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什麼（中華文化符號解讀）

2023-10-15 14:33:12

《中國民族》雜誌2021年第4期封面

發源於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脈格拉丹東雪山、全長6300餘公裡的長江，是我國和亞洲第一長河，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與黃河一起並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流域總面積180萬平方公裡、總人口約6億的長江，流經我國東、中、西部的11個省級行政區，幹流東西跨度大，數百條支流連接南北，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錢塘江幾大水系後，繼續滾滾東去，從吳淞口匯入滔滔東海。

長江流域通江達海、南北融匯，資源豐富、交通發達，當之無愧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它依次連接巴蜀—荊楚—吳越三大文化區，又可細分為羌藏、滇黔、巴蜀、荊楚、湖湘、贛皖和吳越等文化，豐富多彩的區域文化匯聚成源遠流長的長江文化。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長江與黃河、長城南北並列，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城文化等相互依存、彼此交融，共同鑄就了中華文明。

江河競流、鳳龍齊舞，炎黃同尊、儒道互補，《騷》《詩》爭妍……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江文化譜寫著中華民族的壯麗篇章。

長江上遊的金沙江大拐彎

在中國古代文化區域中，位於長江中遊的湖北和鄰近地區主要以江漢平原為中心，新石器時代文化相間分布，以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著稱於世，長江下遊則以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等文化為代表。學者李伯謙先生認為，「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步發展的，大體處在同一發展水平上」。近年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諸多考古新發現，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評估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

長江文化對中華物質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長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發現了距今10000年左右的栽培稻植矽石，這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遺存之一；長江流域也是蠶絲業和薴麻紡織的起源地，很早就產生了幹欄式建築、有段石錛和生漆利用等。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則出土了大量的豬、狗、水牛等家畜遺骨，以及最早的紡織工具。

從哲學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長江流域是中華思想文化的高地。春秋戰國時期學派林立，老莊道家學派斯盛於此，後期直接推動了漢代「黃老之治」的形成，儒道互補成為歷代歷朝治國的重要理念。兩宋之際，朱熹繼承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思想，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相互砥礪，同為中華文明天空中耀眼的星座。明、清時期，長江流域不僅是王朝賦稅所依之區，而且還產生了諸多思想大家。王守仁創立的「陽明心學」與閻若璩、段玉裁、錢大昕等人的乾嘉學派，同為學術思想之炬。梁啓超點評說，「陽明學派在2000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乾嘉之考證學幾乎獨佔學界勢力」。創立「船山學派」的王夫之，提出經世致用思想的顧炎武，以及從僵化的傳統程朱理學中探出一條通幽路徑的李贄、黃宗羲等，都使得長江文化燦若星空。

在長江流域，神農發現了茶，陸羽撰《茶經》，屈原著《離騷》，王安石創荊公新學，範仲淹首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子節操，畢昇創製膠泥活字，李時珍寫出不朽名著《本草綱目》……他們都為中華文化發展立下不朽功勳。近現代更有仁人志士，振奮鐵臂，為民族復興前赴後繼，最終中國共產黨締造了新中國。長江流域為中華文明哺育一代又一代英才，正如「長江後浪推前浪」。

長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交流是多層次、多維度的，彼此融通經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明嘉靖年間，外國傳教士來華，自耶穌會聖方濟各登陸廣東上川始，中華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利瑪竇順應中國習俗，「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同時向國人傳授物理天文、數學科技、文化藝術，翻譯《幾何原本》，西學東漸正式拉開帷幕。器物製造層面，長江流域的江南製造總局、漢陽鐵廠等，引進西洋技術、設備，在提升中華民族物質生產力方面開始新的嘗試。思想層面，上海廣學會、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開始大規模翻譯西方書籍。李善蘭、華蘅芳等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卓有所成的前輩。張之洞於武昌創設方言、武備等學堂，為中華文明增添了現代新式教育的因子。廣泛興起於長江流域的洋務運動開啟中華民族「求強」「求富」的新篇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隨著救亡圖存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國人沿著長江東流入海，遊學國外。1872年，首批幼童自上海起航赴美留學。新文化運動之際，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等出國勤工儉學。走出去的「長江人」最終又回歸祖國，成為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社會文化變革的旗手，影響著20世紀中國的發展。

文化繁榮與經濟社會發展總是相輔相成。永嘉衣冠南渡，六朝玄學風盛，佛教日益興旺，江南「封山固澤」，寺院經濟也迅速發展，手工業、商業較北朝更為繁榮。唐代，江南文化繁盛的同時，長江流域「揚（今揚州）一益（今成都）二」兩地在經濟上最為發達，無論精耕細作的農業，還是手工業、商業，都在全國經濟版圖中顯示出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國用大半」賦稅仰仗江南。宋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商品性農業發展，商業市鎮興盛，開放度提高，以包買商和僱傭勞動力為標誌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成為彼時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徵。尤其是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從「蘇湖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彰顯了江南經濟的重要性。由此，長江流域成為鞏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增進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力量。

邊疆民族向中原聚集，長江流域的民族向北遷移，中原民族南遷，都加速了長江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考古證明，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是龍山時代最發達的地方文化之一，但二里頭文化的南擴逐步取而代之。巴蜀文化對外傳播也是基於人口流動實現的。長江文化開始與中原黃河文化交流聯繫。商周文化已經深入到江漢平原，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便是商文化在長江流域傳播的有力佐證。商周在長江流域推行分封制，黃河流域的禮樂文化得以全面推廣並與長江文化相融合。出土青銅禮器銘文及相關文物的考古發現表明，南北文化雖各有特點但相互交融的態勢已很明顯。

秦漢王朝建立，開始著力推動邊疆內地一體化。以長江上遊的巴蜀為例：秦漢通過政治性移民、軍事性移民、災荒救濟移民、墾殖開發移民等促進了民族融合，巴蜀文化面貌大為改觀。自秦一統巴蜀至魏晉之際，「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巴蜀人才輩出，「漢徵八士，蜀有四焉」。民族間相互交融也改變了巴蜀的文化心理，其逐步放棄懸棺葬、船棺葬，「埋骨桑梓」日益受到重視，文化心理、倫理道德不斷趨同，敬宗撫族的儒家倫理成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支撐。

三國兩晉南北朝，吳國康泰、朱應率船隊出使扶南，其歷史意義不亞於張騫鑿空西域。海上絲綢之路打通了長江流域與印度、波斯之間的通道，文化多樣性更加豐富。印度佛教對長江文化多有影響。東晉義熙元年獅子國（今斯裡蘭卡）贈送玉象，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獅子國又遣使獻象牙佛像，波斯於梁武帝大通二年「始通江左，獻佛牙」，火布、玻璃、珊瑚、金剛石等不斷傳入長江流域，雕刻、音樂、舞蹈、建築等藝術頻繁交流互鑑。

元朝建立，再次完成全國統一。蒙古人、色目人因任職、屯戍、鎮守等原因，大量遷往長江流域，與當地人交往緊密、相互雜居，給江南的傳統文化帶來新鮮血液。《至順鎮江志》記載了當地多民族的格局，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及其他民族大雜居小聚居逐步成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寬鬆的氛圍，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更加多元、包容。

長江是民族融合的大通道，南北民族在此交匯相融，東西文化在此互通相濟。先秦，「苗蠻」、華夏在此匯聚。秦漢之際，華夏南下，百越、「諸蠻」彼此膠漆相依。魏晉南北朝，長江流域不僅有山越、僚、俚等，還有外邦的波斯、天竺、獅子國等往來的客商、使臣。隋、唐王朝，漢僚苗瑤諸族雜居。繼元之蒙古人、色目人等遷徙至長江流域後，更有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民族交融是激發文化活力的源泉，也是長江文化多樣化的載體。

長江文化是典型的線型文化，儘管上中下遊各有文化區域，但藉助其東西的連接功能，文化交流不斷深入，各民族因此成為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大江大河與高原山脈分割出藏彝、南嶺、苗疆、武陵等民族走廊，這既是民族交往的路徑，又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更有茶馬古道、萬裡茶道等為代表的大動脈。

長江流域的文化極具相通性，即所謂「巴蜀同俗」「楚越同風」。隨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又演變成「巴地習楚風，楚地展巴俗」。楚越雖相距千裡，但文化屬性也相通，「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所以自古就有「肝膽楚越也」之說。

廣東石峽文化的有段石錛、盤式鼎與清江築衛城出土物極其相似，石峽文化穿孔有肩石鉞、刻紋大玉琮又與良渚文化如出一轍。楚文化極具包容性，「撫有蠻夷，以屬諸夏」。故有學者指出，楚文化溯源可至祝融，華夏文明是楚文化的本質。楚人攜中原文明南下，與南方地區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春秋中期形成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徵的物質文化，其後不斷吸納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動態地豐富著南方地區的文化面貌。足見，楚文化外融諸族以博採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具一格。而楚國對外持續開疆拓土，不光是仰仗武力，更秉其開放兼容的文化。楚國疆土的擴張，客觀上促進了區域文化的融合。在這一進程中，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濮文化、吳越文化、百越文化等交流交融，極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漢之初，淮南王劉安撰《淮南子》，把長江文化中的黃老思想推向頂峰。魏晉之際玄學興起，儒道相兼代替漢初儒道相互對立的局面。唐朝時，兼收諸家的《五經定本》為經學走向全國提供了可能。一言以蔽之，諸文化間相互融通，為長江文化「後浪」推「前浪」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一部長江文化史，就是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相互借鑑吸收的發展史，也是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共鑄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二者合為5000年中華文明的搖籃。

早在新石器時代，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與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之間就存在較多文化交融的痕跡。黃河流域的開發早於長江流域，但後期的發展卻離不開長江文化的助力。漢王朝雖承秦制，但踐行黃老之治，故其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的指導思想某種程度上也源於楚文化。

永嘉之亂後，漢魏西晉的黃河儒文化隨衣冠士人保存於江南，並與長江文化相融，成為彼時的文化主流。代表華夏的傳統文化在江南得到融合發展，並直接促進了北朝內遷民族沐浴漢文化的進程。雖然南北之間有正統之爭，但這恰恰表明各民族對中華文明的高度認同，進而一起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

隋大運河的修建，不僅解決了長江、黃河東西走向與商品、財賦南北調運的矛盾，更是南北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高速通道。北宋末年，中國的文化中心最終移至南方。自宋以降，重大變法有五，宋代範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改革，清代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推動這些變革的深層文化內核，某種程度上與長江文化對黃河文化的全面吸收融匯及創新發展不無關係。此乃南北兩大江河文明交融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文明的鳳凰涅槃。

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之一，長江文化已融入各民族血脈，是中華文明的母體之一，是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包括文化復興。文化復興的自信來自中華文明的品格，如崇德重義、革故鼎新、開放融合、海納百川，這也是長江文化為中華民族作出的貢獻。

文化與生態之間的關係問題，很早就引起長江流域古人的注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這是先賢對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解。

2016年1月，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指出：「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寶庫。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建立和諧的長江文化生態，必須以文化和諧及機制創新為榫點，立足於發展長江經濟帶。在生態文化理念上，要統籌上中下遊文化生態合作共治的文化理念，以「青山綠水」為引領，注重合作溝通。在生態文化治理機制上，要建立全流域的文化生態風險共擔、文化生態利益補償和利益共享機制，形成多元共建的文化生態主體。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永恆的鐵律。多民族雜處共居的格局，為長江文化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近代以來，長江流域各族人民在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富強的革命鬥爭和經濟社會建設中結下了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血脈聯繫，新時代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必將更好地促進中華民族繁榮發展。於內，進一步完善長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利益保護機制，抓住長江經濟帶建設的有利機遇期，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動鄉村振興，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於外，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歷史機遇，推動長江文化「走出去」，凸顯中華文化符號，貢獻更多「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凡有大江大河之地，多有人類文明的誕生，其中必然會孕育文明的精神追求。長江文化精神來自豐富多元的匯聚：位於天府之國的巴蜀，為長江文化注入質樸厚重、厚德載物的品格；以湖湘為中心的荊楚，延續著楚人自強不息、革故鼎新的價值取向，擁有與生俱來的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品格；地處下遊的吳越以其人性勤巧、自古富庶鍛造了儒雅文秀、崇德重義、明理重學的追求……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長江和黃河共同挺起了中華文明的脊梁。在與世界的交流中，長江文化吐故納新，充滿生機活力。在各民族持續交往交流交融中，長江流域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長江文化發展史昭示我們：只有推動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才能永續發展。（本文第一作者為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為中南民族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高元武 段超

來源：《中國民族》雜誌2021年第4期

責編：劉雅 王孺傑

流程·製作：王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