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與巫楚文化的聯繫（江南文化的結構）

2023-09-17 18:47:06 5

劉伯山研究員

摘要：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後在長三角地區興盛的特色區域文化，它在結構上存在三個層面，即鄉村文化、市鎮文化和都市文化，其中佔據主體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是作為中間體的市鎮文化。互動是江南文化繁榮的內在根據，既存在自我縱向互動，更存在空間橫向互動，最大力量是商業資本，最重要群體是商人，尤其徽商舉足輕重。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能夠保持長期穩定和繁榮，有強大思想支撐，朱子之學是維繫長期穩定的思想基礎，事功主義思潮和「心學」思想是提供活力的精神源泉。

「江南文化」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字眼，從古到今，激引無數人的關注。解析江南文化的結構，探尋它得以長期穩定繁榮發展的根據，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的今天，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實意義。

「江南」的概念一直存在諸多爭論。梳理歷史文獻和既有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基於不同的視角，「江南」的概念有所不同，空間範圍所指也不盡相同。至少存在三種不同意義的「江南」概念：

其一是歷史地理學視角的「江南」。它原先所指的範圍很廣，泛指長江中下遊以南的所有地區；到了唐代，「唐太宗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時，江南道的範圍完全處於長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東直至海濱，這是秦漢以來最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之後，江南道析分，「至乾元元年（758年）撤銷江南東道，分為浙江東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其中浙江西道轄江蘇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和安徽徽州，大體上等同於今天意義上的江南區域。」「兩宋時期，鎮江以東的江蘇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劃為兩浙路，這是江南地區的核心，也是狹義的江南地區的範圍。」明朝時設南直隸、清朝初年設置江南省，轄區範圍包括了今天的上海市、江蘇省和安徽省。清康熙六年（1667）改江南左布政使司為安徽布政使司，改江南右布政使司為江蘇布政使司。如此，則「江南」的空間範圍存在愈來愈縮小的趨勢。

其二是區域經濟史的「江南」概念。它側重指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上最發達的地區」，空間範圍所指，影響較大的觀點是李伯重在1991年提出的「八府一州」說：「就明清時代而言，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江南地區，其合理範圍應是今蘇南浙北，即明清的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蘇州府劃出的倉州。這個範圍，與本來意義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大致相若。」對此，一些學者提出其範圍應再擴大，「狹義的江南」以「八府一州」為核心，而實際的「江南」，「還可以包括錢塘江南、浙江北部的諸暨、紹興和寧波地區，以及安徽東南部地區，以及長江北面的揚州等地。」

其三是文學藝術視角的「江南」。它在唐宋時更多是一個文學意象，如在唐宋詩人眼裡，江南不僅是煙花鼎盛的揚州，也包括長江以南的更廣大區域。「這個時期的江南常常是指代一種文學上的『江南』概念，而非地理學意義。而這一時期的文學巔峰帶來的影響對後世世俗意義的江南地區產生了一個模糊化的趨勢，使得後世『江南』的文學意義超越了其地理學意義」。及至明清狹義地理概念的江南形成，文學「江南」的空間一般指以「金陵—杭州」一線為軸線進行輻射的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皖南地區的狹義江南區域。

然而，正如周振鶴先生所指出的：「江南不但是一個地域概念——這一概念隨著人們地理知識的擴大而變易，而且還具有經濟函（筆者註：當為「涵」）義——代表一個先進的經濟區，同時又是一個文化概念——透視出一個文化發達區的範圍。」如此，則上述三種「江南」概念應該歸併，以尋求它們的共同性。

在充分把握歷時性發展中的共時性存在，和共時性存在下歷時性發展的前提下，我們界定：「江南」是一個歷史文化地理的概念，其空間範圍當為長江三角洲，核心區為傳統吳、越之地，其中包括徽州，延伸包括蘇北和整個皖南。

「江南文化」通指江南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考慮到歷史形成的因素，重點指宋代以後至民國時期的江南地區歷史與文化。

目前一些談論「江南文化」的著述，所進行的多為「詩意」描述，如「水韻江南」「詩性文化」「夜航船」等。其實，理性地分析，從歷史的發生和邏輯的形成來看，江南文化有三個層面：

1.鄉村文化

談文化離不開社會。傳統中國是農業大國。作為江南的「長三角」地區位於長江中下遊，大多是屬於平原和丘陵地帶，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尤其是蘇杭一帶，素為「魚米之鄉」，兩宋以前被稱為「天下糧倉」，有諺語「蘇杭熟，天下足」。因此，江南地區的社會本底是鄉村社會，原初文明是農耕文明，基礎的文化是鄉村文化。是為江南文化的第一個層面，展現的是中國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具體形態為鄉村社會的組織構成、勞作模式、習俗、禮儀、風尚、習慣、慣例、語言等各個方面。如此本底，江南地區是一直予以保持，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也從未消失，在新時代的發展中，「鄉村振興」在江南地區仍然佔據重要份額。

探究江南地區傳統鄉村社會與文化的結構與性質，可以發現，它具有極大的區域共同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在鄉村社會構成上具有同質性——皆是注重血緣關係的宗族社會；在鄉村意識形態上具有同屬性——皆厚實沉澱有儒家文化；在鄉村社會建構上具有同構性——皆進行了禮儀之邦的倫理打造。對此，筆者在《長三角一體化背景下的鄉村治理》一文裡已有具體論述，這裡不再展開。可以說，江南地區的鄉村文化在傳統中國社會一直具有典型意義，它是江南文化的第一個層面，也是基礎。

2.市鎮文化

談文化離不開經濟。中國傳統農業經濟是自給自足式的田園、莊園經濟，產業一般是停留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手工業加工業上，需要物品交換則是靠集市的趕集來實現。宋代特別是南宋以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幾個大的變化：

第一，宋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長江以北，南宋王朝遷都臨安後，則重心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呈現了極大的活力。

第二，宋代以後，大運河已不僅僅是承擔「漕運」等官方、皇家功能，也為民間所用，成為經濟的運脈。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宋代之前，中國經濟文化重在「南北交流」，之後則轉為「東西交流」為主，至明代，「吳楚貿易」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形式，長江水系是黃金水道。長江在宋代之前主要還是一條政治的江、軍事的江，之後才成為經濟的江，成為中國經濟的大動脈。

上述的疊加，使得宋以後，商品經濟在長江中下遊一帶獲得極大發展，傳統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尤其是蘇浙一帶的經濟，逐漸由過去的以糧食生產為主轉向以絲棉紡織業為主，大量的耕地種植了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如蘇州棉花種植，「元至正間始傳此種。太倉東鄉土高，最宜。」至明代後期，太倉「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棄稻襲花」。桑樹種植，「明洪武初，六縣（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崇明）栽桑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株。……弘治十六年，農桑二十四萬九百三株」。據日本學者藤井宏的研究，「江南棉布手工業最初興起於松江府，後來逐漸擴及於其周圍的諸府縣。明代中期，蘇州府嘉定、常熟二縣等的棉布業早就膾炙人口」，到了明代中後期，幾乎是全國各地都用吳地生產的布匹。絲綢業，據方志記載，蘇州「綾綢之業，宋元之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僱郡人織挽。成弘以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如盛澤等地都成了絲綢業重鎮。經濟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至明代中後期，蘇浙一帶的糧食甚至不能自給，「天下糧倉」的地位已經讓位於長江中遊的湖廣楚地，出現了諺語「湖廣熟，天下足」。

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商品流通的加速。至此，商品的貿易已成為經常性、即時性和連續性的常態化貿易，過去那種定期趕集式的市集經濟已不再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於是，這就致使兩種情況出現：

其一，本是「墟市」和「草市」的地方，過去是逢趕集之日才開市，商賈雲集、攤鋪林立、熙熙攘攘，而散市之後也就歸於常態，冷冷清清，常住人口不多；商品流通加速後，則是天天都開市、時時有貿易。這樣，就有一批人要移居於市集，開設店號，營建作坊，專事商品貿易和農副產品、手工業品的加工，以保證貿易的連續性。

其二，一些本是從事農副產品種植、生產和加工的鄉村，由於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優越、物產豐富等，吸引了大量的商賈，也帶動了當地的許多人就地進行商品貿易，開設了店鋪，從而使原本的鄉村增設了市集的功能，更有一些鄉村直接轉化了自己的社會功能，變成了市集。

列寧說過：「哪裡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那裡就有『市場』；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發展到什麼程度，『市場』就發展到什麼程度。」上述兩種情況出現的結果，就是導致側重於工商業的「市鎮」在江南地區大量湧現。

在中國古代，「村」「市」「鎮」本是各有所指的。乾隆《吳江縣誌》云：「民人屯聚之所謂之村，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將禁防者謂之鎮，三者名稱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設官而稱鎮，既設官而仍稱村者，凡縣邑皆然。」至宋代以後，則「民居所聚謂之村，商賈所集謂之鎮」。明代弘治《吳江縣誌》稱：「人煙輳集之處謂之市鎮。」弘治《湖州府志》稱：「商賈聚集之處，今皆稱為市鎮。」據統計，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宋代有市鎮71個，明代增加到316個，到了清代，達到479個。舉凡浙江嘉興的西塘、烏鎮，江蘇蘇州的周莊、甪直等古鎮皆是由原來的市集擴大而成為著名市鎮；而太湖周邊的南潯、盛澤、震澤、雙林、菱湖、烏青、唐棲、濮院、王江涇，及湖州府的練市、荻岡、善連、埭溪、新市等，多為由原本的鄉村而在明清時期發展為重要市鎮的。有學者乾脆將明清江南市鎮直接界定為：「介於縣城與鄉村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實體。」

市鎮的繁榮、市鎮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是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的增多，消費需求擴大，隨之而來的就是各項服務業的跟進與興旺，消費文化生成，文化消費加重，產生了「市鎮文化」。

關於江南的市鎮文化，歷來多受文人雅士的關注和頌讚，凸顯它水韻特色、詩性魅力和小鎮情調等，近世以後更有如從紹興小鎮走出的魯迅和周作人、從海寧小鎮走出的徐志摩等，在他們的小說、散文和詩裡，描述與記錄了江南的市鎮文化。從烏鎮走出的茅盾更是「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對家鄉烏鎮的民間信仰作了細緻的觀察，寫了一系列的散文，例如《香市》《戽水》《桑樹》《談迷信之類》。尤以《香市》最為膾炙人口。它反映了1930年代以前，富庶的湖絲產地烏鎮，以崇拜蠶花神及其他神靈為內涵的廟會所掀起的狂歡活動，帶給古鎮的生氣和活力，令人神往」。

基於現實的實態看，明清時期江南市鎮文化應是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內在整合有當地的鄉村文化，諸如風尚、習俗、禮儀、信仰等；其二是連續開發有商業經營文化，諸如傳統工藝、產品品牌、店面字號、行規慣例等；其三是累積形成有各種消費文化，諸如飲食、娛樂、服務、消遣等；其四是提升凝練有風雅文化，諸如詩歌、評彈、曲藝、繪畫等，拿詩文會社來說，明清時期的江南，近乎每一個市鎮都有詩社、詞社、文社等，如盛澤的紅梨社、同裡的竹溪詩社、崑山的東岡詩社等；其五是營造構建有特色的建築文化，諸如亭臺、樓閣、水榭、園林等；其六是培育沉澱有濃厚的重文重教人文氣息，直接帶來了科舉業的興盛，形成亮麗的江南秀才、舉人、進士、狀元文化。

江南市鎮文化的這六個方面是內在發生、彼此關照、相互聯繫的，相向與共，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工商並立、雅俗同在、情景相依，本質上是屬於民間俗世文化，結構特徵上是鄉土文化、市井文化、風雅文化三者共存。

3.都市文化

江南文化的第三個層次是「都市文化」，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所擁有和展現的文化。這些城市有的是由原先的小市鎮擴大而來，如江蘇省灌南縣的新安鎮等，更主要的是指江南地區屬於府、縣衙所在地的城市，如江蘇省的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各府及太倉直隸州，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所屬各縣等。這些都市的經濟既是江南工商業經濟的集約化和規模化，更是行業分工的細緻化和專業化，由此取得各種行業和產品經濟「中心」的地位，輻射面更大，不僅涵蓋整個江南，甚至關照到全國。因此，它本質上既是市鎮經濟的擴大更是提升，由此影響到「都市文化」的形成。

江南都市文化首先是江南市鎮文化的匯聚與精緻發展。典型體現在消費生活和消費文化領域。都市的繁榮，帶來的是百業俱興，各行各業都精緻發展，產品的生產既要形成規模更要追求品牌，如此所涉及的行業有紡織、農副產品加工、手工藝品製作及各項服務業等，導致的結果就是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氣象萬千，各種名牌、名品充斥市場，舉凡湖絲、蘇繡、湖筆、宜興紫砂壺、揚州三刀、張小泉剪刀、淮揚菜系、蘇州糕點、蕪湖小吃、鎮江陳醋、紹興老酒，等等。拿蘇式糕點來說，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就分有爐貨、油麵、油氽、水鑊、片糕、糖貨、印板等七個大類，傳統品種達130餘種，其中棗泥麻餅、蘇式月餅、桂花豬油年糕、大方糕、定勝糕、酒釀餅、海棠糕、梅花糕等是所謂的「八大蘇式糕點」。這些產品既是商品，也是文化，追究它們的最初發生和原產地，多是出自各個鄉村、市鎮。

但江南都市文化更是江南市鎮文化的內在提升與專業化發展。典型體現在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領域。江南本為文禮之鄉，文化生活在都市生活中佔據很大比重。巨大文化消費的需求帶動了各項文化產業的極大發展，在都市裡，有一大批人士專事文化事業及由此帶來的產業，業工於精，流派紛呈，雅俗並立，經久不衰，舉凡在戲劇曲藝領域有越劇、滬劇、崑曲、評彈、徽劇、婺劇等；在繪畫藝術領域有新安畫派、「揚州八怪」等；在雕版印刷領域，出生於浙江錢塘的萬曆時人謝肇淛在《五雜組》中說：「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在園林建築上，有蘇州園林、揚州園林、杭州園林、徽派園林等；在醫藥衛生領域，有著名浙江「丹溪學派」、徽州「新安醫學」等；甚至在棋弈上，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有風行圍棋界的「永嘉派」「新安派」，並列於「京師派」。

當然，江南都市文化作為區域文化提升的標誌，它還有著自己總括性和更高層次的發展，其中除了在文學藝術上江南多才子、多聞人外，還有學術思想領域裡的朱子之學、新安理學、永嘉學派、浙東學派、王陽明心學、乾嘉學派、泰山學派等；有深厚的藏書文化，藏書家甚多，著名的藏書樓有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崑山徐氏傳是樓、常熟錢氏述古堂、寧波範氏天一閣等，乾隆三十八年編修《四庫全書》，各地送呈的書籍達13781種，其中兩江總督1365種、安徽巡撫523種，江蘇巡撫1726種、浙江巡撫4588種、兩淮鹽院1575種，佔了絕對的比重；有發達的教育和輝煌的科舉業成就，據範金民先生的統計，「明清兩代每7個進士，就有1個以上出自江南。這麼高的比例，毫無疑問在全國獨佔鰲頭」，由之直接帶來的就是狀元很多，清代共有「狀元112人（不計2個滿狀元），江南各府，蘇州29人（含太倉州5人），常州7人，湖州6人，杭州5人，鎮江4人，江寧和嘉興各3人，松江1人，總共多達58人，佔半數以上」。而範氏所說江南僅指「八府一州」的小江南，若包括徽州府等，則人數更多，如僅徽州休寧一縣，本籍和寄籍的狀元共出19位，為「中國第一狀元縣」；其他還有大運河文化，隋煬帝三下江南、康熙帝和乾隆帝各六下江南的影響而留存的文化，仕宦文化等。

江南都市文化儘管多彩紛呈，涉及多種文化形態，甚或雜糅官府仕宦文化，但從主體上看，還是以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為主，本質上歸屬於民間市民文化，結構特徵上是市井文化與士人文化的共存。

江南文化的上述結構是南宋時候開始形成，明代時趨於成熟與穩定的；三個層面相互聯繫，構成了一個整體，其中佔據主體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文化是作為中間體的市鎮文化，它充分展現了江南文化的風情。

南宋以後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繁榮發展，既有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內在因素的驅動，其中互動是內在根本性的因素。通過考察，可以發現存在兩種互動模式：

1.自我縱向互動

江南文化的三個層面不是靜態平衡、板塊構搭的，而是同構互通、內在關聯。它們本身就是遞進發展的產物，形成之後一直存在各層次之間的互動，動態關照、歷時存共、逐級留痕。

其一，鄉村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本底，市鎮文化是在此基礎上的提升與發展。即使在江南最發達的市鎮，也內秉有鄉村社會與文化的因素，舉凡宗族、祠堂、習俗、禮儀等。如江蘇著名古鎮盛澤，從明清至民國，鎮上既有徽寧會館、濟東會館、華陽會館，也有祭祀嫘祖的「先蠶祠」、仲氏祠堂等，還有反映農耕文明的「小滿戲」。

其二，市鎮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江南鄉村文化的完善。即使在最典型的鄉村，也能看到市鎮文化的影響，舉凡產品的形成、產業的調整、消費觀念的改變、商品意識的樹立等。如據方志記載，蘇州的「綾綢之業，宋元之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僱郡人織挽。成弘以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裡間，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

其三，都市文化既是江南鄉村與市鎮文化精華的匯聚及在此基礎上獲得高層次發展，同時又反過來關照、輻射著鄉村與市鎮文化，拉動和促進它們的與時俱進。都市的輻射影響力在江南地區自古至今一直存在，江南各市鎮及鄉村文化的持續繁榮無不與內在接受都市的強大輻射有關，舉凡經濟的拉動、風氣的導引、思維方式的變化、思想觀念的培育等。如繁華蘇州的風氣對江南鄉鎮的影響，明嘉靖時人何良俊在《四有齋叢說》中有評：「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明萬曆時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亦說：「自昔吳俗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

江南文化的縱向自我互動，實現的是江南文化各層次之間的協同發展，以保持自我的整體性和同一性，獲得一種動態平衡。這也是江南文化能夠長期保持自我魅力的重要根據。

2.彼此橫向互動

江南地區的空間範圍涉及多個府縣，涵蓋吳越之地。這些區域之間也不是彼此分立、固定板塊的，而是存在十分密切的各種互動。在明清時期，導致江南地區空間彼此互動的最大力量是商業資本，最重要群體是商人，而徽商舉足輕重。

徽州歷來屬於江南，位於皖浙贛三省交界之處，一府轄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婺源六個縣。它「介萬山之中」，境內山多地少土瘠，本土經濟歷來是「勤於山伐」的山區林茶經濟，經濟結構本身存在嚴重盈缺待補不平衡；隨著「靖康南渡」給本土帶來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南宋以後，「地狹人稠」矛盾凸顯，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農，徽民寄命於商」。徽商的初經營是緣新安江至杭州，接著緣大運河至江蘇、山東及燕京之地；明代「吳楚貿易」顯重時，徽商牢牢掌控得益於長江的貿易。

這些徽州商人，皆「籍懷輕貲，遍遊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經營的行業涉及百業，舉凡「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及糧食、布匹、日用百貨等，但「以鹽、典、茶、木為最著」。足跡遍天下，如明萬曆《歙志·貨殖》所記載：「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但云大賈則必據都會耳。」在明中葉時，有民諺「鑽天洞庭遍地徽」。

徽商的作用與影響，集中體現在明清之際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形成的諺語「無徽不成鎮」上。對此，胡適解釋說：「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這個小村落變成了個市鎮了。」可舉的例子很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江蘇省灌南縣的新安鎮。它目前是縣政府所在地，全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在明代洪武初期，這裡還是一片河汊交匯的蘆蕩之地，後因「洪武趕散」，始有居民，是為裡人；明嘉靖年間，徽州商客來此經營，一個名叫程鵬的徽州人主持在此購地，安家立市，取名「悅來集」；至明隆慶六年（1572），程鵬等徽州商人再購裡人土地，大興土木，擴建悅來集為鎮，並易名「新安鎮」，由此還曾引發長達幾十年的與裡人訴訟之爭，直至明崇禎九年（1636）才獲官府正式命名，至今。其他還如湖北的漢口等，亦與此相類。可以說徽商在中國市鎮建設發展的近代化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由於地理和文化因素影響，徽商在江南地區雲集最多，觸及到每一個都市和市鎮。「徽之富民盡家於儀揚、蘇松、淮安、蕪湖、杭湖諸郡。」如揚州府，「聚四方之民，新都最，關以西山右次之。」姑蘇吳江的盛澤鎮，建有徽州府六邑和寧國府旌德一邑的「徽寧會館」，存有《徽寧會館碑記》等。嘉定的南翔鎮，「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諸鎮」；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矣。」在杭州一帶，「湖州貨物所萃處，其市即以湖州名。猶今錢塘江濱徽商登岸之所，即謂之徽州塘也。」塘栖鎮，「財貨聚集，徽杭大賈視為利之淵藪，開典頓米、貿絲開車者駢臻輻湊。」這些徽州商人在江南各地，或「行商」或「坐賈」，既有「寄籍」也有「寓籍」，最後就有許多定居了下來，「復挈其家屬而去，甚且與其祖、父骸骨葬於他鄉，不少顧惜」。

徽州商人生活與活動於客居地，不僅從事各種商貿經營，從而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繁榮，還會積極參與當地的各項社會與文化活動，從事各種公益和慈善事業，舉凡浚運河、興水利、修道路、葺廢橋、辦義塾、資教育、置義田、立義倉、扶孤恤貧及賑災捐餉等，對此，各種志書文獻等多有記載，不再枚舉。長此以往，就導致徽州的社會與文化與江南其他地區的社會與文化內在互動，除經濟的互動外，更是存在：

其一，宗族的互動。大量徽州人移居了江南，極大地改變了江南地區的宗族社會，範圍涉及鄉村、市鎮和都市各個層次。

如清代蘇州有潘、翁、彭、沈四大顯貴宗族，其中潘姓就是從徽州歙縣大阜遷來的徽商後裔。它又分有「富潘」和「貴潘」。「富潘」始於清康熙年間潘麟兆的改習商賈，之後幾代經商，鼎盛時期曾擁有蘇州觀前街的大部分商號，舉凡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點、黃天源糕團、文昌店等，富甲一方；「貴潘」家族的祖上是明末清初鹽商潘仲蘭，業鹽來往於江浙，常來蘇州，後來索性購房於蘇州，至他兒子潘景文正式定居，開始棄賈業儒，走舉子業，以科甲興，之後是一門共出了9名進士（其中1名狀元，2名探花）、36名舉人、21名貢生、142名秀才，貴不可言。民間有言：「蘇城兩家潘，佔城一大半。」

徽州吳氏遷入江蘇的情況，目前已經發現的譜牒，就有鎮江吳兆元等編修《吳氏自徽遷潤宗譜》6卷6冊（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卷端題「吳氏宗譜」，扉頁題「徽州遷潤家譜」）；丹陽《吳氏宗譜》，記載始遷祖文元、文華兄弟在明清之際自徽州黎陽遷居丹陽；常州金壇《吳氏家乘》，記載始遷祖吳斯際在明末自徽州遷居常州金壇；蘇州崑山《徽州吳氏遷昆支譜》，記載始祖自徽州遷入崑山；沐陽《虞溪吳氏家譜》，記載始遷祖昶在明初自歙縣西溪南村遷沐陽等。

紫陽朱氏在江浙分布很廣，它即源出新安朱氏，其「自茶院公始，比居歙州歙縣之黃墩，是謂新安朱氏」。新安朱氏七世孫朱瓚遷居休寧臨溪，是為休寧朱氏；朱瓚從兄朱森，遷居福建建寧，再傳至朱熹之父朱松，紹興壬子（1132）徙居建陽考亭，為考亭朱氏；朱熹季子在與塾子鑑「相宅建安紫霞洲」，是為建安朱氏；朱熹仲子埜之五世孫朱勳，「命子復回婺源守祠」，故謂之婺源朱氏；朱在之子朱鉉，官於浙江，後定居杭州。朱鉉生四子，「曰涇，曰源，曰湸，曰濂，旋遷鹽官」。朱湸與朱涇之孫朱爟同居湖塘裡，「元尚書貢師泰隱於家，字其裡曰小桃源」，後世謂其為小桃源朱氏。朱濂之子朱栝居浮橋裡，「治莊園，植花木，為文士遊觀之所」，為花園派朱氏。朱爟五傳至朱樸，於洪武初年，以海患奉命入武林，是謂武林朱氏。後世稱「三系之所自出，皆本於轉運公鉉之一人也」。紫陽朱氏原有《統宗世譜》，「聯徽、閩、江、浙為一」；明萬曆年間，武林派因感於「丁繁地遠，究難遍稽」，「專刊杭族宗譜武林派，則詳載具錄，而鹽官之桃源、花園二派為杭族近支，亦為詳立世系」；至嘉慶年間，武林派後裔朱封重修《武林派宗譜》，於嘉慶八年（1803）六月正式刊刻成書。

其二，文化的互動。徽商對客居地的習俗與文化，不僅會接受和參與，還會將自己家鄉的習俗與文化也帶入進來，尋求互動，以在互鑑中贏得共存、協同發展。

如在鄉俗禮儀上。徽州自古有民間融資互助的「打會」習俗，以解決一些人臨時資金短缺問題，其成熟的做法也被徽州商人帶入到了江浙地區。據費孝通先生1936年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調研，當地人過去流行的互助會叫「搖會」，「這種會的辦法比較複雜，普通農民很難理解它。事實上在村子裡，懂得這種計算辦法的人很少，所以必須請村長來教。為了解決這一困難，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個比較簡單的互助會辦法，叫徽會，因為據說這是從安徽傳來的。這個會的收款次序，及每個會員交納的款數，均事先規定」。再有徽州的祭祀禮俗。王振忠先生指出：「徽商的大批外出，導致了『徽禮』（徽州禮俗）在長江中下遊一帶的盛行。」如在兩淮，據當地人介紹：「吾淮縉紳之家，皆守禮法，無背理逆情之舉。後因山右、新安賈人擔莢至淮，佔籍牟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當地人「尤而效之。」還如出現金陵一帶的「徽州燈皆上新河木客所為，歲四月初旬，出都天會，三日必出此燈。旗幟、傘蓋、人物、花卉、鱗毛之屬，剪紙為之，五色十光，備極奇巧。闔城士庶往觀，車馬填闉，燈火達旦，昇平景相不數笪橋」。

如在學術上。清代中國學術有一個著名學派叫「乾嘉學派」，以考據著稱，在清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學派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顧炎武，之後是分為了吳、皖兩派。「吳派」創自江蘇吳縣人惠周惕，成於惠棟，重在搜集漢儒經說而加以疏通證明，特點是「唯漢是信」，主要學者還有沈彤、江聲、江藩、王鳴盛等；皖派創自徽州婺源人江永，成於休寧人戴震，重在考證「三禮」，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入手闡發義理，主要學者還有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乾嘉學派本就是由學術的互動而形成，戴震本人就常住揚州甚至館於揚州，而徽商是學者之間互動及學派興盛的重要支持力量，對此，梁啓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甚至說，以徽商為主體的兩淮鹽商，對於乾嘉時期清學全盛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

至於在繪畫、詩文、園林營建上的互動則更為密切。明清時期江南書畫的成就很大，這與書畫市場的興盛內在關聯，而既「賈而好儒」又財大氣粗的徽商是一支重要支撐與左右力量；書畫界著名的「揚州八怪」，有兩位就是徽州人，即王士慎和羅聘。詩文盛行是江南社會的一大特點，其中絕對少不了徽商的作用，如「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而這裡提到的馬氏、程氏、鄭氏等，皆是徽州鹽商。關於江南地區的景致，李鬥在《揚州畫舫錄》中引清人劉大觀語指出：「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三者鼎峙，不分軒輊。」而恰是揚州的園林，多為徽商所建，如淮安河下的園亭，據李元庚在《山陽河下園亭記》中的記載，就有65例，其中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佔約三分之一。其他還如在餐館飲食、雕版刻書、戲班演藝、盆景製作等方面，徽州與江南地區都存在密切的互動。

談到明清時期徽州人在江南地區的多層面深刻影響，江蘇吳中同裡鎮人陳去病在民國早期發表的一段話或許能成為註解。他以揚州舉例，指出：「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有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許諸氏，揚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揚學派，亦因以大通。」

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在宋代以後能夠保持長期穩定和繁榮，還是有強大的思想基礎支撐。根本是傳統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具體展開有兩個基點，循著三條路徑：

基點一：理學。它是繼先秦孔孟儒學、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儒學之後，至兩宋時期形成的第三階段，奠基者是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倆，集大成者是南宋時期的朱熹，故兩宋的理學又稱之為「程朱理學」。特別是朱熹的思想，不僅在其後的六七百年裡被欽定為官方思想，更是讓儒家思想下沉，構成民眾意識形態的主流，從根本上維繫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

但理學本身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一直存在方法論上的論爭，集中體現在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爭。南宋淳熙二年（1175），浙東金華學派創立者呂祖謙邀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齡兄弟相會於江西鉛山鵝湖寺，結果導致了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當時論爭的重點是認識方法上持「道問學」還是持「尊德性」。朱熹的「理學」認為「性即理」，認識上強調「道問學」，主張「格物致知」以窮理；而陸九淵的「心學」認為「心即理」，認識上強調「尊德性」，主張「發明本心」以明理。由之也就形成了理學發展的兩條線索與路徑，儘管朱、陸兩人晚年的學術思想上有相融之表現，元代理學界還出現「和會朱陸」的研究，但理學發展的這兩條路徑之後一直存在。

明代時，朱子之學當然已是官方之學，佔據統治地位，但心學發展也獲得極大成功，幾撼朱子理學的地位。其中，陳獻章是開啟者，湛若水是完善者，浙江餘姚人王陽明（1472—1529）是集大成者，其後弟子甚多，世稱「姚江學派」。

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對「格物致知」，認為「理」既已化生為宇宙萬物，則人秉其秀氣，人心又自秉其精要，故「理」皆在人「心」，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要「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在《傳習錄》裡，王陽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認為：「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提出「人人皆可為聖賢」的口號；在「四民觀」上，則強調：「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如此觀點，對普通民眾和工商業者的影響與觸動很大，尤其在江南地區體現最為直接。

陽明學之後的發展，形成有著名的王艮「泰州學派」。王艮（1483—1541）是泰州安豐場（今屬江蘇東臺）人，本是鹽場「灶丁」出身，曾師從王陽明，後有所突破，「自立門戶」。王艮之學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認為：「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提出：「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為失。」王艮善於講學，「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弟子甚多，在《王艮五傳弟子師承表》中就收錄了487人，著名的有焦竑（1540—1620）、李贄（1527—1602）、湯顯祖（1550—1616）、袁宏道（1568—1610）、徐光啟（1562—1633）等。黃宗羲曾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並指出王艮之後，泰州學派「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綱》裡，評價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第一個啟蒙學派」。

南宋以後理學發展存在上述兩條路徑是有內在必然性的。儒學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本身就需要有兩個向度，既要上承「內聖外王」思想傳統，又要成為活在當下人們需要遵從的「規則」；既要講「禮」，又要憑「良心」。二者一裡一外，相得益彰，既能形成一種有助於儒學思想本身成長發展的張力結構，更是能進行一種倫理建構，影響和左右社會的存在與發展，讓儒家思想成為整個社會精神生活的主流。

基點二：事功主義思潮。它反對空談義理，講求功利實用，多以「浙東」人士為代表；初發於北宋，興盛於南宋，之後一直傳承，形成有自己的路徑，深深影響到中國社會。

談到中國南宋時的學術爭論，學術界最津津樂道的是「朱陸之爭」，其實，當時與朱學和陸學相鼎峙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學派，此即浙東的事功之學，還存在「永康學派」陳亮、「永嘉學派」葉適與朱熹之爭。

陳亮（1143—1194）是浙江永康人，南宋事功學派著名學者。從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陳亮與朱熹曾圍繞王霸、義利關係展開辯論，反響極大，史稱「朱陳之辯」。針對理學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慾」，將義利對立起來的做法，陳亮指出：「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認為「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主張道德與功利要實現統一，提出：「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認為：「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慾可以並行矣。」

浙江永嘉人葉適（1150—1223）是南宋事功學派的集大成者。針對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葉適尖銳批評道：「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他提出不應「以義抑利」，而應「以利和義」，義和利統一。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四民觀」強調「重農抑商」，對此，葉適公開予以否定：「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提出：「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於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認為：「市者，天下之利也」，充分肯定商人及商業的社會地位與價值。葉適的學生、浙江臨海人陳耆卿（1180—1236）則明確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裡，評價陳亮與葉適「是自由商人與手工業者的代言人」。

浙東事功之學至明末清初的發展，形成了著名的「浙東學派」或稱「狹義浙東學派」，浙江餘姚人黃宗羲（1610—1695）是創始人和奠基者，代表人物還有萬斯大、全祖望、章學誠等，多為江浙一帶的學者。他們高揚求真務實大旗，倡導「經世致用」，主張義利並重。從反對「重本抑末」的傳統觀念著手，浙東學派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裡就明確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由此徹底開啟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啟蒙思潮，直接催生了如河北博野人顏元提出的「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等思想，事功主義思潮不僅影響到整個江南地區，還逐漸向西、向南、向北的區域擴張，影響到全國。

馬克思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朱子之學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上述「心學」理論和「事功主義」思潮也都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它們既能產生，說明具有產生的合理性；既能傳承，說明具有傳承的必然性；既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也反過來引領、影響時代本身的發展，三者合共，形成三條脈絡，走著三條路徑，共同構建了中國哲學思想在宋代以後的流變格局。特別是「心學」理論和「事功主義」思潮，兩者實是存在互通，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共同關注了個體人的主觀能動和主體人的意志發展，關注了民眾與現實，各自的發展還存在互動，結果是到了清代以後，殊途同歸，共同開啟中國的啟蒙思潮，深深影響了中國的社會。之後，「人人皆可為聖賢」「四民為業」「工商皆本」等觀念已被人們普遍接受，並構成民眾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方面，既撫慰了普通民眾的心靈與情緒，更是給了廣大工商業者的積極創業以信心與力量。江南地區是如是思想學說的主要發祥地和傳承地，所受到的影響最為直接和深刻，暗流湧動，具體就體現在社會經濟的長期繁榮發展上。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還是王艮的「泰州學派」；無論是宋代陳亮、葉適的「事功之學」，還是清代的「浙東學派」，本質上都還是儒學的學派，其爭論是屬於儒家文化內部的紛爭。

評價儒家文化在江南地區的作用，可以說：以朱子之學為代表的理學，是江南地區社會得以保持千百年穩定而未出現劇烈動蕩、江南地區文化能夠保持整體自我統一而未出現極端分化的堅強思想基礎；而「心學」思想和「事功主義」思潮則是給予江南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活力發展以理論支持，提供精神力量。

徽州是「程朱闕裡」，南宋以後還形成有以「宗朱」為本旨的「新安理學」，一方面是要發明「朱子之學」，另一方面是要普及「朱子之學」，之後一直延續。深深的「闕裡情結」，導致朱子思想在徽州有厚實沉澱，所謂「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但同時，至少從元代後期開始，以鄭玉、趙汸等為代表的一批徽州理學家又著力於「和會朱陸」；明代「心學」興起時，徽州很快被波及並積極接受。湛若水就曾多次來徽州講學；創建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的休寧還古書院，祀孔子，宗王陽明，經常舉辦盟會講學，萬曆三十一年（1603）的講會，「環聽千人，辨難不生，滿堂若琴瑟之專一，籤謂心學復明，一掃支離也」。明清兩代徽州有一大批學者、文人包括仕宦，都是「陽明學」的信徒，諸如程敏政、汪道昆等。徽州的民眾更是理性務實地以「治生」為準衡，至少從明代中期開始，就積極突破中國傳統具有等級意味的「四民觀」，將「士農工商」還原為四種平等「治生」職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是歙縣人王茂蔭。他既是一位清廷大臣，也是一位理財家和貨幣學家。鹹豐四年（1854），身為戶部右侍郎，王茂蔭曾上折給鹹豐皇帝，主張改進幣制，結果遭到了斥責與查辦，理由是其所言「貴民而賤官，不以國家政事為重」，「所論專利商賈而不便於國，殊屬不知大體」。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記載的就是這件事。徽商是南宋的時候就崛起，至明代時，已是形成「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其具體實踐是對事功主義和「心學」的極好註解，追求的是「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總之，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後在長三角地區興盛的特色區域文化，它有自己的結構與特徵，互動是它保持長期繁榮內在根據，朱子之學是它維繫長期穩定的思想基礎，事功主義思潮和「心學」思想是它充滿活力的精神源泉。這其中，徽州人特別是徽商發揮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原文刊發於《學術界》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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