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裡面最厲害的人物（金庸筆下那些令人盪氣迴腸的武俠人物）

2023-10-22 17:08:06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稱的金庸先生，是當代武俠小說家、新聞學家、社會活動家，他創作的武俠小說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是香港文化的精彩一頁。金庸先生的小說，從中華優秀傳統中汲取了豐富的文化資源，是其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此，讓我們來聽陳洪教授為您講述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

陳洪

著名學者。天津文聯原主席，南開大學講席教授，教育部中文專業前教指委主任。

他的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文學與宗教等諸多方面。

主要著作有：《結緣：文學與宗教》《中國小說理論史》《中國小說通史》《中國文化導 論》《周易與人生智慧》《金聖歎傳》《六大名著導讀》 等。

文 | 陳洪

金庸作品中的儒家文化

如果撰寫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或是文化史，金庸都是一座繞不過去的重鎮。首先，他堪稱古今武俠文學第一人，其作品刊印數以億計；毫不誇張地說，海內外有華人處便可見金庸小說。其次，他是出色的報人，也是成功的文化產業經營者。此外，他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都留下了他積極的影響。

當然，若論平生功業，最基本的還是在文學領域。他在這方面的貢獻，不是簡單地可以從數字上衡量的。金庸把英雄傳奇（武俠只是其中一個分支）這一文類的潛能充分激發出來，極大地提升了它的表現能力，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他從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資源，源頭沛然活水，作品自然就豐厚充實，而且表現出鮮明的民族氣派。

金庸

武俠文學的思想溯源，學界多直指墨家。這固然不錯。但以之分析金庸小說中的人物，卻很難搔到癢處。

金庸與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對話中，池田講：「『見義不為，無勇也。』如斯所言，此為人間正道，就會奮不顧身而為之；為他人而舍己，更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大丈夫』的典範。」對這個分析，金庸深以為然。

金庸塑造的理想人格，頗有孔孟的思想因子。孔孟教人，既有「溫良恭儉讓」的一面，也有與武俠精神相通的一面。最為直接的就是「見義不為，無勇也」，由此演變出的成語「見義勇為」，可以說是古今武俠文學的第一信條。而孟子提倡的「大丈夫」精神，也是滲透於每一部金庸小說中。

《論語》中不少名言警句同樣體現在金庸的小說中，影響其情節構設、人物塑造。如對君子重然諾、有擔當、輕生死的責任感的歌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急人之難，託孤寄命，大節不可奪，正是金庸作品超越舊武俠的地方。具體到小說中的人物，如《鹿鼎記》中的陳近南，儘管作者深隱處不無對其「愚忠」的惋惜之意，但總體敘事態度是尊敬的、感佩的。陳近南的形象正是在「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裡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的過程中樹立起來的。除去涉足江湖這一層，以為人行事而論，作者塑造的陳近南，完全可以用曾子的評價：「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在這個意義上，把陳近南視為武俠版的文天祥，亦相去不遠。

另一段「託孤寄命」的故事是《倚天屠龍記》中少年張無忌受紀曉芙之託，萬裡迢迢護送孤女楊不悔到崑崙山。途中艱險備嘗，多次生死關頭，張無忌都是以身相護，以身相代，終於不辱使命。當然，這種行為也可以用司馬遷對「俠」的定義「重然諾，輕死生」來解釋。不過，終不及曾子的描述於境界上更為接近。

其他類似的情節還有如《射鵰英雄傳》的江南七俠為一句諾言深入大漠十餘年，照顧、教育孤兒郭靖；《碧血劍》中袁崇煥舊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對孤兒袁承志的保護、教育，等等。甚至可以說，「託孤寄命」是金庸小說一個重要的情節模式，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條重要途徑。

還有《論語》中對個人意志的強調：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把「匹夫不可奪志」與「三軍奪帥」連類對比，就把個人意志問題放到了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即面對極為強大的外力壓迫，甚至帶有武力色彩的壓迫，因此意志的堅持需要主體付出重大代價。這種情境恰是優秀武俠文學最鍾愛的，金庸的作品自不會例外。他的幾部主要作品都在主人公的意志品質上做足了文章。最突出的是《天龍八部》。

蕭峰武功蓋世，先是丐幫幫主，後任遼國南院大王，似乎完全可以予取予求，但是作者卻為他安排了一條最為坎坷的人生道路，讓他不斷陷入陰謀與圈套，面對一個比一個大的壓力，每一次他都是以鋼鐵的意志進行抗爭。最嚴重的一次，是當他面對遼帝耶律洪基的南侵野心時，為了兩國的百姓而堅決反對，結果被剝奪了三軍統帥的地位，失去了自由，但寧死不肯屈服。其實，這個情境在《射鵰英雄傳》中已經出現過一次。那是郭靖反對成吉思汗的南侵野心，被剝奪了右路軍統帥的職位，但他寧死不屈。這兩個情節在兩部作品裡都是重頭戲，可見金庸對「匹夫不可奪志」觀念的青睞。

其他，如《論語》中的這樣一些論述，也都可以在金庸的作品感受到它們的影響。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當然，其影響或隱或顯，或直接或間接，不可膠柱鼓瑟地看待。

至於孟子，他的「大丈夫」觀念更是優秀武俠文學不可或缺的靈魂。他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由此出發，孟子主張與君主打交道時，應有「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與傲骨，要做「帝王之師」。正是在強化主體精神，佔據「正義」制高點這一層面，《孟子》與金庸產生了交集。

《倚天屠龍記》中，面對嗜殺的滅絕師太，張無忌為了拯救銳金旗眾人的性命，甘受其三掌。在生死關頭，他默念「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扭轉了局面。以一個初出茅廬的後生小子，挫敗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滅絕師太，一是靠道義上的凜然正氣，二是靠胸中養就的「一股真氣」。這裡的「真氣」當然不是簡單等同於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但也並非毫不相干。孟子的「養氣」說，本就有虛實兩種理解的可能。從虛的方面理解，就是道德修養的提升、自信心、涵養的加強；而從實的方面理解，則接近於道家調節呼吸的養生之道。宋明理學家中頗有如此理解的，於是才有了王陽明夜半長嘯的傳說。

金庸作品影視劇中部分人物形象

金庸在刻畫他的理想英雄時，是浸染了孟子「大丈夫」思想主張的。面對威武、富貴、貧賤的考驗，終於矢志不移的形象，在金庸小說中可以舉出一個系列，不過最典型的是以下幾場戲中的人物：

一個是《飛狐外傳》中胡斐之於鳳天南。為了給一個素不相識的窮漢鍾阿四報仇，胡斐與大惡霸鳳天南殊死相鬥。鳳天南兩次重金相誘，邀集京城武林名宿武力脅迫，胡斐終不為所動。在此書再版後記中，金庸特別引述了孟子的「大丈夫」之論，並認為是塑造武俠英雄的基本品行。

一個是《射鵰英雄傳》中郭靖之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幼呵護於郭靖，後又以愛女相許，封以金刀駙馬、右路軍統帥。但當他得知成吉思汗計劃攻取南宋時，堅決反對，為此捨棄了功名富貴，並幾乎招致殺身之禍。他大義凜然對成吉思汗講：「我非敢背叛大汗。但若要我賣國求榮，雖受千刀萬箭，亦不能奉命。」這一段濃墨重彩，描繪的不是「勇武」，也不是「義氣」，在傳統武俠文學中完全不曾有過，金庸著意描寫的正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有儒家道德理想的「大丈夫」。

《天龍八部》中有一段十分相似的情節，也是遼帝圖謀南侵，任命蕭峰為元帥，許以「宋王」的重賞，但蕭峰斷然拒絕，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另一個典型的情境是《笑傲江湖》中令狐衝之於任我行。任我行以江湖最有勢力的魔教組織副統領相誘，以走火入魔的生命危險相逼，以任盈盈的婚事相脅，要令狐衝加入魔教，助其一統江湖。令狐衝同樣「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堅持了自己的人格操守。

顯然，從故事類型來看，這幾個段落的骨架幾乎完全一樣。對於一個文學高手來說，重複自己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的事情。那麼金庸何以出此「下策」呢？解釋只能是，他對於孟子倡導的「大丈夫」精神實在是太「心嚮往之」了。當然，從讀者反映的角度看，由傳統的「武俠」升華到現代的「大丈夫」，也是他們喜聞樂見的——這幾個人物向來都是高居於「最喜歡人物」排行榜前列。這當然也是通俗文學泰鬥金庸所關注的因素。

《孟子》中還有大段論述更是直接涉及「武俠」相關的話題，在金庸小說中也有明顯的反映。例如：

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裡涉及到孔子對「勇」的最高層次——「大勇」的論述。金庸在小說中多有精彩演繹。在《天龍八部》中，他甚至讓書中的人物段譽、包不同等多次直接講出「自反而縮」的豪言壯語。當然，更多的是把這一精神融匯到故事情節中，如《倚天屠龍記》面對六大門派的高手，張無忌為了阻止一場大屠殺，以及化解江湖百年恩怨，毅然挺身而出。《碧血劍》中，袁承志為了不使奸人陰謀得逞，面對各路江湖好漢，出面保護焦公禮等，都生動體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而《笑傲江湖》描寫令狐衝援手向問天一段，更是允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典範情境。這些文化元素的注入，使得人物的精神豐富、厚重，從「武勇」的層面升華起來。可以說，孔孟思想元素加強了義俠們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擔當精神和堅強意志。而對此的表現，則使得作品透射出更強烈的陽剛之美。

金庸作品中的老莊文化

金庸作品集

瀏覽金庸作品的人物畫廊，我們會發現一個形象的系列，他們的身上還程度不同地體現出老莊的影響。如令狐衝、段譽、黃藥師、楊過，等等，雖然經歷不同，面目各異，但精神氣質卻頗有相投之處。

在這個形象系列中，令狐衝最具典型性。我們不妨從他的個性入手分析。作者塑造令狐衝的形象時，是自覺地把道家的放達、灑脫作為底色的。這不僅表現於書名「笑傲江湖」，而且更直接體現在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上。令狐衝、任盈盈，源於《道德經》：

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衝，其用不窮。

衝、盈互補，乃為大道的體現，「其用不窮」——可見作者對他塑造的這兩個人物精神境界、人生狀態的讚賞與欣羨。

令狐衝性格的突出特點是任性而為，不加檢束——當然，其底線是基於「正義」。作者是很自覺地按照這個基調來刻畫令狐衝的。在令狐衝還沒有登場時，他惹下的麻煩就已經紛紛攘攘了：酗酒、結交「匪類」、「淫邪」、胡言亂語。而隨著事實真相的顯露，「正義」的底線逐漸凸現出來，他頭上的惡名一點點洗雪，他和其他那些所謂「君子劍」之類的「正派」人物的區別也就異常鮮明地顯示出來了。對於讀者來說，相信絕大多數此刻不但諒解了令狐衝在特殊情勢下的特殊言行，而且會喜歡上這個俠義、瀟灑、機智的年輕人。可是，接下來的一場戲立刻讓讀者們氣悶不已。回到華山之後，令狐衝的師父「君子劍」嶽不群先開香堂收了林平之為徒，並借收徒之機，大講戒律，指責令狐衝處處犯戒：「旁人背後定然說你不是正人君子，責我管教無方。」這樣，作者就把嶽不群置於令狐衝的對立面，他最關心的是「旁人背後的議論」，而令狐衝卻是率性行事，無愧於心而已。在這個意義上，嶽不群的立場、態度都有濃厚的「道學氣」。想來這也正是作者想要達到的效果。另外，嶽不群要求令狐衝見到魔教中人格殺勿論，是把關於「魔教」的觀念作為行事準則，令狐衝卻是聽憑自己的體認、直覺，不相信觀念的權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傾向。而集中表現「名教」與「自然」之間的衝突、令狐衝在二者之間選擇的情節，是他和「女魔頭」任盈盈的戀情。作品在歌頌愛情的同時，也讚頌了真情真性、率情任性的人生態度。這恰恰是《莊子》討論的禮法與真情問題：「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

因自然真情而與世俗禮法衝突，而不顧眾人毀譽，這幾乎成為金庸刻畫少年英俠的一個情節模式——令狐衝與任盈盈、楊過與小龍女、郭靖與黃蓉、張無忌與趙敏，這些都是金庸系列作品中的重頭戲，也是他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情節與人物。

此類人物出現在作品中，豐富了文化的內涵，增加了思想的張力，也使作品產生了特殊的審美效果。

作為英雄傳奇的一個分支，傳統武俠文學的一個特點是黑白分明，正邪不兩立。《水滸傳》可作為一個代表。受新文學的影響，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派武俠中，開始出現亦正亦邪的人物，豐富了武俠世界。而金庸「浪子」系列的出現，更進一步顛覆了傳統武俠世界的價值體系。在令狐衝們的灑落人生面前，「嚴肅」的武俠英雄們的功業，雖然仍舊被肯定，卻顯得已落二義。文本中的武俠世界也不再是黑白兩種顏色，而是增加了很多間色，斑駁陸離越顯幽深。作品表現這種性格的時候，情節、背景、環境等自然都會因之變化，從而形成一種飄逸之美。如《笑傲江湖》中，綠竹巷一節寫小巷、綠竹、琴韻、簫聲，特別是對樂境的描寫，渲染出了與洛陽城喧囂而汙濁的江湖世界迥然有異的清涼寧靜的另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只屬於令狐衝與任盈盈。這樣就把人與環境在精神層面、審美層面融合起來，為作品注入了雅趣與詩意。

另外，金庸描寫玄妙的武功，也常常從老莊中汲取靈感，如陳家洛在最關鍵的時刻，從《莊子·養生主》中悟到了武學的最高境界；《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學習太極劍術，路數全出於《莊子》的《大宗師》；《俠客行》中，石破天領悟絕世武功，原理來自於《莊子·天道》篇中的「輪扁斫輪」寓言等。

金庸作品中的佛學文化

金庸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與了解是相當廣泛的。儒道之外，他對佛教、佛學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特別是在中年之後，他集中學習、參悟佛禪。他曾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講：「佛法的作用應當主要是勉勵人們提高道德修養，克制過分的貪心和欲望，為社會及旁人的福利作出貢獻……考慮它的社會效果，我們似乎應當著重它慈悲、和平、息爭和愛的一面，以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合作。」

有關佛教的情節、人物貫穿在他整個創作過程中——主要作品全都有涉及佛教之處。例如，開山之作《書劍恩仇錄》，整個故事建立在陳家洛神秘的身世之上，而這個謎與一個犯戒的少林弟子有關。陳家洛要打探自己身世之謎，又有夜闖南少林的情節。到了《射鵰英雄傳》，就進了一步。書中作為故事展開的大背景，構設出武林五大高手。其中「南帝」出家為一燈大師。在他身上生發出一系列與佛教有關的故事，包括為郭靖、黃蓉宣講《大莊嚴論經》。這個線索到了下一部《神鵰俠侶》裡繼續展開，寫一燈捨生度化裘千仞，情節驚心動魄，把一個高僧大德的慈悲情懷刻畫得淋漓盡致。到了他所寫最後一部作品《鹿鼎記》中，則用很大篇幅著意寫了主人公韋小寶到少林寺裡做住持，然後再上五臺山住持清涼寺。其中夾雜寫青廟黃廟種種情事，雖有幾分滑稽，卻也詳盡恰切 。不過總體來看，在金庸的15部武俠小說作品裡，佛教的要素表現得最集中、最有深度的還是在《天龍八部》之中。

在《天龍八部》涉及佛教的諸多因素中，作者著力最多的是虛竹這個人物形象。虛竹是三個男主角之一，以他為核心的故事情節佔了全書的五分之一。有趣的是，虛竹和佛教之間具有超緊密的關係：他的父親是中原佛教的領袖，他本人是自幼出家的少林寺僧人，甚至他的身體上還燙有表示佛徒身份的香疤。而刻畫這一人物形象的角度同樣有趣，而且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持戒與破戒之間的掙扎。最後，他打破了形式上的戒律，破繭成蝶，人生躍入了新的境界。從這樣的筆墨可以看出，金庸在作品中涉及佛教絕非「輔教」意義，而是著眼於哲理，著眼於文學效果。

金庸武俠小說作品中的傳統文化元素，有些是他自覺吸取融匯進去的，有些則是自身的修養的自然流露。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由於他把中國俠士英雄們的人格理想從傳統的勇武、義氣加以豐富與提升，融入了孔孟、莊禪的元素，就同時豐富、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他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雅俗共賞，特別是在很多飽學之士中產生共鳴、獲得讚譽，重要原因之一便在於此。

原文刊登於2022年7月4日《人民政協報》第11版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