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作者鄭春華）

2023-04-17 17:04:51 2

85後、90後一代中國孩子的童年記憶裡，都有動畫片《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的位置。這部製作稱不上精細、形象設計也顯得有點簡陋的片子，即便過了二十幾年再看，也不乏閃光和動人之處。那個總是和兒子玩各種遊戲，從不高高在上而是做「一對好朋友」的爸爸，現在仍是許多家庭有待努力的方向；片子裡那些家庭日常的呈現，與童話式情節的交融，依然有著國產動畫少見的親切和生活質感。

鄭春華，兒童文學作家，浙江淳安人，現居上海。40年來一直為兒童寫作，代表作有《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小餅乾和圍裙媽媽》等。

鄭春華是《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系列故事的原創者，也是1995版動畫片的編劇。比起這部作品的大名氣，知道她本人的觀眾和讀者可能沒有那麼多。在中國兒童文學擁抱市場的近二十年「黃金年代」裡，鄭春華顯得比較安靜，她的作品不算多，也不常在媒體上露面。直到最近因為新書《米鬥的大計劃》出版，記者才在出版社的反覆協調下，通過電話對她做了一次採訪。

曾經，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和圍裙媽媽組成的三口之家，是幸福家庭的一個樣板，但在鄭春華近兩年的三本新作中，她將目光投向了那些有著傷痛或殘缺的家庭，和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孩子。2015年，《一個姐姐和兩個弟弟》寫了父母離異又分別再婚的小女孩柔柔的故事；之後的《丫中和丫串》，寫小區裡一對外來務工家庭的雙胞胎女孩如何與城市裡的同齡孩子相處；最新的這本《米鬥的大計劃》，寫父親去世的一年級小男孩米鬥怎樣走出喪失的狀態。

《米鬥的大計劃》

作者：鄭春華

插畫：胡佳玥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8年7月

圖片選自《米鬥的大計劃》

在兒童文學中寫不幸，並不普遍，也不容易，因為浸透陽光的快樂童年才符合絕大多數家長的期許。讀這三本書，故事裡的孩子們每次敏感地體會到自己的缺失，都讓讀者揪心，雖然故事的走向和結局都是溫暖的，但那種撫慰、喜悅夾雜著苦澀、無奈的感受，是兒童文學作品不常能提供的閱讀體驗。

從《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到這三本被命名為「小露珠系列」的新書，對鄭春華來說是一次新的嘗試。但其實在當年，她的創作初衷就在於看到了獨生子女時代很多孩子的孤獨感和父親陪伴的缺失。講述一個完美的故事，還是直面缺憾本身，近三十年過去，鄭春華不同的選擇之下，都不曾離開對童年和社會現實的關懷。

《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是不少人共同的童年記憶

探索兒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報：為什麼會從《一個姐姐和兩個弟弟》開始創作這樣一個系列？有具體的生活原型或緣起嗎？

鄭春華：《一個姐姐和兩個弟弟》其實有一點點生活原型，是我女兒小時候的一個夥伴，她本來是我們的鄰居，在父母離婚之後搬走了。我們有時候會想到這個小孩，可憐她，擔憂她。幾年之後，我在一個文具店裡遇到她，認出她來，很驚訝，因為她和我想像中的離異家庭的小孩完全不一樣，比以前長得好看，穿著打扮也很好，跟爸爸自然地交流，好像在給老師選教師節禮物。如果我不知道這個小孩的過去，根本不會想到她來自一個離異家庭。那天從文具店走出來之後，我就有了這麼一個創作的靈感。

我想的比較多的是，有時候我們成人因為已經有閱歷、有經歷，已經吸收進來很多東西，那當在生活當中遭遇一些不幸的時候，之前吸收進去的負面東西可能會去強化它。小孩子他們是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所以他面對生活當中災難的時候，可能處理的方式反而跟我們成人不一樣，更單純，更包容，更有力量。

《一個姐姐和兩個弟弟》

作者：鄭春華

插畫：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5年12月

新京報：兒童文學一般來說都是美好的，陽光的，你選擇以苦難為題材，自己會感到是一種挑戰嗎？

鄭春華：我覺得兒童文學好像不能很單一的、永遠是寫快樂校園的一些作品。因為世界是完整的，肯定有那麼一部分人總是要經歷這些不幸的，這是童年生命當中客觀存在的事件，那我覺得我就應該去寫。

我認為兒童文學任何題材都可以寫，問題是你怎麼去寫。像《米鬥的大計劃》的寫作，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我對於兒童世界的長期觀察積累的一個產物。因為我覺得我們社會對兒童的尊重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對孩子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很多大人，包括我也是會帶著一種固有的經驗去認為一個離異家庭孩子就會是怎樣的，一個失去親人的小孩就會是怎樣的，但其實不是。所以我寫這個系列的初衷，其實是想探索兒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報：你怎樣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對兒童世界的觀察積累和探索？

鄭春華：像《米鬥的大計劃》的開頭部分，我寫了幼兒園的畢業典禮。這個畢業典禮是我女兒的畢業典禮，很真實的。當時我作為家長去參加了，後來我在家裡重新看錄的碟片，一下子就發現我女兒班裡有一個男孩子唱歌的時候一直在哭。我當時很奇怪，因為這個男孩是從臺灣過來的，在這個班只待了一年，而班上其他同學已經一起在幼兒園四年了，所以我覺得他的感情沒有到這一步。

可能是職業的關係，我對這種很奇怪的現象一定要追究下去。我就給他媽媽打了一個電話，想找到答案。他媽媽的回答是，是的，他是一個內心很重感情的人，也蠻脆弱的。但是我聽了以後不滿足，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我就開始想，這個孩子從臺灣到大陸來，他在臺灣已經和之前的小朋友有一次離別，到了這個班裡前半年他也過得不好，第二個學期，他剛剛融進這個集體又要分別。所以其實他內心已經壓抑很久了，他是一個孩子，他沒有辦法去表達，在臺上的那一剎那是一種克制不住的釋放，所以他才會那麼強烈地哭。由此我就覺得，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有很多這樣的孩子，他們經歷了一些變故，但他們沒有辦法像大人那樣更全面、更仔細地去表達情緒，所以他們只能被壓抑著，壓抑著。寫《米鬥的大計劃》，我也會從這個角度去想失親家庭的孩子。書中還有很多的細節描寫，都是來自之前生活中的積累。

新京報：兒童文學有兒童性的要求，你在寫作時，如何調配苦難與陽光之間的比例？

鄭春華：有一點我是很明確，因為我寫的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它首先是兒童的，其次才是文學。所以我寫這樣的題材，肯定不會寫成那種很痛苦的、催眼淚的。我會又顧及這個題材，又顧及到這是兒童去看的。所以說回到的就是兒童的單純性，一種不受成人世界的幹擾的、產生於他們自身的那些力量。他們有那種很單純的童心去面對、去消化這些生活當中的變故。所以寫到米鬥的時候，他沒有那麼多負面的情緒去強化這個悲劇，而是用自己的單純和簡單去吸收消化了這個災難。

新京報：你想像中的讀者是有類似經歷的孩子，還是那些生活幸福、從來沒有體會過這些的孩子？你覺得他們讀過之後，分別會有怎樣的感受？

鄭春華：其實我不會去想太多這樣的問題。因為對我來說，我的寫作首先是為我自己，就是心理感受到的東西我得把它表達出來，發現的東西我要儘可能地把它展現出來，不表達出來我會很難受。第二呢，我覺得我的寫作應該比較多的是跟孩子是在一個平等的立場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去教育他們。

像這樣的題材在孩子當中應該不是一個大眾化的題材，甚至很多家長可能會蠻迴避的，覺得它是不吉利的、不開心的。家長可能還是比較喜歡接受那些快樂的兒童文學，我知道這些，因為我之前自己也是一個編輯。所以我比較多的想法是在於自己，不會過多地去想讀者群。

《丫中和丫串》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6年12月

從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說，一個作品只要它具有文學魅力，不管是哪一類題材，我覺得應該孩子都同樣地會去吸收它的，家長也一樣。而從我的寫作來說，我肯定一直堅定自己的價值取向，堅定自己的三觀，我不會去迎合這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或者說小朋友的價值取向。

父愛的缺失，在大頭兒子身上尋求「補償」

新京報：當年《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改編成動畫片並熱播，對您的生活和創作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鄭春華：大頭兒子寫的時候是1990年，很早，是給期刊寫的。然後期刊很喜歡，然後很快就獲獎。之後就有出版社來找我出單行本，又很快有導演來找我，想改編動畫片。開始我是拒絕的，因為我怕麻煩，怕很多事情不能按自己的意願來做。但是這個導演非常執著，他來找了我三次，最後動用了我工作的出版社總編輯來做我的工作，這樣才開始合作。最開始做了12個故事，最後一共做了150多集。

你說當年這些東西對我的創作有什麼影響，那麼我覺得是我自己對自己的一個證明。那時候我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做編輯，組稿的時候有一個比例，必須百分之多少生活故事，百分之多少是童話。生活故事的稿子我總是看不上眼，覺得寫得太具體，太忠實於現實，沒有放飛自己，我就想著我自己來寫試試看。

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兒子已經三歲，而且那個時候是獨生子女時代，我的家庭是已經很注意了，爸爸對兒子的陪伴是做得很好的，但很多家庭獨生子女是很孤獨的。所以我在寫的過程中想到，在三口之家，父母扮演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父母，還是兄弟姐妹的替代，是抱著這樣一種想法。

另一方面，動畫片出來之後，因為很多人會傳遞一些信息給我，可能我對兒童世界的思考會更深。我沒有太多的去想，我寫得多好啊，只有一種好奇，為什麼那麼多的小孩會喜歡？包括那時我在歐洲一段時間，發現很多華人孩子都在看。到德國的一個朋友家裡去，他們的兒子好像四五歲，是在那邊出生的，然後他媽媽就跟我說，他們兒子那麼喜歡看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我就很奇怪，我覺得德國有那麼多那麼好看的動畫片，他為什麼會喜歡看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很不能理解。後來我找到了答案，因為他的爸爸在那邊非常的忙，沒有空陪自己的兒子，而且對他非常的嚴格。所以我理解了，其實這個孩子的生活當中，他有父愛和陪伴的缺失，他通過看大頭兒子獲得了一種滿足。中國的傳統教育裡父親是比較嚴格的，可能這部片子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父愛缺失的一種彌補。

新京報：《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系列獲得了成功，現在的童書寫作和出版受到市場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你是怎麼看待影響力、收入，和你的創作之間的關係的？相比較而言，「小露珠」系列可能不會是十分受市場歡迎的作品。

鄭春華：我可能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回答你這些問題。我現在一年365天，其實分成了三大部分。三分之一的時間，我是在閱讀、看書，我不是去研究它，只是沉浸在這些故事當中，我覺得這是我靈魂的需要。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寫作，表達。你說的迎合市場這種，我做不來的，也不會去做，我只能做的是我想寫什麼。可能出版社也比較了解我的個性，大家不會來要求我寫什麼東西。

還有三分之一，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無奈。（嘆氣）我必須去做校園活動，我必須去籤售。那麼這一點我為什麼又屈從了？我畢竟也是一個生活當中的人，我知道今天的作者跟出版社、跟書店，已經是一個團隊了。編輯付出那麼多的努力在做你的書，營銷這一塊我就必須配合。從我內心來說，就整個的這個籤售活動，我心裡是很抗拒的，但我沒有辦法。

其實去校園跟小朋友們做演講，互動，我還是很喜歡的。所以現在到學校去，我做到的只能是，不希望在現場賣書。我又不是到學校去叫賣的，喊「這個襪子是全棉的，這個T恤是吸汗的」，如果變成這樣一種效果，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還有一家出版社曾經跟我溝通，要在一個商場的中庭請我做一個講座，把我所有的作品打包售賣。他們跟我講的時候，我的反應是很抗拒，抗拒什麼？後來我想明白了，其實在我的心靈深處，我真的在堅守自己最後的尊嚴，我不願意把我的作品完全變成一個商品。

新京報：你未來還有什麼創作計劃？

鄭春華：前段時間電視裡太多太多的真人秀，造成很多孩子一天到晚的理想就是歌星明星，那我會在想，我們這個社會主要還是普通人，是很多普通的職業，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工作者，有這個義務和責任在我的作品裡展現這些職業。我要以他們為主題寫一些故事，所以我最近連續寫了蠻多的繪本，還在繼續寫，比如消防員、環衛工、園林工人、機場指揮飛機的引航員……包括那些24小時的便利店裡晚上值班的人。我們忽略了他們，也不會去告訴我們的孩子，有這些人在為我們服務，要尊重他們。那我至少在兒童文學作品裡面讓你們知道有這麼一個職業，並且對他們有一種敬畏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