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誕生有何特點（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

2023-05-08 05:57:30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誕生有何特點?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歷來有種種猜想與說法最近幾十年，尤其是近30餘年，中國古人類學和中國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新發現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因而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謂近20年中國人文科學獨領風騷的一個領域，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誕生有何特點?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誕生有何特點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歷來有種種猜想與說法。最近幾十年，尤其是近30餘年，中國古人類學和中國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新發現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因而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謂近20年中國人文科學獨領風騷的一個領域。

　　在師輩啟迪和社會需要推動下，我自20世紀80年代初，從東北史地之學和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過渡到對中華民族進行整體研究，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成為我用力較多的一個方面。1984年，陰法魯教授約我為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撰寫第一章：《中華文化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1987年我開始就《中華民族的含義與中華民族起源初探》和《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是受蘇秉琦教授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啟發，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和對中國舊、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對中華民族的結構也提出了「多元集合體」的觀點。不久，費孝通教授召我，說已讀過我關於中華民族含義及中華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集合體」的提法有些模糊，應是「多元一體」。1989年費老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著名論文。自此，我便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核心理論，先後協助費老出版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其修訂本、《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並出版了個人專集《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在我關於中華民族研究一系列論文陸續發表以來，學術界師友給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費老、蘇老，都是我在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們一再勉勵我堅持研究，並指出綜合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材料與研究成果一爐共冶，從而得出自己的體會，這種研究方法也很對頭。這些支持和勉勵，使我在自己學業根底不深且研究條件有種種缺陷的情況下，堅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

　　總括20年來，關於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已發的一系列文章，其要點包括：

　　1.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

　　2.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的發展特點。

　　3.中國的農業從起源時期起就呈現出南北不同，最近10餘年的考古發現證明南北農業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萬年左右，與世界農業起源最早的各地區大體同步。

　　4.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餘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一個千年紀，考古學界稱為「古文化古國」，我稱之為「王朝前古國」。這個歷史時期，在考古學上大體相當龍山文化期向青銅器時代過渡；在社會發展方面，是從無階級社會向有階級社會過渡；在文化發展方面，是從無文字向有文字文明過渡；在國家和民族發展方面，是從部落聯盟向國家和民族形成過渡；在中國文獻記載方面，是從黃帝至堯舜的五帝向夏商周過渡。因而，我所說的「王朝前古國」時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國家雛型從萌芽至發展的漫長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時代。

　　5.中華文化的發展在不同區域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導致了不同區域間的互補關係，是中華文化產生匯聚和向一體發展的動力因素。

　　6.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有中斷，與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華文化又是兼容並蓄的，是一種「和合」的文化，故其「內聚」和「外兼」是對立統一體。正因為中華文化的這些特性，造就了中華文化的豐富與長久生命力，也是中華民族結構形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應該說，這些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和早期發展特點的認識，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個學科數輩學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外，還有歷史學和民族學的成果。大致說來，對我影響較大的前輩學者除上面已提到的老師，還有顧頡剛、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說我自己還有些成績的話，可以歸結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時代在進步，而我們站在前輩學者的肩上，故比前輩看得稍微遠一些；二是新中國的考古學成就可以說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我們有幸看到這麼豐富的地下資料，眼界和認識自然會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來，曾從事歷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經歷對我的幫助也甚大。歷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歷史的研究中時刻關注與空間的關係，考慮空間問題時又會照顧到歷史的時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關注「縱橫時空網絡」中族群關係的變化，由歷史事件真實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討「中國性」（Chinese-ness）諸問題。

　　我始終相信，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後人必定要超過前人，所以我的這些認識也會隨時代的更替而被不斷補充和發展，我自己也隨時準備更新認識，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一

　　關於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1]。以往由於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局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到有說服力的認識。如關於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18世紀的法國人約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於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明中心說等）[2]。 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後，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相互關係也易於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特點。

　　人類起源於何方？是一個中心還是多個中心？學界尚在不斷探討之中。中國古人類學研究有近80年的歷史，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進展：人類起源各階段的人骨遺骸化石材料，在中華大地上均有所發現，且分布廣泛；人類起源序列各主要環節，在中國古人類學的發現中沒有缺環。從體質特徵方面觀察，早期智人階段已經出現了向蒙古人種（黃種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階段，以柳江人（廣西柳州市）和山頂洞人（北京周口店）為代表，蒙古人種出現南北異型的分化現象。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早期遺存有不同於他處的特點，北京人遺址文化堆積之厚、內涵之豐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矚目。可以說，世界上普遍承認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於北京人遺址的豐富文化內涵和鮮明特點。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小長梁遺址的遺存，其特點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現在石器的製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狀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較小，一般重約5～10克，最小僅有1克左右。但數量眾多，已發現有2000多件！據其形制可分為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錐型器等，反映了當時人們過著狩獵的生活。從這些細石器的精細程度推測，在此以前其文化當有漫長的發展過程，人們必然具有足以保證技術傳授、模仿、改進和繼承的語言交流。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系列臘馬古猿材料。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考慮，有理由推斷：人類起源當在四五百萬年以前，中國處於人類起源地區的範圍之內[3]。

　　早期智人及與之相應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分布範圍已明顯擴大，尤其以黃河中遊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發現的地點為多。屬晚期智人的幾乎遍及整個中華大地，與其相對應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和地點，在現今行政區劃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黃土高原較為密集[ 4]。

　　從考古學文化的特徵分析，中國南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風格和傳統，又具有共同的特點。至遲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北部出現了不同區域類型的發展傾向。

　　綜上所述，人類起源的問題還會進一步爭論下去，但人類起源僅非洲一個中心之說，過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發現的質疑。最近在中國山西曲垣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對「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論斷提出了新的挑戰。因資料的限制，「基因證據」的研究也遠未解決人類起源到底是一個中心還是多中心的問題。當然，討論人類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狹小範圍之內，應該站在全球和全人類的視角來討論和分析問題，實際上，中國人的起源問題正是人類起源問題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種」的劃分是可行的，中國人的起源問題還涉及到蒙古人種的起源問題。雖然，目前尚難確斷中國是否是人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但已知的材料已經證明中國是蒙古人種的故鄉。誰也無法否認，中華大地上的這些人類化石，從直立人一直到現代人，其體質形態的進化表現出明確的連續性。

　　將化石材料與現代中國人體質形態的基本特點相比較，也能發現中華民族的歷史連續性。正如吳汝康教授所總結的那樣，中國人具有的四大突出特徵：（1）鏟形門齒，中國人為98%， 白色和黑色人種相加也僅為5%；（2）印加骨，出現的比率也相當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圓枕[5]。因此，中華民族，包括其主體——華夏／漢民族， 從總體上來說，其遠古祖先應是那些起源於中華大地，並留居於本土繼續創造歷史的人們。

　　故，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6]。

二

　　對中華大地上萬年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許多學者都有極其精彩的歸納和總結。從這些歸納和總結中，可明顯看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遊最先發端，而後擴散到邊疆各地，於是有了邊裔民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共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一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僅起源於黃河中下遊。過去史家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係，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一元說。

　　一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遊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文明。我在許多場合都講到過這樣的認識，在《中華民族起源學說的由來與發展》一文中，曾對此加以總結，提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與近代以來史觀變化之間的密切關係。當然，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觀點並非我的發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將古代民族分為江漢、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統，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樣，其經濟文化也各具特徵[7]。傅斯年繼之於 1930 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東西」說，認定中華文明來源的兩大系統。1941年，徐旭生先生將中國古代民族概括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三大「古代部族集團」[8]。

　　上述諸說，對考古研究的促進是非常明顯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創辦人，中國學者進行的最早的考古發掘就是由他支持下開展的。他關於「新史學」的主張對古史研究有相當的推動。徐旭生先生參加過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開創了「夏墟」調查和「夏文化」研究。後來，考古學界開創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研究的蘇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學生，追溯起來，受他的影響最大。

　　眾多的考古發現，以及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研究成果已經昭示：中華文明起源有多個中心，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對於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特徵，我在《中華文明研究初探》一書的第118 頁曾做如下概括：「中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分散活動於四面八方，適應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環境，創造著歷史與文化。舊石器時代已顯出來的區域特點的萌芽，到新石器時代更發展為不同的區系，各區系中又有不同類型與發展中心。而神話傳說中，遠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與祖神及崇拜的圖騰也有明顯的區域特點。考古文化與神話傳說相互印證，揭示了遠古各部落集團的存在，從而成為認識中華民族起源多源特點的科學基礎。」

　　我所以強調考古與神話傳說的「相互印證」，就是為了改變「考古自考古，神話自神話」的兩分局面。中國沒有發達的神話，或者說，中國的神話體系與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傳說，即古史的一部分。誠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摻雜神話的傳說（Legend）與純粹神話（myth）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古史傳說並不是純粹的神話。但中國的古史傳說至遲到戰國時期就有了總結和歸納，表明不同來源和世系的各區域文明漸漸向一體發展。

　　下面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劃分，其與遠古部落集團的對應文化，及各區系間文化的內外互動、融匯等內容，詳為敘說。這是綜合我以往發表的多篇論文而成的，同時針對考古研究的新認識（如碳14重新測年數據），結合最近的考古發現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訂。需要說明的是，隨著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密集分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之上，我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及其發展結構的總體認識也因之日趨精確和完善，這些不斷豐富的新知識更細緻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本土特點、多元特點以及由多元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三

　　據地質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公元前1萬年左右進入冰後期， 開始了全新世，人類的歷史也由此進入新的紀元。

　　1987年8月，考古學家在河北徐水南莊頭發現一處距今約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盤、石磨棒等，還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說明農業已經萌芽[9]。此外， 江西的仙人洞下層和廣東的玲瓏巖和西樵山等地也都發現了萬年左右的文化遺存。雖然我們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約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發現，但已足以說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點。就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國比較優越的地理自然環境等條件來推測，我相信未來定會有更多的發現，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我國也是探尋農業起源的最佳地區之一。

　　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有7000餘處。7000年前的考古學文化幾乎已是遍布全國各地，如遼河流域的查海文化、興隆窪文化，山東泰沂地區的後李文化，關中地區的大地灣和老官臺文化，中原地區的裴裡崗和磁山文化，長江下遊的河姆渡文化，長江中遊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這些新的發現不僅突破了「黃河一元中心論」的傳統認識，更豐富了「滿天星鬥說」的內涵。蘇秉琦先生將這些成果歸結為「區系類型理論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歷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誇大中原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10]。

　　這與我幾年前從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中華民族的形成角度對考古發現的歸納基本一致。我在許多場合又進一步強調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主張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覆匯聚與輻射」的方式作「多元」與「一體」辯證運動的。這是我試圖結合區系類型劃分問題，進而對文化發展變化進程的分析和歸納。這個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在具體的細節方面認識還會有不斷的反覆，但總的進程應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樣。

　　所以，我堅持認為有兩點貫穿了中華文化發展的全過程：一是中華文化的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各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各有淵源，又自成系統，分布區域和範圍明確，文化內涵和面貌也無法相互重合，可以明顯地劃為幾個獨立的文化區系。二是區域性文化呈現向中原匯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雙向運動。

　　上述認識不僅來源於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劃分，更來自對其相互關係的分析，故不妨將具體的劃分結果及其認識作下列複述[11]，並依照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以往的敘述稍作修改。

　　1.黃河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遊區，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北，東至豫東，西抵黃河上遊甘青接壤地帶。南頭莊文化以下，有磁山（前6100～6100年）——裴李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灣（下層）文化（前5900～前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前5000～前3000年）（註：蘇秉琦將仰韶文化分為「仰韶文化」和「後仰韶文化」，將洛陽——鄭州的「仰韶文化」定名為「王灣一期文化和王灣二期文化」，晉南地區則為陶寺文化。詳參《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所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年表」，三聯書店，1999年，頁184～185。），中原諸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之。

　　與這一區域相對應的為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集團，從中可以追溯氐羌與華夏起源，並且大致可以肯定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是夏文化（晉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關中）。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我認為黃帝起源於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陝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陝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陝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遊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12]。

　　《國語·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11姓）。這11姓顯然不一定出於同一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後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共同祖神和天神。「黃帝」既是該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共享的名號。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共530年，最後一位為榆罔氏[13]。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陝西境內渭水上遊和秦嶺以南漢水上遊一帶。其後不斷遷移。炎帝的後裔有姜姓諸夏及姜姓之戎，還包括氐羌。後發展為共工、四嶽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為二，即共工和鯀（緩讀），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一步的分化。共工發展於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境內，範圍顯然過於偏小。鯀興於崇山（今嵩山），發達於豫晉接壤地區，故，鯀被認為是黃帝集團的一個支系。四嶽，或寫作西嶽，又作太嶽。其後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呂原在陝西，後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大約四嶽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複雜，一直處於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共工與鯀治水失敗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14]。這與黃帝集團以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布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共同性更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

　　今黃河下遊，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的濟水及海岱地區。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係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後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15]，青蓮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註：從前學術界把江蘇淮安青蓮崗和大墩子下層為代表的一類遺存作為「青蓮崗文化」，或作為「大汶口文化一期」。北辛文化早、中期的碳14年代為前4600～前4300年。可參閱華東文物工作隊：《淮安青蓮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碳14年代數據依上述考古所新公布的數據。），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嶽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後互繼。海岱山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一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商人的來源之一，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應是三代時的東夷及其先民的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時代稍早於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布與太昊交錯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中，少昊的後裔有後益、皋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遊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隨著長江中下遊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於這一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和結構關係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長江中遊，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遊的考古學文化相間分布，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係，由於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於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了更新的認識。如青年學者孟華平寫的《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結構》[16]一書，對中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了很好的歸納，也落實了我原來的一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布範圍越廣，其文化內涵包容性也因之越豐富。

　　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注，三苗是九黎的後裔。九黎的分布，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魏策》）。《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一帶。俞偉超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遊的史前文化聯繫起來，認為長江中遊「以屈家嶺文化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於三苗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遊，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裡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長江中遊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裡，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3000年中葉以後，這個文化系統發展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遊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17]。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團的分布範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遊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顯的北方因素，故有的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繫。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規受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等）。

　　可見，長江中遊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了「一統」的局面，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後進入石家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遊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後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了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徵伐。

　　另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遊的宜昌地區，與西陵陝一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18]。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

　　長江下遊，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是一個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馬家浜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澤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註：考古學界對馬家浜文化、松澤文化有不同的意見，或以為前後相襲，或以為並行發展。本文採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所附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年表》的觀點，分為兩個並列的文化。）。

　　這個地區分為三個明顯的中心，即杭州灣寧紹地區，太湖周圍和蘇杭地區，以及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點，如稻作農業、幹欄式建築等。特別是，良渚文化出現的成套的禮玉、高壇建築土築（「金字塔」）和規劃嚴整的聚落等等，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說明其開始進入等級禮制社會。令人驚訝的是，良渚文化的發展突然中斷。其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後來的青銅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聯繫。我曾將其原因推測為自然災害方面的後果，近來從地理、地質研究的結構基本支持了這個推測：距今4000年前，在長江下遊一帶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澇災害[19]。

　　良渚文化明顯地影響到南北各地。魯南——蘇北一帶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就包含有頗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過來，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現象。近年來，關於良渚玉器符號和大汶口文化符號的探討，已表明了兩種文化區系間的密切往來。發掘不久的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就是兩大集團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證明。在這處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風格。嚴文明認為這是兩種文化「衝擊」與「碰撞」的結果[20]。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計，或稱其達到「酋邦制」階段，或認為處於「軍事民主制古國」時期。我以為應列作「前王朝古國」時期，至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性質與文化內涵，已在引言中闡述，於此不贅。我們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諸多因素為夏商周所吸納，如禮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也是直接來自良渚玉器上的紋飾[21]。但是，整個三代，長江下遊的文化和文明發展都表現出中斷和回歸的特點，直到春秋中晚葉才重新起步，興起了吳越文明。也許，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獻及漢晉以來流傳的神話傳說中，不見遠古時期客觀存在於這一帶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相當長時期內，對其認識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舉蒙文通的「三系說」和徐旭生的「三集團說」都將長江下遊視作洪荒無人的空白之區。

　　我們的意見是，伏羲、女媧神話起源於長江下遊。由於已在《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一文做了考證，此不重複。

　　3.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遊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相當於蘇秉琦所說「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包括遼東、遼西和燕山南北地帶的新石器文化。遼西，進入1980年代以來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凸顯了遼西作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別是圍繞「壇——廟——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討論，將牛河梁、紅山咀等的重要發現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認識水平，進而中華文明的北方源頭已見端倪。不久，又發現最早的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位於遼寧阜新，興隆窪遺址位於內蒙古敖漢旗。兩種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過前6000年[22]。查海出土十幾件真玉製品，包括工具和裝飾品，還發現了最早的龍紋圖像，被譽為「中華第一村」。興隆窪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遺址，已發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於中心的房子面積達140平方米，可知當時的社會結構組織已相當系統和發達。興隆窪文化的發現，揭開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國玉器作品。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還有趙家溝文化（距今7200～6800年）[23]，繼之為紅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約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紅山咀均為紅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遼東及旅大地區，為新樂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為代表的遼東半島的新石器文化明顯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山東長島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系統發掘，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文化聯繫的密切性。新樂文化基本是一支獨立的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關係，如彩陶和「之」字紋的普遍使用等。在內蒙古的中南部已進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分布範圍，此不贅。

　　由上可知，該區的考古學文化系列比較完整，且自成體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常見細石器，石砌建築和陶塑像發達，玉器自成系統，等等。這些內涵，都昭示了這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區。多年前，我寫《商先起源於幽燕說》（與幹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於幽燕說再考察》，論證商起源於幽燕地區，至上甲微以後，南下發展於河濟泰山之間[24]。

　　黃河上遊，指隴山以西的甘青地區，分布著馬家窯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齊家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當，即所謂的「龍山時代」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一般認為這裡是仰韶文化的分布範圍。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則無法追溯。

　　黃河上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一種旱地農業文化，直至青銅時代早期。但狩獵和畜牧業則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繼續發展的是遊牧文化。人們通常不把甘青區劃為一個獨立的區系，除了囿於材料外，主要沒有同時考慮生計類型的文化要素。這一帶崑崙神話一直佔有重要地位。

　　4.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文化區

　　華南地區，包括今天的兩廣、閩臺和江西等省在內，多為山地和丘陵地帶。由於地處東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約萬年以前，這裡已經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文化可分為早、晚兩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遺址多分布於洞穴、貝丘或臺地。打制石器和磨製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較為發達，陶器粗糙。採集漁獵經濟仍佔主要地位。重要的遺址，如江西仙人洞、廣西的豹子頭、廣東的西樵山遺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約1 萬年。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臺灣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約6400年。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有發達的農業，江西修水山背和廣東石峽文化都發現了稻穀遺存。陶器也更為精緻，更晚的時候還出現了硬陶。石峽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曇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臺灣有鳳頭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圓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臺灣海峽兩岸，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這些分布於江西、兩廣和閩臺的考古學文化既有地域差別，又有頗多的共性。如，石峽文化與長江中遊的考古學文化有相互影響的關係，而石峽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如良渚式玉琮）。

　　對於廣泛分布於華南地區的幾何紋陶和有段石錛、雙肩石斧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曾命名為「幾何印紋陶文化」，實際上這在年代上是有問題的。「幾何印紋陶文化」始自新石器，興盛於商周時期。

　　由於雲貴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仍然較少，認識也還有限。俞偉超認為，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一部分就來源於雲貴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來自岷江上遊）。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見，晚期以雲南的白羊村文化為代表（距今約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區的這些遺存，表明這裡是稻作農業的文化。在西藏昌都，發現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舊石器外，磨製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種以粟為主要作物的農業文化。

　　古史記載，這裡是遠古時期的荒蠻之野。百越系統諸民族當起源於嶺南及東南沿海遠古文化基礎之上。

　　5.北方遊牧與漁獵文化區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劃分，通常將興隆窪——紅山文化劃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區，而將黃河上遊劃入西部文化區。從地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這樣的劃分是有充分依據的。考慮到經濟文化類型的因素，我們將上述二區分為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包括河套和長城沿線地區。後來相當長的時期，這裡都是遊牧民族活動的舞臺，農牧業交替發展，構成「華夏文化」的邊緣[25]。

　　東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裡木盆地東緣等地區，普遍分布著以細石器為代表的考古遺存，陶器和磨製石器始終沒有得到發展。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農業已經相當發達時，這裡仍是以採集、狩獵為主的經濟形態。關於中國細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點，賈蘭坡先生已作過精彩的分析，無需重複。至少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末葉，華北地區已出現了典型的細石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如山東沂源鳳凰嶺、河南許昌靈井、陝西的沙苑、內蒙古的扎賚諾爾等，細石器的傳統都比較發達。隨著農業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細石器消失了，僅在紅山文化及長城沿線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區，細石器普遍延續到金屬使用以後，說明細石器在遊牧區和漁獵區盛行的時間較長，且與華北地區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在蒙古草原和***等地，由於細石器的遺存多暴露於沙丘之下，斷代相當困難。這裡僅以黑龍江為例，將東北北部的考古學文化作一介紹。據《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的歸納，這裡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銅缽好賚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東部新開流文化。其中新開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的以漁獵為主的文化，有磨製石器、篦紋陶和細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農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而銅缽好賚文化則是以狩獵為主的遺存。

　　關於這些更為邊遠地區的文化（相對於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於考古發現，可以說我們根本就沒有什麼系統的認識。在古史傳說體系裡，也難以落實。

四

　　討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還有必要分析一下經濟類型。中華農業起源自成體系，是世界上探討農業起源的中心之一。自1979年以來，我反覆撰文闡述中華各民族的發展，在古代呈現出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總特點。這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民族統一的過程，也就是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形成的過程。

　　所謂東西兩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溼潤的東南部農業區和背靠歐亞大陸的廣大乾旱牧區，在牧區中有小塊河谷與綠洲農業的西北部。所謂三帶，就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水田農業帶，此線以北至秦長城以南的旱地農業帶，以及秦長城以北的遊牧帶（包括漁獵和畜牧）。這三個經濟地帶，也是中華文化與民族起源與發展的地域空間。

　　在全面研究了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系特徵後，我們進一步深信上述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的發展格局，其起點和萌芽，實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雖然，就畜牧文化而言，考古學研究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但結合民族學和民族史的研究仍可將這個遊牧區的形成，看成是從原始農業中分化出來的，是在金石並用時期和青銅器時代早期，原有在草原邊緣地帶從事原始農業的諸部落徵服草原並與在草原上從事遊獵的人們相融合的結果。因此，在中華文化起源與形成的階段，就已經萌生和孕育了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發展的特點和格局。這是中華民族起源具有多元特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關於上述總特點的具體描述，我們已在許多場合和論著裡討論過，這裡僅強調如下幾點，作為進一步的小結：

　　1.農業的起源與進步，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場「革命」。

　　2.中華新石器時代農業所呈現的南北異型，基本奠定了以後我國農業的格局，因氣候和自然環境的變化，北緯41°～44°同時進入青銅時代後，由原始農業區變成了遊牧文化區。

　　3.河谷地帶，農業與遊牧文化呈交錯式分布，更凸顯出兩種經濟形態的互補與平衡發展的關係，形成所謂華夏「邊緣」。更為重要的是，遊牧文化與旱地農業文化、水田農業文化的平行發展、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共同締造了中華文化。

　　4.這種區域間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中華文化的起源階段就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在後世得到充分發展，這既是歷史傳統所致，也與中華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特點分不開。因此，研究中華民族的起源必須考慮到中華大地的地理特點。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間，是中華文化由多元向一體融合的最關鍵時期。我們將這一時期，籠統地稱之為「前王朝古國文化時期」。

　　由於農業和其它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財富的積累空前迅速。從考古發現看，這一時期，是一個經濟文化發展迅速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時代。首先，貧富分化、社會分化加劇，於是，出現了凌駕於部落成員之上的貴族（常為部落酋長和軍事首腦）。戰爭與土地兼併成為國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國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國家機器本身。原有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逐漸打破部落與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學上所見到的現象是：文化上呈現出強烈的統一趨勢。

　　具體而言，起源於以泰山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統一了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和燕山南北地區，形成了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使上述各區系的文化特徵都有了「龍山文化」的面貌。雖然仍有地區性特點和差異，但統一的趨勢已經完全顯露出來。故，考古學者將這一時期概括為龍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學者將它直接稱為「龍山時代」。

　　神話傳說中，黃帝戰勝炎帝、太昊、少昊、蚩尤，堯舜禹戰勝三苗等驚天動地的戰爭，就反映了當時部落集團間的兼併事實。中華大地上，由多區域文化並行發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時期進行了反覆碰撞、融匯與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後形成。所以，中華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華文明卻是在中原最早出現。

　　最近幾十年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中華文明最終形成的過程有了清晰的認識。考古學昭示，在青銅起源與文明初曙時期，燕山南北、黃河上遊、長江中、下遊本來是與中原齊頭並進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這些四面八方的先進文化匯聚於中原、各部落集團融合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後建立了夏、商、周三個王朝，復經春秋戰國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形成了穩定發展的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在中華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黃部落集團融合為核心，不斷融合太昊、少昊、三苗及其他各部落集團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進文化大融合的結果。

　　從華夏各部分來源來看，與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淵源聯繫。四方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都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進入華夏形成的過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傳統繼續發展。當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吸收鄰近各部落與部落集團的文化與成分，發展形成為邊疆各民族。同時，華夏民族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遷徙到邊疆，融於當地各族之中，成為當地民族的一部分來源。中華各民族形成發展的這種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點，一直可以追溯到起源時代。這一特點，對中華民族後世歷史的發展影響至為深刻，此所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緣故。

　　附記

　　正當拙文即將發排之際，新華社6月6日發表了記者池茂花、帥政兩位撰寫的電訊，報導山西省臨汾地區襄汾縣陶寺村新近出土距今超出4000年的古城，使堯都平陽得到了考古學上的落實。中國古代第一個王朝是夏代。前此有黃帝至堯舜五帝時期約千年文明形成的歷史時期，我將這個千年紀稱為「王朝前古國」時期，其年代與性質、內涵已在本文序說中表述，於此不贅。從中國新石器文化的區系及目前已知的金石並用時期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系列古城看，中華文明初曙時期有6 個中心：即長江上中遊的成都平原、中遊的江漢及洞庭湖平原、下遊的杭嘉湖平原；黃河流域上中遊的涇渭關中平原、中遊的涑汾河洛平原和下遊的古河濟之間。從古城年代及文化內涵看，兩大母親河6 個中心地區文明因素水平相近，各具特點，而長江流域似略早於黃河流域。然而中國最早的王朝出現在黃河中遊，長江流域最早的禮樂文化萌芽，都匯聚到黃河流域，在夏商周禮樂文明中得到了反映。在夏至唐中葉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長期在黃河流域，晚唐至兩宋以後才重心南移，而政治中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種格局的形成，鄙意以為進入青銅時代以後，中國遊牧民族逐漸形成，與中國農耕民族經濟文化既不可分割又互相矛盾，促使中國古代政治、軍事重心一直是北重於南；秦以來形成萬裡長城，把中國農牧民族既分隔開來，又聯繫起來，正是中國農牧兩大類型經濟文化與民族之間既不可分割又互相矛盾關係的反映與產物。這些問題容後論述，而中華文明起源6個中心的發展，融匯為三代禮樂文明， 是本文應有之義。但篇幅過長，當另文論述。

參考文獻：

來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