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族特色民族文化（我形我塑壯族民族文化符號的時代步伐）
2023-10-14 21:54:15 1
【守望家園】
作者：劉洪（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壯族是最早居住在廣西的土著民族，歷史上有過多種稱謂。解放初分布在桂粵黔滇的壯人就有20多個稱謂。1958年有了自治區的壯族，第一次有了統一的稱謂，煥發出了空前的熱情，積極利用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道路上闊步前進。從劉三姐到銅鼓，「吸睛」的民族文化符號始終跟隨時代的步伐，不斷成為關注的焦點。
打銅鼓是廣西少數民族「三月三」民俗活動中的重要一項。韋樂攝/光明圖片
劉三姐的「三級跳」
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之後，抓住各個時期的機會，挖掘傳統文化，促進社會發展，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為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千百年來傳說中的劉三姐，首次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彩調歌舞劇的形式走向社會。在這之前，劉三姐的故事主要在廣西、廣東、湖南、江西、貴州、雲南、臺灣等地的民間流傳。文字記載最早是在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中的14個字。換句話說，如果當初其他幾個省區以地方戲的形式推出《劉三姐》，亦未嘗不可。
廣西因勢利導，在全區做了「劉三姐」的海選與普及。1960年4月在南寧舉辦「廣西壯族自治區《劉三姐》文藝匯演大會」，共有1209個文藝單位以不同形式演出該劇，觀眾達1200多萬人次。單是「劉三姐」就有45人。之後，《劉三姐》五進中南海、四進懷仁堂演出，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和好評。傳播規律一再昭示：誰贏得傳播的高度，誰就贏得傳播的廣度和深度。走出中南海的《劉三姐》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了500多場。這在中國戲劇史上絕無僅有，藉助時代的快車，「劉三姐」再也不是在嶺南、西南飄忽不定的傳說，而成了和廣西緊密相連的一張巨大名片。
壯族在全國民眾面前甫一亮相，就不再是王朝文獻裡的「南蠻、愚昧、落後」，而是「美麗、勤勞、睿智」。「劉三姐」給壯族帶來了巨大的自豪感、幸福感和成就感，是壯族首次將自己的文化視覺化、舞臺化和物象化，既符合時代政治需要，又符合人皆有之的愛美之心，傳受雙方在身份認同與審美愉悅上產生了強烈共鳴。作為視覺文本的彩調劇《劉三姐》一舉獲得兩個明顯的效果：一是壯族身份更清晰，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濃鬱，這一點在保衛祖國南疆的歷次鬥爭中得以充分證明。
1960年電影《劉三姐》突破舞臺的局限，掀起了更大的傳播熱潮。神奇秀麗的桂林山水、質樸善良的村民、美麗機智的劉三姐、醜惡愚笨的地主老財，在影片中得到具象又深刻的呈現。「劉三姐」的壯族形象價值至少包含三個方面：政治力量動員、優化了社會心理、整合了文化資源。
電影中的劉三姐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成為農民階級的代表，其動員的政治力量元素十分廣泛，包括社會聲譽、政治地位、民族友誼、職業威望、知識水平，以及對信息傳播的控制力等，徹底改變了壯族在歷史上被歧視、壓制、污衊的「壞」形象。
千百年來，壯族處於一種「有實無名，有文無聲」的狀態。「有實無名」是指壯族有自己的群體，卻沒有統一的名稱。「有文無聲」是指壯族有自己豐富的文化體系，卻一直無法在中原王朝的文獻裡獲得應有的聲譽。電影《劉三姐》的廣泛傳播，促成壯族社會心理的優化，開拓、揚棄、自信的心理成了主流。
壯族善於利用原有的文化資源創造出直接和間接經濟利益。一個民族的文化資源與民族形象互為因果，民族形象既是民族文化資源的出發點，也是歸宿。2004年3月，歷時五年半、投資近億元的大型桂林山水實景《印象·劉三姐》正式公演。15年來，每年演出500多場，場場爆滿，徹底改變了「遊客陽朔不過夜」的狀況。當地賓館的床位從原來的3000多個增加到7萬多個，帶動陽朔的GDP增長了5％。
從戲劇、電影到實景，「劉三姐」漂亮地完成了「三級跳」，其所表徵的範圍也從廣西、中國擴展到全世界。「劉三姐」經歷了從口頭傳播到文字記錄、從舞臺演出到影視傳播的形態轉變，其中的視覺化、大眾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由二維的平面到三維的視頻，再到立體的實景。其軌跡清晰地顯示為：從神到人，從鄉野民女到農民代表，從電影藝術到政治表徵，從文化符號到民族形象代表，在改變自己形象的同時，也重塑了壯族形象——勤勞、睿智、勇於挖掘、與時俱進。
作為意象的劉三姐已經傳說了一千多年，作為具象的劉三姐也已經誕生了60多年，她的視覺化，已經做得風生水起，遙遙領先。在此不妨對劉三姐的未來之像做一大膽預測。基於意象傳播而來的「劉三姐」屬於「無狀之狀，無物之像」，按著視像譜系是一個從本像、常像、超像到非像的漸進過程，由此看來，劉三姐的未來形象有以下幾種可能：或回歸生發之像，或誕生多元一體的「超像」，或形成「側像」——劉三姐的某一個側面。也就是說，劉三姐一定會隨時代而變其形。
彩調歌舞劇《劉三姐》劇照。蒙增師攝/光明圖片
連綿不斷的銅鼓文化
銅鼓是壯族的另一個符號，與劉三姐一樣，流傳千年，二者形成了「一文一武」的形象格局。一個是無形無像，一個是實體傳承。前者靠意象流傳，後者用具象傳播。
銅鼓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雲南楚雄縣萬家壩型，此後，又陸續演變出石寨山型、冷水衝型、遵義型、麻江型、北流型、靈山型和西盟型共八個類型，其中冷水衝型、北流型和靈山型是以廣西地名命名。銅鼓在我國南方的壯、瑤、仫佬、布依、侗、傣、佤、土家等族，以及東南亞各地廣為流傳。我國是世界上鑄造、使用和保存銅鼓數量最多的國家，全世界現存銅鼓2400多面，而廣西河池市就有1458面，其中民間收藏達1388面。
銅鼓的表徵傳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早期到明代前期，銅鼓的實體是其主要傳播方式，靠銅鼓的發聲屬性和鼓面的視覺紋飾傳遞信息。最早的萬家壩型銅鼓小巧無花紋。漢代至宋初是中原文明的輝煌時期，同時也是南方銅鼓文化的巔峰期。這一時期的銅鼓器型宏大，紋飾精美，出現了蛙、牛、馬等立體紋飾。
一方面，中原地區先進的冶煉技術為南方銅鼓的製作提供了更多技術支撐，鑄造出紋飾精美的石寨山銅鼓。現代金相學已經證明了秦漢到唐宋時期鑄造出的銅鼓合金成分與春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中所載的基本相同。由此可見，壯族的冶鑄業是在秦漢以後有了顯著提高。漢人大量南遷帶來了更先進的冶煉技術，為銅鼓製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南朝時候鑄造出了我國古代面徑最大的銅鼓。另一方面，中原地區的審美觀也對銅鼓的紋飾設計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秦漢以後，銅鼓在其藝術塑造中既體現出南方特色，也留下了中原青銅器審美痕跡。
第二個階段是明中葉到新中國建立前。銅鼓主要是通過語言文字實現了跨時空、跨文化的傳播。在壯漢民族的交往中，銅鼓作為駱越民族的圖騰和部落權力的象徵被中原王朝所認識。為了防止部落首領坐大，中原王朝多次下令禁止鑄造銅鼓。從明代開始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以來，朝廷對銅鼓的鑄造規模、數量嚴格控制，呈現「官方禁令不斷，民間傳承不止」的態勢。宋元明清時期的銅鼓大部分已從禮器和重器的高度回歸到了樂器的世俗功能，到了清末，銅鼓的鑄造工藝失傳，鑄有道光年號的銅鼓成了歷史終結點，銅鼓成為民間個人收藏品。
第三個階段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初，其傳播特徵是銅鼓的收藏與毀壞並舉。被認定為文物的收入博物館，被認定為「四舊」則投入熔爐。「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僅東蘭縣就有數以千計的銅鼓被當作「封建迷信的產物」投進火爐冶煉。當時，逢年過節的「祭鼓」活動被取消了，但民間祖傳的銅鼓則被家庭珍藏，秘不示人。
千百年來，銅鼓一方面以其精美的器物傳遞著古老民族的物質文明和精神信息，同時，也將其民族形象在族際間傳播。從高貴的族權到戰時的警訊，從歡慶的樂器到家族的財富，從民族形象到友誼的橋梁，銅鼓的表徵也隨時代不斷演變。
改革開放後，銅鼓的傳播呈現兩種路徑，一是學術研究空前活躍，先後在南寧、昆明和桂林召開過三次銅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中越等國學者發表了一批研究成果。二是銅鼓文化活動日益興旺，既造就了陳耀靈、韋萬義等一批民間銅鼓收藏者，也培育了韋啟初兄弟和牙運永等銅鼓鑄造師。
環江縣的韋啟初、韋啟參兄弟和東蘭縣的牙運永等人，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復活鑄造銅鼓之路。
在經歷了上千次失敗後，1997年韋啟初成功攻克銅鼓一次性成型鑄造技藝。其產品在廣西、貴州、雲南等地銷售了10萬面。
在歷經無數次試驗之後，2008年牙運永利用失蠟法成功製造出了我國第一套可以敲擊出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的銅鼓，第二年又鑄造出能敲出11個音的音樂銅鼓。
廣西民族博物館藏乘騎飾變形羽人紋銅鼓 李韻攝/光明圖片
2018年，韋氏兄弟用了10個月，鑄造了一面直徑6.68米，厚度2.8米，重50噸的銅鼓，通過了「世界最大銅鼓」金氏世界紀錄認證，成為世界銅鼓王。同年在第14屆中國（深圳）文化博覽會上，俄羅斯商家向他訂購了8000件銅鼓掛飾。
至此，銅鼓以三種方式在廣西全面復活，文物傳承、鑄造新鼓與符號傳播。文物銅鼓，不僅活躍於民間的節慶中，成了祈福歡慶的禮器和樂器；而且靜臥於各級博物館裡，供人觀摩、研究。新鑄的銅鼓不僅復活了失傳二百年的鑄造技藝，而且承接了千年銅鼓文化的精氣神，更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對提升當地綜合實力起到積極作用。至於銅鼓的符號傳播，更是遍布城鄉，南寧的機場大道、中國-東協展覽館、廣場裝飾、景點雕塑等，無論是鋼筋水泥還是棉帛綢緞，隨處可見銅鼓的圖案。這種實體和符號、本體和象徵的傳播生態，不僅將壯族的身份和精神結合起來，而且進一步提升了其形象價值，帶來諸多收益。
回溯幾十年來壯族對傳統文化符號的開拓，政府與市場並舉，學者與工匠同行，意象與具象齊飛。不管是有聲無形劉三姐，還是屢遭毀滅的銅鼓，其創新過程沒有統一模式，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其結果幾乎一致，飲譽華夏，驚豔世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添磚加瓦。壯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持續迸發出了驚人的稟賦和才智，將自己的傳統文化一次又一次地開發出新的內涵和姿態，不僅提升了自己的民族形象，更帶來了連綿不斷的經濟實惠，可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成了一面面金色的民族文化招牌。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01日12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