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根斯坦當下論（周靖論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

2023-05-20 13:20:12 2

摘要：圍繞維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之間的思想關聯這一重要論題，一些新實用主義者將維氏直接列入實用主義陣營，這種做法招致了諸多反駁。即便從實用主義視角出發來討論，也不能將維氏直接理解為一名實用主義者。維氏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被視為一名古典實用主義者，但我們可以在新實用主義的語境中來理解他，並提出一種「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而非「維根斯坦的實用主義」）。這種版本的實用主義體現了新實用主義真實地承襲了維氏關於語言遊戲、遵守規則、意義理論等方面的洞察，從而，維氏在實用主義的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這種表述也暗示著，新實用主義者在具體發展維氏思想時，或多或少背離了維氏原意。在此意義上，實用主義者在將維氏列為自己思想同儕時，需持審慎的態度，不能混淆對維氏的實用主義式解讀和維氏思想本身。

關鍵詞：維根斯坦；實用主義；實踐；規則

維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這一直是哲學中一個重要且充滿爭議的論題。古德曼（R. Goodman）試圖證明維根斯坦和詹姆斯思想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米薩克（C. Misak）、邦孔帕尼（A. Boncompagni）等人嘗試論證維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之間有著更為一般性的聯繫。羅蒂（R. Rorty）、布蘭頓（R. Brandom）則直接將維根斯坦列入實用主義陣營。然而，這種做法有待商榷，江怡教授認為，前述哲人的解釋大抵是一種「附會解釋」，這種解釋是指，「研究者們對從文本中得到的片言隻語給出了符合某種預先設定前提的解釋，而這種解釋的目的是為了說明更為完整的理論框架」。如果遵循對維根斯坦哲學本身的嚴格解釋，我們便無法在任何意義上將維根斯坦視為一名實用主義者，從而實用主義者將維根斯坦列為自己的同儕，是一項缺乏慎思的「附會解釋」。筆者對此深以為然，故此本文擬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重審維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的關係。

具體而言，筆者想要具體論述以下四點：（a）維根斯坦與古典實用主義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關聯，但是，（b）從實用主義視角看，我們的確可以得出一種在一定程度上忠實或源於維根斯坦哲學的實用主義版本，即「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Wittgensteinian pragmatism），並且，（c）一些新實用主義者完成了對「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的澄清和發展工作，因此，（d）相關研究既體現了實用主義自身思想的推進，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對維根斯坦哲學的研究。需要及時澄清的是，「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是布蘭頓明確使用過的一個詞彙，筆者在此用它更多是指實用主義者們在其解釋中構建出了一種對維根斯坦哲學的理解，這種理解更多地與其自身的思想旨趣相契合，即論題（c）；但在一些核心論題上承襲了維根斯坦的洞察，即論題（d）。簡言之，實用主義者主要是在利用維根斯坦的思想資源來發展實用主義，而非旨在還原維根斯坦哲學本身；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討論維根斯坦哲學在實用主義發展中起到的積極作用。

根據哈克（R. Haack）的考證，沒有證據表明維根斯坦曾閱讀過皮爾士、杜威，以及米德等人的著作，但他卻至少閱讀過詹姆斯的《心理學：簡明教程》《心理學原理》以及《宗教經驗種種》。古德曼曾從維根斯坦的學生安斯康姆那裡確認到，維根斯坦在其課堂上從未提及詹姆斯的著作，尤其是《實用主義》一書，「維根斯坦沒有讀過《實用主義》，如果他讀了的話，他會厭惡這本書」。安斯康姆的這一說法儘管讓古德曼耿耿於懷，但他仍然試圖指出，「詹姆斯和維根斯坦不僅是在某些特定論題上有著一致的觀點，還共享有對如下立場的一套承諾：（1）反基礎主義，（2）關於人類生活具體細節的描述，（3）認為實踐有著之於理智的優先性，以及（4）強調宗教對於理解人類生活的重要意義」。筆者贊成江怡教授的立場，即認為維根斯坦和古典實用主義者（更多是指《宗教經驗種種》之中和之前的詹姆斯）在這四個命題上有著實質不同的理解。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首先，關於論題（2）和（4），維根斯坦認為宗教有助於理解人類生活，這種說法是有待商榷的。筆者認為，更為妥帖的說法是，維根斯坦僅將宗教理解為一種藉以平息精神中的恐懼和憂愁，從而獲得平靜生活的方式。古德曼曾提供一個例子：維根斯坦在童年時代，曾因為家中盥洗室中掉落的石膏而產生了持久的恐懼，直至1910年他到曼徹斯特學習時仍然受到這種恐懼的折磨。41歲的維根斯坦也曾向年輕的德魯裡（M. Drury）坦承道：「當我告訴你只有宗教的感覺可以治療這種恐懼時，你會覺得我瘋了，你會覺得我已經瘋了。」維根斯坦相信，宗教是對人類生活的具體描述，並能夠幫助消除人類內心的痛苦：「我的意思是，基督教不是一種關於人的靈魂中已經發生的事情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學說或者理論，而是對人的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的描述。……基督教僅僅針對那些需要無限幫助的人，也就是那些經歷了無限痛苦的人。整個地球所遭受的痛苦不可能大於一個人的心靈所遭受的痛苦。在我看來，基督教信仰是人處於這種極端痛苦之中時的避難所。任何一個在這種痛苦中打開而不是關閉自己內心世界的人，都會在自己的內心裡把這種拯救手段接受下來。」

從表面上看，詹姆斯的《宗教經驗種種》一書的確描繪了諸多這般擺脫痛苦和煩惱的「真實的過程」。根據蒙克的記錄，維根斯坦在1912年左右閱讀了《宗教經驗種種》並寫信給羅素道：「我現在一有時間就閱讀詹姆士的《宗教經驗種種》，這本書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意思不會是說自己馬上會成為一名聖徒，我還不確定這本書是否以我特別希望改變的方式有所改變：也就是說，我認為這本書使我擺脫了煩惱（Sorge，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分所用的意義的煩惱）。」維根斯坦所謂的「改變的方式」即是避免恐懼和絕望，獲得寧靜生活的方式。

然而，實際上，《宗教經驗種種》一書更多是對宗教經驗的描述，這種描述雖然也是在展現某種「真實的過程」，「宗教皈依」也體現為自我實現，因此能夠予以維根斯坦慰藉。但是，在詹姆斯那裡，宗教經驗與其意識流理論緊密相關，它實質上描繪的是個體內部的心靈過程，是對前反思狀態下「意識」或「生命之流」的分析，而非維根斯坦所理解的具體的「人的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詹姆斯指出，「生活的知識是一回事，有效地在生活中佔據一席之地，隨著生命之流展開你的存在，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此意義上，維根斯坦關於宗教經驗的理解與詹姆斯思想有著實質的不同。此外，這一不同也體現在維根斯坦將宗教信仰理解為一種生活形式，將宗教信仰理解為對一種參考系統的信奉上：「我相信基督教所說的下面這一句話：一切好的學說都毫無用處。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生活方向）。在我看來，宗教信仰仿佛只不過類似於對一個參考系統的熱情信奉。因此，儘管它是一種信仰，但其實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種對生活做出評價的方式。」故而，我們至多僅能認為維根斯坦受到《宗教經驗種種》一書的影響，但在具體的哲學問題上，我們很難認為他從詹姆斯那裡直接繼承了某種立場。

其次，關於（2）和（3），我們似乎很容易被誘導認為，維根斯坦式的「語言遊戲」概念就是古典實用主義者所強調的「實踐」概念。筆者在此想要簡要指出的是，維根斯坦所說的「實踐」更接近於經過語言轉向後的新實用主義者所強調的「實踐」概念，而不同於古典實用主義者理解的「實踐」。

在後期維根斯坦那裡，語言遊戲是一種語言現象，他更為關注對這類現象的語法考察，「語言」是其關注的要點——江怡教授也在此意義上指出，「維根斯坦對知識的討論，並非基於對知識性質和基礎的理解要求，而是旨在說明知識命題得以存在的根據，說明知識命題依賴於生活形式和世界圖式的理由。這與實用主義者對知識基礎的要求旨趣相異」。進言之，維根斯坦對命題意義的思考直接奠基於他對語言遊戲、生活形式或世界圖式的理解，但古典實用主義者更多是將實踐理解為一種經驗活動，儘管皮爾士和杜威也有著關於如何從這類經驗現象中發展出語言的描述，詹姆斯也強調純粹經驗與概念之間的直接互動性，但其中的「實踐」概念體現了關於語言和外部世界間認知關係的新理解，相較而言，維根斯坦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性的直接考量。故而，我們認為「實踐」概念在維根斯坦和古典實用主義者那裡有著不同的蘊意。

然而，在筆者看來，我們可以在新實用主義的語境下來理解維根斯坦的「實踐」概念，這為筆者闡明一種「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提供了可能。（我們將在下一部分中展開具體討論。）

再次，關於（1），這裡涉及對「基礎主義」的理解，也就是說，將什麼（what）視為「基礎」。如若將基礎視為外部世界或某類外部的因果刺激，那麼從上一點的討論來看，維根斯坦的確與實用主義者一樣是反基礎論者，因為他「並非基於對知識性質和基礎的理解要求」來理解命題的意義。然而，維根斯坦在《論確定性》中確然承認了阻止無限懷疑的某種基礎，「如果你想懷疑一切，你就什麼也不能懷疑。懷疑這種遊戲本身就預先假定了確實性」，「知識最終是建立在承認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懷疑一切的懷疑就不成其為懷疑」。《論確定性》中還談及了某種整體論思想，認為信念和命題構成的整體構成了知識的基礎：「當我們開始相信某件事情時，我們相信的並不是單獨一個命題，而是一個由命題組成的整個體系。（光是逐漸照亮全體的。）」，「使我認為明顯無誤的並不是一些單獨的公理，而是一個前提與結論相互支持的體系」，「與其說是由於其本身顯而易見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說是靠其周圍的信念才使它不可動搖」。另外，《論確定性》中也強調，語言遊戲並非源自某種使用成熟形式語言的推理過程，語言遊戲就是我們的生活形式。

綜合《論確定性》中的上述觀點，筆者認為，後期維根斯坦承諾了某種新的「基礎」，或許我們可謂之「生活形式」——它浸染著一切，我們能夠藉以確定規則，進而討論命題的有效性和確定性。當以命題形式開始說出「知道」時，我們已經從生活形式中挖掘出了一系列互相支撐的命題，這些命題組成了河流之下的「河床」。

最後，關於維根斯坦與詹姆斯《心理學原理》一書的關係也是古德曼稱道的一點。然而，容易看到的是，維根斯坦終生反對根據人的心理狀態來分析意義的做法。他反對羅素在《心的分析》中明確指出的下述立場：「一切精神現象都只是從感覺和意向中構造出來的。……我們已經通過其生理的起因定義了知覺、感覺及意向……」如江怡教授總結的那樣：「『心理學哲學』這個概念在維根斯坦心目中具有否定的涵義，意味著對心理學研究中所存在的理智疾病的考察，或者說，心理學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理智疾病的結果。」《邏輯哲學論》中清楚地寫道：「與其他任何一種自然科學相比，心理學與哲學的關係並非更為密切。認識論是心理學哲學。難道我對符號語言的研究不是對應著思維過程的研究嗎？哲學家們認為，後果對於邏輯哲學來說具有非本質性的意義。只不過，他們大多數時候糾纏於非本質性的心理學研究中。」這一立場在維根斯坦的後期著作中也得到了維繫。《哲學研究》中反心理主義立場最為典型地體現在他對私人語言的批判之中。在1944年寫給裡斯的信中，維根斯坦表示曾打算將《心理學原理》作為教材，但「只是談論我自己的想法（我的胡謅）」。如果維根斯坦的確使用《心理學原理》作為教材，那麼他自己的想法會是對詹姆斯思想的批駁。維根斯坦曾計劃將其晚年的心理學哲學筆記整理為類似於《哲學研究》那樣的書，並以詹姆斯的立場開篇，如《哲學研究》中以奧古斯丁開篇同時是為表達對他的尊重一樣，儘管維根斯坦不同意詹姆斯的觀點，但仍然尊重之。然而，「尊重」不意味著接受詹姆斯的立場，更不意味著成為類似於詹姆斯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者。

實際上，維根斯坦曾幾次直接提及「實用主義」，如《哲學語法》《心理學哲學評論》《論確定性》等處。就維根斯坦這些為數不多的關於實用主義的直接討論來看，筆者認為，他並不十分了解古典實用主義哲學，「根據有用性來理解真」，這體現了與摩爾、羅素一致的「誤解」。如果我們推想維根斯坦可能藉助哪些文獻來了解實用主義的話，那麼他的「誤解」便十分自然了：他可能從羅素和摩爾對詹姆斯實用主義的批評、拉姆齊的晚期論文、奧格登《意義的意義》一書介紹皮爾士哲學的「附錄」，以及詹姆斯的《心理學原理》和《宗教經驗種種》中獲得了他對實用主義的理解。如果實情如此的話，我們的確沒有什麼判定維根斯坦受古典實用主義思想影響的依據了——基於這些文獻，任何人均不大可能獲得對古典實用主義的公允理解。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在維根斯坦和古典實用主義的關係上，我們很難認為維根斯坦受到了古典實用主義（更多是指真實的詹姆斯哲學）的影響，更沒有理由認為維根斯坦是一名古典實用主義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者。

然而，無法將維根斯坦視為一名古典實用主義者，這不意味著無法在實用主義的譜系內吸收和理解維根斯坦的思想。這裡的可能性源於，實用主義本身經過分析哲學的衝擊，邁向了它的新形態，即新實用主義。根據通常的說法，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逃離德國和奧地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來到美國，作為美國本土思想的實用主義思想開始式微，逐漸為人忘卻，邏輯實證主義漸漸演變為佔據美國哲學主流的分析哲學，直至二十多年後，經由奎因（W. V. O. Quine）、塞拉斯（W. Sellars）、羅蒂等人的努力，實用主義才開始藉助分析哲學得到復興，產生了所謂的以「語言」而非「經驗」為其核心概念的「新實用主義」。如果從新實用主義的視角重看維根斯坦，我們便有可能重談維根斯坦與新實用主義的關係，乃至文初界定的一種「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

我們可以從對「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表述最為清晰的布蘭頓的相關論述談起。布蘭頓承襲了古典實用主義的基要實用主義（fundamental pragmatism）立場，即「實踐優先性」論題，這種論題認為，「人們應該將知道——什麼（命題性知識，knowing that）理解為一種知道——如何（能力之知，knowing how）……也就是說，根據我們做（do）某事的實踐能力來理解為什麼相信（that）事物是如此這般的」。如若能對命題內容作出判斷，那麼我們便有著知道如何應對相關意向內容的實踐能力，這便意味著判斷活動直接對應對內容的實踐活動負責，內容「是」什麼直接呈現於判斷中。然而，布蘭頓感到不滿的地方在於，在他看來，古典實用主義者僅注重經驗活動的下遊（down stream），即作為理性生物對世界的覺知，而不注重經驗活動的上遊（up stream），即作為經驗結果的、概念化的語義推論起點。為此，布蘭頓將實用主義奠基在分析哲學的基礎上，其後果便是，推動了實用主義的分析化，在經驗活動的上遊處建立起了闡明「內容」的推論主義方式。

布蘭頓的做法帶來的後果是，將實用主義哲學討論的重點從對涉身世界的實踐活動中體現的自然意向性的探究，轉向了對主體間展開的話語活動中體現的社會規範性的探究，相應地，共同體、語言、規範等成為新實用主義的核心概念。布蘭頓認為，新實用主義的這種語言轉向或規範轉向可以從康德、弗雷格和塞拉斯那裡發現來源，我們也恰是在此意義上，從後期維根斯坦哲學中發現了思想來源。

以概念性（the conceptual）而非經驗性為哲學探究的起點，布蘭頓認為這是可從康德那裡獲得的一個基本洞識，「具有心靈的生物和無心的生物之間的區別並不體現在本體論上（ontological）［即是否有心素（mind-stuff）］，而體現為規範道義（deontological）上的區別。康德認為心靈有著規範特徵」。「道義」限定著人們應當如何行事的方式，在此意義上，我們人類主體根據規範來理解自身的行為。沿著這一思路，布蘭頓發展出的語義推論主義從弗雷格和塞拉斯那裡承襲了這樣的思想：我們僅能通過次語句表達式或判斷在人際間展開的推理活動中起到的作用或功能來理解它們關涉的內容，「使一種反應具有概念內容，也就是使它在做出斷言，以及給出和索取理由的推論遊戲中起到一種作用」。概念內容只有在社會維度內展開的推理活動中才能被具體錨定。布蘭頓的這一理解駁斥了傳統的語言和世界的二元論思維，將哲學探究的實際起點設置在語言之內，其根據行動規範來理解行動所關涉的內容的做法開啟了「規範轉向」。在布蘭頓看來，後期維根斯坦那裡也有著類似的轉向。布蘭頓將後期維根斯坦視為一名重要的實用主義者的主要原因在於，維根斯坦尤為強調在人際間的語言遊戲中，通過考察語詞的實際用法來理解其意義。在此意義上，布蘭頓坦承道，他受到了維根斯坦一個關鍵洞察的「引領」，「這一思想便是，意向性完全是一種規範的現象。維根斯坦認為，當人們處在一個意向的狀態中時，諸如擁有一個信念或一個意向，該信念或意向便已經意味著擁有某種規範身份。因為它包含了人們對事物如何或將會如何的承諾。在相信和意向行為中，人們根本地使得自己接受對其信念的正確性或意向的成功性進行規範的評估」。

那麼，我們能否依據布蘭頓的闡釋而將維根斯坦直接視為一名實用主義者？根據文初的提示，這一不審慎的提問實際上涉及兩個層次上的問題，一是布蘭頓是否在忠實於維根斯坦哲學本身的意義上發現了實用主義哲學與維根斯坦哲學共有的核心立場；二是諸如布蘭頓這樣的實用主義者是否僅在充滿開放性的文本中解讀出了他們所需的東西。筆者同時在兩個層次上認為，一些新實用主義者的確忠實地承襲了維根斯坦的部分思想，但在沿著他們認為維根斯坦為其開闢的方向進一步前行時，新領域內的思想可能無法被還原至維根斯坦思想本身。恰是從前一種意義上說，討論維根斯坦哲學與實用主義的思想關聯仍然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而在後一種意義上，我們也能考察維根斯坦哲學在實用主義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怎樣的積極意義。下文旨在進行前一種意義上的討論，在下一部分中則將在第二種意義上討論，我們是否能在挖掘「附會解釋」具有的積極「建構」意義的基礎上，接受「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這種說法。

對於反對認為新實用主義與維根斯坦哲學有任何實質關聯的人而言，關於實用主義者對「知識基礎」的要求，他們認為儘管實用主義者消除了語言與世界的二元界限——如德弗裡斯（W. deVries）總結的那樣，「我們對世界的語言性反應有著雙重面相：經由訓練，它們是我們在與世界的遭遇中直接導致的東西；與此同時，它們也在一般的意義上符合於構成語言的規則。因此，實在秩序（real order）和邏輯秩序（logic order）是綁定在一起的」——但這一體現了維根斯坦哲學精神的立場卻被一些實用主義者破壞掉了，如布蘭頓、米薩克（C. Misak）、蘇珊·哈克（S. Haack）這樣的實用主義者堅持認為，語言層次的語義闡明（semantic articulation）仍然需要回應外部世界中的實際狀態，從而仍然需要某種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基礎。如上文已經指出的那樣，維根斯坦並無這樣的承諾。筆者認為，這裡包含著對實用主義一個容易為人忽視的誤解，即認為這種「外部世界的實際狀態」是獨立於語義闡明的範圍的。

塞拉斯也有著這種誤解。在塞拉斯眼中，實用主義將語言理解為一種應對涉身世界的實踐活動中遇到的問題的工具，因而，我們需要根據語言在行動中起到的作用來理解意義和真。塞拉斯認為，這種實用主義立場的錯誤之處在於，未能認識到我們的行為和語詞用法之間的緊密關聯，語言不是一種藉以行動的工具，「知道『自然法則』的有機體能夠在世界中活動，但它只有在將語言同其行為聯繫在一起，將其斷言和推論同時聯繫在一起時，它才能夠在知識的光照下行動……只有在語言包含了圍繞行動詞（action words，用以表述各種做法的語詞）構建起來的這些內在部分的情況下，語言（思維）才能指引行動」。

實際上，塞拉斯的修正恰恰體現了實用主義者的真實立場。諸如皮爾士、杜威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的確看到並強調了語言和行動之間的密切關聯。筆者在此想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將涉身世界的實質的（material）實踐和關於該實踐的形式的（formal）語義表達，分割為兩個可以互相參照卻彼此獨立的過程，我們需認識到實用主義的本體論論題，即「取消語言與世界、思維與實在之間的本體論界限，強調自然世界與文化世界之間的連續性，認為語言顯示的世界和世界在能動者活動中的自我表達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古典實用主義者那裡，「經驗」並非把我們幽禁於單純的物理世界中，而是體現了自然世界向我們呈現的具體方式。用杜威的話說，被經驗的事物（what）與它是怎樣（how）被經驗到（語言如何顯示它）的過程是連續的。

塞拉斯以實用主義的精神改造了語言和行動之間的關係，認為我們的行為不僅是符合規則的（behavior obeying rule），規則也是符合行為的（rule obeying behavior），這一事實解釋了為何我們的任意行動都是符合規則的——規則和行動交織在一起。這種立場體現了實用主義的一般立場或核心觀點，新實用主義者仍然名為「實用主義者」，恰是因為他們共同承襲了這種立場，而由於古典實用主義者的確如布蘭頓認為的那樣，未能在經驗的上遊處做出維根斯坦所進行的語言方面的探討，筆者仍然堅持認為，維根斯坦不是古典實用主義者。但同時，這種立場也體現了維根斯坦對語言遊戲的理解——這裡沒有對任何源於外部世界式的知識基礎的承諾，相反，我們通過這樣的實踐或話語活動，說明著「知識命題得以存在的根據，說明知識命題依賴於生活形式和世界圖式的理由」。新實用主義由於突出了使用語言的主體間的話語活動的重要意義，這讓我們有理由認為維根斯坦哲學在實用主義的發展中真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實用主義吸納了分析哲學的影響，在其邁向「新」實用主義階段中的確切實地吸收和發展了維根斯坦的一些洞察，這主要體現在將「實踐」理解為一種語言性的活動這一根本觀點上，從而維根斯坦哲學的確真實地影響了實用主義哲學的發展。

本文餘下的任務在於，辨明新實用主義哲學中究竟有哪些維根斯坦式的因素。為了完成這一理論目的，僅揭示維根斯坦哲學中表面上具有的新實用主義因素，而刻意忽略其中的實質差異。

首先，我們可以挖掘出的第一個因素，是普萊斯（H. Price）所謂的「意義−語效」框架，即「語義−語用」的區分，它旨在「對語義的起源做出語用上的解釋」。這是對維根斯坦「語詞的意義體現在其用法」這一思想的直接援用，這種認為需通過訴諸語詞在人類公共性實踐中的「用法」來理解其「意義」的立場，搭建起了新實用主義討論問題的基本框架：在世的語用活動（doing）和人際間的語義表達（saying）構成了具有反思張力的軸向。新實用主義者由於對語言用法的關注而泯除了古典實用主義者對個體心理活動的過度關注，在世的語用活動直接體現為日常的、人類生活的具體細節，這種立場上的轉化沿著後期維根斯坦開拓的方向邁進。這一邁進可直接引出新實用主義中的其他兩個維根斯坦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反表象論（或反基礎主義），這是容易看到的一點，維根斯坦一生都是堅定的反表象論者，即他從不認為須訴諸語詞所表徵的對象——這些對象獨立於語言表達的全部範圍——來理解語詞的意義。略言之，這一立場在《邏輯哲學論》中體現為，維根斯坦認為，我們僅能在語言之內劃出思維的界限，而關於界限另一邊的東西，我們無話可說；此時的世界因而由語言能夠陳述的事實（facts）而非事物（things）構成。該立場在《哲學研究》中則體現為他對奧古斯丁式語言觀的批判，這種語言觀認為，「語言的語詞命名對象——命題是這些名稱的結合——在這幅關於語言的圖像中，我們發現了如下觀念的根源：每一個語詞都有一個意義。這個意義被配置給這個詞。它就是這個詞所代表的那個對象」。筆者在上文中辨明到，實用主義的反表象理論實際上與維根斯坦的理解一致。諸多新、老實用主義者均在反駁下述表象論論題上做出了很多工作：認為存在一個有待認知的外部世界，這類世界在根本的意義上決定了我們持有的命題的真假。

然而，就這一因素而言，我們需防範那種「壞的」附會解釋。在反表象論之後，實用主義者們對待外部世界實際上大體有三類不同的理論態度：一類是羅蒂徹底棄置關於外部世界討論的做法，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放棄關於外部世界的認知事業；另一類仍然強調與外部世界的經驗性接觸有著首要的認知作用，米薩克是典型代表；最後一類以布蘭頓為代表，他嘗試兼納羅蒂式和米薩克式考量的「語言－認知（世界）」「雙軌」線索，試圖指出從形式上（formally）通過對使用語句做出的推論進行闡明能夠在實質上（materially）把握內容。筆者認為，新實用主義者的這些努力體現了實用主義者在破壞或解構原有關於外部世界的理解後的重構，如普特南（H. Putnam）所言，「無重構的解構是不負責任的」。新實用主義者同時嘗試積極更新我們關於世界的理解或「世界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首先，這些具體的嘗試絕非維根斯坦曾做出或關心的工作；其次，這些重構中有著明顯背離維根斯坦思想的立場，例如，羅蒂在敦促我們放棄世界後，「在語言方面採取維根斯坦式的態度」，即將真理視為語句的性質，而語言是屬於我們的，因而真理是人造的。這種理解嚴重背離了維根斯坦的原義，相比之下，普萊斯和布蘭頓的相關理解在更為忠實於維根斯坦哲學的意義上，做出了一些「好」的附會解釋。

在普萊斯看來，在維根斯坦哲學的幫助下，新實用主義更新後的世界觀包含的是主觀自然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對自然的認知根本無法避開主觀的構建，主觀自然主義是在先的。語言不是一個我們藉以探查世界的「望遠鏡」，在此意義上，普萊斯寫道：「如果語言不是望遠鏡，那它是什麼呢？如布蘭頓指出的那樣，一個傳統的回答是，語言是明燈。我認為近代技術能夠幫助我們更加精確地闡述這一點。設想一種數據投影機，它能夠把內部的影像投放到外部的屏幕之上。或者設想得更好一些，我們可以用一種未來隱喻，設想一種全息數據投影機，它能夠將三維立體影像投射到空氣中。這不是投射到外部的、原始的世界之上。相反，整個影像是自立的（free-standing），我們可以把我們理解的總和直接視為由事態構成的世界，世界就是我們認為事態所是的樣子。」這裡的理解容易讓我們想到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開篇的第一句，「世界是事實而非物的總和」。後期維根斯坦放棄了其前期工作中根據純粹形式的探究構建關於世界的邏輯圖景的做法，轉而從具體的人類生活實踐中挖掘出語詞和命題的意義，筆者認為，由此更新後的「世界觀」等於新實用主義者的「世界觀」，上文已有相關論述。維根斯坦和新實用主義者均丟棄了試圖看到「普遍性」或「本質」的「上帝之眼」，他們均重新回到了現實的生活中，在世界中看世界。

結合上文中指出的第一個要素，新實用主義者認為，當我們討論詞項X時，我們不是在探究它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而是在探究它的「用法」問題。在此意義上，語言表達的範圍就是世界的全部範圍，普萊斯將這種立場稱為「全局的表達主義」（global expressivism），布蘭頓也在相同的意義上持有「邏輯表達主義」的立場。這些立場絕不是一種主觀唯心論或絕對唯心論立場，因為使用語言表達世界的活動受到主體間交往活動的制約，從而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同時體現著對彼此的責任，我們也因此受到規範制約，是一種規範性的存在（normative being）。我們從中可以引出維根斯坦哲學中第三個關鍵的要素，即對規則問題的關注。通過對這第三個要素的討論，我們將能理解，為何看似真正承襲了維根斯坦哲學精神的普萊斯和布蘭頓的解釋仍然有著「附會」的嫌疑。

維根斯坦關於遵守規則的思考引發了諸多討論，該論題涉及非語言性的因果行為模式、行動、規則、語言、闡釋之間的複雜關係。新實用主義者也進行了諸多相關討論，以匹茲堡學派的闡釋為例，概言之，塞拉斯對行動和語言的關係進行了實用主義式改造，指出兩者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語言由「行動詞」構成，行動必然包含規則；但他也承諾了規則有著因果行為模式上的起源。布蘭頓將規則分層為行動中的內隱規則和可由語言表述的明晰規則——內隱規則指的是，我們在活動中直接遵循但尚未將它表述出來的規則，明晰規則指的則是，在主體間的交往活動中得到清晰闡明的規則或規範——這種做法為塞拉斯改造後的行動－語言關係提供了具體的理論細節，但他削除了非語言的外部因果行為模式的作用，從而使得行動的範圍和語言的範圍完全嚙合。麥克道爾則認為，行動中遵守規則是「直接的」，行動中不存在布蘭頓所謂的規則的分層問題。

可以看出，匹茲堡學派三大家對維根斯坦遵守規則的闡釋均體現了他們自身的哲學特徵：塞拉斯有著對科學和實在論的執迷；布蘭頓將語言視為人類的偉大成就，認為哲學研究應該從可為人類理解的概念性起點出發；麥克道爾則強調經驗世界的直接性，認為思維無邊界，世界的範圍就是思維的範圍，從而他不接受布蘭頓的規則分層論立場。這些哲學家在發展其自身思想的同時，無疑或多或少地脫離了維根斯坦的原義。限於篇幅，請容許筆者不做多議，在此僅指出，這是一種有著建構意義的解釋，這些解釋更多地起到了推進實用主義發展的效果，但我們不能藉助這些解釋來理解維根斯坦哲學。

總結而言，如果從回溯的視角看，我們可以從如今新實用主義的討論中挖掘出一些真實的維根斯坦哲學的因素，或者稍不嚴謹地說，我們可以藉以從實用主義者的角度提出「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它主要包括了根據用法理解意義、反表象論等論題，以及對規則、共同體等概念的強調。這種實用主義是獨立於古典實用主義發展出的一種實用主義版本，我們在追溯新實用主義從維根斯坦那裡汲取了怎樣的思想資源時發現了它的獨特內蘊，在此意義上，對「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進行研究，這對實用主義的歷史或譜系研究而言無疑有著重要的、不可消除的意義和價值。

本文主要論述了維根斯坦不是一名古典實用主義者，但認為我們的確可以得出一種「維根斯坦式的實用主義」，對這種實用主義版本的研究，構成了對實用主義及其譜系的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新實用主義者的確忠實地秉承了維根斯坦的一些洞察，但在他們進一步的吸收和利用中，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維根斯坦哲學的原義。

布蘭頓曾在《先哲的故事》和《信任的精神》等處區分了「從言的」（de dicto）和「從物的」（de re）兩種解讀文本的方式。前一種方式指，根據文本來推知作者的原意，以便對作者承諾的理論立場做出澄清；後一種方式則強調作者討論的問題本身，闡釋者有權提出自己關於作者思想的理解，以及提出根據作者理論對問題本身的進一步理解。儘管布蘭頓似乎並沒有明確指出哪一種解讀方式更為合宜，但他自身更為偏向於從物的解讀方式：他不僅在講述先哲們的思想，也在講述自己的理解，從而在講述自己的思想。更為確切地說，那些將維根斯坦視為自己哲學同儕的新實用主義者們是布蘭頓意義上的「從物」解讀者，他們從維根斯坦那裡發現了一些可用的思想資源，用以闡釋他們發現或描述的當代哲學問題。但在採用這種解讀方式來探究新實用主義者們對維根斯坦的闡釋時，我們不僅應該將目光主要聚焦於對其哲學本身的思考和討論上，也應辨明他們與維根斯坦之間的思想差別。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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