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我們曾經認識過的年輕人（那時年少那群曾經的五大道少年）

2023-07-30 08:23:19

作者 | 穆建新

我和小夥伴們在睦南道114號門口的馬路上

關於五大道的記憶，大多集中在青少年時代。回想那時的生活，沒有學習的壓力，沒有安全的擔憂，我們湊到一起所討論的就是玩兒什麼，怎麼玩兒，儘管都是一些調皮搗蛋的事兒。大一點兒後，看書也成了生活內容之一，不過沒有學校或者家長督促，完全是興趣使然。那些年孩子們無憂無慮，天性得到了盡情的釋放。

我小學上的是實驗小學，離睦南道不遠，從家裡拐向桂林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不過那時候我們都住校，每星期往返一次。學校的集體生活很有好處，能夠較早積累團隊意識和人際交往的經驗。

當年的同學關係有著某種山寨色彩，班裡面有大王，二王和三王。三個王的權威性不是依據學習成績考量，而是看誰「塊兒大」（身高體重）和能力，只不過這裡的能力是指調皮搗蛋的壞心眼兒。每個大王都有一個副官，身份屬於班裡的中層。我不知道怎麼混的，成了三王的副官。

好像是四年級的時候，學校組織學生看了電影《林海雪原》，記得是張勇手扮演少劍波，王潤身扮演楊子榮。我們小孩兒們都為電影情節所振奮，特別羨慕小分隊戰士們身穿白鬥篷，腳踏滑雪板穿行在林海雪原中的矯健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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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聽到大王傳來的口信，要每個人都準備好白鬥篷。當時住校生被要求枕巾床單一律是白色，家長們都會按要求給孩子們配備好，於是白鬥篷不成問題。沒有滑雪板，但可以找點兒木棍樹枝之類代替滑雪杆兒。

那天晚自習後回到各自宿舍，大伙兒把床單拽下來，一頭疊進去一塊（床單太長），然後圍系在脖子上，再從床下抽出棍子樹枝什麼的，一切準備停當。九點熄燈以後，查房的生活老師一走，大家分頭悄悄溜出宿舍，跑到了黑暗的操場上。

我們模仿小分隊站成一排，大王變成了少劍波，悄悄一聲令下，我們前後跟隨向前跑。跑的速度必須快，那樣才能讓被單飄起來，更像是林海雪原裡戰士們的快速滑行，同時還揮舞著手裡的樹枝棍子，佯裝滑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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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漆漆的，我們在寂靜的操場上玩兒得很嗨，可又不敢大聲呼喊。過了一會兒，突然聽見大王壓低了嗓音的命令：「老師來了，全體臥倒！」

不遠處，一束手電筒的光晃來晃去，漸漸靠近了我們，就聽那位還沒休息的生活老師大喊到：「都給我爬起來！」

大王和老師的指令是矛盾的，不知為什麼，我們似乎覺得大王的權威高於老師，就都在操場的地面上繼續趴著，但心裡非常緊張。

老師看到這幫孩子竟然不聽話，便走近前來，挨個兒揪住耳朵，把我們拽了起來，嘴裡還不斷在嘲諷說：「黑天半夜披白床單，逮你們還不容易！」

轉天的課上可想而知，班主任老師點名十好幾個夜裡出來玩兒的同學，讓我們到教室外罰站。大家面面相覷，就聽見我那位三王對大王說道：「夜裡穿白鬥篷太明顯了。」大王臉上不屑地回說：「沒白鬥篷還叫小分隊？」

時下的年輕人或者更小的孩子，估計都不知道「病號飯」這個詞兒。它指的是人生病以後，出於營養需要和胃口不佳的原因，單獨給他們做軟一些的合口飯菜。一般來講，「病號飯」要比平時的飯菜好一些。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也就是老人們常常回憶的那個度荒年代，社會供應非常匱乏。我們實驗小學的食堂飯菜也隨著客觀條件，大大降低了標準，不過基本需要還是有保證的。

那時候我們還能吃到「二米飯」，就是小米加梗米一起蒸出來的米飯，但是米裡面有很多沙子一樣的土渣，吃起來硌牙，我們把它稱作「小米兒摻沙子」。蔬菜經常是洋白菜炒西紅柿，裡面沒有肉和雞蛋，稀湯寡水兒的見不到油腥。而病號飯往往是難得一見的白麵條，天津人把它叫做「麵湯」。

學生食堂裡靠近廚房的一個角落，擺著一張舊的八仙桌和幾個條凳，生病了的同學被叫到這張桌子上吃病號飯，其他所有的人在一排排餐桌上吃著「小米兒摻沙子」。

我們宿舍一共八個人，大家晚上對病號飯問題進行了認真的邏輯分析，結論是：白麵條兒是給病號吃的，要想吃到白麵條就得生病，而且一定要生腸胃不好的病。

腸胃不好最常見的表現就是肚子疼「拉稀」，這種情況下一定會讓我們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飯，也就是「白麵條兒」。於是我們一致決定明天早晨一起「鬧肚子」。

轉天早上起床鈴響過後，同學們從各自的宿舍裡端著臉盆到水房洗漱，生活老師到每個宿舍催促檢查，到了我們宿舍卻發現空無一人。一問旁邊的同學，同學發牢騷地說，廁所的坑兒都被我們宿舍的人佔滿了。

於是生活老師趕緊跑到男廁所，走進去一看，只見我們都蹲在茅坑上。這裡順便交代一下。我們的生活老師雖說是女老師，但我們不過是三四年級的小屁孩兒，也就談不上男女之大防。

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去公共澡堂去洗一次澡，記得是去黃家花園靠近今天南京路上的那個「元興池」，去的時候都安排在早晨浴池營業前的那段時間。

天津老澡堂舊址 | 網絡圖片

女老師我們一起進男浴池，她只穿著短褲背心，而我們這些小男孩兒都光著「小屁溜兒」。我們在池子裡自然是嬉笑打鬧，女老師則一邊呵斥一邊幫我們打肥皂搓背。

因為孩子們貪玩兒，洗澡的時間往往會拖延，看管浴池的大爺每回都急得要命，因為到了營業時間就得準時開門，男浴客進來看見半裸的女老師可就麻煩了。

那天女老師進廁所看我們蹲在那裡，有的瞪著眼睛做無辜狀，有的低頭故意不看老師，有的誇張的做痛苦狀。老師臉上的表情一時有些緊張，大聲問怎麼了？我們異口同聲回答說肚子疼。老師見狀連忙說，都給我趕緊擦屁股起來，去醫院！

出了廁所，有同學相互擠眼，意思是這回成了。老師歪頭看了看這幾個學生，眼神裡似乎有了些疑慮。

那天上午沒上課，來到附近一家醫院。只見老師和醫生悄悄咬了一陣耳朵，不知道說的什麼，那個大夫好像心領神會地點了點頭，然後挨個兒讓我們張開嘴看了看舌頭，又按了按肚子，最後對那位女老師說，孩子們腸胃不太好，但問題不大，不用開藥了，給他們吃點兒好消化的飯就行。聽到這句話，我們心花怒放。

到了中午，老師把我們幾個帶到食堂前面吃病號飯的那張桌子，食堂大師傅出來對我們說，病號飯要單做，你們得等一會兒。大廳裡吃飯的同學紛紛向我們投來羨慕的眼光，我們的臉上自然是掩飾不住的洋洋得意。

過了一會兒，廚房大師傅端上來一個像臉盆大小的大鋁鍋，我們擠著腦袋一看，竟然是一鍋稀不拉幾的小米粥！

沒吃早點的我們早已飢腸轆轆，沒辦法，我們只能哭喪著臉不出聲地喝粥。這時就見生活老師和我們班主任站在門口說話，還時不時地回頭看看我們，臉上掛著那種諷刺般的微笑。

暑假期間，我們幾個相互住得不遠的髮小兒，經常約著一起去水上公園遊泳，有自行車的同學馱著沒自行車的，連呼帶喊地高高興興往水上公園奔。那時候水上公園東湖邊上圍著的是竹籬笆，很容易鑽進去。跳進湖水，有的嬉笑打水仗，有的認真學蛙泳。水裡涼快，一點不覺得天氣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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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個同學說我們的遊泳褲都是各色各樣的短褲頭兒，不整齊太難看，人家遊泳運動員穿的都是那種清一色短腰的遊泳褲。如果去買，我們沒錢，一個同學很聰明地提出了一個辦法，跟家長說自己的紅領巾舊了，要換一個新的，家長不會不給錢。用紅領巾做泳褲，肯定就一模一樣了。

我家有那種老式的腳踏縫紉機，而且經常看母親使用，還真學會了一些縫紉技術，便自告奮勇接下了做泳褲的差事。過了幾天，大家都買了新的紅領巾，然後跑到我家。

我自作聰明地進行了設計，從紅領巾的大三角部位對摺剪開，然後把三個角的尖兒都剪下一塊，縫好後就和標準的泳褲一樣矮腰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方案，然後七嘴八舌地催促我趕緊做。我毫不猶豫就下了剪子，順利地完成了剪裁和縫合，我又把褲腰邊摺疊了一下，縫好後用來穿繩以便繫緊褲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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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做的泳褲像模像樣，哥兒幾個都很高興，就讓我穿上試試。沒想到那條泳褲太小了，怎麼穿也穿不上。那時我們已經十三四歲，個子都不矮，紅領巾本來就不大，對摺剪裁面積又會縮減一半，怎麼可能穿進去。驕傲了裁剪，失敗了尺寸，我垂頭喪氣地坐在那兒一臉尷尬。

一個同學安慰說，沒關係，咱們拿兩條紅領巾試試，尺寸應該沒問題了。可另一個人說，可那還得問家長要錢再買一條，瞎話不好編，弄不好會挨罵。

這時又有一個人說，不做遊泳褲了，反正在水裡也看不出來不一樣，咱們作遊泳帽，也能保持隊伍的一致。大家覺得這主意不錯，決定分頭去想辦法弄塊布來，紅領巾是不敢用了，因為再不成功沒辦法和家裡交代。

過了沒兩天，一個同學告訴大家，他從他媽媽的衣櫃裡偷出了一塊綠布，我們又都高興起來。吃一塹長一智，這回我們集思廣益，參考了舊畫報上的瓜皮帽，認真研究了形狀的剪裁和頭部的大小，終於成功了。轉天大家興高採烈地跑到了水上公園，脫下衣服戴上泳帽一頭扎進水裡。

1959年的水上公園 | 網絡圖片

東湖岸邊柳枝的綠葉搖擺，岸邊是綠茵茵的草地，有些發綠的湖水上飄蕩著一頂頂小圓綠帽子，趣意盎然。過了一會兒遊累了，我們站在水中（湖邊上水不深），彼此相望，不約而同地哈哈大笑起來，因為每個人的臉上都在往下淌著綠水，原來那塊綠布掉色。不過大家都說，回家好好洗洗就不會掉顏色了。

多少年後回憶當初的遊泳，大家一致認為我們是最小的帶綠帽子男人。

記得是一個夏天周日的上午，我們幾個小孩兒去疙瘩樓一個同學家玩兒。一進那個不大的院子，看見那個同學的父親在樹蔭下和一個先來的同學下象棋，於是大家圍過去看。同學父親臉上的表情十分認真，因為他知道和他下棋的同學頗有些棋力，所以不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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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中盤絞殺時，只見同學父親左手搖著一把蒲扇，右手捏著一隻「馬」，在棋盤上比划進攻步驟，嘴裡念叨著：「一步...兩步...臥.槽...」，然後很自信地落了子。

當他抬起很有些得意的臉朝我們看時，卻見我們這幫孩子面面相覷，捂著嘴在樂。同學父親反應很快，立刻明白了我們壞笑的意思，然後忿忿地說：「你們這群小娃子啊！下流啊！」

那位同學的父親是四川人，早年參加革命跑到延安，天津解放後跟著接管天津，是某個局的幹部。熟悉四川話的人都會明白我們為什麼笑，因為四川話「臥.槽」的發音和我們罵人常用的那個口頭語極為相似，所以他一看就明白了這幫小壞蛋的意思。不過他那「下流」的「下」字發音是「哈」，下流也就被讀作「哈溜」。

不知怎麼的，「哈溜」一詞成了我們這幫發小兒幾十年的常用語。一說到有關男女或者涉黃的事，我們都用那位同學父親四川發音的「下流」也就是「哈溜」來意指和評論。

後來我們乾脆把那個「溜」省略掉，只用「哈」來代替，於是太下流就變成了「太哈」，特別下流或者非常「黃」，就稱作「巨哈」。圈外的人一般不會明白這個詞兒，而我們在使用時，估計每個人都會在腦海裡回憶出五十多年前下象棋時，那位同學父親嘴裡的馬臥.槽。

這裡說的「管兒」，指的是當年很少見的電晶體，我們用來做半導體收音機。我們一夥兒孩子上中學後，先開始學做礦石收音機。在一棵磁棒上纏繞銅絲，用於感應電波信號，接上一顆像是今天保險絲玻璃管的那種礦石，再接上一副耳機，就可以收聽電臺廣播。

後來出現了電晶體，也就是俗說的「三極體」，用它作放大器，再配上「單聯」或者「雙聯」（可變電容器），不僅聲音大了，可選的電臺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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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們學做的是單管機，也就是只用一隻三極體兒。那時候還沒有國產電晶體，都是從蘇聯進口。一隻蘇聯型號為л401的鍺管，要一塊七毛多錢，於是我們決定湊錢買三極體。

以我為例，我父母每天給我一毛錢早點錢，一般都是三分錢一棵餜子，三分錢一個燒餅，三分錢一碗豆漿，剩下一分錢照例是在學校門口那個擺攤兒的老頭兒那裡買一塊糖吃。為了湊錢買電晶體，我省掉豆漿錢和那買糖的一分錢，每天就可以湊四分錢，其他幾個人估計也都大概如此。

第一次製作電晶體收音機的地點是在住疙瘩樓的一個人家裡，那個同學家長比較支持他玩兒收音機，所以他家的工具最全，竟然還有一塊萬用表。指揮並且親自動手的是一個住在重慶道的同學，外號兒叫做「蛤蟆」。他人很聰明，是我們當中學習成績最好的，也就是今天說的「學霸」。

那天，零件該固定的，該焊接的，都準備好了，圍觀的人既興奮又緊張，這可是第一次做電晶體收音機啊！只見「蛤蟆」煞有介事地說：「等我再檢查一下線路！」他認真地又看了一遍插好電阻電容的線路板，然後合上開關接通了兩節五號電池。

「蛤蟆」戴上耳機，一隻手轉動那個「單聯」，我們焦急的等著「聽音兒」，可看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很納悶兒的樣子，估計耳機裡毫無聲響。這時「蛤蟆」又把嘴唇湊到電晶體上，沒想到一下子被燙了回來。只見他哭喪著臉抬起頭來：「完了！電池接反了，管兒崩（燒）了！」此刻大家臉色立刻凝重起來，一時無語了。

要湊足錢買到那隻蘇聯電晶體，幾個人怎麼也得湊個十天半月的，可這下子卻毀於一旦。沒轍，大家大眼兒瞪小眼兒互相看了半天，只能朝低頭不語的「蛤蟆」說，下回小心點兒吧！

不過如老話說的，失敗是成功之母。隨後的日子裡，我們逐步掌握了做半導體收音機的技術，從單管機到雙管機，從來複式到推挽式，最後竟然能夠做到了六管機。由於那時候打下了基礎，十年後我自己還做出了電子管黑白電視機。

慢慢大了以後，不再幹調皮搗蛋的事，大家都開始看書了。我至今對文學仍有著濃厚的興趣，應該說根源於我小時候的看小說。

一開始看的小說，大部分都是從哥哥那兒拿來看的。1966年我上初二，哥哥是老高三的。那時候，老高三的學生即將考入大學的時候，不幸被中斷了學業，內心的苦悶只能藉助那些當時在地下流傳的小說來紓解，而數量眾多豐富多彩的蘇聯小說最受青睞。

我到現在還能回憶出從哥哥那裡拿來看的蘇聯小說，比如柯切託夫的《你到底要什麼》、《茹爾賓一家》、《州委書記》、《葉爾紹夫兄弟》。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科斯莫捷綿斯卡亞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拉夫列尼約夫的《第四十一》，沙米亞京的《多雪的冬天》......還有一些蘇聯的反特小說，名字已經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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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蘇聯小說外，那時候還看過不少歐洲的名著，比如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復活》，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波蘭亨利克·顯克維支的《十字軍騎士》，捷克哈謝克的《好兵帥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這些書都是在同學之間流傳的。我們相互借來借去，有時還因為堅持要看完小說，不得已拖延轉手的時間，雙方甚至爭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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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在山西時，打聽到我們村裡有個老地主，家裡有不少藏書。一天趁著天黑，我們幾個偷偷跑到他家，說是借書，其實是強行勒索。老頭兒小個子，臉盤兒不大布滿皺紋，顫巍巍的說：「要濘（硬）性的還是婉（軟）性的？」軟性的書指的是小說一類，硬性的是指偏於理論一類的書。

我們惡狠狠的小聲說：別廢話，都拿來！於是在每天農活之餘，我先後看了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甚至還拿到了老頭藏起來的《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當然，不知道那個老頭兒有沒有《金瓶梅》，即便他有，估計打死他也不會給我們看。

後來我轉回到河北景縣老家插隊，因為表現不錯，被抽調到縣裡赤腳醫生培訓班上學，時間一年。培訓班設在當時很有名的景縣一中，裡面有一個被封鎖了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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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和一個老師關係好，就託他拿到了鑰匙，我一有空就偷偷鑽進去看書。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梅裡美的《卡爾曼》和《高龍巴》，伏尼契的《牛虻》，霍桑的《紅字》，以及其他好多外國名著都是在那兒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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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看的書雖然不少，但都漸漸地忘了，只有個別的小說記憶深刻，比如雨果《九三年》裡的郭文將軍和朗德納克公爵，柯切託夫《你到底要什麼》裡的那些美國青年，拉夫列尼約夫《第四十一》裡的女紅軍戰士瑪留特卡和白匪軍官，特別是託爾斯泰《復活》裡的瑪絲洛娃和那時候還不懂的東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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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奧斯特洛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至今不忘那句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每當回首往事的時候，能夠不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

我這裡不是想曬書單，好像今天說的凡爾賽。不過是想說，那時囫圇吞棗的看過不少書，但根本理解不了其中的意義。上大學之後，那些模糊的記憶漸漸清晰起來，為我較快鑽進文史哲理論提供了不小的幫助，並且漸漸明白那些小說不再是熱鬧的故事，而是文化和歷史的具象軌跡。

我們少年時代的物質條件遠不及現在，但生活充滿了歡樂。現在的少年學生們，被應試教育壓得喘不過氣來，天性被漸漸摧毀，特別是動手能力和讀書習慣的喪失，讓人感到一種危機，不知道國家未來將會如何。我們的那些遠年往事，對比今天的迥然不同，也就只能發出無奈的感嘆，時代不同了，我們也老了。

完

作者穆建新，生於1951年，曾居睦南道，就讀於實驗小學；後下鄉插隊，七七年恢復高考，進入南開大學哲學系學習，畢業後分配天大任教；其後棄教從商；再後涉足體育界......現遠離塵俗，以攝影及文耕為樂。

編輯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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