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爆發的標誌（全民族抗戰爆發時的共和國元帥）

2023-09-14 06:23:31

全民族抗戰爆發的標誌?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為達到以武力吞併全中國的罪惡野心，悍然炮轟宛平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彼時正在軍中、後來成為共和國元帥的共產黨人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抗日救亡的歷史重任，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全民族抗戰爆發的標誌?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全民族抗戰爆發的標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為達到以武力吞併全中國的罪惡野心，悍然炮轟宛平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彼時正在軍中、後來成為共和國元帥的共產黨人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抗日救亡的歷史重任，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

領導協調抗日大局

1937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成立軍事研究委員會，紅軍總司令朱德兼任主任，負責領導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研究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七七事變翌日，朱德等人即聯名致電北平第二十九軍領導人宋哲元、張自忠等，指出：「敢乞策勵全軍，為保衛平津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不讓日寇侵佔祖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他抓緊部署紅軍出師抗日準備，寫下《實行對日抗戰》一文進行號召動員。8月，朱德同周恩來、葉劍英代表中國共產黨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他在會上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禦戰，在戰術上則應採取攻勢，並提出多項具體建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朱德任總指揮，率軍挺進華北抗日前線。

七七事變前，彭德懷身兼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等職務。7月5日，他還在西安與周恩來等人商議紅軍改編問題，8日晚在陝西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的油燈下通過廣播知悉事變，連夜部署紅軍調查渡河點，預備隨時出動抗日。他要求戰士們把刺殺、投彈、射擊列為主要練武項目，以機動靈活的遊擊戰術特長來痛擊日寇。八路軍成立後，他擔任副總指揮，不斷帶來華北戰場上振奮人心的捷報。11月，彭德懷返回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向抗日軍政大學學員發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演說，提出了對整個抗日戰場的作戰方針的設想，詳細論述了發動遊擊戰爭和全民抗戰的意義和方法。

時任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在西安事變之後就負責與國民黨談判。全面抗戰爆發後，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與各界抗日愛國人士頻繁交往，協商抗日救國的辦法，並將西安抗日救亡團體的意見整理後報告中央。他協調建議中央就時局發表主張見解，組織安排中國共產黨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積極推動全國抗戰戰略方針，還與國民黨政府商談在多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及紅軍代表處、江南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等問題。八路軍成立後，葉劍英任總參謀長，同時領導南京辦事處、武漢辦事處等工作，在國共合作抗戰中不斷發揮著協商溝通的重要作用。

改編部隊投身抗日

七七事變爆發時，賀龍根據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命令，正在積極準備改編部隊。他擁護中共中央聯蔣抗日的主張，對開赴抗日前線充滿熱情。「我們就要像孫猴子那樣，到華北抗日前線去，鬧他個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寧。」但他也保持著對蔣介石的警惕性，指出抗戰是全國人民與軍隊的職責，不允許動搖觀望。八路軍成立後，賀龍任第一二〇師師長率部奔赴山西前線。依託靈活機動的戰術和廣泛組織動員群眾力量，第一二〇師有力抗擊日寇，安定社會秩序，迅速擴大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影響力。

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到陝北黃土高原時，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熱血沸騰，意緒難平。在前方戰局瞬息萬變的日子裡，他心急如焚等待著國共兩黨談判結果，並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雲陽一帶積極組織部隊練兵，隨時準備開拔抗日。8月22日，紅一軍團作為紅軍先遣隊向山西進發，聶榮臻完成出師部署後馬不停蹄趕往洛川，在洛川會議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並提出應當關注軍隊出動與戰略、遊擊支隊、外交、財政等方面問題，這些考量也成為他日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思想基礎。他擔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副師長，共同指揮威震中外的平型關大戰。平型關大捷之後，他受命留守五臺山地區，領導誕生敵後第一個抗日政權——晉察冀邊區政府。

七七事變後第三天，羅榮桓被任命為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改編為八路軍後，他擔任第一一五師政訓處主任，後改為政治部主任。紅軍改編前後，為確保戰士們接受部隊身份的重大轉變，迫切需要通過思想教育來統一認識。羅榮桓組織編發了講話提綱，派幹部下部隊搜集思想反映，親自深入紅四師第十團了解情況。一個星期內他幾乎跑遍每個連隊，和官兵像嘮家常一樣，深入淺出分析中國政治形勢發生的新變化。他不斷強調共產黨人要不忘革命的目的，反覆說明大敵當前只有停止內戰、實現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全力做好抗日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轉換任務抗日為要

劉伯承當時擔任紅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等職務，並擔任了援西軍司令員，主要任務是援助西路軍。全面抗戰爆發時，他正在處理西路軍的問題，收容援西軍失散人員。7月22日，劉伯承出席紅軍前敵指揮部會議，他在會議發言中指出盧溝橋事變具有世界大戰的性質，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與國民黨持平等地位，是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無條件的合作。改編為八路軍後，他擔任第一二九師師長率部出徵，重創日軍主力一部。

從西路軍返回延安的徐向前為七七事變的槍聲所震動，他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確定的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參與籤署了給蔣介石的通電，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抗日緊急動員大會以及洛川會議等，迅速投身到民族大業中去。他出任第一二九師副師長，與師長劉伯承一道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參與指揮了一系列對日作戰。

七七事變時，陳毅還在南方與國民黨軍隊打遊擊戰。國民黨停止「清剿」後，陳毅從別人送來的書刊中找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摘要，這是他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兩年多來第一次間接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從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形勢出發，他起草了《向贛南軍政當局提出合作意見書》，展現出高度的政治覺悟、戰略眼光和家國情懷。有人提出紅軍遊擊隊要留下一半堅持遊擊戰爭，不宜全部集中抗日，陳毅堅決反對，他說：「打擊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務」「集中所有遊擊隊編為抗日軍，才能擴大影響，成為氣候。」改編後陳毅被任命為新四軍第一支隊隊長，投身到抗日戰爭的連天烽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