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和魯迅的事（蕭紅與胡風大半夜在馬路上追逐狂奔）

2023-04-16 17:07:31 2

1934年12月20日，胡風收到一封魯迅先生親筆寫的請柬，邀請他到梁園豫菜館赴宴，並著重說：「希望帶公子來。」

誰知陰差陽錯，這封請柬在郵遞時被耽誤了，第二天才把信送到胡風手中，而宴會的時間是12月19日。

當看到老師的親筆信後，胡風沮喪不已，立刻跑到魯迅家中去解釋，魯迅平靜地笑了笑說：「沒關係，就是想讓大家看看你的小寶寶。」

本來，魯迅想以給胡風的兒子做滿月酒的由頭，將兩個年輕人介紹給上海文藝界的骨幹們，如今只能將二人的地址告訴胡風，讓他們單獨見面了。

魯迅先生

就是在這樣的機緣下，胡風第一次見到了蕭軍和蕭紅。

這一對剛剛從青島來到上海的年輕夫婦，曾將小說稿寄給魯迅先生，希望這位偉大的青年導師，可以幫助他們推薦發表。

那時的他們還不知道，當時上海的形勢是多麼複雜險惡，魯迅的處境又是多麼的舉步維艱。

經過多方面了解，魯迅得知這兩位從淪陷區來的青年作家陷入了窘境，他堅定地認為應該幫助他們在上海站穩腳跟，並使他們得到左翼文學力量的支持。

包括茅盾、聶紺弩夫婦、葉紫等，都是魯迅精心安排介紹給「二蕭」的，希望在日後的生活和工作中，大家可以給予他們最大的幫助。

幾天後，胡風登門拜訪了蕭軍、蕭紅夫婦，雖然是初次見面，但雙方一見如故，就連應有的客套話，都淹沒在了豪放的歡聲笑語中。

蕭軍與蕭紅

那一天，蕭紅的坦誠、率真給胡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還未脫女學生氣，頭上扎著兩條小辮子，衣著樸素，腳上穿一雙球鞋，沒有當時上海姑娘們的那種裝腔作勢之態。」

由於常常出入魯迅家的緣故，蕭紅和胡風變得愈加熟絡起來，彼此也更加坦誠相待。

不久後，蕭紅將她的中篇小說拿給胡風看，這無疑是對胡風的一種莫大信任，蕭紅告訴他，這篇小說還沒有名字，請他給命名，又拜託胡風為小說作序。

關於作序一事，胡風當時便婉言拒絕，倒不是他不願意，只是他覺得，這個序若是魯迅先生來寫，效果會更好。

然而，魯迅在和胡風的閒談中，卻有意叫胡風來寫，魯迅說，他已經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作了序，再為蕭紅作序，總歸是不太好。

胡風只得應了下來，不過後來不知為何，在胡風寫好後，魯迅仍是為蕭紅寫了序，胡風得知後，堅決要求蕭紅把他寫的序放在書後，作為「後記」。

胡風與妻子梅志

儘管如此，胡風還是從小說中為蕭紅引出了一個名字——《生死場》，蕭紅十分高興地採納了。

必須承認，胡風對蕭紅是欣賞的，在後來的《悼蕭紅》中，他這樣寫道：

「讀了《生死場》，我吃驚於作者對她所寫的人物的敏銳的感覺，用字的大膽，和特殊的風格。這是一個有著發光的才華的未來的女作家。」

當然，胡風也提出了蕭紅在創作中的一些短板，但他仍認為，這並不妨礙《生死場》會成為一部經典的傳世之作。

1935年底，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生死場》以容光書局的名義自費出版，這在當時不可不謂是一個冒險的行為。

印刷過程中，胡風不辭辛苦，帶著校對的樣本往返於魯迅和蕭紅之間，魯迅先生要作序，必須先閱讀作品，而蕭紅又要一次次對校樣做修改校正。

蕭紅

胡風和印刷廠比較熟悉，就主動承擔了為兩人傳送校樣的工作。

由於這本書未經「批准」，大書店不敢銷售，胡風等人就用布包著送給相熟的朋友，輾轉地推銷出去。

當時，左聯的工人文藝小組，也為這本書的推銷做了不小的貢獻。胡風曾在左聯擔任書記，這樣做的危險性，他自是清楚的。

但是，為了左聯的新生力量得以成長，為了魯迅先生的期望，為了蕭紅的重託，胡風早已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說老實話，那時我帶著那麼一大包不合法的書，如果遇到了巡捕抄靶子，是有被捉到官裡去的危險的。」在《悼蕭紅》中，胡風如是說。

後來，蕭紅又寫了不少反映北方淪陷區人民生活的作品，除了魯迅先生外，每次她也要送給胡風看。

儘管胡風常常十分不客氣地對她提出很多修改建議，但蕭紅都誠懇地表示接受，對她來說，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師益友。

蕭紅與蕭軍

當然，看到蕭紅的進步，胡風也從心底為她感到高興，甚至常忍不住在蕭軍的面前誇獎她：

「她在創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寫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從生活裡提煉出來的，活的……你是以用功和刻苦達到藝術的高度，而她可是憑個人的天才和感覺在創作。」

儘管胡風對蕭紅稱讚是真誠的，但對於蕭軍來說，心理上卻多少產生了一些牴觸，因為在他看來，自己的作品要比蕭紅的更加優秀。

1935年初，蕭軍夫婦搬到了法租界的薩坡賽路唐豪律師家寓居，一天，夫婦倆邀請胡風和他的妻子梅志，來家中吃飯。

幾個人圍著一張長桌包餃子，蕭紅負責擀皮，剩下的人一塊兒包，手上忙活著，嘴上也不停，熱鬧得很。

這是梅志第一次見到蕭紅，當初胡風曾把剛出版的《生死場》帶回家，讓她好好向蕭紅學習，如今見到了本人，梅志更是喜歡上了這個能說會道的妹子。

1935年，後排左起：胡風、許廣平、池田幸子、蕭軍、蕭紅

1936年初，胡風在魯迅先生的授意下，創辦了文學刊物《海燕》。胡風鼓勵蕭紅積極投稿，並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都發表了蕭紅的散文。

遺憾的是，第三期還未發行，這本深受讀者喜愛的革命文學刊物，就遭到了國民政府的封殺。

但不管怎麼說，在魯迅和胡風的幫助、支持下，蕭紅在上海文壇算是站穩了腳跟，不僅各家刊物約稿不斷，也開始有了稿費收入。

後來，魯迅先生的家，成了胡風和蕭軍夫婦最常聚會的地方，有一次，大家都來看望魯迅先生，先生便留大家一起吃晚飯，飯後幾個人又一起暢談到深夜。

那一夜，大家都忘了時間，當胡風和蕭軍夫婦從魯迅家出來時，早已錯過了末班電車。

那時，先生住在四川北路，而胡風和蕭軍夫婦都住在法租界，兩地相距十餘裡，三個窮書生坐不起黃包車，只好沿著馬路步行回家。

蕭紅

初春，上海的夜晚還有些許寒冷，遠處的黑暗氤氳在朦朧的霧氣中，像酒後的涼風一樣醉人，三個人肆意地邊走邊說，仿佛仍是意猶未盡。

說到興致高時，蕭紅突然提議，要與胡風賽跑，分個輸贏。儘管她看上去弱不禁風，但好勝心卻不亞於男子。

血氣方剛的胡風自然不甘示弱，於是，便和蕭紅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跑了起來。蕭軍則在背後為他倆鼓掌助興。

就這樣，幾個人跑到法租界時，都已是氣喘籲籲，大汗淋漓，蕭紅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她和累癱在路邊的胡風對視了一眼，兩人又開始捧腹大笑。

當時，三個人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有多麼的危險，夜深人靜的馬路上，他們太招搖了，如果被巡捕攔住，訊問身份和住址，很可能會闖出禍來。

如果說，蕭軍、蕭紅年輕氣盛，沒有戒備，那麼胡風也跟著他倆胡鬧，則完全是被蕭紅的率真和單純所感染。

蕭軍

後來，蕭紅開玩笑地將這件事告訴了魯迅先生，先生聽後很是擔心，還特意給胡風寫了一封信，斥責道：「以後不許這樣玩！」

雖然幾個青年的行為有那麼點「愣頭青」，但也恰恰說明了他們情誼深厚，相處無間。

在上海生活的兩年多時間裡，蕭軍和蕭紅夫婦曾出現過兩次感情危機。那時候，魯迅先生還在世，蕭軍背著蕭紅，同一位叫陳涓的女子陷入了愛河。

作為兩人最親密的朋友，胡風也感覺到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氣氛：

「生活好了，不用發愁了……在他們夫婦之間，我感到反而沒有患難與共時那麼融洽，那麼相愛了。」

那是胡風從沒見過的蕭紅，猶如掉進了暗無天日的深淵，日日以淚洗面。

胡風不善於開導男女之間的情感糾葛，況且，那個時候他正忙於幫助鹿地亙翻譯魯迅先生的著作，也抽不出時間來安慰蕭紅。

魯迅先生

於是，每次到魯迅先生家談工作，胡風總是把妻子梅志帶上，讓梅志留下與許廣平先生一道去勸解蕭紅，陪她度過那段痛苦和煎熬的時光。

只是，蕭紅仍未能從蕭軍背叛的陰影中走出來，為了擺脫情感的羈絆，讓自己得以解脫，1936年夏天，蕭紅隻身東渡日本。

在蕭紅簡單的行李中，有幾本她最喜愛的書，其中一本就是胡風譯著的《山靈》。對蕭紅來說，胡風同魯迅先生一樣，已經成為她人生道路上的一盞明燈。

轉年春天，蕭紅回到上海，此時魯迅先生已不在人世，物是人非，蕭紅悲痛欲絕，已經漸漸恢復的身體，又在極度悲傷中變得更加孱弱。

而蕭軍非但沒有照顧、安慰蕭紅，還曾喝得酩酊大醉打傷過她，此後又傳出蕭軍與同是魯迅門生的作家黃源的妻子許粵華有染，許甚至還懷了蕭軍的孩子。

胡風的妻子梅志與蕭紅（右）

無奈之下，許粵華做了人工流產，蕭軍整日忙著照顧她，把傷心欲絕的蕭紅一個人丟在家裡。

此時的蕭紅覺得，她與蕭軍的距離變得好遠好遠，仿佛身陷在兩個世界裡，在他們之間，隔著無數條街道，隔著無數間房子，隔著樹，隔著窗子，空氣中漂浮的塵土，桌上凌亂的報紙……她的粉碎了的家。

幾近崩潰的蕭紅，只得再次來到魯迅家中，雖然先生不在了，但這裡依舊是她最安全的港灣，梅志和許廣平依舊給她安慰，給她溫暖。

然而，戰爭的炮火讓一切兒女私情都變得不值一提，淞滬抗戰的打響，硬生生將蕭紅從情感的旋渦中拉了出來。

為了支持抗戰，胡風準備籌辦一個抗日刊物，便約了在上海的諸多左翼作家座談商議。

胡風提議，這本刊物就叫《戰火文藝》，蕭紅說：「這名字太一般了，七七事變剛剛發生，為什麼不叫《七月》呢？」

胡風

大家都覺得蕭紅的名字更好，刊名就這樣定了下來。此後，《七月》變成了胡風和蕭紅共同作戰的另一個戰壕。

後來撤退到武漢後，蕭紅與胡風一家仍走得很近，只要胡風一聲招呼，蕭紅、蕭軍和幾位相熟的作家就都來幫忙。

一天下午，蕭紅氣喘籲籲地跑來找胡風，說有幾個流裡流氣的人，要把大家帶到警察局去。蕭紅見勢不妙，便趁機溜了出來，一路跑到胡風的住處，要他設法營救大家。

胡風聽後，忙不迭地四處託關係救人，幾經輾轉、交涉，蕭軍一行人終於被放了出來。

幾天後，為了表示對胡風的感謝，蕭紅親自為他篆刻了一方小圖章，特意作為禮物給胡風送來，胡風很喜歡，還用過幾次。

遺憾的是，這枚見證了蕭紅與胡風真摯友誼的圖章，在撤離武漢時丟失了，冥冥之中，似乎預示了後來的結局。

蕭紅與蕭軍

1937年9月，胡風邀請魯迅先生的諸多門生座談，準備聯合大家，再次創辦一個抗戰文藝刊物，小說家端木蕻良也應邀出席。

在這場座談會上，蕭紅第一次見到了端木蕻良。因為都是東北人，二人初識便感覺比旁人親切了幾分，言語間又十分投緣，當下都覺得相見恨晚。

當蕭紅聽說端木已經來滬一年多後，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麼久了，我們怎麼沒聽老胡說起過你呢？要不我們早認識了。」

進而她又轉身對胡風有些埋怨地說：「老胡，這事你辦得不對！你認識端木，為什麼不早介紹給我們呢？」

突如其來的質問，讓胡風一時無言以對，蕭紅顯然更生氣了：「你是單線領導，只為了討稿子到那兒去，也為了討稿子到我們這兒來。」

經蕭紅沒頭沒腦地這麼一鬧，端木對胡風的印象也開始有了偏見，認為此人不坦率，只拿朋友當稿源和私產。

端木蕻良

說起來，這件事還真是冤枉了胡風，他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不光是端木蕻良，艾青、曹白、蕭軍……他也都是分頭見面，從不發生橫向聯繫，也從不對第三方說起。

長期從事半地下狀態的左翼文化工作，讓胡風對當時國內險惡複雜的環境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這種單線聯繫的工作方式，自然不是好熱鬧的東北姑娘可以理解的。

至於蕭紅對自己的誤解，胡風也不做任何解釋，事實上，他也覺得蕭紅距離兩年前那個剛剛來到上海的東北姑娘越來越遠了，也不再是當初向他虛心請教的那個小妹妹了。

在胡風看來，蕭紅在成為名作家的同時，也滋生了高傲的情緒。而正是這種「高傲」，讓胡風與蕭紅之間，開始出現裂痕。

蕭紅（右二）

1938年初，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艾青等青年作家，決定去山西支援閻錫山創辦的「民族革命大學」，胡風專門到車站，為他們送行。

4月中旬，艾青突然回到武漢，敲響了胡風的家門，並為他帶來了蕭紅的一封信。蕭紅告訴胡風，自己已經懷有身孕。

詫異之餘，艾青告訴胡風，蕭紅已經和端木蕻良同居了。這件事，真真是胡風始料不及的。

儘管在去山西之前，他已經看出了二人的苗頭，但不承想進展會如此之快，如今真的成了事實，心裡仍然不是滋味。

兩周後，蕭紅和端木蕻良也回到了武漢，一連兩天都與胡風在一起，但因身邊有旁人在，始終不便交談。

第三天，他們特意來到胡風在金家花園的住處，蕭紅和胡風夫婦像往常那樣隨便地坐著，而端木蕻良則有意站在稍遠處的花叢的陰影下。

胡風

蕭紅向胡風夫婦坦誠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同蕭軍鬧翻了，現在同他在一起過了。」蕭紅說著，向花叢的方向努了努嘴。

胡風夫婦曾設想過蕭紅告訴他們這件事後，他們應該如何表示祝賀，可是話真的到了嘴邊，他們卻連一個微笑都擠不出來。

對於很多人來說，愛情只是一種「當時的情緒」，如果對方錯將這種情緒當做地老天荒，無疑是本身的幼稚。

看著曾經天真爛漫的蕭紅，如今隨隨便便就換了男人，胡風實在覺得胸口堵得慌，雖然難以開口，但還是有些抱怨地同蕭紅說：

「作為一個女人，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權這樣做，這是你堅強的表現。我們做朋友的，為你能擺脫精神上的痛苦感到高興，但是，又何必這樣快呢？先冷靜一段時間不好嗎？」

蕭紅

胡風的坦率，顯然傷到了蕭紅那顆高傲的自尊心，更令在一旁的端木蕻良感到不悅，從那以後，胡風與蕭紅便漸漸疏遠了。

如果說，蕭紅只是對胡風一人如此，也就罷了，可她不僅疏遠了胡風，也疏遠了《七月》的所有同人，除了端木蕻良。而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恰恰是端木蕻良。

事實上，不僅是胡風和一眾《七月》同人，也不僅是以蕭軍為首的一幫東北作家，幾乎所有左翼戰壕裡的作家都排斥端木蕻良。

其中，丁玲對端木的評價最為直白：

「端木蕻良一個人孤僻、冷漠，特別是對政治冷冰冰的……整天東逛逛西蕩蕩，自由主義的樣子。看到那副穿著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們一路人。」

於是，蕭紅沉默了，把自己緊緊地封閉起來。她不明白，這究竟是大家的偏見，還是自己錯了？

1938年，蕭紅與端木蕻良在西安

可是身陷情感糾葛中的女人，同那些擲地有聲的判斷都不同，遠不是非黑即白那樣簡單。

後來，端木蕻良說，他和蕭紅之所以同胡風產生隔閡，主要是由於胡風故意做了手腳，使蕭紅沒有搭上曹靖華的汽車撤退到重慶，蕭紅才因此受了折磨。

後來經曹靖華證實，這完全是端木杜撰出來的一個故事，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上，蕭紅與胡風之間的隔閡，就是因為他這個「第三者的闖入」。

遷居重慶後，雖心中有隔閡，但蕭紅還是會和端木不時來拜訪胡風，也許，在她的心裡，只有在胡風這裡，才能找到一些昔日魯迅先生對自己的關懷。

可只要端木在，他們就好像無話可說一樣。有一天，梅志拿著蕭軍新寄來的結婚照片給蕭紅看，「她只是看著，卻不做聲，看得出來，這是她感情上一個不小的打擊。」

蕭紅（右一），蕭軍（右二）

後來，蕭紅便再沒來看過胡風夫婦，梅志也隱隱感到，恐怕胡風和蕭紅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合了。

1940年1月，蕭紅與端木蕻良，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突然離開重慶，飛往香港。

毫無疑問，在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匆匆離開陪都，這與當時的全民抗戰精神和價值取向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他們的行為，不能不引起所有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朋友的不滿和猜疑。

尤其是當時同蕭紅做鄰居的作家靳以，幾乎要破口大罵：

「不告訴朋友們也就罷了，竟然連女傭都不辭退。走得這樣神秘、這樣匆忙，為什麼？連我這個老朋友都不告訴？連我都不相信，怎麼會想到去香港呢？」

後來，胡風夫婦從靳以口中得知了蕭紅的事，也同樣感到驚愕。

1939年，前排右一為胡風，右四為蕭紅，右三為靳以，左一為端木蕻良

為此，胡風專門給許廣平先生寫了一封信，詢問其是否知情，搞得許廣平也是一頭霧水，她並不懷疑蕭紅，只是擔心她的身體。

當蕭紅得知胡風對她赴港一事有所不滿和猜疑時，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

「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誣陷，但是，這話說出來對人家是否有好處呢……中國人就是這樣隨便說話，不管這話輕重，說出來是否有害於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負責任，他說他是隨便說說呀！這種自由自在的隨便，是損人不利己的，我以為是不大好的……」

說起來，胡風的確是一個快人快語的人，心裡藏不住話，魯迅先生早就看出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胡風耿直，易招怨。」

當胡風得知蕭紅去了香港後，便理所應當地認為是端木蕻良搞的鬼，他在給艾青的信中，說道：「隨著汪精衛去香港，端木蕻良也去了香港，這是何居心？」

汪精衛

後來，端木蕻良和蕭紅從艾青口中得知了此事，深知人言可畏，便決定與胡風絕交，再也不來往了。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胡風一家服從組織安排，於6月從重慶撤退到香港，不久後，梅志帶著孩子回到上海，只留下胡風一人。

8月，胡風得知蕭紅臥病在床，便趕到尖沙咀樂道去探視。

「我去看了一次蕭紅，無論她的生活情況還是精神狀態，都給了我一種了無生氣的蒼白印象。」

人在病榻上時，總是渴望「親情」的，見到胡風，蕭紅無比欣喜，就如同見到自己的親哥哥一樣，把那些「絕交」的話，全都拋在了腦後。

她拖著病懨懨的身體，饒有興致地對胡風說：「我們一起來辦一個大雜誌吧，把我們的老朋友都找來，把蕭軍也找來……如果蕭軍知道我病了，他一定會來看我。」

蕭紅

胡風只是應著、寬慰著，勸她先養好身體。想不到這次倉促的探視，竟成了他們的訣別。

1942年，胡風從香港脫險，輾轉到了桂林，後來駱賓基也輾轉來到桂林。駱賓基護理了蕭紅近一個半月，看著她咽下最後一口氣。

駱賓基把蕭紅在香港淪陷後的生活，如泣如訴地告訴了胡風，胡風夫婦聽後禁不住一陣鼻酸，淚水像開了閘似的湧了下來。

時光荏苒，歲月未必靜好。如今，那些往事早已隨風飄散，那些人也消失在了時間的荒野裡。

不知道胡風和蕭紅在另一個世界是否可以相遇，是否還會在夜半無人的街道上，非要比個輸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