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個民族都是一家人嗎（兄弟姐妹是一家）
2023-10-16 16:08:33
50個民族都是一家人嗎?發表時間：2019-11-06 來源：北京日報，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於50個民族都是一家人嗎?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50個民族都是一家人嗎
發表時間：2019-11-06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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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又一次唱響「五十六個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道出了盡人皆知的事實——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鮮為人知的是，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各地調查統計出的少數民族名稱曾多達400多種。今天世人周知的56個民族，是民族工作者經過20多年的科學識別與調查，直到1979年才最終確認的。
翁獨健、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等民族學大家，主持完成了這項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工作。從大西南的少數民族村寨，到東北內蒙古的遊獵牧場，從湘西崇山峻岭間的土家地區，到福建地處偏僻的景寧畲鄉，他們帶去了中央的關懷，在民族識別與調查中獲取的第一手資料，為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摸清了「家底」，更為此後半個多世紀中國民族政策的制定與推行奠定了基礎。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國慶節前，洋溢著節日氣氛的北京城迎來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們是周恩來總理邀請進京參觀的各地少數民族代表。衣著各異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來自湖南永順縣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觀禮期間卻意外地向中央領導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當時，土家和其他的很多少數民族一樣，還不太為人所知。土家姑娘田心桃能夠成為少數民族參觀團的代表，有點偶然。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十七軍進軍湘西，田心桃的家鄉迎來了解放。在迎接解放軍的活動中，中學教師田心桃認識了一四一師政治部主任李忼，了解了黨的政策。她向李忼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和土家的情況，經李忼介紹，田心桃走出大山，先後來到湖南省民政廳和中南區民政部，介紹土家語言風俗。1950年9月15日，田心桃領到了一個少數民族代表證，證上寫著苗族——因為她的外祖母是苗族，而土家在歷史上沒有被承認過，很多人甚至沒有聽說過土家。就這樣，田心桃代表苗族列席了中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隨後又赴京參加國慶觀禮。她最早向中央提出派人調查土家情況、確認土家為單一少數民族的要求，因此後來被稱為「土家第一人」。
像田心桃這樣的陰差陽錯，彼時並不奇怪。中國共有多少個民族，有哪些民族，新中國成立前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直都沒有準確的答案。
現代意義的「民族」一詞，是19世紀末才出現在中國的。1899年，梁啓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論及日本人自稱「東方民族」時，直接從日本書籍中引用了「民族」一詞，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使用現代意義的「民族」一詞。20世紀初，隨著梁啓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論國民與民族之差別及其關係》《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等文章的出現，「民族」一詞的使用越來越普遍。
但是，人們對民族的認識，仍然相當有限，甚至充滿了偏見和歧視。在歷代封建統治者眼中，少數民族是「非我族類」的蠻、夷、戎、狄。民國時期，孫中山主張民族平等，但卻以為中國只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因此提出「五族共和」的政綱。自詡為孫中山忠實信徒的蔣介石，乾脆否認了少數民族的存在，認為漢族是「國族」，其他民族僅僅是漢族的「大小宗支」。如此態度，自然不會探究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民族。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一次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徹底改變了官方對少數民族的態度。《共同綱領》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
其實，中國共產黨自革命時期起，就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長徵期間，由於紅軍經過的大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與彝族、苗族、瑤族、藏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群眾直接接觸，留下了「彝海結盟」這樣的美談。只是，革命戰爭時期，完全沒有科學調查研究的條件。於是，對各民族進行科學辨別、認定的任務就留給了新中國。
1950年國慶期間，面對田心桃的要求，中央民委特意在各民族代表的座談活動後，派中央民委參事、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教授楊成志對她進行了專訪座談。專訪中，楊成志讓田心桃把身體、數目、代詞、人名、親屬稱呼、服裝等日常用語翻譯成土家語，並介紹土家的風俗習慣。10月20日，中央民委為了研究各民族的語言，擬了一篇文稿，請各民族代表將文稿譯成民族語言錄音。田心桃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教授的主持下，進行了土家語錄音，當時，羅常培就判斷說：「土家語屬於藏緬語族。」
田心桃隨少數民族參觀團進京，使民族識別——也就是對一個族體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稱進行辨別的問題第一次浮出水面。幾乎與此同時，中央派往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訪問團，也遇到了民族識別問題。
民族訪問團
1950年6月，日後任中央歌舞團舞蹈隊隊長的彭清一剛剛畢業，正等待組織分配時，校長吳玉章找他談話，讓他隨團前往少數民族較集中的雲、貴、川地區開展工作。原來，新中國剛剛成立，為了疏通民族關係，打破歷史上由於民族壓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閡，加強同少數民族的聯繫，黨中央決定派中央訪問團到民族地區訪問。
不到20歲的彭清一，參加的是新中國第一個民族訪問團——西南民族訪問團。訪問團團長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格平，副團長是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團裡配有少數民族翻譯，還有像彭清一這樣的文藝專業人員組成的歌舞團。
出發前，訪問團在國子監進行培訓，聽取有關民族問題的報告和講演。毛澤東主席為訪問團寫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題詞，周恩來總理親自給團員們作報告，臨行前還專門給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鄧小平寫信指示：「該團到少數民族地區，第一等任務是搞好民族關係，凡是少數民族不歡迎去的地方即不要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
7月2日，訪問團一行百餘人帶著糧食、布匹、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資，浩浩蕩蕩由北京出發，直奔西南而去。8月，以沈鈞儒為團長的西北民族訪問團出發，隨後，中南、東北內蒙古民族訪問團分別在1951年和1952年動身，為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帶去了中央的關懷。
訪問團的主要任務是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宣傳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民族史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索文清告訴記者：「當時，少數民族地區交通非常不便，人們居住比較分散，對新中國人民政府也不了解，一開始見到訪問團還害怕地躲起來，但訪問團的工作最後都很成功。」他們儘可能地深入到每一個能夠抵達的村落和山寨，通過勞動、聯歡等方式，拉近與少數民族群眾的感情，繼而宣傳政策方針。在貴州黃平，為給苗家寨子的群眾放映電影，訪問團電影放映隊冒雨抬著發電機，午夜2時才趕到；在貴州凱裡，訪問團贈送醫療器械，協助當地建立了第一個衛生所，舉辦衛生人員培訓班，講授內外科疾病及婦嬰衛生的治療與預防方法，為1萬多名群眾接種了牛痘；在廣西龍勝，訪問團專門對龍勝災荒做了專項調查，得知情況的中央和廣西省（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當年內就為龍勝發放救濟米55萬公斤，貸出農貸糧7萬公斤，訪問團還協助當地成立了中南地區最早的民族自治區。
為了贏得少數民族的信任，訪問團有時甚至要面臨生命危險。彭清一曾撰文回憶，有一次在涼山地區，他所在的小組外出訪問，正好遇到兩個部落鬧糾紛，矛盾僵持不下，雙方準備武力解決。眼看兩個部落的人拿著土造槍枝和長矛大刀越聚越多，訪問團十幾個人都阻止不了，大家決定通知附近的解放軍前來化解。可是去解放軍駐地必須經過兩個對立部落的地盤，非常危險，但大家都爭著去送信。最後，兩名有戰鬥經驗的同志小心翼翼地繞道出發，誰知還是被一個部落的小頭目當成對方的「奸細」抓住了。兩名同志耐心地說：「我們是西南民族訪問團的成員，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宣傳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共產黨主張各民族平等團結，更希望你們民族內部搞好團結。我們這次匆忙經過這裡，就是要請解放軍來制止他們對你們的進攻！」小頭目半信半疑，最後派人跟他們一起下山。解放軍部隊及時接到了消息，立即派騎兵前往，果斷制止了這場衝突。訪問團趁熱打鐵，分頭做和解工作，終於將雙方的頭人約到了一起。趁著雙方態度鬆動，訪問團又給雙方送上鹽巴、布匹和針線等慰問品，最終劍拔弩張的兩個部落握手言和。
彭清一回憶，類似這樣的工作，訪問團做了許多。3個月後，當訪問團要離開時，涼山地區40多位不同家支的頭人紛紛表示，接受軍政委員會和訪問團的建議，把歷史隔閡與仇恨暫放一旁，共同走出山來舉行協商會議。就是在這次協商會上，各方達成了建立第一個彝族自治區政府的協議。
除了慰問少數民族、宣傳民族政策外,訪問團也做了一些民族識別相關的工作。費孝通後來接受採訪時曾介紹，訪問團還有一個任務是親自拜訪各地的少數民族,弄清楚他們的民族名稱（包括自稱和他稱）、人數、語言和簡單的歷史,以及他們在文化上的特點（包括風俗習慣）。正因如此，像他這樣的專家學者才會被派去參加訪問團。1951年參加過中南民族訪問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施聯朱在其著作《中國的民族識別》中提到：「訪問團關於《防城縣偏人情況》的調查，實際上就是對壯族的識別調查，根據其歷史來源、風俗習慣、語言等均與廣西其他地方的壯族相似，確認『偏人』是壯族的一個支系，就是壯族中自稱『布偏』的那部分……」
但是，並非所有的少數民族都像「偏人」那樣，很快就能確認是什麼民族。比如，中南民族訪問團在海南（當時屬於廣東省）時，發現海南苗族在語言、文化生活等方面，都與瑤族近似，追溯歷史淵源才發現，海南苗族原是400年前從廣西十萬大山遷來的瑤族，可是，到海南後他們一直被認為是苗族，且本民族的幹部群眾也都認可「苗族」的族稱。苗族和瑤族當時都是比較公認的族稱，問題是他們應該歸屬於苗族還是瑤族？再比如，訪問團在湖南時，遇到一些土家人，和田心桃一樣要求確認他們為單一的少數民族，但土家還不是一個大眾認可的單一族稱，怎麼辦？
世界上獨一無二
1953年，民族識別被正式提上了日程。為準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中央決定進行人口調查登記工作，這就是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調查的困難，調查只登記姓名、性別、年齡、民族四項內容。不料，隨著民族訪問團將民族平等的政策宣傳開來，歷史上長期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紛紛踴躍報出自己的族稱，調查結果出來，全國6億多人口自報登記的民族名稱竟有400多種，僅雲南一省就有260多個。
這400多個自報的民族名稱是否都是單一的民族？索文清教授介紹說，「僅從表面看，就發現這些名稱很混亂，有的用自稱，有的用他稱，有的用民族內部分支名稱，有的名稱竟然是特殊職業，比如雲南世代以種甘蔗為生的『蔗園』人」。從民族科學定義上看，這顯然需要一番甄別。再者，從政治方面，即將進行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要體現民族平等，依據少數民族人口數量分配代表名額，迫切需要明確民族成分，確定民族名稱；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區，用施聯朱教授的話說，「沒有民族識別，人大代表怎麼選舉、民族區域自治怎麼形成？」這種情況下，民族識別成了當時民族工作領域的當務之急。
1953年6月，中央民委派出了施聯朱任組長的畲民識別調查小組，赴福建、浙江等省調查研究畲民的族別問題。同年，達斡爾族識別調查小組赴黑龍江、內蒙古進行民族識別調查研究。幾乎與此同時，廣西、貴州、湖南等地方也陸續組建了許多民族識別調查組，深入本省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一時之間，民族識別成了一件全國鋪開的大事。
民族數量最多的雲南，任務尤其繁重。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雲南民族識別調查組經過長達半年的工作，將雲南的260多個不同族稱的族體歸併成了22個，其中最複雜的要數對彝族支系的歸併。時任調查組長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林耀華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識別》中寫道：「講彝語的各單位人口多，當時有300多萬人，且支系繁雜，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支系最多的民族，僅雲南就遇到數十個支系。」
如何判斷這300多萬人是單一民族還是彝族的一部分？索文清告訴記者，當時識別的基本依據是史達林關於民族四個特徵的論斷：「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比如，林耀華在雲南識別「土家」人（非今天的土家族）和「蒙化」人時，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將雙方的語言與當地彝族（稱為「羅羅」）進行分析。據對1000多個詞彙進行的比較，「土家」語與「蒙化」語有76%相同或相近，「土家」語、「蒙化」語分別與「羅羅」彝語比較，各有61%相同或相近，三者在詞彙方面有些不同，但語法結構完全一致，語言系統也基本相同。可以說，「土家」人和「蒙化」人的語言都屬於彝語的方言。此外，「土家」人和「蒙化」人的經濟生活、社會文化與彝族也相差無幾，比如都保留有氏族殘餘（族長制、同姓不婚）、「夫兄弟婦」婚俗、火葬遺蹟、祖先靈臺、多神崇拜、巫術等彝族普遍的特點。據此，認定「土家」人與「蒙化」人都只是彝族的一個支系。
另外，前文提到的「蔗園」人，當時人口不足1000，以種甘蔗為生，他們到底是不是少數民族？根據林耀華等的考察發現，「蔗園」人實際是從廣西遷到雲南富寧縣講粵語的族體，其社會文化傳統皆同於漢族，顯然不能構成單一民族。
不過，史達林提出的四個特徵並沒有成為教條。施聯朱在2014年的訪談中就談到，史達林的四個特徵，是根據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人民共同體的特徵，而我們識別的各民族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完全套用的話，幾乎沒有一個民族符合。開始沒有人敢提這個問題，「怕被說反蘇反共」，後來，還是毛主席說了一句話，政策可以這樣，但是實際上也要「靈活」，也就是說，「要根據國家的情況，也要結合民族的情況。」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的膽子都大了起來，這才完成了施聯朱口中「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沒有先例」的民族識別工作。
實際上，我們在具體識別時，四個特徵並非缺一不可。在《中國的民族識別》一書中，施聯朱舉了例子：
錫伯族早在明代以前就生活在東北綽爾河、嫩江、松花江一帶，清乾隆年間，清政府為了鞏固充實西北邊防，將一部分錫伯族從東北調往新疆塔城一帶，不久又移駐伊犁河南岸，從而造成錫伯族人民分居東北和西北兩地的狀況。他們雖然不具備史達林提出的共同地域的特徵，但在語言、習俗等方面仍保持著共同性，因此，他們仍然是同一個少數民族。
再比如，雲南地區的彝族在新中國建立前就已經進入到了封建社會，而大、小涼山地區的彝族卻還保持著奴隸制。顯然，兩個不同聚居區的彝族談不上共同經濟生活，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彝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共同體。
追溯歷史與「名從主人」
中國獨一無二的民族識別，除了靈活運用史達林提出的四個特徵，還需要對民族歷史、族源、信仰、民族名稱等進行追溯和研究。民族歷史作為識別依據，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費孝通對貴州穿青人的識別。
費孝通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人類學系，後在英國師從馬林諾斯基完成博士學業。1935年，費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廣西大瑤山進行民族調查，在瑤山迷路，王同惠身亡,費孝通受傷。遭受如此打擊，他仍堅持走遍了中國廣大的民族地區。1950年費孝通率中央民族訪問團到貴州時，了解到貴州自報民族30多個，其中有10多個在語言和生活方式上與周圍漢族基本相同，但要求獲批少數民族身份。這10多個自報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就是居住在貴州西北部的穿青人，約有20多萬人。為了弄清楚他們到底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派時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費孝通、教授王靜如和講師宋蜀華等到貴州進行了實地調查。
穿青人認為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個主要理由是，他們過去使用一種和當地漢人不同的語言，叫「老輩子話」。費孝通等人的工作，自然首先從語言調查分析入手，結果發現只有少數人會說「老輩子話」，這種語言實際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它確實和貴州通行的漢語不同，但和早期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漢語方言有淵源。
不過，「老輩子話」屬於漢語方言，並不能就此斷定穿青人是漢族的一部分，因為使用漢語的並不一定就是漢族。於是，費孝通等研究了穿青人在貴州地區的歷史。原來，明代朱元璋派遣軍隊南徵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時，經過貴州，隨後在貴州的許多據點屯田駐軍。從那時起就有許多從內地遷入貴州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江西被強迫隨軍服役而遷來的漢人。這些漢人社會身份低，不得不給當地彝族當佃戶，受剝削，但他們的經濟文化也沒有被彝族同化，後來多定居在鄉間。和這批移民差不多同時或更晚，又不斷有外來做官或經商的漢人在此地落籍，他們大多住在城鎮街場，經濟、政治條件相對優越。如此，這個地區就有了兩部分漢人，早期遷來的被稱為「穿青」，後者被稱為「穿藍」，而當地少數民族則叫穿青人為「窮漢人」「當裡民的漢人」等。新中國成立前，兩者彼此對立，「穿藍」看不起曾是彝族佃戶的「穿青」。
歷史事實證明，穿青人原是漢人的一部分，進入貴州後也沒有和漢族隔離，沒有獨立發展成一個民族。據此，費孝通等認為穿青人不是少數民族。
前文提到的海南苗族，也是通過追溯歷史發現，他們原是400年前從廣西十萬大山遷來的瑤族，同樣是由於歷史原因，他們到海南後更認同自己是苗族。
最後如何認定他們的民族成分？這就不得不提我國民族識別工作遵循的另一個主要原則——「名從主人」。「通俗地講，就是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民族名稱不是政府行政命令強制的，而是由本民族自願決定。」索文清解釋說。考慮到不影響各民族團結，且海南苗族自己意願強烈，最後就把他們正式認定為了苗族。
除了海南苗族，許多其他少數民族的族稱，都是根據「名從主人」原則確定的。索文清說：「1953年中央派出畲民識別調查小組之後，施聯朱先生等就基本確定了畲民是單一少數民族，但是關於畲民的族稱一直有爭議，直到1956年得到畲族人民的同意才正式被確認。」對此，曾在浙江省民族事務處工作的畲族幹部雷關賢回憶：「既然是一個民族定族稱的大事，就需要得到本民族特別是本民族的上層人士的理解支持和擁護……1956年10月15日至20日召開了省第一次少數民族代表座談會，還邀請了部分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參加……通過這次座談會，統一了大家的認識，一致同意『畲族』為族稱。」
又如，東北原有「索倫人」「通古斯人」和「雅庫特人」三個族體，調查後發現「索倫」「通古斯」和「雅庫特」都是他稱，這三部分人的自稱其實都是「鄂溫克」，因此將他們統一認定為鄂溫克族。
此外，為了消除歷史上遺留的對少數民族侮辱性的用語，尊重少數民族大多數人的意願，國家還在大規模的民族識別結束後，陸續更改了一些少數民族的族稱。比如，1963年將卡佤族中具有奴隸之意的「卡」字去掉,正式定名為佤族。「僮」字有僕人之意，1965年10月，周恩來總理提議，把僮族的「僮」字改為強壯的「壯」，這個提議得到了廣大壯族人民的贊同，於是正式將僮族改名為壯族。
潘光旦與土家族
費孝通在《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一文中，將民族識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劃清哪些要識別的單位是漢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數民族」；第二，「如果是少數民族，他們是單一民族還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說費孝通對穿青人的認定是第一個階段的經典個案，那麼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對土家族的確認，則是單一少數民族認定的典範。
1950年「苗族代表」田心桃第一次提出自己是土家族，1951年中南民族訪問團再次遇到土家的問題，1952年下半年，田心桃與土家幹部彭泊以及中南民院的五位土家學員聯名上書黨中央，又一次要求確認土家族為單一民族。同年12月，中南民委研究室派人進行了土家族的實地調查，向中央提交了《土家族調查報告》。此時，中央尚未正式開始民族識別，但土家人士的上書和中南民委研究室的報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當即組織專家學者對土家問題展開研究。1953年3月，擔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先生，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了這一任務。
潘光旦曾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多年，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並稱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又於1922年留學美國，接受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可謂學貫中西。接受任務後，潘光旦計劃親自去土家地區開展田野調查。可惜，由於他早年讀書時練習跳高不慎摔傷了右腿,後被感染不得不截肢,從此落下殘疾，考慮到他行動不便，中央統戰部沒有批准他參加實地調研。於是，潘光旦派研究室的汪明瑀等深入湘西考察，完成了《湘西土家概況》的調查報告；又組織語言學家王靜如據調查材料分析土家語言，寫下了《關於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
潘光旦自己去不了湘西，就利用文獻研究土家歷史。他通讀了《二十四史》，把其中有關少數民族活動的記載一一標出，分類抄錄，寫成了大量卡片。這項工作並不容易，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記載極少，專門對土家的記載更少，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選摘相關資料，也只有潘光旦這樣功底深厚的學者才能勝任。曾與他共事的民族學者鄧銳齡回憶，潘先生「讀的是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紙上油墨過濃，因眼力極衰弱，必須把書端在手上，眼睛湊到紙上才能逐行讀下去……他偶一抬頭，則可見鼻端上粘住了一層黑彩，顯出非常奇特的樣子……」埋首書齋數載，1955年，潘光旦終於寫下了長達13萬字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用大量史料、確鑿論據闡明：土家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後裔，是單一少數民族。
索文清告訴記者，這一結論在學術界可謂「一錘定音」，迄今仍是土家研究領域中的共識。可是，湖南省委的個別同志堅持認為土家人已經漢化，沒有共同地域，土家語只是一種方言，認為他們不是少數民族而是漢族的一部分。因此，湘西土家問題在行政層面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土家群眾和各界人士的呼聲也沒有停止。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6年3月，中央民委、中央監委、人民檢察院、人民日報社、北京日報社等單位收到要求確定土家族民族成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上書和信函64件、747人。中央決定對土家族地區再進行一次考察論證。
這一次，一直希望親赴土家地區進行實踐調查的潘光旦終於如願。1956年5月下旬至6月底，潘光旦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與北京大學教授向達一起，對湖南省西北角的土家地區進行了調查研究。潘光旦平時都是拄著拐杖走路，為了搞清楚土家人最真實的情況，他拄著拐杖走遍了湘西崇山峻岭間的永順、保靖、龍山和鄂西來鳳等土家人聚居區，道路實在崎嶇難行的，就坐滑竿上山。田心桃曾撰文追憶她得知潘光旦教授要來湘西調查時的心情：「我聞後很感動，因為潘教授……行動不便，我的家鄉全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大山區，身體健壯的年輕人爬山下山時，草鞋還不能穿，走路時，腳指頭還要勾著鑽入泥內，手還要盤著樹才敢走……」
42天的艱難行程中，潘光旦聽取了16次關於土家的匯報，進行了5次小型座談，11次個別談話。此外，他在路上碰到土家人就積極交談，轎工、船工、食宿休息的飯店客店主人，甚至村子裡趕集的村民、山坡上放牛的百姓、路邊上下學的小學生，都成了他的訪談對象。
歷盡艱辛，潘光旦終於掌握了詳盡的一手資料，他在《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中談了幾點關鍵的調查所得：
湘、鄂、川、黔四省的「土家」總人口遠不止三四十萬人，其聚居程度「比我以前所了解的為高，龍山人口26萬中15萬即五分之三是『土家』……」
土家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如過趕年、信奉「土老司」、跳擺手舞、織「土家鋪蓋」等。
土家人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接近彝語支的語言。「就我們所接觸到的部分地方首長和土家幹部所談，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會說土家語，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區域裡，會說土家語的則佔90%以上。」
尤為重要的是土家人的自稱和民族意識。各地的土家人均自稱「比茲卡」，只是方音上有細微差別。自稱的存在與堅持說明，「用到這自稱的人不可能是苗族，附近的苗族大都自稱為『果雄』。更不可能是漢族的一部分，歷史上從沒發現過用兩個音綴或三個音綴自稱的任何漢族群體。」土家人的民族意識強烈，均要求黨和政府早日肯定土家的民族成分。
根據以上情況，潘光旦認定「無論從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客觀條件、主觀要求等方面的哪一方面來說，土家應該被接受為一個兄弟民族」。
1956年6月，中央又派出了以時任國家民委副主任的謝鶴籌為組長的土家識別調查五人小組。五人小組沿著潘光旦走過的路線再次詳細調查了3個月，隨後在湖南省委召集的匯報會上，與持反對意見的同志面對面辯論、探討，終於達成了「確定土家族為單一少數民族」的共識。緊接著，湖南省委上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公布。一場持續6年之久的土家族識別調查與爭論，至此得以解決。
最後被確認的基諾族
1956年底，隨著土家族、畲族的確認，中國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已經有了52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一共是53個民族。至此，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自報登記的400多個族體，已經基本完成了識別。
此後，民族工作的重點從民族識別轉入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項工作始於1956年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他說，我國的少數民族地區處於各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到封建制都有，是一部活的社會發展史，要趕快組織調查，「搶救落後」，把少數民族地區這些社會歷史狀況如實記錄下來。於是，負責此次大調查的全國人大民委1956年組織了8個調查組，1958年又增設了8個，16個調查組涵蓋了全國大部分少數民族居住的省區。參加調查的人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機關幹部、高等院校師生以及社會科學研究者，人數最多時達到1000多人。
中國最後一個被國家確認的少數民族——基諾族的主要識別者杜玉亭，就在社會歷史調查的這1000多人之中。1958年，從雲南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杜玉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工作，但他報到的地點卻是位於昆明的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即是對基諾人進行調查。
基諾人居住在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基諾山，自稱「基諾」，古稱「攸樂」。早在1951年，西南民族訪問團就曾到基諾山的巴亞寨訪問。1954年，雲南省也派人到基諾山進行過調查、宣傳工作。不過，基諾人一直被認為是彝族的一個分支，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的雲南民族識別組由於任務重，識別人員有限，也沒有顧及基諾人。
1958年11月至12月，杜玉亭背著行李去了兩次基諾山，每次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幾天，與基諾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第二次上山時，調查組派了彝族歌手金國富與杜玉亭同行。根據金國富提供的200個詞彙，兩人把彝語和基諾語對照後發現，二者在最基本的詞彙方面有一些相同，多數詞彙不同。基諾人獨特的風俗也給杜玉亭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年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他們的墓地就像另外一個村寨，生者每天都要給死者送飯，年底舉行儀式後，才把死者送走。」在調查報告中，杜玉亭寫下了這些情況，不過，當時大部分學者的意見還是基諾人不作為單一民族確立。
與基諾人短暫相遇後，杜玉亭很快投入了其他工作，全國展開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一直持續到1964年。隨後，民族工作幾乎停滯了十多年。這段時期，西藏的門巴族和珞巴族分別於1964年、1965年被確認為單一的少數民族，而基諾人的識別，一直到1977年才迎來轉機。
當時，杜玉亭已經調到雲南大學歷史研究所工作，有一天四川民族研究所突然邀請他參加《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一書的編寫。一直沒有忘記基諾人的杜玉亭，當即告訴他們，基諾人識別對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雙方一拍即合，徵得黨政部門支持後組成了「基諾人民族識別組」，就這樣，杜玉亭第三次來到了基諾山。
識別組共有20餘名成員，包括四川、雲南及北京的民族學、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宗教學等領域的學者。集體調查後得出結論，基諾人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法結構接近彝語支、緬語支，但在語音、詞彙、語法上有自己的特點；基諾人受漢、傣文化的影響，但仍然保有許多自己的特點，如村寨中有寨老、寨母等古老氏族長老，保留了對偶婚和群婚殘餘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習慣等，因而認定基諾人為單一少數民族。
1977年12月3日，杜玉亭完成了經基諾代表人物認同的最終識別報告。第二年初，報告送至雲南省民委，再報中央。1979年6月6日，國務院正式發布公告確認基諾族為單一少數民族。如此，杜玉亭心中20餘年的遺憾終於得以彌補，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也正式有了第56個兄弟。
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確認中國共有55個少數民族，加上漢族，共56個民族。就全國整體而言，中國56個民族的格局基本確立。
此外，在歷次民族識別工作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未識別民族，他們是指民族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確認，或已被認定為其他民族支系但尚存爭議的群體。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有未識別民族人口640101人。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華民族。其中的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作者：北京日報記者 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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