌本,亦無由解轉往昔之疑,更何能證閣學之惑,是吾人眼福突過古人……」
敦煌石室本,現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由此可知,羅氏對《化度寺》版本研究的結論是:「敦煌本」與「四歐堂本」同出一石,「敦煌本」為唐拓殘本,「四歐堂本」為唐石宋拓之足本。羅振玉利用「敦煌本」這一新證據來推翻翁氏「五種宋拓原石論」,不能不說存在著偶然與僥倖因素。此外,羅振玉為《化度寺》四歐堂本翻案,更是瞎貓遇見死耗子,同時亦暴露了羅振玉在碑帖鑑定中的一處失誤,那就是羅氏誤將敦煌本與四歐堂本視為同出一石,其實這兩本風馬牛不相及,應該也是兩個不同本子。另據陳巨來《安持精舍人物瑣憶》在回憶吳湖帆章節中,記有羅振玉這次為吳湖帆四歐堂本題跋,得潤筆費二百大洋的情節,或可能是明知異同,情面難卻罷了。
四歐堂主人吳湖帆得到羅振玉有利評價後,高興異常,遂將《四歐堂本化度寺》影印出版,分贈友朋。不久,吳湖帆又得到「敦煌本的影印本」,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吳湖帆將兩本比較後發現,「四歐堂本」首行第一個「化」字的「匕」部之撇畫穿過浮鵝鉤,然而「敦煌本」則明顯不穿,這是「四歐堂本」與「敦煌本」最顯著的區別,這在吳湖帆民國影印本中能明白地看到。遺憾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四歐堂本「化」字卻是同「敦煌本」一樣不穿,「化」字穿出的撇畫明顯遭人塗描,塗描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吳湖帆本人,塗描的目的就是為了將「四歐堂本」與「敦煌本」攀上親。吳湖帆當時已經看出「四歐堂本」與「敦煌本」的差異,懾於「敦煌本」的權威,塗改自藏本以自欺欺人。既而恐露馬腳又掩耳盜鈴地在冊中旁註云:「化度二字經前人描過,較唐拓殘字有失,戊辰(1928)元旦。」「四歐堂本」從1915年隨潘靜淑陪嫁到吳家,到吳湖帆影印「四歐堂本」,再到戊辰(1928)元旦,其間從未易主,故此所謂「前人」就是吳湖帆本人。歷代碑帖塗描均是偽品照真品樣式塗改,此乃真品參照偽品樣式塗改,可算孤例。
吳湖帆《勘碑圖》
民國二十四年(1935)春故宮博物院準備文物參加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北平特邀法國人伯希和來華檢閱故宮文物,同年四月三日吳湖帆與葉恭綽在張蔥玉處會見伯希和,伯希和得見此冊並留下法文題跋,同行的翻譯陸翔作了釋文。我國善本碑帖有西洋人題跋,此冊可謂獨一無二,緣於伯希和是「敦煌本」的最初發現人。
敦煌本的出現,文物界遂以之為《化度寺》唐原石拓本之藍本,近半個世紀無人懷疑。直到王壯弘先生看過「四歐堂本」後,原先結論開始顛覆。
王壯弘自述在四歐堂看碑經歷云:「1960年餘偕張彥生至吳氏嵩山路寓所,先生出『四歐』相示。而《虞恭公》、《皇甫誕》、《九成宮》三碑,皆未足稱精善,唯《化度寺塔銘》開卷便覺精光四射,不可逼視。餘與張君於前數碑皆坐閱,至此則驟然肅立,亦不知何故,豈佳拓精彩足以懾人心耶?此拓紙色微呈黃褐,紙質堅韌密似薄型藏經紙。濃墨擦拓,黝黑中透紫光,開卷時墨色四溢,雖有模糊處,而字畫端倪皆隱約可尋,細而遒勁,精氣內含,蓋書法、摹勒俱佳,始克臻此。觀時,吳湖帆為餘言,傳世《化度》皆偽本,唯此與敦煌本悉同,當是真本無疑,餘與張君皆笑而不答。」當時王壯弘年僅三十,面對名家斷語,並未輕信。二十年後,王先生在其《增補校碑隨筆》中提出《化度寺》「敦煌本」實亦為翻刻,並非原石拓本,「四歐堂本」為唐原石宋前孤拓的最新論斷。1984年,王壯弘又在《書法》雜誌發表《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一文,重申了原有觀點。
吳湖帆藏《四歐秘笈》已於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化度寺》冊後附有「敦煌本」影印件,相信讀者自能辨出其中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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