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都比較有氣節（我以我血薦軒轅）

2023-10-22 12:30:53 1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飽含著魯迅先生對民族家國的熱愛和「死而後已」的決心，從中我們也能看到，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之魂。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社會階級就按照「士農工商」的類別來劃分，讀書人因為能夠入仕做官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正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而到了宋代，依靠「黃袍加身」上位的趙匡胤採取了「重文輕武」的政策，使文人的地位上升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

趙匡胤

宋朝時期，程頤、程顥兄弟二人創立的宋明理學興起，到了南宋時朱熹集為大成，故又稱「程朱理學」。

理學重構和升華了儒家傳統道學，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後利」提升到了新的階段，即「重義輕利」。強調通過自我道德約束達到理想化的完美的人，也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出現了許多極具民族氣節的詩詞，如我們都熟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氣勢雄渾，鏗鏘有力，激奮人心。

而文天祥之所以成為民族英雄的代表性人物，則不止因為他寫出了「人生自古誰無死」這樣的鏗鏘詩句，更是由於他一屆書生卻披掛上陣，真真正正置之生死於度外，實現了「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二十一歲考中狀元。在宦海沉浮多年，未受重用。三十七歲辭官，散盡家財，招兵買馬，自請抗元。被俘，忽必烈以高官厚祿相誘，不降，從容就義，諡號「忠烈」，終年四十七歲。

文天祥

「寧死不屈」似乎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最高氣節。

燕王朱棣篡位後，詔明代大儒方孝儒擬即位詔書，方孝儒揮筆寫下「燕賊篡位」，高喊「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凌遲，誅十族。一路為朱棣篡位出謀劃策的姚廣孝說：「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王艮，明朝時期人，科舉考試中考得第一名，可在殿試時，因面貌不端，「狀元」之名被建文帝賜給了胡廣，王艮成了第二名。靖難之役，朱棣即將攻入南京城，胡廣、王艮、謝縉三人相商，胡廣高聲陳詞，決意以身殉國，誓死不降，王艮垂淚不語。朱棣進城，胡廣「召至，叩頭謝。」而王艮早已於家中飲鴆自殺。

跨過了歷史洪流，我們對著史書點評，在感慨和奮勉之餘，或許還會生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文人著實愚鈍。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能活為什麼不活，死了除了證明清白之外還有什麼意義。

可是，我們又確實需要這樣的人，歷史需要這樣的人。如譚嗣同所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文人的氣節是「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屈」，總說「文弱書生」「書呆子」，可是他們的根骨中有寧死不屈的氣節，這就是中華民族歷經千年延綿不絕之所在。

範偉在《南京！南京！》中飾演的唐先生在臨死前對日本兵說：「我老婆又懷孕了。」只要中華民族的氣節還在，中國人就是殺不完的，子又生子，孫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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