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生命不過是一場記憶（王安憶將自己作為犧牲）

2023-04-18 22:49:58

王安憶是伴隨著新時期文學成長起來的作家。她由一位剛剛學步的文學青年成長為一位女作家，以其不倦的藝術探求和獨特的藝術風格獨步文壇；她又是一位不事浮飾、不做作、不浮躁的女作家。她以其人品和文品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

今天分享的內容是幾位文友眼中的王安憶，其中有實有虛，但都聊出了真情實感。

1 永遠的雨——我認識中的王安憶

文/陳世旭

一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帶著一個未見過世面的外省鄉鎮人的膽怯和拘謹，走進北京人民大會堂，來領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確有一種做夢的感覺。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來，我沒有所謂踩著「紅地毯」的志滿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懼惶恐。建築物空曠如蒼宮。我盡力保持鎮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邊有一個人忽然微微傾過身體，輕輕地問我：「你從江西來？」我「嗯」了一聲，憋見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鵑。立刻一陣從頭到腳的緊張。我是在中學課本上讀到這個名字的，那麼神聖！但茹志鵑的樣子，卻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見到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中年婦女的樣子。她馬上就談到她的一個愛好文學的女兒：「你們要上文講所的，是嗎？我女兒也去，她叫王安憶。」

因為慌張，我不能確信我當時聽清了或是記住了這個名字。

二

見到王安憶，是大約一個月後的事情。

「文革」結束，許多人呼籲恢復文講所，以免文壇青黃不接。這呼籲得到了肯定。許多當時的文壇新星由此從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大多數人在讀者中已經有了相當的知名度。也有幾個像我這樣剛發了一個或兩個短篇的人。其中我想應該有王安憶。她填的個人表格裡，發表作品一欄只填了一篇《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兒童文學。她自己也是做兒童文學編輯的。散步的時候，我偶然聽到議論，王安憶是受了照顧的，因為她是茹志鵑的女兒，而且巴金也為她說了話，似乎有一點不入流的意思。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憐的感覺。我當時只是很艱難地發了一個短篇，就這樣躋到了一群聲名顯赫的人中間。心虛得很，像是混進來的。分了組，又分座位的時候，我走到王安憶早已端坐的那張桌子邊，在她旁邊的空位上坐下來。她選的那個位置很靠前（第二排），顯見是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我選擇跟她同位，主要是因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來刻板，又大約有些潔癖，走到什麼地方都希望那裡整整齊齊，一塵不染。這是我缺少靈氣的一個突出證明，但這也許給了王安憶一個好的印象，以致淡化了因為生疏和性別差異難免形成的隔膜。這使我們上課的時候很輕鬆。

儘管已經虛弱得可以，但在骨子裡，我卻是個有賣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沒有什麼可以賣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詩詞去擾亂王安憶的聽課。因為懶，我自己是從不做日記、筆記的。而王安憶的筆記卻記得很仔細，使我想起略薩的小說裡的一句話：恨不得把教師的噴嚏也記下來。這更使我覺得自己有資格做她的教師。我常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告訴她這一段那一段「值得記」，目的只在否定她什麼都記的認真勁兒，同時表現自己的高她一籌。但詩詞我卻背她不過。她曉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滾瓜爛熟。我卻是捉襟見肘的，便改了教她寫字。我覺得她寫的字不如我，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憶很快就讓我知道，字寫得怎樣，跟一個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沒有關係。

開學不久，省裡開文代會，我回了一趟家。在單位的資料室，我讀到王安憶的《雨，沙沙沙》。讀完之後，我實實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將近廿年，今天回憶起來，仍像是昨天讀的：一個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錯過了末班車，正躊躇著，有一把雨傘無聲地移來，然後在橙色的路燈照耀的雨中被護送回家，然後那個人和那把傘又無聲地走了。那麼悠長的溫暖和惆悵。我這才發現，我在對王安憶的認識上，犯了一個怎樣的錯誤。王安憶早已達到和將要達到的高度，是我永遠不可企及的。我的淺薄和輕率，使我顯得怎樣的可笑（好幾年之後，我在江西一個邊遠小城的書攤上，讀到王安憶在寫我的文章中有關文講所種種的文字，臉也不由得騰地燒得厲害。仿佛是一樁私下的醜行被公開檢舉出來。在王安憶，自然是滿懷善意的。而在我，卻是羞愧有加、無地自容）。

回文講所，一見到王安憶，我就說了讀《雨，沙沙沙》的心得。說完頭兩句，我馬上就意識到我的口氣仍沒有改過來——我的話聽起像是居高臨下的賞識。趕緊又明白無誤地說：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這樣說話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憶則平淡地笑笑。

王安憶的性格中最可貴的就是不做作——這本來是許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擺脫卻怎麼也擺脫不掉的天性。她已經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說的是實話。但是我現有的認識對她而言是遠不充分的。《雨，沙沙沙》僅僅是顯露了她的才華一點點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這件事給了我極其深刻的教訓。從此我真正明白什麼叫作「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真正明白一個人任何時候都不可以自以為是，不可以成為一個怎樣了不得的人物，也至少不要成為一個小丑。

但同時我忽然覺得孤單，有了恐慌。很長一段時間，我什麼也寫不出。我開始考慮該不該在這地方混下去。王安憶後來打趣我吃瓜子把靈感吃沒了。而其實我卻是因為沒有靈感才窮極無聊地去嚼那些誰也不要嚼的東西的。

王安憶開始為我擔心。她在文講所資料室看了我新發的一兩個短篇，對我說，你還是該寫《小鎮上的將軍》那樣的；有張報上登了一則關於我的評論，都是好話，她問我：你覺得好嗎？

她是認真的。我一點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沒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總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剛滿周歲的兒子的照片來。我想，這應該是我無可爭議的一個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幾個朋友展示。此後好幾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關於兒子的話題裡。兒子出生的時候，外公給他起了個單名「煬」，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讀書人，起名字總歸有講究的，我沒有異議。而且，「煬」是隋煬帝的「煬」，此人是風流天子，我也希望兒子能有快樂的一生。而我母親卻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後又趕緊寫了信到我住的小鎮來，說兒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爺親又接著來信，說他想了個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鯉魚跳龍門在裡面。同時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陳氏的祖脈也在河南。但我嫌那傳說太俗氣，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並行，還不大嗎？就定了。

王安憶卻斷然說：川字不好。一個人把眉頭皺起來，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當晚就給妻子去信，讓她趕緊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因為家事，我們想起王安憶還沒有結婚。就有朋友建議她到文講所舉行婚禮。屆時有許著名作家參加，蔚為大觀，堪稱盛典。

當時我們幾個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門的大街上，大都市華燈初放，車流如湧。我在心裡是反對這個建議的。我覺得，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跟有沒有人、有什麼人到場一點關係沒有。實不必沾什麼貴人、大典之類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鎮說到省城的家裡去辦事、到了省城又說在小鎮辦了事、兩頭蒙過完事的。當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總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靜靜地看著王安憶，想像著她可能的反應。

王安憶說：「不會的，我要回去結婚，還要去他的老家。」

彩色斑斕的燈光在王安憶臉上閃爍，照出她一臉的嚴肅。我很想叫一聲好。——我想，只要這樣一句話，一個女人就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女人。

三

文講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頭了。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偉每天領著我抓緊時間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將近半年，我連故宮都沒有去過。王安憶什麼時候走的，怎樣走的，我一點兒不知道。這使我事後很難過。看看鳥獸散後已顯空蕩的屋子，心裡起了一種類似悲傷的惆悵。此後，我要回到沒有可以信賴、可以求教的摯友的寂寞中去了。這寂寞由於一度的短暫的不寂寞而更顯難於忍受。

從文講所出來，許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讓文壇一陣一陣激動不已。王安憶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轟然的爆炸，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對她的疑慮，轉成忌妒，終至於不服氣不行。那正是文學如火如荼的年頭。我也正好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地卷在這潮流裡，跟著得了便宜。回到小鎮不久，就被錯愛調到省城，交代我的是「專寫小說」。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災難性的日子。

一個「專寫小說」的人，一年半載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東西，寫出了的，也是屢遭退稿。所有對我懷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寫小說，專門以指點別人寫小說謀生的人以此「現象」作為談資賺稿費。指示我應該深入火熱的基層。仿佛幾個月前還在鄉鎮糧店打米吃的我已經做了一百年貴族。我自然是極度地沮喪。我拒絕了一切關於談創作之類的採訪、稿約和座談會邀請，拒絕了一切可以拒絕的文學活動，包括文人雅集的筆會，以免難為情。社會對我的角色定位發生了錯誤，而我自己則是誤入歧途。

在這些日子裡，給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憶的來信。她一再給我出主意，勸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對我充滿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閉著的才氣，只要觸動一個什麼地方，那才氣就會像液化氣一樣冒出來。

後來在什麼地方讀到陳村的文章，說王安憶寫信是極吝嗇的。我這才知道這些信是怎樣的珍貴。

那一年，我總算在《人民文學》發了一個短篇《驚濤》，王安憶仿佛捕獲了我的一線生機，便在關於我的印象記裡寫足我的絕望之後，以此作為我臨難生還的一種證明。但那其實是一部並不怎樣的作品。王安憶用意當然只在讓我有所鼓舞。四次作代會，在京西賓館，王蒙跟我說，他讀過那篇印象記，最欣賞的是說我吃瓜子吃得沒了靈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靈感是什麼東西，怎麼對別人那麼大方，對我就這麼小氣呢？開會的時候，我去向王安憶討教。我們坐在空蕩蕩的樓座。下面的大廳，中央首長在講國際國內形勢。我對王安憶說，事情怕是真得回到最初的出發點，就是：怎樣寫小說？王安憶說，你該寫你自己的事情。我講了我在農場插隊的經歷。她說那你為什麼不如實地把它寫出來？這是她的切實經驗。我後來看到她關於小說的格言：「我的人生參加進我的小說，我的小說又參加進我的人生。」

那時候的王安憶正在寫《小鮑莊》。開大會時常常中途退場，一面喃喃地說：「沒有辦法，稿子得改動一下。」她橫跨太平洋轉了一大圈回來，人生觀和藝術觀都有了極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歡哀樂、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我卻只有循序漸進。京西賓館那次談話的結果，使我寫出了長篇小說《夢洲》。但小說出版後，卻如泥牛入海，全無消息。王安憶還是寫了信來，說，前面部分寫得還是蠻自然的。

那時候，已經開始議論紛紛要砸作家的飯碗，「斷奶」、「不養了」云云。寫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憂慮。因為別無長技，我開始做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憶卻比我鎮靜得多，來信說：「有什麼可擔心的，不會餓死你一個。」

我就這樣勉勉強強、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顯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沒有包括王安憶真誠的友情在內的種種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為此對王安憶懷了深深的感激。但我從來沒有對她流露過，我覺得很難有適當的方式。我給她寫信，即便是推崇，也還總是用老前輩式的、有時甚至是教導的語氣。

那一年，省裡一家對國外發行的畫報社委託我開一個文化欄目。我馬上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就建議開一個《作家書齋》，第一期就讓上海的王安憶來壯聲勢。獲得同意後，我構思了很久，最後覺得，對於王安憶，別人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不如讓她自己站到版面上來。就摘編了她的語錄，開列了她的書目和簡歷，選登了她的十幾幀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她在很專注地踩縫紉機。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為她拍的一張大逆光：《陽臺上》。我請編輯把這一張做了題頭。

但畫報社的主編還是要求欄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幾句話。畫報是人家的，卻之不過，我只有挖空心思拼湊了下面一段話：一位絕對樸素絕對真誠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別靈性特別智慧的傑出女性；一位從不趨時從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獨步文壇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學高潮因而令海內外矚目的女性。

這段話，儘管包含了我對王安憶的全部認識，但一旦用文字表述出來，卻怎麼看怎麼彆扭，透著俗氣，不倫不類，像廣告詞。問題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招兒。

而最讓我難受的是，這一期畫報出來，在欄目主持人我的照片上，編輯加了一個頭銜：中國著名作家。我當時只差沒有氣暈過去。在編輯，也許是好心，覺得王安憶這樣一位作家，必得由一位「中國的」「著名的」作家來捧場。在我卻如同吃了一隻蒼蠅一樣噁心，完全毀滅了我應約主持這期欄目的那份虔誠。把一種恰恰因為長期的苦悶而懷有的虔誠變成了一種狐假虎威的小人伎倆。這與其說是一種無意造成的幽默，莫如說是有些惡作劇的嘲諷。

這一期畫報出來，我猶豫了好久給不給王安憶。想想石頭拋上天終要落地的，還是硬了頭皮寄去，隨著寫了一封有氣無力的信，做了一點自己都以為很沒有意思的說明。

我的尷尬不安，純屬庸人自擾。那之後不久，我因事路過上海，給王安憶去了電話，她很欣然地說，到家裡來吧，正好還有朋友，我給你們做飯。文講所之後，除了兩次全國性的文學會議，還有兩、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過，十幾年來，我和王安憶再沒有別的見面機會。我對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過她的小說和其他著述。對她創作的恭維多如潮水，但我從來也不能完整地讀完一篇——其中有許多讓我越讀越不懂王安憶。

我對她的理解，完全基於我自己的認識。

王安憶是個純粹精神性的人。生活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她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有一次見面她跟我說，滬上一家時裝店想用她的名字做店名，為此每年付給她一萬元，她覺得有些滑稽，婉謝了。我有些為她惋惜，也為這世界遺憾。

王安憶在《神聖祭壇》中寫道：「也許是軟弱不堪重負，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寫小說，他們找到了藝術的依傍，而寫小說的命運卻要求他們有另一種勇敢與獻身，好將他們的心靈犧牲，那便是『祭壇』的由來。我只可獻給我的神聖祭壇。」在《重建象牙塔》裡，她再次強調：「當我們在地上行走的時候，能夠接引我們，在黑夜來臨時照耀我們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這東西有時候大約就像是宇宙中一個發亮的星體，光芒是穿越了陰冷的內核，火熱的巖漿，堅硬的地殼，噴薄而出。現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時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義時期。那是可以超脫真實可感的存在，去熱情追求精神的無感無形光芒的時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種回了家的親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實是又找尋回來了我的初衷，這初衷是一個精神的果實，那就是文學。」

當我讀著這些語感接近漢譯《聖經》，深沉灼熱卻又懷了義無反顧的嚴峻的宣言時，我感到震悚，同時不免蒼涼。

王安憶將自己作為犧牲，完全地奉獻給了文學。而在她寫出的全部文字裡，我讀出的卻只有兩個字：「體貼」。她安靜（不是冷靜）地、敏銳（不是尖銳）地、細緻（不是細膩）地、精確（不是精緻）地、真實（不是忠實）地摹寫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場景，一個又一個生命歷程，從中透露出她對於在多變而又呆滯、浮泛而又凝重、喧囂而又沉悶的生存情境中頑強忙碌或聽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憫；其中更多的是對於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無援的、被人忽視甚或受人歧視的人們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關懷。她聚精會神、心無旁騖地做著這些，仿佛履行著神賦予的使命。她說：「任何虛偽與掩飾都是深重的罪惡。它必要你真實。」面對著這樣的真實，除了隨之陷入對人類命運的深長沉思，你還能怎樣？在她的筆下，即便是七天七夜的性交，對於一個閱讀心態正常的人，引起的也不會是敏感器官的激動。

王安憶精神上的高遠和藝術上的深刻，造就了當代文學的瑰麗景觀，成就了她人生某一層面的成功，卻使她失去了多少世俗的快樂。那快樂或許很表面卻也是很實在的。極端的精神化使她像一個概念一樣變得抽象了。也許王安憶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但我卻以為王安憶對於她所說的「神聖祭壇」的完全奉獻，是文學殘酷性的一種。

當我蟄居於一個除了天災人禍便難得被人記起的外省的角落，時常一整天一整天孤寂地枯坐，拿回憶往事、回憶往日的朋友打發日子的時候，我耳邊時常會響起那片在橙色的燈光照耀下的迷濛的、沙沙沙的雨聲。我的這種感慨當然是不必要的——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寧願王安憶依然是那個在雨夜被人送回家的女孩。

但她卻成了庇護別人的傘。

很長時間，我們的音信荒疏了。王安憶帶著她的作品走遍中國，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許多地方。她的世界像星空一樣那麼廣大，有越來越多的人、要人、名人注視她、包圍她、追隨她。我和當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壇的許多平庸的朋友如今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樣來讀她的小說和著述，從中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認識她當然是我的一種驕傲。但她畢竟那麼遙遠了。

卻意外地接到何鎮邦的電話，他正為一家刊物主持一個關於作家話題的欄目，說王安憶點名讓我寫關於她的文字。我很感動。歲月削弱了、磨滅了、淹沒了、廢棄了許多東西，卻沒有改變王安憶的真誠，對人的關懷的真誠。

王安憶自己就是一部書，從中我也只讀出兩個字：體貼。

面前又亮起那一片橙色的燈光，燈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濛而又明亮的霧一樣的雨，雨中那一把傘，傘下面那一個人，人的那一顆溫暖、智慧因而優美的心。

永遠的雨。永遠的沙沙沙的雨。

王安憶（右）出生於文學之家，母親為著名作家茹志鵑，父親為劇作家、導演王嘯平/網絡圖片

2 長看王安憶

文/陳村

許多時候以來，我害怕寫人。用我謝絕編輯的說法是：不寫活人。我說的活人的定義是還活著的人和曾經活過的人。倒也不是怕人家和我打官司，而是寫人的難度實在太高了。我看別人寫的陳村先生就知道，這種差使簡直就是盲人摸象。

我常在心裡嘿嘿一笑，善良的人啊，你們實在是寫錯了。人們造出的「錯愛」一詞，真是很有道理。

當然，我最終還是寫了一些。除了為好人好事鼓吹的成分，那多半也是被人家逼出來的，有人要讀就會有人來約，所以寫壞了不能全怨我。我主觀上是想寫得離對象近一些的，可是，那種叫人的東西，豈是隨便近得了的？這次的題目是寫王安憶。我和她認識二十年了，同吃寫作的飯，彼此沒有猜忌或尷尬的事情。我和她向來直呼其名，無須寒暄。寫人和寫風景一樣，越是熟悉的越是難以下筆。我已經不知道哪裡是景色，哪裡是陰影。再說，我曾專門寫過她幾回，舉例時也時常要舉到她的。現在，還有什麼新鮮的話要說嗎？

現在，是我認識王安憶二十年後了。不知朋友之間有沒有「七年之癢」。我看著她倒是不癢。她最出眾的優點是非常耐看。我讀了她二十年，有興趣再讀二十年。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她變得越來越簡單了，以往可能還有點雞尾酒的意思，現在就是水了，不是礦泉水，是自然的水，滄浪之水。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她的生活越來越有規律，一動一靜都有章法，顯出職業作家應該有的樣子。她的作品也很簡單，耐心地緩慢地一點點地做，不指望一蹴而就。有這樣的功夫，鐵杵也會磨成針的。那種種花絮般的因素漸漸退隱。只憑著文字本來的能量。

王安憶從來是個有分寸的人。她也固執，她也任性，但是，多半說說而已。她有一隻盯著自己的眼睛，仿佛人家看自己，仿佛是自己的導演，隨時可以修正。我這樣的比喻是有語病的，她不患得患失，不人云亦云。細一些說，她怕輸，寧肯放棄患得的機會也不肯患失。要自己心裡通得過才心安。有人在作品中很淑女，生活中比較不委屈自己。王安憶不是。一般地說，她的生活狀態比她的小說更節制。生活中無法表達演習的那部分想頭，常常做到小說中去了。生活中無法用在活人身上的觀察和分析，用在了小說的主人公身上。我說過，我是讀了她的小說才認識她的。無緣和王安憶認識的人不必沮喪，她在小說中實在比生活中表現得更多更放達。我讀她的小說，有幾次讀得傻了過去，我想，這是她啊，是她啊。再看到她時，她依然是那樣的神情，那樣的談吐，不肯鮮活出來。我想，我知道你的，多了一點知道你。不是窺視隱私的意思，而是離她的魂近一些。小說家的作品其實也是他的生活，作品主人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當然不是一對一的，而是精神的，格調的。

我和她總是能找到意見分歧的地方。我總是能發現她的偏頗和破綻。她自然也能發現我的，但她一般不說。我和她經常話不投機。因為，我和她從來不會為了討對方的好而隱瞞自己的觀點。我知道，她對萬物都有自己的看法，雖然她出語謹慎不肯隨意褒貶。我知道她的局限，她的不近情理。既然她說的觀點都是她思想過的，我便沒理由用輕浮淺薄狹隘一類詞語來說她。我對她時而爭辯幾句，有時也用一點狡辯術。但她依然一板一眼，眼神中充滿正氣，令我無從油嘴滑舌。因為和她的關係比較長遠穩定，寫文章的時候便不避嫌疑，經常挑剔，偶爾也有所攻擊。但是，我在這裡願意公開心裡的變化。去年我去參加她母親茹志鵑的追悼會，那天因腿疼，第一次在公眾場合用了手杖。茹老師有恩於我，我因疏懶，連看望她也極少。聽說她住了醫院，原想去探望，王安憶說不要緊，便想等到她手術後吧，誰知一等就是追悼會了。那天我看著老人家，百般無奈，心裡說，茹老師，我沒別的可做了，要對王安憶好點。我明白這樣說是很俗氣的，可能有點褻瀆，但我真是願意對她好點。何況我是她的朋友，我們有二十年了，一點也不曖昧一點也不生分。

在長長的歲月中，她總是有作品，總是有新的好的東西。對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輝煌，但沒她古樸。她就是那樣，死心眼地在傻做，你能奈何她嗎？

她不總把性別掛在嘴角，靠的是女性才有的知覺感覺。這樣說，還是有問題，如同我在文章開始時說的，真正的人很難表達。我補充說，她是一層層做起來的：是她自己，是女人，是人。她把每一層都做得紮實，還不曾歪曲自己用比較俗套的說法，她像走向河口的河，飽經世故，漸漸開闊、舒緩、寵辱不驚。

現在已是凌晨三點。晚安，安憶。晚安，大家。

王安憶在家中

3 感覺安憶

文/陸星兒

時而，我會隱隱地意識到一種使命：有一天，我總得寫一寫安憶，畢竟深深淺淺地交往十多年，又在一個城市生活，在一個單位工作。但是，一想到寫安憶，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會感到一絲奇怪的沉重，仿佛這自覺的使命，推卸不了，卻也完成不好。但有一點我明白，這「奇怪的沉重」來自安憶的心。安憶的心有多敏感？安憶的心有多細緻？安憶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的包容、多痛的記憶？還有，安憶的心有多麼明了的直覺、多少鮮為人知的掩藏？

安憶的心，使安憶的小說變化無窮。

所以，寫安憶，是個困難的差使，因為無法概括，就像讀她的小說，你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明意思。我想，讀安憶，也只能感覺。

開始整理對安憶的「感覺」。

我相信，安憶不會給任何人完整的感覺，不是她不願意給。最記得，她丈夫李章曾透露說，有一夜，他為安憶看小說清樣《叔叔的故事》，讀著讀著，他微微地驚異，這個正甜甜地睡在他身邊，像長不大的小女孩總愛使點小性子的她，竟有這樣深刻的思考，字裡行間凝聚著如此厚重的歷史感？他喜歡攝影，常常給安憶拍照，但在這樣一個夜深人靜的瞬間，我想像，他像打開了調不準焦距的相機，她在他的視線裡是模糊的。

真的，極少碰到像安憶這樣的朋友，讓你不斷「驚異」，和她交往，無論站在遠處，近處，她都耐人琢磨。最初和安憶接觸，感覺中，那個聰慧、文雅、纖細，與人與世有點格格不入的安憶和安憶的小說，《雨，沙沙沙》《小院瑣記》還比較吻合。漸漸地，她的小說多起來，一部接一部，而且小說的題材和風格一部不同一部，好像在變戲法，讓人目不暇接，我暗暗詫異：「安憶的生活積累到底有多大蘊量？」翻翻她的經歷，似乎沒有傳奇，也沒有遭遇滅頂的大災大難，見她去農村轉兩天，寫出《小鮑莊》；在白茅林勞改農場採訪三天，寫了《米尼》。「王安憶還有什麼可寫的？」不少人也都在揣度。安憶乾脆哪兒也不去了，潛心地寫，寫《崗上的世紀》，寫《三戀》，寫《烏託邦記》，寫《叔叔的故事》，寫《姊妹們》，寫《我愛比爾》而穿插著中短篇小說的寫作，她還寫大部頭的長篇：《69屆初中生》《逝水流年》《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等，簡直像一口不斷噴湧的井，顯示著澎湃的創造力。可是，電話裡聽安憶的聲音，依然是小女孩一樣的細柔，見到安憶，她依然那樣嫻靜、恬淡、謹慎。涉及敏感的話題，她依然羞澀、迴避，而通話或見面，她關心的還是一些朋友的近況，她交談比較多的，還是日常的、家務的瑣事，似乎也很平實。但安憶的「平實」，像一隻有「餡兒』的饃饃，明明有飽滿的「餡兒」，卻沒做成打褶的、一眼能辨別的包子。她心裡的「餡兒」，究竟是甜是鹹是酸是辣？安憶大概只在寫作的時候，才會從「饃饃」光滑的表面滲透出「餡兒」的滋味，或甜或鹹或酸或辣，你還是吃不準這「饃饃」的心裡到底包裹著怎樣的一種「餡兒」？所以，讀她的文章，讀她的小說，總有一種隱隱的、期待的心情：對安憶是否又有新發現？

這種「不斷發現安憶」的心情，有這樣幾次，印象較深，一次是1989年。80年代末，我寫了一系列女人的故事，編成一部小說集，名為《天生是個女人》，請安憶寫序。那是最茫然的一段日子，我的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國女性在開始變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甦醒，並矇矓地希望「換一種活法」的故事。小說集所容納的故事雖林林總總，可我對我小說裡這些女主角的認識也只是茫然、矇矓。安憶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後，一語道破地指出：「看來，這些『新女性』，無論換多少種活法，結果都是在一個固定的樊籬之中，這個樊籬就是男人。接下來的問題是，她們能不能衝出這個樊籬，或者說，這個樊籬是不是她們想衝出去就可衝得出的。這是一個人類的命題，也是一個人性的困境，這困境是在人性的深處，可說是核心的地位。陸星兒走過許多路，終於到了這一個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為害怕困難而回頭，或者繞道而行。」安憶提出女性的這些問題，是「人性的困境」，她把問題一下點到最要害的「穴位」，說到了骨子裡，並誠懇又深刻地向我指出繼續前進一步的困難所在。在80年代末，受「思想解放運動」浪潮的衝擊，剛得到啟蒙的我，是寫不出「人性的困境」的，這對於我確實是個難題。然而，讀到安憶的《三戀》，看她演繹愛情故事，赤裸裸地面對著「人性的困境」，人物和故事都驚心動魄。我從安憶給我寫的那篇序裡，發現了她的《三戀》為什麼在當時會引起震動的原因。

還有一次「發現」，好像是1992年，我正準備寫長篇小說《精神科醫生》。我到精神病防治中心體驗生活，但小說的構想只是以精神病醫院為載體，著重想刻畫的還是老三屆這代人進人9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精神狀態、生存處境。人物在我心裡醞釀著，時近時遠，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可我不知道人物不能確定的原因。有一天，去安憶家玩，她問我手頭在寫什麼東西，我講了正活動在構想中卻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醫生」，安憶好像不假思索地接話：這個人物有點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這四個字赫然突立，如同有靈感閃爍而過，我心裡頓時亮堂，那個始終恍惚的人物仿佛從隱約的背景後面明明白白、確確實實地站到我眼前。我差一點叫出聲，我立刻意識到，我可以動筆了，我有把握駕馭人物了，因為，安憶簡扼的話說出了人物的「核」，視線對準了本質，一切便瞭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對一大批「老三屆」面對新時代的概括，寫90年這一代人的心態、處境，「英雄末路」的評定，再準確不過了。寫完《精神科醫生》，我寫了一篇關於這部長篇小說的文章，題目就是：《英雄末路》。這點金之語，我卻「得來全不費工夫」。所以，我很重視和安憶閒聊，她常常會夾雜著閒話，出其不意地說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兩句，或犀利，或透徹，或獨到。

而最讓我吃驚的一次發現，是安憶被聘為復旦大學客座教授，並要給中文系的學生做個系列講座，是學生的一項選修科目，她要重點地分析幾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像安憶站在講臺前侃侃而談，不是談十分鐘、二十分鐘是一上午，是連續不斷的幾個課時，還要講授整整一學期。雖說認識安憶很久了，可我從來不覺得她還有口才，每逢開會，能不發言的，她總是退讓、推脫，必須要說，也總是三言兩語，說得又快又短，常常是臉一紅一紅，紅暈未褪，話已結束。幾乎沒看她有過滔滔不絕的時候，就是和她通電話，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說的事講完，便立刻撂電話：那就這樣吧。決不拖泥帶水。很吝惜話語的安憶，卻自告奮勇要給復旦的學生講一學期的課，她的表現會怎樣呢？先是聽王周生在電話裡激動地告訴我：安憶講得很棒啊！可我仍然無法對「很棒」具體化。不久，為感受「很棒」，我趕去復旦大學聽安憶講課，坐在第一排，像個好學生，目不轉睛地看著老師。講臺上的安憶又讓我驚詫了，她這樣不慌不忙地娓娓道來，沒有重複，沒有贅言，一句是一句，講到重點之處，或交代比較複雜的人物時，她輕盈地一轉身，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字，還畫出表現人物關係的圖表。那天，安憶給大學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在講解這部小說時，她首先把《簡·愛》與《呼嘯山莊》進行了比較，這兩部小說都是寫愛與恨，但安憶的分析是：簡·愛與羅切斯特的愛情沒有超出我們一般人的經驗之上，而在那個狂風呼嘯、不見人跡的山莊裡所發生的愛與恨，它是一種永恆的力量，是一種與我們人類對峙的力量，安憶說：我為它命名了一句話。她把那句話一筆一畫寫到黑板上：「愛情消滅了肉體，同時愛情又化腐朽為神奇。」而在下課鈴聲響起時，安憶的結束語是：愛情具有心靈的特質，並在現實中可以使心靈超升。雖然，愛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們在愛情之上看到神靈之境的，實在不可多得，而《呼嘯山莊》是一個。下課了，安憶從容地收拾講義，像個資深的老教師。印象中，她的講義是一本黃封面的活頁簿。我仍呆呆地坐著，像在打量陌生人。聽了這一上午的課，安憶真的讓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勁地問自己：她什麼時候鍛鍊出這能力的？那一學期，安憶的這種講學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復旦大學名副其實地當了一回教授。當這個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備課的辛苦，還有長途跋涉的辛苦，清早起來趕路，坐21路電車，再換乘5路公共汽車，橫穿一個城市。在那個年月，誰都不捨得「打的」，安憶也一樣克儉。

王安憶在授課

寫了以上「最吃驚」的發現，我心裡仍餘音繚繞，總覺得，對「安憶的發現」好像還沒寫完。而且，「新發現」就是近年的事。

四年前，《長恨歌》一脫稿，安憶便重重地病了一場。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讀《長恨歌》，我只感到那些細緻到極點的文字，是安憶掰碎的心，對一條弄堂的描寫，就用了幾萬字的筆觸，細到對一顆落到地縫裡的西瓜籽都不放過。我想，她對這個世界的覺察實在太仔細，她對人情的體察實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馬上趕去。我們說了一會兒話，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邊的一張藤椅上，靜靜地端詳她，她更清瘦了，身體微微蜷曲，顯得很孱弱、很無奈的樣子，我的心緊得像一張快撐破的紙，我愛莫能助啊，誰能幫得了她的心？但是，每當我的心出現問題的時候，安憶總會及時地拉我一把，有一此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88年夏天，我從北京調來上海工作，心裡很空，記憶中，那是個最酷熱的夏天。我和兒子一到上海，安憶和李章就請我們在靜安寺紅都電影院旁邊的一家西餐館吃飯，安憶沒說一句安慰的話，但是，和安憶夫婦、兒子團團地圍坐在圓桌旁，我空虛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面，有了安全感。我和靜安寺大概是有緣的，不久，兒子在靜安寺的一所小學讀書，而安憶的家也在靜安寺附近。兒子小學畢業參加升學考，這是兒子成長中的第一個考驗，那天，安憶讓我等在她家，讓兒子中午來她家休息，她給我們做飯，並由李章推著自行車負責接送兒子。一晃，兒子初中畢業考高中了，我們已經搬到了浦東，遠遠地離開了靜安寺，但是，在兒子第三天考試一結束，安憶和李章已經趕到浦東要請請兒子……安憶對朋友的周到和體貼，不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鐵生的病，讓安憶有多牽掛啊。而對待父母，安憶的心更重，買房子、搬家，她第一條原則，就是要離父母家近。

天有不測風雲，去年10月，茹志鵑老師匆匆地離開了大家。聽到噩耗，我腦子裡首先跳出的擔心是：這讓安憶怎麼面對？我和王小鷹捧了一束鮮花立刻去安憶家，一路上都在與小鷹商量：進門後該對安憶說什麼最安慰？到安憶家，已經有不少人坐在客廳裡，安憶忙著給大家倒水，我不敢抬頭看她，只是留心地聽她和別人說話，讓我驚訝的是，她不哭，很鎮定，說話的口氣出奇的平緩，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家裡坐了這麼多朋友，仿佛是湊巧一塊兒來做客的。那天，她把父親接到她家裡，在書房裡支了床，她對大家說：我現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護好父親。她的理性，她現實的態度，竟壓倒了如此巨大的悲傷，安憶刻不容緩地為自己確定了最冷靜、最切實的做法。

安憶超人的理性又使我驚詫了。她就是這樣及時地想到，兢兢業業地做到，每天下午按時回到父親那裡，陪他說說話，陪他吃晚飯，風雨無阻，雷打不動。什麼事情都經不住月月做到、天天堅持，可這一年多，安憶像個不曠課的學生，每天來來回回地走，不遲到不早退。她還得這樣肩負責任地走下去，她還會這樣不辭辛苦地走下去的。

當我發現感情豐富細膩的安憶又如此堅定，如此理性時，我才進一步地感覺到了安憶。

本文來源：中國作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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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刀，千個字》丨王安憶丨人民文學出版社

來自中國的陳誠，靠一手廚藝在紐約法拉盛謀生。姐姐不時帶美國男友來弟弟家吃飯，姐姐尖刻，弟媳爽快，二人時有言語較量。姐姐的男友知一二中文，似懂非懂之間常常插進點睛之語，令人或捧腹或驚詫。陳誠的父親與一眾朋友，閒聊中常有碰撞，帶著老一輩的認真執著。

陳誠少小離家，寄人籬下，沉默內向。以往父母工作繁忙的時代，姐姐掌管家務大事，敢想敢做。父母的性格也如姐弟倆，父親平穩持重，母親活潑多思。一家人動靜兼容，倒也和睦。

生活軌跡的改變與社會動蕩相關，陳誠被送到上海和嬢嬢相依度日。孤僻的嬢嬢給了他文化的開蒙和謀生的本事，裡弄的生活給了他可靠的朋友和意外的妻子。而消失的母親，一直深刻而無形地對父親、姐姐和他產生影響，給他們增添了許多故事，許多幸與不幸。多年以後，嬢嬢去世，陳誠回上海奔喪。睹物思人，撫今追昔，少年時的謎團不解自開，唯有感慨無法言說。

稿件初審：周 貝

稿件覆審：王 薇

稿件終審：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