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家舒勇（從爭議之外到主流以內）

2023-10-21 03:04:09 3

如今的舒勇，已剪去了昔日的齊肩長發，並當選了新一屆湖南省政協委員。 本文圖片 採訪對象提供

關於藝術家舒勇的紛繁爭議，是在2009年之後逐漸平息的。

最近關於他的消息，主要是作品《絲路金橋》與「一帶一路」，以及他新一屆湖南省政協委員的身份。

「5.12」汶川地震已過去了十個年頭。舒勇與他以一對遇難雙胞胎小姐妹的骨灰創作的《生命之花》雕塑，在這十年間歷經浮沉。他們曾在災難發生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始終處在風口浪尖，又隨著《生命之花》的面世與隱匿逐漸沉入水面。

舒勇不再以前衛與執拗的藝術方式去對抗。他用八年的時間去擺脫身上的「邊緣」、「極端」、「炒作」等負面標籤，努力去接近主流，與世界和解。

直到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日行將來臨，舒勇終於重新面對曾經的自己，「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改變了我的創作方式，或者說，改變了我的下半生。」他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如此坦陳。

他要帶著《生命之花》再赴汶川，捐贈給地震博物館，讓它回歸故裡，重新迎接注目。

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生命之花》在廣州首次亮相。

他也終於敢承認，是他最先創造了讓「豬堅強」成為生命符號的概念，這也是他關於汶川地震的作品。「當時正在在為《生命之花》徵集骨灰，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所以那個時候沒有辦法自己出面去宣傳打造『豬堅強』。」

但現在不同了。11歲的「豬堅強」還活著，發在朋友圈裡的《生命之花》獲得滿屏的點讚，舒勇開始確信，中國社會真的變了，「變得更寬容生命，對超前的思想與事物能夠做到理解並接受。」

畢竟十年已經過去。

漩渦中的《生命之花》

10年前，舒勇以特立獨行的方式行走在汶川震區。他四處收集地震罹難者骨灰，想以雕塑藝術的方式創作出一朵「生命之花」，他認為，將生命化為一件美麗的裝飾品，將為日漸擁擠的地球節省不少土地資源。而這也將成為他最環保的作品。

頃刻間，批評之聲洶湧而來，認為此舉堪比「挖墳盜墓」。「舒灰灰」像「範跑跑」一樣成為了全民公敵，甚至還多了個「肇事者」的標籤。

而在此之前，關於舒勇的非議始終不斷。他曾被媒體稱為「中國環保藝術第一人」，《大地環保》、《地球在流血》等作品，都被認為是在以超乎尋常的方式不遺餘力地挑逗公眾神經。

舒勇覺得委屈，地震發生時，他剛剛抵達瑞士，為了給震區出一份力，他是草草結束了個展的後續工作，第一時間趕回中國直奔震區最前方的。

但親臨震區所見的悲愴，也讓他理解了人們的怨懟。他決定暫時放棄這個創作，轉而運來一車的米麵油挨家挨戶的送，也和其他志願者一起去挖掘廢墟之中的生命可能。

2008年的震區，趙德琴將遇難雙胞胎女兒的骨灰親手交給了舒勇，用於創作《生命之花》。

與趙德琴的相遇，卻讓《生命之花》的創作念頭回歸。這個在地震中失去了雙胞胎女兒的悲情母親，拋開一切非議，將女兒的骨灰交給舒勇去塑造，為了讓生前熱愛藝術的她們，用另一種姿態去重生，去永恆綻放。

舒勇帶著這對雙胞胎姐妹的骨灰回到工作室，展開了近一年的全心創作中。但非難與爭端依舊沒有停下。從骨灰的存放，到作品的設計，再到製作的細節，舒勇和趙德琴一家的一舉一動，都如同用放大鏡般曝光在公眾質疑的目光之下。

他不厭其煩地解釋了一次又一次，也四處為趙德琴一家的境遇奔走呼號，因為無從辯解而有過憤怒，甚至落淚。

好在他堅持了下來。2009年的5月，這朵由雙胞胎姐妹骨灰混合陶土燒制而成的《生命之花》，終於在汶川地震紀念一周年之際綻放。毫不意外，舒勇再次接受了各路報導與評論排山倒海般的輪番檢閱。

但隨著情緒的淡化與時間的流逝，以及《生命之花》在工作室中「雪藏」，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與舒勇有關的輿論漸漸退去。

舒勇開始了屬於自己的震後重生。

主流目光下的《絲路金橋》

一淡就是八年。再度回歸公眾視野時，舒勇帶著大型藝術景觀作品《絲路金橋》，出現在2017年召開的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並收穫了巨大的成功。

這座長28米、高7.2米的「絲路金橋」，由近兩萬塊透明金磚以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幾十個國家、近百座城市的「國花」或「市花」創作而成。媒體報導稱，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金磚用量最多的人文景觀建築，也是中國獻給世界的最精緻藝術品。

此時迎接舒勇的，是如潮的讚譽與褒獎。閃光燈下的他，已經理去了曾經的齊肩長發，眼角已添皺紋，對媒體講述「一帶一路」與中國藝術走向世界時，語調希冀，眼中帶光。

實際上，「淡出」的這些年間，舒勇的創作並沒有停滯，他只是換了一種姿態去接觸社會。或者說，他在努力逃離「邊緣」與「自我」，主動「帶起鐐銬舞蹈」。

他渴望融入主流，並且在頻繁而努力地轉換身份——他先後在中國書畫藝術委員會、中國社會藝術協會等組織任職，還當選為十二屆湖南省政協委員。

他終於成為了主流中的一部分。

但重生的另一面，仍有不同的聲音，來自於舒勇昔日的圈內好友。他們覺得，舒勇已不再是當初那個純粹的舒勇，沒了反叛精神，也沒了鋒芒，他的創作失去了藝術家該有的特立獨行。有人因此與他形同陌路，甚至刪除了他的微信。

舒勇依舊沒有在意，他已經許久沒再提起十年前的汶川，以及關於《生命之花》的種種。有人問起，他也只是笑而不語，繼續平和地講述他在兩會上關注的鄉村振興。

直到5月6日的傍晚，中央統戰部舉辦的第一期自由職業代表人士理論研討班開班儀式上，被推選為班委的舒勇，在發言時突然公開向在場的所有人請假。請假的理由是，他要在5月9日這一天抵達汶川，將《生命之花》捐贈給地震博物館。

他說，這是他給融入《生命之花》的琦琦、佳佳兩姐妹的最好交代，也是他獻給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最深刻紀念——讓生命的花朵綻放在最有意義的地方，充分釋放它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這支生命的花朵，是地震留下的傷痕，也是舒勇的臨界點。這些年間，他從未停止反思，他始終自責，如果當年不是因為自己帶給公眾的「非主流藝術家」的刻板印象，《生命之花》和雙胞胎姐妹的父母，可能就不會承受那麼多的附加非議與壓力，他也不會因為百口莫辯和無能為力而萬般痛苦，「如果我來自於主流，這些傷害可能就不會發生，我也可以幫助他們很多。」

9年前舒勇和生命之花。

【對話舒勇】

「當時的我是一個沒有話語權的人」

澎湃新聞：2009年之後，關於《生命之花》的消息幾乎消失了？為什麼直到現在才把它捐贈出來？

舒勇：汶川地震一周年在廣州首次展出後，我就把《生命之花》帶回了我的工作室，這些年沒再讓它露面。因為《生命之花》的創作始末，讓我感到自己的無能。當年雙胞胎姐妹的父母把骨灰交給我，他們因此承受了巨大壓力，也受到了來自外界的傷害，但當時的我卻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另外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是打算將來把它捐贈出來的。原本是考慮放在寺廟供奉，但是因為雙胞胎姐妹的父母親對捐贈的地點有很多看法，就沒有達成。於是我就一直就在聯繫接受捐贈的博物館。但是因為這個作品的特殊性，很多人未必會真正認同，未必會喜歡，甚至會怕，這些年我聯繫了很多博物館，都沒有得到同意，這件作品的尷尬之處就在這裡。所以就一直就把它保存在我的工作室裡。

實際上我一直希望《生命之花》能回到汶川，因為這個作品是具有一個特別語境的，汶川是地震的發生地，它最應該回到這裡，而且琦琦和佳佳的父母親也最希望它回到故鄉。所以，我開始努力和地震博物館溝通，他們最終接受了捐贈，5月9日那天正式舉行捐贈儀式。

澎湃新聞：現在的你，對《生命之花》有新的思考嗎？還在堅持當時創造它的初衷嗎？

舒勇：我仍然認為，《生命之花》是一件可以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因為當時我邊緣、前衛的身份，讓公眾對這件作品產生了某些誤解。將逝者的骨灰塑造成《生命之花》，從環保的意義上來說，這件作品將會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每個人都將面臨生與死，但中國的喪葬傳統一直在提倡入土為安，這種觀念束縛著我們，尤其在鄉村，很多地方都能看見大片大片的墳墓。中國人能夠很好地面對生，但是不一定能夠很好地面對死，可是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要土葬，是不是會浪費很多的資源？我想通過《生命之花》這麼一個極小的個體，去呼喚人們重新理解藝術，重新理解那一場災難，重新理解生命。

《生命之花》既展示了一種喪葬處理方式，同時也表達了面對死亡的態度，對未來是具有一定的牽引意義的，如果到了大家都願意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後事的時候，我想這個社會會變得非常進步，這個觀點是我這些年都沒有變過的。我在創作這個作品之初就想過，它在挑戰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一定會有爭議，但爭議過後，經過時間的沉澱，人們一定會去思考它的意義。

「我的創作應該更多地尊重公眾的感受」

澎湃新聞：近些年你發生了不少變化，是否與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有關？

舒勇：是的，《生命之花》也是我的一個臨界點。這段經歷改變了我的人生。在做生命之花的過程中，我經歷了很多曲折。我2008年就拿到了骨灰，但到2009年才開始著手做，就是因為這中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人們對這個作品理解方式的不同導致了各種問題的出現。我作為藝術家，創作了一個有意義的作品，卻沒能得到主流社會的普遍認同，也沒有幫助到別人，甚至給別人帶來傷害，我就開始反思自己，我不應該繼續停留在邊緣上。如果我是一個比較主流的人，就肯定能幫到這對雙胞胎姐妹的那父母親，不會讓當年的那些問題發生，但因為當時的我相對邊緣，別人對我有所誤解，甚至因為對我的誤解而影響到了他們。所以我開始明白，只有進入到主流之中，參與主流社會的塑造，藝術的意義才會更有價值，藝術才能真正變成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

澎湃新聞：你是說，原來的你比較邊緣？

舒勇：不光是我，很多的文化人，在很多時候都處在一個很邊緣、不重要的環境之中。因為文化沒有太大的功利性，所以在商業社會裡面，或多或少都是邊緣的。這是文化人的一種整體都生存狀態。甚至有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或者作品變成一種裝飾品、一種寵物，變得無關痛癢，沒有成為積極的、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這是我所擔憂的。

還有一個現象是，很多當代藝術家都是在自己封閉的圈子，或很小的環境裡基於對自己個人感受等關心進行創作。比如《生命之花》的創作時，我的主觀是出於人文關懷，但因為方式的邊緣性和自我性，讓公眾對我帶有某種偏見，也影響到作品真正價值的理解和發揮，很多人認為我是在炒作，或者在做一些傷害人的事情。但當時的我是一個沒有話語權的人，或者說，我是一個沒有真正影響力的人，我說了那麼多的話，解釋了無數次，但都沒有用。

澎湃新聞：這些年間你陸續在一些組織任職，為「一帶一路」創作，當選政協委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政治場合上，這是不是你在實現主流的一種方式？

舒勇：從小時候開始，我的初心就是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點我至今一直都沒有變過的。但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感覺藝術圈對社會越來越沒用，越來越變成一個自我封閉的小圈子，但我們自己卻還陶醉於此，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通過跟社會的碰撞和交流，比如擔任政協委員之後，我發現自己打開了另外一扇門，一扇可以探討很多東西的門；比如我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組織研討，接受和發現一些新的東西，感受到他們的做事方式。我想說的是，僅僅用一種反叛的方式去面對主流社會，其實是很無能的，你只有通過跟它的互動，才能相互促進。

澎湃新聞：你現在的創作方式和作品也與原來很不同，曾經被指極端、行為藝術的《大地環保》，對比現在成為「一帶一路」文化符號的《絲路金橋》，很有衝突感。

舒勇：以前我創作的時候，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爭議也好不爭議也好，我只做我的作品，我舒服就行，但現在不一樣了，我會考慮很多人的感受，比如別人對待我作品的態度，還有這個作品在社會中產生的反響，這讓我變得學會在更立體的層面上去思考創作，不再是很自私地自己覺得好玩、好看、舒服就行了，現在更多的時候是「帶著鐐銬跳舞」，在公共的審美裡面尋找新的突破。這種突破更難一些，但對於我來說更具挑戰性，也讓我重新找到了藝術的生命力。

我一直都想讓自己的作品能夠參與社會進程，能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但是我曾經的方法讓作品遠離了我的初心。當我理解到文化了對社會的作用和價值，我開始覺得，作為藝術家，我有使命讓自己進入到主流之中去，更好地融入社會，這樣我們的藝術才能為社會的發展貢獻更多有價值。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帶給我很強烈的啟示，讓我發現以前的自己雖然一直都在關注社會，但方式比較個人化，語言比較講究個體，讓我真真正正地意識到藝術和社會的關係，讓我的藝術從極端的個性走向共性，走向以公共藝術為語境的大藝術之中，讓我走得更開闊，雖然路走得更難，但我覺得我上了一個臺階。所以在2009年之後，我的創作開始更多地尊重公眾的感受，通過與大家互動的力量，讓作品變得更有意義。

「我想真正地讓自己的藝術在夾縫中長出一棵大樹」

澎湃新聞：為什麼會說你現在的路走得更難？

舒勇：我作為一個前衛藝術家，圈子裡的一些人看到我和主流社會那麼接近，是反感的。很多人不喜歡我，一些很好的朋友看到我的價值觀和他不再一樣，把我微信都刪除了。但我覺得沒關係，包容一點，接不接受無所謂。我想真正地讓自己的藝術能在夾縫中長出一棵大樹。

澎湃新聞：這十年間，藝術圈有哪些變化？

舒勇：真正的藝術應該是站在前沿的，和時代一起脈動的，所以不管是哪一個時代，都會有很優秀的藝術家出現，優秀的作品一定是見證這個時代最好的證據。我覺得這十年來，中國的藝術逐步變得開放、大氣了，開始對社會產生有作用了。以前的作品可能更多是破壞性的創造，現在大家逐漸知道，破壞久了還是需要建設的，所以中國藝術已經進入了一個修復期和建設期。

澎湃新聞：你覺得現在的你被主流社會認同了嗎？

舒勇：當你做一件事情，最開始大家會覺得你是在炒作，要借這個事情出名，但經過你十年的堅持，大家會發現，你是真的在敬畏生命。2008、2009年，我們處在在一個極其悲傷的時期，可能關心的是災難本身，沒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災難之後的事情，另外也是因為這件作品在當時比較前衛，與人們理解範疇不相適應。但在十年以後的今天，我在朋友圈發了捐贈《生命之花》的消息後，很多人給我點讚，留言說很感動，這說明這個作品的價值已經被人發現了，我們開始得到了認同。這鼓勵我繼續前進，不會停留在一個作品上，我會不斷有新的東西出現，或者說我會推動新的風尚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