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法羅市槍擊案抓到了嗎（全球右翼觀察布法羅槍擊案）

2023-04-17 05:05:55

季樂迦

對兒童的冷血屠殺，如何服務於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被害妄想症？

在佩頓·根德倫（Payton Gendron）驅車前往布法羅之前，他在自己發布的宣言中說當前白人生育率過低，無法達到正常更替水平，因此他聲稱保持高生育率的移民就是針對白人的「族群置換、文化置換、種族置換——是白人種族滅絕。」在根德倫看來，雖然第一步的確應該是提高白人自己的生育率，「糾正享樂主義、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的災難」，但他認為這需要時間，而在生育率末日危機的緊迫時代，這種和平的方式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他選擇直接行動。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5日，美國紐約州法羅市，當地民眾為槍擊案中的遇難者默哀。

根德倫如此描述自己極端的緊迫感，「襲擊的最佳時間是昨天，第二佳時間是今天。每天在沒有攻擊的情況下，成百上千的非白人移民到白人國家，生孩子。再等待只會讓以後迫使非白人離開變得更加困難。」第一句話，就像開頭提到的白人滅絕論和前文的「環保民族主義」一樣，都是直接複製自他的偶像、紐西蘭恐襲案的兇手布雷頓·塔蘭特，其宣言標題就叫《大置換》（Great Replacement）。根德倫在宣言後半部分大段複製塔蘭特的宣言內容，其中也包括了塔蘭特的加速主義呼籲——「真正的變革，以及我們需要實施的變革，只會在巨大的危機考驗中出現。漸進的改變永遠不會取得勝利。」塔蘭特鼓勵白人至上主義者加速現有社會面臨的危機和分裂，尤其是容易激起暴力的問題，例如擁槍權，儘快放棄目前的社會秩序，放棄和平、民主、漸進的解決方案，以打斷對白人的「大置換」。

這種緊迫感在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之中越來越流行，他們認為5月24日發生在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的小學槍擊案是一起政府策劃的陰謀，當地警察的不作為、聯邦的介入、甚至兇手買的步槍型號都被他們當作證據。他們認為政府通過這種槍擊案來打擊他們的擁槍權，解除白人的武裝，服務於猶太人的影子政府。而他們也流傳著受害者的照片，數著裡面有多大比例是拉丁裔，來說明「大置換」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對於另類右翼來說，任何暴力事件都能成為加速主義和「大置換」的註腳。

雖然「大置換」在美國已經成為了主流右翼媒體都會使用的常備話術，以支持川普和出格言論聞名的電視主播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son)早就在福克斯電視臺上大談過，這個詞卻並非美國極右的發明，其實是源於法國極右的詞彙。在2011年這個詞首先被提出後，法國新右翼的元老多米尼克·維納（Dominique Venner）於2013年不惜以在巴黎聖母院自殺，以換取大眾注意力從同性戀婚姻轉移到「大置換」所指出的移民危機上來。現在「大置換」的流行版本，不僅僅是白人被高生育率移民侵略、被殖民、被滅絕的陰謀論，還包含了極其迫切的危機感、末日感，這兩大元素都與法國新右翼有關，他們的跨洋流行，也正好反映了國際性極右網絡的日益擴大。

大置換：從差異權到種族戰爭

「大置換」（Great Replacement）從雷諾·加繆（Renaud Camus）2011年出版的《大置換》一書中正式出現後，就成為了歐洲（尤其是法國）極右話語中最重要的一個話術。這個陰謀論認為，西方正在被反向殖民，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佔領者和西方精英（一般認為是猶太人）勾結，通過引入色情片網站、支持性少數平權、支持女權主義等手段壓低歐洲白人的生育率，而完全不對外來移民加以限制，最終達到取代白人的目的。

這個陰謀論雖然不是由新右翼直接提出的，加繆也沒有直接提起過法國新右翼知識分子的影響，但新右翼在這一問題背後有著多年深耕的歷史，歐洲殖民化、種族戰爭等「大置換」的核心概念都源於他們，其理論對「大置換」的誕生是不可或缺的。這就要提起新右翼的領軍人貝努瓦，和因為過度激進與他分道揚鑣的紀堯姆·法伊（Gillaume Faye）。

《大置換》

2019年就去世了的法伊並非像貝努瓦一樣，是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就開始參與極右運動的老面孔，法伊既沒有秘密軍事組織的暴力活動經歷，也沒有早期「青年民族」（Jenune Nation）的活動歷史。不過法伊在「新右翼」智庫「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歐洲文明和研究學習小組）1968年建立後不久就開始參加其活動，並擔任研究部書記職務。GRECE當時以貝努瓦和泛歐主義派的多米尼克·維納（Dominique Venner）為首，其成員普遍認為新一代右翼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在文化戰線上競爭，並且亟需在吸納左翼理論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新的意識形態。法伊逐漸在貝努瓦的影響下從經濟話題轉向身份認同話題，在所謂「差異權」（droit à la difference）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激進的差異主義，最終因為對移民問題採取更加激烈的態度而退出了GRECE。

「差異權」起初由貝努瓦提出，是族群多元主義的基礎，也是新右翼影響最大的一個概念。貝努瓦原本支持所謂「生物現實主義」，也就是一種偽科學外衣包裝的種族主義，但是在1970年代後期吸收了當時第三世界反殖民鬥爭的左翼理論後，他逐漸放棄了原先的生物種族主義立場，轉向認為應該由文化而非生物性的種族來劃定邊界，不僅如此，他還提出需要保障各種各樣的文化群體不被美國和蘇聯代表的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標準化」，認為兩極超級大國都是踐踏各民族的極權主義。1979年《紐約時報》採訪貝努瓦時提到的一條橫幅很好地概括了他的觀點：「反對極權主義，反對平等主義，反對種族主義，爭取一種新文化。」乍一聽他提出的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反帝、反殖理論，如德國新右翼理論家戈茨·庫比切克（Götz Kubitschek）所說的，「當你看到『族群多元主義』這個詞時，你會發現平等主義那邊的特徵，所以就不必使用『種族主義』了，這個詞已經是無可救藥了。」貝努瓦在不提到種族的情況下，重新表達了種族主義，而且還用了「多元」這樣原本屬於自由派的詞彙，使那些生怕自己被「汙名化」的種族主義者找到了新的用語。

儘管看起來和左翼思想相通，貝努瓦的思想基底並非平等，而恰恰是反對平等。在貝努瓦看來，普世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平均，平均就是完全相同、喪失個人。他從不掩飾對美國的厭惡，除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也包括美國憲法中的那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他認為基督教和啟蒙思想分別代表了宗教和世俗的普世主義，也是世界各民族喪失獨特性的罪魁禍首。用貝努瓦自己的話說，「普遍主義反種族主義只承認人們共同屬於一個特定的物種，它往往認為他們的特定身份是短暫的或次要的。通過嚴格的同化主義觀點將『他者』簡化為『相同者』，普遍主義的反種族主義，從定義上說，是無法承認或尊重他者的本質的。新右派所支持的差異主義的反種族主義，認為人類不可減少的多樣性是一筆真正的財富。」這裡的關鍵點在於「不可減少」，這暴露了他真正的主張。對於貝努瓦來說，各個文化似乎都是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任何的相互交流都是不可行的，因為要麼涉及對另一方的「同化」和「汙染」，要麼就是因為異質性過強而不可能兼容。這種本質主義、去歷史化、孤立主義的觀點，證明了貝努瓦實質上追求的是維持現狀，或者說維持歐洲白人的現有優勢地位。貝努瓦有意識地混淆左右翼的理論邊界，從多元文化主義和人權論的內部邏輯來瓦解其自身，同時不對任何特定政治派系表達明確支持，令媒體難以確定他的真正政治傾向。

而法伊就是在反對普遍性的基礎上，在1980年就提出歐洲不但正在被發展中國家的移民殖民，還被美國價值觀殖民，歐洲身份危在旦夕。他引用差異權的方式不像貝努瓦一樣對已有的移民留有容忍和同情的餘地，而是強調歐洲優先、分離優先，如他所言：「文化鬥爭不是為了捍衛所有文化，主要是為了捍衛歐洲文化，而歐洲文化必須自視優越。」貝努瓦認為歐洲的移民數量已經太大，不可能通過遣返等強制手段解決，而法伊則認為恰恰就是因為移民數量太多，主張要遣返，而且更說明這一威脅迫在眉睫，而非貝努瓦所認為的長線作戰。相較於貝努瓦的模稜兩可和草蛇灰線，法伊對保護歐洲身份的強調無疑是更加直白和更加激進的一派。這也導致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逐漸被GRECE邊緣化，於是法伊轉向了媒體活動，以獨特的辛辣和幽默成為了名噪一時電臺主持人。

法伊對極右的真正貢獻要在他1997年二進宮GRECE之後，他連續出版了《古代未來主義》（Archeofuturism, 1998）、《歐洲的殖民化》（2000）兩本書，將反移民、反穆斯林立場重新引入新右翼，但也再次因為「種族主義」被貝努瓦開除。此後他又出版了《我們為何戰鬥：歐洲抵抗宣言》（(Why We Fight: Manifesto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闡述，成為歐洲右翼紅人。在《古代未來主義》當中，他對GRECE當中流行的新異教神學和傳統主義思想表達了不滿，他同意認為現代性「沒有未來」，但傳統也「攜帶了許多今天仍在爆發著的病毒」。他於是提出，要辨證地以古代作為未來運動的基礎，「未來源於祖先價值觀的復興，現代性和傳統主義的概念需要辯證地加以克服。面對未來，尤其是今天，需要求助於一種古老的、前現代的、不平等的、非人道的心態，一種恢復祖先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的心態。」同時在此之上，他不贊同美國「大學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的反技術論，而認為未來需要建立在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上。他也提出貝努瓦領導的新右翼太過潔身自好，與政治活動距離太遠，是一種對葛蘭西主義的誤用。相反，只有把生產意識形態理論的「元政治」活動積極地和既有的政黨政治和直接行動結合在一起，才能最大化其效果。而後兩本書中，他直截了當地攻擊移民，並渲染歐洲的末日迫在眉睫，「現在想要通過投票箱和議會民主來贏得權力已經太晚了。」在他的《災難的匯聚》（La Convergence des catastrophes, 2004）當中他更加理論化了他的末日論，提出包括價值觀自由化導致的社會「癌變化」、移民湧入導致的內部衝突、衰落的歐洲與伊斯蘭世界對峙、氣候變化導致的資源緊缺、缺乏監管的市場崩潰等等災難將會匯聚併集中爆發，最終導致世界秩序的徹底重新洗牌，而民族主義者需要抓住這個大災難的機會重建秩序。這一假說實際上是繼承自傳統主義的「末法時代」觀念，也就是認為人類社會遵循黃金時代到黑暗時代的循環規律，但是法伊更加具體地將這種神秘主義的信念與當代社會的危機結合在一起，使之更加可信。他相信白人民族主義者會在災難之後建立起一個以歐盟和俄羅斯為基礎的「歐羅西伯利亞」（Eurosiberia）聯邦，在繼承古代歐洲人陽剛、自信的價值前提下獨享直通火星的星際電梯和基因編輯等等技術，而全世界的其他地方將自給自足地維持中世紀的生產方式，接受白人的領導。

紀堯姆·法伊

法伊關於政治和文化關係的論斷令他比貝努瓦更加積極地投入政治活動，也讓他成為了日後新極右運動的助產士。他的激進右翼理論不僅促使他與GRECE元老、國民陣線高層、新納粹分子皮埃爾·維亞爾（Pierre Vial）創立的新納粹青年政治組織「土地與人民」（Terret et Peuple）合作，還令2003年剛剛從國民陣線青年分支分離出來的「身份主義集團」（Bloc Identitaire）把他當作精神導師，日後這批「身份主義者」將會成為歐洲極右最為活躍、也是最有威脅的一支青年運動。可以說，日後成為輿論焦點的「大置換」早在加繆提出之前，既可以在法伊的著作中找到全部必要零件：對平等主義中人人同質、可替換的恐懼、歐洲被反向「殖民」的恐懼、對生育率的過度悲觀、認為某種社會崩潰即將到來等等，只不過法伊的激進右翼政治活動在當時無法獲得大眾認可，而貝努瓦以「右翼葛蘭西主義」為名的文化戰線在這一層面上其實與他相輔相成，為他鋪平了傳播的道路。

在法伊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歐洲移民危機和2014年俄烏衝突連續爆發，似乎印證了他的末日理論，英國脫歐、川普上臺、國民陣線成為法國最大反對黨等等事件鼓勵了他，他的最後一本書《種族內戰》（Guerre Civile Raciale，2019）已經完全放棄了掩藏種族主義，直接使用了曾被視為禁忌的「種族」（race）字眼，並公開鼓吹如果不及時阻止「薩拉菲派」（Salafist）（本意指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一個派別，他用以代稱穆斯林）對歐洲的殖民就會導致歐洲陷入內戰。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內，美國極右發現了法國新右翼的理論富礦，維納、貝努瓦和法伊等人成為了他們的新寵，也受「新右翼」的名稱啟發，催生了以格雷格·詹森（Greg Johnson）為代表的「北美新右翼」和以理察·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為代表的「另類右翼」（Alternative Right）運動。

災難的匯聚：白人滅絕論的跨洋旅行

2015年6月17日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教堂，21歲的迪蘭·魯夫（Dylann Roof）闖入了以馬內利非裔衛理公會教堂。當時教堂內正在舉行聖經學習會，他裝作聽眾參與了進去，然後在祈禱時突然開始射擊。他對在場的受害者們說，「我必須這麼做。你們強姦了我們的女人，佔領了我們的國家。你們必須離開。」在殺害了9名非裔信眾後，他讓一個倖存者離開去告訴別人發生了什麼，然後因為子彈打光而自殺未遂。

魯夫在襲擊前就在一個名為「最後一個羅德西亞人」的網頁上發表了自己的宣言，羅德西亞是辛巴威的殖民時代舊稱，實行過種族隔離，並曾用化學武器殘酷鎮壓當地的起義。根據事後認罪記錄，他的襲擊目的是為了要激起內戰，以恢復種族隔離。他在宣言中寫道：「我選擇查爾斯頓是因為它是我所在州歷史最悠久的城市，曾一度是全國黑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我們沒有光頭黨，沒有真正的三K黨，人們除了在網上聊天什麼都不做。總得有人有勇氣把它（戰鬥）帶到現實世界，我想這個人就是我。」

魯夫在宣言中自述，他的自我極端化始於2013年的特雷文·馬丁（Trayvon Martin）案。當時協警喬治·齊默曼（George Zimmerman）認為正在回家途中的馬丁行蹤可疑，在盤問時開槍打死了手無寸鐵、年僅17歲的馬丁，並以自衛為由為自己開脫。齊默曼最後被無罪釋放，引發了一連串的示威活動，「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就是在這期間的社交網絡上應運而生。

但是在魯夫看來，齊默曼是對的，他稱自己在谷歌中輸入「黑人對白人犯罪」的那天起，他就與從前不一樣了。在這個關鍵詞搜索下，他瀏覽到的第一個網站是保守公民委員會（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保守公民委員會自稱是「唯一一個捍衛白人權利的全國性嚴肅活動組織」，其成員賈瑞德·泰勒（Jared Taylor）在魯夫案發後挺身而出，擔任組織的發言人。他矢口否認他們和魯夫有任何關聯，還說委員會反對他的暴力行為，但他話鋒一轉：「我們的網站教育了他。我們的網站告訴他跨種族犯罪的真相。他隨後決定用這個真相做什麼，絕對不是我們的責任。」他說，即便魯夫的行為很可怕，「但並不意味著他的動機完全不合法。」

這個給恐怖分子洗地的泰勒不是別人，正是法伊的好友，也是美國最主要的新右翼理論引進者。他在槍擊案前一年為法伊的《災難的匯聚》英文版做了序。回到2000年，貝努瓦無法接受法伊的激進主張，一度阻止親右翼的出版社與法伊合作，幾乎將他排擠出右翼圈子。直到2003年，賈瑞德·泰勒(Jared Taylor)和山姆·迪克森(Sam Dickson)等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與法伊建立起友誼，他們與瑞典前新納粹組織成員丹尼爾·弗裡伯格(Daniel Friberg)領導的右翼文化產業領軍公司——阿克託斯（Arktos）合作，第一次將法伊引入英語知識界。泰勒給幾乎所有所有法伊作品的英譯本做了序，還在《災難的匯聚》序言中回憶他2003年訪問法國，在訪問了包括貝努瓦、維亞爾等一眾極右分子後，唯獨與最激進的法伊最合得來，「在所有這些傑出的法國人當中，我與紀堯姆·費伊最親密無間。……要論我們對種族、對歐洲文明的生物學基礎的理解，我們立刻成為了老同志。」泰勒在自己組織的各種白人至上主義會議和論壇上邀請貝努瓦、法伊等人去演講，雖然法國新右翼一直以反美主義著稱，但畢竟他們都自視為捍衛白人文化的先鋒黨。法伊也的確在日後軟化了對美國的批評，他曾在《我們為何戰鬥》當中暗示美國利用穆斯林移民削弱歐洲文化，而到了2012年他已經開始說歐美是兄弟。有意思的是，法伊和泰勒在歐洲的另一個盟友是俄羅斯的亞歷山大·杜金，他們或多或少地都同意要尊重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來換取白人的聯合，雖然三人分別設想這個超大聯邦的核心是法、美、俄。

對於美國的種族主義團體來說，這些新右翼理論無疑既新奇又有力，不但幫助他們找到了迴避「政治正確」的方法，還提供了長期的鬥爭框架，很快吸引了大批擁躉。其中就有同樣在2003年就開始接觸新右翼的理察·斯賓塞，他和弗裡伯格創立了網站「另類右翼」（Altright.com），網站稱「另類右翼從各種思想流派中汲取靈感：歐洲新右翼、激進傳統主義、德國保守革命派、舊保守主義、人類生物性多樣性和其他種族主義思想家。」斯賓塞於2017年組織了夏洛茨維爾的「團結右翼」集會，並在期間發表了「另類右翼宣言」，從中我們可以讀到很多和法國新右翼相似的主張，而讓人很難與美國共和黨代表的傳統右翼聯繫在一起——從該宣言的正式標題就能看出端倪：《成為另類右翼意味著什麼：另類右翼運動的元政治宣言》，正文還包括了主張歐美白人統一、反對猶太-基督教中的平等主義、反對美國的幹預主義、反對利潤大於民族的全球資本主義、回復自然秩序等等。這一宣言後來還被阿克託斯出版公司出版。

事實上，阿克託斯不僅僅向英語世界引介了法伊，還包括勒內·蓋農（Rene Guenon）、埃沃拉、杜金、卡爾·施密特、貝努瓦等等，幾乎將整個新右翼的成果和思想傳統都搬了過去。阿克託斯的創始人弗裡伯格自述讀到貝努瓦和法伊的《新右翼宣言》後大受觸動，認為如此高明的理論應該有更大影響力，他寫道：「元政治是一種多維度的、靈活的、動態的力量，有潛力抓住關鍵問題的本質。」弗裡伯格正是遵循元政治的思路，創辦了阿克託斯和其他的影像公司，來進行「文化戰爭」。相似的還有創建了「逆流」（Counter-Current）網站和「北美新右翼」派別的格雷格·詹森，他也在「逆流」上大量翻譯杜金、埃沃拉、法伊、維納等人的作品。與積極投身於政治團體活動的斯賓塞相比，他們更像貝努瓦，認為元政治高於政治，應當通過出版、學術研究等手段來奪取文化主導權。詹森評論最近的布法羅案件說明白人恐怖主義是文化多元主義的症狀，真正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族群多元主義的「種族離婚」——既然黑人不滿白人，就應該離開白人國家，互不幹涉——換句話說，種族隔離。

新理論當然也引來了新的分裂，法伊本人就親自經歷了一次。2006年，泰勒邀請法伊去做嘉賓講解對猶太問題的態度，當時臺下正好坐著3K黨前領袖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借向法伊提問之機發表了一番反猶主義言論，指責猶太人的影子政府控制世界，而有猶太血統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麥可·哈爾特（Michael Hart）一躍而起，痛斥他們是納粹並奪門而出。猶太問題至今困擾美國極右：一部分人贊同猶太世界政府陰謀論，把猶太人視為敵人，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只要猶太人願意接受「白人文化」或局限於以色列這樣的猶太民族國家，就是好猶太人，沒有必要全部敵視。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新聞發布會，譴責布法羅市槍擊事件。

不僅如此，在美國原本的右翼傳統當中，混雜了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清教保守主義、南方奴隸主的種族主義、州權主義、自由至上主義、乃至納粹主義和反猶主義，長期以來都沒有真正一致的策略和理論化。而在法國新右翼的影響下這一批另類右翼更傾向於和歐洲合作，反對自由市場的立場與共和黨的傳統立場相悖，反對基督教的立場與作為美國右派主力的宗教保守勢力有非常大的張力，反對幹預主義的立場與新保守主義齟齬，這也更使新右翼理論影響的新一批極端分子會發現自己無法在美國的主流政治體系當中找到盟友，更加容易選擇激進的直接行動主義路線，換句話說——恐怖襲擊。這直接移植了貝努瓦和法伊的分歧，到底末日有多遠？例如，詹森和那些恐怖分子一樣對大置換無比熱衷，甚至創辦了一個「大置換獎」來鼓勵更多的相關主題討論，但是他不認同恐怖分子的加速主義，認為加速主義者希望無法避免的「災難的匯聚」提前發生，而他認為那是可以通過建立種族國家避免的。另一個例子是川普政府，當時他的意外上臺是這種另類右翼的一次投機成功，於是在他們認為川普沒有實踐另類右翼的政治理想時，他們又發明出了「深層政府」陰謀論來與體制進行對抗，形成了「匿名者Q」（QAnon）運動，認為建制派內的撒旦教徒、戀童癖組成影子政府，而川普則是影子政府的孤勇對抗者，這場陰謀論運動直到2020年1月6日的衝擊國會事件達到巔峰。這並不只是簡單的「反體制民粹主義」，而是新右翼的激進主義延伸，這才能解釋為什麼他們在反對黑人平權的時候撐警，又在奪取政權的時候衝擊警察——關鍵在於警察多大程度上能夠實踐種族主義的原則，而不是反不反體制。

回過頭來說，法伊在《種族內戰》當中預測的種族內戰其實和《文明的衝突》一樣，本質上就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現在幾乎所有極右恐怖分子都是加速主義者，試圖把世界往懸崖上推。儘管從出生率和移民基數來看，「大置換」的確有數學太差的問題，但是這不完全是一個數學問題，而是對社會問題的認知問題。新右翼的「元政治」戰略的目標正是在認可社會存在問題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取代左翼的認識論。他們不僅在歐洲形成了「身份主義」運動，其更加激進的版本在英語青年白人當中很快擴散開來，並且還繼承了3K黨、南北戰爭、擁槍權等美國特色的歷史包袱，連塔蘭特這樣的澳洲白人恐怖分子也把擁槍權這個高度美國化的議題帶入了自己的宣言當中，甚至這個形式也帶有著一定的美國色彩。

其實，宣言旨在說明自己與眾不同，要教育眾人，這與新右翼對可替換性和平庸的恐懼一脈相承。但在網絡時代，越來越多的宣言當中相互致敬（複製）的內容已經說明，當代的極右襲擊者就是希望「爆火」，而如今他們能想像到的爆火唯一形式就是模仿和被模仿，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戰士，而是極端化的烏合之眾而已，無法在崇尚個人獨特性的極右翼天堂裡獲得認可。

這就點出極右運動中的核心矛盾：既然反對平民主義、普世主義和同質化，要如何處理和大眾化的關係？某種意識形態受眾越廣，不可避免地要意味著某種原則變得越普遍，那不就又重蹈普遍主義覆轍？如果族群多元主義不只適用於白人，那不就是普遍主義？如果真的只適用於白人，又要把非白人驅逐出自己的烏託邦，那不就又是一種強加於他人的極權主義罷了？

事實上，這個矛盾的存在不會減少極右的危險性。無論是生態法西斯主義還是「大置換」，在澳洲、美國、德國極右恐怖分子之間如此流行而又相似的信念已經說明眼下的國際極右主義網絡已經非常成熟，而且他們中的確相信要加速社會秩序崩潰來「亂中取勝」的不在少數。如果這種危險的思想繼續傳播而形成適應於西方、乃至白人以外的版本，在同樣面臨低生育率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其他社會，恐怕法伊要在墳墓裡笑醒了。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