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捷生與父親賀龍的長徵故事

2023-12-04 13:52:06 2

　　1935年11月1日，賀捷生來到這個世界上，然而因為戰亂出生不足20天的賀捷生便要歲部隊進行長徵。因此她也成為了出徵大軍中最小的成員。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作文，快來看看吧，希望對你有幫助哦。

　　賀捷生與父親賀龍的長徵故事【篇一】

　吃草長大的女將軍

　　賀捷生：我先來說一下，因為我是今天來的兄弟姊妹當中最大的。大家看我又矮又小，不太像個女將軍，這是有原因的。我今年76歲，我是在紅二方面軍長徵前19天出生的。當時在母親的懷抱裡，母親帶著我，拉著馬尾巴，忍飢挨餓，走過了長徵，好幾次我都差一點夭折了。長徵中的叔叔伯伯們都開玩笑叫我"長徵老幹部"，實際上我是長徵的包袱，我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還要二方面軍的叔叔伯伯和阿姨們關心我。

　　在長徵60周年的時候，我說我是卸不下的包袱，你想槍都可以放下，但是唯獨我是要抱著的，是要吃要喝的。長徵途中大人都沒有吃的，怎麼把我帶過來的呢，一直他們都不告訴我。一直到了我過60歲生日的那天，有位老同志就跟我說，"賀捷生，你這條命不容易，你也到了這麼大年齡了，我們要告訴你一件很對不起你的事情。當時二方面軍長徵是最後出發的，走到草地的時候，能吃的草被前邊走過的部隊吃得差不多了，新草還沒有長起來。沒有糧食，主要靠吃草。所以二方面軍的同志面臨的危險不是被打死，而是被餓死。為了勝利走出草地，當時成立了一個叫做試吃組，這個試吃組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領導幹部組成，他們就去把那個草先吃，完了以後就傳下去，這種草沒有毒，要吃這種草。

　　我當時吃的是試吃組的叔叔阿姨們吃的那個草，他們拿著那個草給我母親，說這個你碾碎了餵你的孩子吧，不能讓她死了，因為她是我們的接班人，革命要代代傳下去。我當然不願意吃，因為草畢竟是苦的，於是他們就捏著我的嘴巴，捏著我的鼻子灌進去，哭一聲就吞進去了，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當中，我在二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關懷下，被抱著走出草地到了延安，這就是我想說的第一個故事。

　　賀捷生與父親賀龍的長徵故事【篇二】

　　賀捷生：大家一想到賀龍這個名字，就和菜刀聯繫起來了，覺得他一定是很兇猛，很不講道理，拿著菜刀就把人殺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的家鄉湖南省桑植縣白族自治鄉是少數民族地區，大家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了，那時非常貧困。我的爺爺他生下來就是小兒麻痺，他種地有困難，靠編織、修理農具，給有錢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窮困。我的家鄉有一些風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個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業，所以我父親13歲就結婚了，結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須是這個家的家長，要負起養活家人的重任。這樣我父親13歲就離開了他的親娘，出外幫助親戚運鹽。當時我們家鄉是沒有鹽的，都要到四川去運，那個時候也不像現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為了防身，父親和運鹽的鄉親們身上都要帶著一把刀。

　　那一年因為氣侯的原因，鹽化得很厲害，損失很大。那個時候，鹽稅又很重。父親他們運鹽走到一個叫芭茅溪的地方，這個地方從軍事角度來說，是一夫把關，萬夫莫過，很險要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設立了一個鹽卡，叫他們交稅。父親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交了，也湊不起這個鹽稅。官兵讓他們把衣服脫了，用皮鞭狠抽他們一頓，還威脅說過三天要到家裡收稅。幾個青年回家後，組織起來去反對鹽稅，這有了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傳說。

　　1935年11月1日，賀捷生來到這個世界上，然而因為戰亂出生不足20天的賀捷生便要歲部隊進行長徵。因此她也成為了出徵大軍中最小的成員。當到陝北時，1歲的小捷生又黃又瘦嚴重營養不良，後來林伯渠，花錢買了一隻奶羊送給蹇先任，才讓賀捷生的營養稍微有點跟上。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當時因為父母都有國家大事要做，於是將賀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區，貧窮而潮溼，再加上逃荒避難，讓賀捷生童年滲透了苦寒。再加上賀捷生先天就不足，後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調養，她小小的身體，一直都沒能好好的發育。

　　一直到1950年，賀龍和蹇先任才把賀捷生從湘西找回來，當時賀捷生已是一個患有嚴重關節炎、瘸著雙腿的15歲少女了。

　　經過賀龍的栽培，賀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在那裡工作了5年。

　　賀捷生文革經歷

　　而在文革時期，因為賀龍被迫害，致使賀捷生也難逃厄運，被關押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罰苦役勞改。原本就柔弱的賀捷生，在這裡受盡了磨難，身體也慢慢跨了。不僅如此，賀捷生因白細胞銳減，全身長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賀龍死後，賀捷生的丈夫也因為受其牽連而被破壞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終堅信自己的父親是忠於黨的。

　　賀捷生早年艱難的經歷並沒有讓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結束後，她再次憑藉自己的努力重頭開始，如今已是我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同時也是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部長，軍旅作家。

　　賀捷生與父親賀龍的長徵故事【篇三】

　　春節進入倒計時，窗臺上的那兩盆綠色植物，也像約好追趕那個日子似的，在噌噌地長。它們青蔥，鮮嫩，靜若處子，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修長而又緊密簇擁的葉片，翡翠般晶瑩，就像一束束綠色的光，從清水卵石間潔白的根莖中射出來。早晨醒來，看見它們比昨天又長高了，長茂盛了，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問候一聲：你好，水仙花。

　　其實，我是在問候一個人，一個藏在遠方的人。

　　這個人知道我喜歡水仙花，每年都給我寄這些狀如洋蔥頭的花種來，整整寄一麻袋。漸漸的，我的朋友們，比如每天伏案寫作的張抗抗，就像生物鐘似的，每到春節前差不多的日子，就會準備好精美而雅致的花盆，等著我打電話過去，告訴她花種到了。但那個藏在遠方每年給我寄花種的人，卻從來不留地址，都是先捎給他在北京的某個客戶，再通知我派人派車去取回來。我至今不知道這一麻袋的水仙花種，是坐飛機來的，還是坐火車或近幾年才有的高鐵來的。

　　和他偶爾見過的一面，過去34年了。記得是1981年初冬，當時我老伴李振軍同志還精力旺盛，活得豐富多彩，他除去擔任部隊政治部領導外，還酷愛書法和花草，算個書法家吧，上上下下結識許多具有同樣情趣的朋友。一天，他接到彭衝同志的夫人駱平大姐打來的電話，說彭衝同志和她共同的故鄉福建漳州在中山公園舉辦水仙花展覽，邀我們一塊去看水仙花。駱平大姐老資格了，比我出生還早一年參加革命，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在風雨中奔走一生的婦聯老同志，還是個老到的水仙雕刻師。我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從香山坐上車直奔中山公園，按約定在水仙展廳與彭衝同志和駱大姐會面。

　　駱大姐把故鄉來北京舉辦水仙花展覽的一個行家介紹給我們，說他是某某花木公司的經理，姓朱，叫朱江興，水仙培植和雕刻遠近聞名。站在面前的朱師傅，不到30歲，典型的南方中等個，唇上一溜忙得沒來得及刮去的小鬍鬚，說話閩地口音很重。我和他握手，他先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慌忙伸出來，滿是老繭的手又大又有力。「不敢當，不敢當。」駱大姐話未說完，朱師傅侷促地說，他是個農民，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出身，沒有文化，小學都沒有畢業。這是改革開放農民剛剛進城的年代，許多人羞於說自己是農民，朱師傅卻唯恐別人不知道他是種地的，這種與土地相稱的憨厚與誠實，讓我感到親切。說話間，他把我們領到一張臺子前，邊說邊雕起水仙花來。他說，養水仙看似簡單，但要把它們侍弄好，養成漂亮的盆景，在該開花的時候開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仙花生長的關鍵在雕工，在雕刻的力度和部位，比如你想讓它往左邊長，在蔥頭的左邊雕一刀;你想讓它往右邊長，在蔥頭的右邊雕一刀。不然，它們會一直往上長，最終養成一盆蒜苗，開不出幾朵花不說，而且絕不會在你想讓它開花的時候開。但是，雕刻又必須把握好深淺，雕深了會傷了主幹，雕淺了不起作用。如此講解和演示一番，他把剛雕過的水仙送給我們。我收下水仙，要給他錢，他像被火燙了似地慌忙推辭。說能把首長們請來觀賞，是彭書記和駱大姐給他的天大的面子。我覺得不給錢不妥，怎麼能佔農民兄弟的便宜呢?正在推讓中，駱大姐說，水仙花是朱師傅誠心要送的，錢他肯定不收。李主任不是寫書法嗎?筆墨都備好了，給他題幅字吧。我老伴說那好，當場為他寫了副對聯。他看著對聯上的字，不敢評論，一個勁地說好好好。臨別的時候，當著彭衝同志和駱大姐的面，他說：賀大姐喜歡水仙，我以後年年給你寄。當然，當時他就這麼一說，我也就這麼一聽，誰會把這種即興說的客套話當真呢?

　　那年春節，我家是在滿屋子飄浮著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度過的。我們住部隊制式房子，裝修非常簡單，也沒有像樣的家具，朱師傅送的水仙花擺在會客室最顯眼的地方，長得特別鮮亮，欣欣向榮的葉片，如同爐火純青的水墨畫家畫出來的，濃淡相宜，每一片綠葉都伸展在恰到好處的位置;冰清玉潔的花，一團團，一簇簇，繁盛而不擁擠，像謙謙君子，與碧綠的葉子相得益彰。家裡有了這盆花，平靜的生活便有了主題，有了亮色。走在路上，都感到身上飄著一股香味。

　　我就是從那年開始養水仙花的。我喜歡它們的淡雅，它們的矜持，它們的不事喧譁，甘於寂寞。愛屋及烏，我當然也希望自己具有它們那樣的品格，那樣的高雅。之後30多年，每當春節到來前，我都要養幾盆，放在窗臺上、茶几上。這幾乎成了一種精神寄託，一種虔誠的念想。這30多年，我們的國家和每個人，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歷了許多事情。我們當年同去中山公園看水仙花展覽的4個人，如今只剩下我還活在世上，也到了80歲了。

　　今年再次收到朱師傅捎來的花種，我感慰莫名，唏噓不迭，心裡想，30多年過去，當年從漳州帶著清純的水仙花走進北京的朱師傅，也該歲滿花甲，步入老人的行列了吧?難得他一諾千金，在長達30多年的歲月中，年年如期給我寄水仙花種，而且每次都寄一麻袋來，而且從來不留通訊地址。你想，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在30多年前隨口說一句話，竟如此鄭重地記在心裡，如此信守自己的名譽，這是一件多麼溫馨動人的事!

　　就因為年年給我寄水仙花，我同朱師傅有了時斷時續的電話和簡訊聯繫。內容無非是：「賀大姐，花種捎來了，請去某某地方找某某領。」「朱師傅，花種收到了，請告訴我你的通訊地址。」蹊蹺的是，電話或簡訊每每到此，他都有意無意繞開了，有時推說客戶來了，下次再說，有時乾脆像一條魚，剛一冒頭便沉進深海，等來年再冒出來。我明白，他還像當年那樣害怕我給他付錢，或回贈他什麼禮物。在他看來，自家苗圃培植的水仙花，每年給看望過他的人捎幾蔸過去，表達的是他的心意，就像城裡的人每年給朋友寄賀卡，只說明他依然記得對方，想著對方;如果用它們換取禮尚往來，就不厚道了。

　　有時候，我們也在電話裡說點別的。比如，我會問他家裡的日子過得好不好?經營花木壓力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我為他做點什麼?他總是說家裡好，公司也好，什麼都不需要。雖然他開的是家族公司，但兄弟妹妹都聽他的，沒有別人家常遇到的那些糟心事。

　　後來，從零零星星的消息中，我尋章摘句，基本復原了他的人生履歷：朱師傅的家鄉漳州市龍海縣九湖鎮長福村，素有種花賣花的傳統，但經過我們都知道的幾十年折騰，這門傳統產業完全荒蕪了。政府允許種花賣花後，在老父親的帶領下，他家重操舊業，五兄妹在自家的五分自留地裡種起了四季橘、扶桑、三角梅、茉莉和榕樹等花木。排行老三的朱師傅因性情溫和，苦累無怨，又能誠實待人，便由他挑著去漳州城裡賣。漳州的街街巷巷走遍了，他便壯著膽子，坐上火車，把花弄到廈門去賣，福州去賣。漸漸的，他家的花，進了上海，進了北京。進的還不只是尋常百姓家，而是亞運村和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國家聖殿。1981年來中山公園參加花展的時候，他已經像模像樣地辦起了名為「萬興園藝」的家庭公司。尊逐漸年老的父親為經理，他當副經理和法人代表。他看準的事，承攬的業務，無論賺錢還是倒貼，兄妹們從無怨言。幾年過去，村子裡家家經營花木，原本的長福村改為由陸定一同志題名的「百花村」。在豎起巨大牌匾的同時，開滿鮮花的村莊也成了漳州花木交易的集散地。但村莊興旺了，競爭也激烈了。這時，又是他讓這個面臨挑戰的家轉危為安：那一年，他隨團去東南亞考察，發現一種叫海棗的樹種，很適合國內老百姓家的門前屋後栽種，還可以當美化城市的綠化樹，當即買了種子回來繁殖。此舉讓他的家族公司異軍突起，直到今天，他培植的海棗樹仍然暢銷不衰。朱師傅對花木的熱愛，還體現在他特別能開拓花的種類。很長一段時間，國內市場的鮮切花配葉品種異常單調，只有滿天星一枝獨秀，他試著把鐵樹、針葵、腎蕨引入配葉種類，結果大受歡迎。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他無意中發現村子野地裡生長的一種排骨草，有用來做鮮切花配葉的前景，便一蔸蔸挖回來，在公司的苗圃裡進行馴化，最終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商家的認可。1990年，他家獨自出產的這個排骨草鮮切花配葉，被亞運會列為指定產品。

　　許多年後，朱師傅的家族公司興旺發達，擁有員工100多人，承租了800多畝土地闢為花木生產基地，構建塑料大棚4萬平方米，與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的上百家花木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產品外銷1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作為固定資產，在他們的花木基地，還存有400畝4萬多棵海棗大苗。朱師傅自己，更是獲得了無數的榮譽。最風光的，是被推舉為百花村的黨支部書記、漳州市花卉協會會長。

　　最讓我驚訝和佩服的是，由朱師傅作為主心骨支撐的家族公司，30多年不離不散，堪稱奇蹟。我們知道，產業搞大了，帳上有了大把的錢，別說朋友合夥開的公司，即使父母創下的家業，最後鬧得兄弟分家、反目成仇的，也屢見不鮮。能共患難不能共富貴，好像是我們這個民族揮之不去的陋習。在漳州花木界名聲響亮的朱師傅家卻不這樣。我推算過，農村人日曬雨淋，夜以繼日，排行老三的朱師傅都60多歲了，他勞累了大半生的大哥和二哥，早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比他小几歲的四弟和33歲才結婚但從未離家的妹妹，也都年過半百了。問題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自己已經成家或正要成家的孩子，就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矛盾嗎?但五兄妹情深義長，沒有任何人提分家。擁有20多口人的這個大家族，依然在一棟房子裡住，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在公司，老大老二和四弟各管一攤，都對當家的朱師傅負責。在家裡，由妹妹朱紅棗任總管，不管哥嫂還是弟媳，都得聽她的。飯由誰做呢?四個媳婦輪流做，一人一個星期。她們不光要負責家人的一日三餐，還要給工人們準備飯菜。四個女人誰病了，誰臨時進城辦點個人的事，另外三人自動補缺。客戶隨時上門來拉貨，遇上吃飯的時候，有勞動能力的都會放下碗筷去忙碌。因此，家裡長年開流水席。聽說，有人依據現代企業的管理經驗，建議他們也追趕潮流，在家人中設立股份制。五兄妹沒有一個贊同，說兄弟如手指，一搞那個股份制，就分你我他了，一個家也就散了。

　　聽到這些消息，我為朱師傅和他們的家族公司感到由衷的高興。現在說到農民，說到農民的家族企業，就說他們觀念落後，沒有現代意識;都希望他們做大，做強，做到城裡去，做到世界上去。為什麼不能遵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在本鄉本土，全家人和和睦睦地經營下去，傳承下去呢?要知道，家和萬事興，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一種最高境界。就像朱師傅說的，家和了，事興了，還有什麼可求的?

　　春節前，我託朋友給朱師傅打電話，告訴他今年捎來的水仙花種又收到了，並再次提醒他，我現在還沒有他的聯繫地址。這次，他爽快地給了地址。原來，他在報紙上看到我出版了一本新書，還得了好幾個文學獎。他對我的朋友說，可不可以請賀大姐也給他寄一本書?而且希望我在送給他的書裡，籤上名字。

　　哦，這個再也不在遠方藏著的人，這個幾十年就像他培育的水仙花那樣謙卑，那樣保持著清水洗塵本色的人，他對我的要求，是這樣的樸素，這樣的輕微!正因為這樣，在寄給他的那本書上，我不僅籤了我的名字，還寫下了我每天看到水仙花時的那句問候：

　　「你好，水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