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奪冠之路紀錄片（銀幕上的女排記憶）

2023-10-13 02:43:15 2

《奪冠》：銀幕上的女排記憶

本刊記者/隗延章

發於2020.1.13總第932期《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女排」——在中文語境中，這四個字有著特殊的意涵，它不只指代一個體育項目或者一支運動隊伍，它已經被提煉成一種精神，賦予了另外的意義，渲染出特定的色彩。它代表著拼搏、奮進、奇蹟，以及中國人才能確切理解的「集體主義」與「萬眾一心」。「中國女排」從1980年代開啟輝煌，日後歷經波峰浪谷，如今又一次被世人仰望，這一切已經濃縮為一套獨特的激勵與鼓舞的語境，用來映射中國更廣闊的時代經驗。歷經幾代人關注與傳頌，「中國女排」已經不再單獨指涉體育，而變成了一種象徵。

這一次，香港導演陳可辛決定重現「中國女排」歷經的一切。他是那種善於用小人物切入大時代的導演，他想做的當然不只是探討體育和競技，更多的，他是想弄清為什麼這樣一項運動和這樣一支隊伍在中國會激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陳可辛坐在曼谷一家體育場的觀眾席上，看著中國女排隊員陸續入場，每人都是大長腿，穿著運動服，光彩照人。其中有一個18歲的女孩，這一年剛加入國家隊，便被選在這場比賽中擔任主攻手，她頻頻強攻，讓中國隊迅速拿下韓國隊。陳可辛記住了那個女孩的名字，叫郎平。

這是1978年亞運會上的一幕。彼時，陳可辛只有16歲，對電影已經很有興趣，曾在父親的電影中客串過小角色，但那時的他不知道，自己會在13年後成為導演，27年後成為最早一批從香港來內地的電影人，更不會預計到自己會在41年後拍下一部以場上那個18歲女孩和那支運動隊為主角的電影《奪冠》。

今年，陳可辛57歲了，留著標誌性花白長發，額頭的皺紋清晰可見。晚上九點，他剛開完一場會議，看得出有些疲倦。公司的幾名後期人員還沒下班，坐在椅子上剪片子。電腦屏幕上，有時閃過教練郎平在答記者問的畫面，有時，畫面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青年郎平，跳起來，一記兇猛的扣球，得分，場上歡呼聲此起彼伏。

距離陳可辛上一部導演作品《親愛的》，已經過去了五年。這五年，他除了在幾部電影中擔任監製外，忙活的兩部自己導演的電影，都是體育片，一部是即將上映的《奪冠》，另一部是《李娜》。

人們都好奇，陳可辛怎麼突然對體育電影這麼感興趣？「我拍《李娜》，是對這個人物感興趣，她在中國是那麼特別的一個人。我拍《奪冠》，也是從袁偉民、郎平、陳忠和這幾個人切入，也是想弄明白，為什麼排球這項運動，在中國會引起老百姓那麼大的關注。」陳可辛說。

漂泊者拍攝漂泊者

2016年，陳可辛正準備《李娜》的劇本，為了這部電影，他開始留意身邊的體育比賽。那一年，中國女排在裡約奧運會奪冠，鋪天蓋地的歡慶和舉國歡騰令陳可辛好奇。他問編劇張冀，「要是拍中國女排的電影，我們可以講什麼？」

香港人陳可辛，自從拍《中國合伙人》起，合作的編劇一直是內地人張冀，某種程度上說，張冀是陳可辛了解內地的一個窗口。張冀對他說，「女排跨越的35年，很多時代、社會的變遷，可以在這個戲裡面去展現。」

陳可辛覺得，這樣的題材，可能已經有同行在籌備，他開始向電影局打聽，發現竟然沒人打算拍。

於是，他和編劇張冀開始查資料，做訪問，打磨劇本。大量往事、細節浮現出來，以至於劇本籌備結束時，陳可辛覺得，那些素材夠拍五部電影。

最終，故事的主人公確定為袁偉民、郎平和陳忠和，時間從袁偉民主訓80年代女排開始，核心故事線是郎平和陳忠和跨越35年的友情。起初，兩人在排球隊，一個是替補，一個是陪練。之後，女排獲得五連冠，名聲大噪。後來，陳忠和成為中國隊主教練，帶領中國女排拿到世錦賽和奧運會冠軍，北京奧運，郎平已經是美國隊教練，陳忠和是中國隊教練，兩人上演世紀對決。新世紀又一個10年，郎平回國，成為中國隊教練，在陳忠和的協助下帶領中國隊又一次獲得奧運冠軍。

陳可辛決定邀請鞏俐飾演教練郎平，黃渤飾演教練陳忠和，「郎平是一個家喻戶曉，辨識度很強的人，你找誰演郎平可能觀眾都會覺得不像。合適的人，不是樣子像，而是氣場像。鞏俐在電影圈的地位跟郎平在體育界的地位是匹配的，年紀也不差很多。鞏俐身上那種霸氣、倔強、強悍，是（跟郎平）很神似的。」

鞏俐黃渤首次合作。

陳可辛在為《奪冠》選演員時，很看重演員在現實中的地位與角色地位的匹配性，「演這些算是很重量級的人物，（演員）一定要在觀眾心目中有一個相應的地位」，陳可辛說，他為袁偉民的角色尋找演員時，曾考慮過幾個「德高望重」的演員，但很多年紀都太大了，與故事中袁偉民40多歲的年紀不匹配。最終定下了吳剛，「無論是他的氣場、身份、地位，都是剛剛好的一個。雖然他也比袁偉民當年大，但80年代四十幾歲的人，跟現在五十幾歲的人看上去差不多，你找五十幾歲的演員，去演當年四十幾歲的人，感覺是對的。」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至於陳忠和的角色和演員選擇，在陳可辛看來，「他和郎平一樣，都是英雄，而且他更加接地氣。真的需要黃渤這樣的實力派才能實現。」陳可辛說。

扮演真實存在的人物，主演註定要做更多準備。開拍前，鞏俐曾在北侖排球訓練基地待了半個月，每天拿個本子，一邊看一邊記。吳剛在劇組開拍三周後進組，此前一直在觀察女排訓練，做準備。黃渤看了很多文字、影像資料，特意收集了陳忠和的小習慣，「他是福建人，愛喝茶，喜歡收藏小古董」，表演時他將這些細節裝進了角色中。

陳可辛說自己很著迷於中國內地的80年代，這是他拍《奪冠》的另一原因。「內地突然間的那種百廢待興，大家看前面都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我十幾年在內地，聽到很多我這歲數的朋友都在講的，重現這樣的感覺，也是這個戲讓我很有滿足感的地方。」陳可辛說。

1980年左右，陳可辛身處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環境。彼時，他是泰國曼谷一所國際學校的高中生，即將畢業。他是個念舊的孩子。當初父母告訴他要舉家遷居泰國，他留戀香港，不同意，拗不過才跟隨父母過來。來到泰國幾年，依然不會寫泰語，也不會讀，在同學間格格不入，每周最大的盼望就是去唐人街買香港報紙，一到暑假就回到香港。

遷居是父親的決定。他的父親陳銅民，是一名香港電影人，曾在鳳凰、邵氏等電影公司做編劇，也曾自籌資金拍攝電影，但總遇到資金周轉不靈。陳可辛12歲那年，父親放棄電影，將家從香港搬到泰國。

念舊的陳可辛，成年之後卻沒有回到香港，而是主動選擇一條漂泊之旅：18歲，他來到美國讀書，追尋「美國夢」。起初，他在美國讀酒店管理專業，第二年想換成電影系，沒被錄取，讀了歷史系。但他讀得很開心，「歷史都在講故事，有很多故事聽」。

陳可辛來到美國的第二年，中國女排在世界盃首次奪冠。獲勝那天，天安門廣場聚滿了人，在廣場徹夜高呼「中國萬歲，女排萬歲！」次日，幾乎所有報紙頭版，都是女排奪冠的消息。《人民日報》評論稱，「用中國女排的這種精神去搞現代化建設，何愁現代化不能實現？」

這場勝利，填補了民眾「文革」後長久的信心缺失，迅速被拔高到激勵整個民族精神的高度。之後幾年，隨著中國女排奪得「五連冠」，郎平等女排隊員成為80年代最紅的明星。

那時的陳可辛，還在美國讀書，假期會跑回香港或泰國。21歲那年，吳宇森在泰國拍電影《英雄無淚》，陳可辛正好放暑假，在劇組擔任泰語翻譯，從此進入電影行業，歷任助理製片、副導演、監製，8年後，他拍攝了處女作《雙城故事》。

陳可辛的早年作品中，充滿他個人經歷的映射。每部作品都在講述一個逝去的時代，也都有至少一個漂泊的主人公。處女作《雙城故事》裡，這個人是漂在美國的志偉。他最為內地觀眾所知的早年作品《甜蜜蜜》中，張曼玉和黎明飾演的情侶，雙雙漂在香港。

陳可辛在講述這些漂泊、無根者的故事，卻總是帶有一種脈脈溫情。他將這一點歸結為自己健康的家庭關係，「也許家庭關係不好的人，看事情會負面和苦澀」。陳可辛說，他和父母的關係很好，將父親視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他將童年明亮的情感底色，延續到電影中。

陳可辛的電影在內地觀眾心中留下最深刻痕跡的，往往是那些能勾起集體記憶的作品。在他北上前，這樣作品的代表是在其中採用了鄧麗君音樂，講述港漂的《甜蜜蜜》。陳可辛北上之後，典型之作是講述改革開放後奮鬥者的《中國合伙人》。

陳可辛開始在香港做導演的90年代，中國女排正處於低谷。五連冠之後，中國女排兵敗漢城奧運，之後四年未獲得世界冠軍。而郎平則先後於80年代後期去美國留學又赴義大利摩納哥俱樂部女排打球。1990年，郎平一度回到中國國家隊參加第11屆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中國隊在決賽中敗於蘇聯，獲得亞軍。此後郎平再次退役，回到新墨西哥大學執教女排。在這段漂泊的日子裡，郎平不會知道，多年後，會有一個喜歡拍漂泊者的導演，將她的故事變成電影。

80年代老女排訓練「流血不流淚」，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個個是英雄。

用個體人物拍攝時代變遷

將中國女排的故事變成電影並不容易。長久以來，中國體育電影都乏善可陳，共同的短板是這些電影中缺乏精彩的競技場面，無法吸引觀眾。一方面，演員沒有運動員的體魄，無法演出那些動作，另外，運動場面激烈，調動鏡頭的難度極高。所以，多數導演的做法是盡力繞過競技場景，將鏡頭更多對準體育之外的故事。

陳可辛決定解決這些問題。雖然《奪冠》的故事主人公袁偉民、郎平和陳忠和已經確定由吳剛、鞏俐、黃渤飾演。但他還需要解決一個難題：找誰飾演80年代的女排運動員？

陳可辛的方式是「做實驗」。他在一兩周的時間內，分別嘗試讓演員扮演運動員，又讓運動員自己出演角色。最終發現，運動員演戲效果很好，「（演員）怎麼練，不是說幾個月就能練出來，包括她的胳膊、手腳都不夠粗，怎麼樣都不像運動員。」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方向確定之後，劇組三個選角團隊，在全國範圍內的排球隊、體育院校見了2000多名運動員，從中挑出數百名試戲。陳可辛從這數百人中幾次篩選，最終確定十餘人，扮演中國80年代的女排運動員。同時，經過協調，他得以起用現任女排國家隊集體出演電影。

飾演當年女排隊長孫晉芳的是中國女排的前國手陳展。2017年，陳展退役後，在江蘇一所大學任教。去年3月，她在省隊微信群見到《奪冠》海選演員的通知，經過了一次面試、一次為期6天的表演培訓，最終被選為孫晉芳的扮演者。

拍攝前，陳展找來孫晉芳的傳記看，覺得自己的個性和孫晉芳很像，都很直率。此外，她和孫晉芳一樣，有過不被教練看好的經歷。「她（孫晉芳）的身體條件也不突出，我剛進隊的時候，也有教練說我個子小，不適合打排球。」陳展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不同的是場上位置，陳展在隊中擔任自由人，孫晉芳是二傳。這二者間的技術差異很大。為此，陳展專門訓練了一些「二傳」的常用動作，以及一些80年代才有的，現在已經被淘汰的排球技術，比如「左手勾飄球」。

飾演青年郎平的演員是郎平的女兒白浪。當時，白浪在美國一家投資銀行工作。大學時，她曾是史丹福大學女排的主攻手。劇組找到白浪時，郎平並不認為女兒願意在電影裡出演自己的角色，但後來，白浪覺得自己或許可以試試。拍攝前，白浪為達到郎平年輕時偏瘦的體型，四周內減肥15公斤。

白浪飾球員郎平，全力訓練，神還原母親「鐵榔頭」拼搏風採。

開拍前一周，陳可辛還在匹配演員和原型。牆上貼著原型和演員的大頭照，他將照片來回挪動、匹配，找最「神似」的演員。「比如現在演周曉蘭的演員，本來演張蓉芳，後來她減肥減了有十幾二十斤，發現她氣質更像周曉蘭，最終她演了周曉蘭。」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陳可辛已經當導演29年了，這是他第一次使用素人主演。他請來一位表演指導，教素人演員演戲。一些表演指導調教演員的方式，他看了亦覺得神奇，「譬如要哭的戲，原來都可以用體能去調動。你哭不出來，前面就先用體能，大家去用力去對抗，像摔跤一樣，出了一身汗，然後你才能哭出來。」

作為已經北上15年的香港導演，陳可辛現在已經可以熟練移植曾經用個體人物講述香港變遷的方式，來講述內地的變遷。21世紀初，陳可辛剛來內地拍片那會兒，不是這樣的。

90年代後期，香港電影市場迅速下滑，而伴隨著院線市場化改革，內地電影市場在迅猛增長。2002年，張藝謀執導的《英雄》收穫2.5億票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來內地可以是這麼大一個市場。」陳可辛回憶。

2003年，一紙《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籤署催生了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陳可辛、周星馳、王晶、杜琪峯等香港導演紛紛北上。只不過，彼時內地最賣座的電影，是陳可辛並不擅長的武俠片和賀歲喜劇片。

初到內地，陳可辛沒有選擇去拍武俠和喜劇，而是在熟悉的愛情片中，加入歌舞元素，試圖以此打開市場。他曾在提到《如果愛》時說，「說到愛情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買碟回家看，於是，我想通過華麗的歌舞場面把觀眾請到戲院中」。這種策略沒能成功，《如果愛》上映時，遭遇陳凱歌的《無極》，最終票房只有3000萬元。

首次試水失敗後，陳可辛拍攝了他此前從未拍攝過的動作片《投名狀》和武俠片《武俠》，結果依然不如人意，「雖然我還是能把握自己想講的東西，用古裝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氣，但這是很吃力的。」陳可辛說。

韓三平曾與陳可辛合作拍攝《投名狀》，他印象中，陳可辛是香港導演中普通話最標準的一個。陳可辛對他說：「我要拍內地電影，我得把普通話學好。」

韓三平記得，陳可辛除了愛談電影，還很愛談內地電影市場、觀眾需求。有次陳可辛對他說「把香港電影拿到內地，讓內地觀眾喜歡香港電影，這理念不對。要把香港的電影工業、商業發行技術，與中國內地的文化感覺相結合」。

初來內地三次試錯，耗費陳可辛六年時間。這六年間，中國內地在悄悄變化。他剛來內地時，時尚雜誌看到的，都是「很財大氣粗很假的」，到了他拍《中國合伙人》那會兒，他在時尚雜誌、廣告中發現，大家開始喜歡老東西，古董車、古董手錶、復古的服裝成為時尚新寵。

觀眾的電影口味也在變化。人們不再只喜歡在笑料、虛幻的武俠世界中獲得刺激和安慰，而是有了回望自己真實處境的興趣。武俠、賀歲喜劇大片不再主宰市場，現實題材的中小成本影片開始出現。

適合陳可辛的時代來臨了。他回到了在香港擅長的創作方式，用個體故事作為切口，去講述中國近些年時代、社會的變遷。「不是我沒經歷過，我就拍不好。我在哪裡拍電影，都需要抓感覺，無論是今天拍《奪冠》，還是哪天拍阿波羅登月，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課。且電影是一個群體的東西，導演其實是給一個判斷跟方向，你的團隊會給你提供很多的選擇。」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電影《奪冠》展現青年陳忠和陪練經歷。

體育電影的空白與重建

2019年4月，劇組在福建漳州體育訓練基地舉行啟動儀式。這個訓練基地，曾經是80年代女排訓練的地方。開機那天，老女排的郎平、陳忠和，女排國家隊運動員朱婷、張常寧等悉數到場。陳可辛在一條微博中說，「那時我坐在場邊16歲。現在我快60歲了，準備開拍中國女排的故事，人生有時候就是這麼奇妙」。

啟動儀式之後，陳可辛覺得時間驟然緊張起來，演員很多，檔期和拍攝時間協調起來很複雜，原計劃在漳州和北京兩地拍攝，來不及了。於是，團隊美術在北京順義的一家農藥廠，按照1:1比例，重建漳州訓練基地，既包括當年訓練的場館，也包括宿舍、辦公室、洗澡間、衛生間等。

陳可辛要求，重建儘可能還原當年的樣貌。而當時，恰逢漳州訓練館拆遷，要拆掉原址改做博物館。於是，創作團隊用卡車，將拆遷後廢棄的竹地板從漳州拉到順義，用在重建的場館中。這些地板，就是當年郎平訓練時的地板。陳可辛前期採訪80年代女排隊員時得知，這些竹地板邊緣有毛刺，女排有時訓練完，整個腳都是刺，血肉模糊。

郎平的女兒白浪小時候，曾和母親去過漳州訓練基地。今年，她走進重建的基地那一刻，有一種穿越的感覺。拍1981年「中日大戰」那場戲時，她有時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1981年，自己就是郎平，在參加那場比賽。

由於地板上有毛刺，工作人員建議白浪在地面上墊個墊子。她拒絕了，「想體驗一下媽媽當年訓練的感覺」，那次拍完，她像母親當年一樣，身上是青的，後背劃出口子。

經過這次拍戲，白浪更理解了母親，「我媽就像一個大冰山，你在上面只看到一點點，但是在水底下（的部分）非常大。拍完這個電影，我更理解我媽媽的動力是從哪裡來。」白浪說。

像陳可辛這樣下功夫還原歷史場景的體育電影，在中國是罕見的。一直以來，尤其是近年，鮮有導演願意拍攝體育電影。人們提到體育電影，除了謝晉的《女籃五號》和張暖忻的《沙鷗》這樣的早期作品，再也想不到其他。

實際上，中國的體育電影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民國時期，就誕生了第一部體育電影《體育皇后》，主題是民族主義情緒濃厚的「體育救國」。這與彼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影片拍攝前，剛發生「九一八事變」。

1949年到1966年期間，體育電影和彼時眾多文學藝術作品一樣，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教化意味。故事模式主要有兩類，一類代表如謝晉《女籃五號》，使用對比的手法，表達舊社會的糟糕和新中國的美好。影片中，主人公在解放前因不接受老闆「打假球」的要求，被黑社會暴打。解放後，主人公成為上海女子籃球隊的指導，講原則也能施展抱負。另一類代表如《冰上姐妹》《兩個小足球隊》等作品，故事模式是集體對個人的改造。比如在《兩個小足球隊》中，主人公王力個人主義突出。一次比賽中，他因不團結同學，頻頻失誤，被集體拋棄。最終，他在班主任和家人的勸導下，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回歸集體。

陳可辛在籌備《奪冠》的時候，也發現並沒有太多的中國體育電影可供自己參考。「看了一下《沙鷗》，是看那個80年代的狀態。除此之外真的沒看過中國體育電影。」陳可辛說。

1979年，出現了「文革」結束之後第一部體育電影《乳燕飛》，故事以體操運動員王維儉為原型，講述一位運動員克服重重挑戰為國爭光的故事。從此，體育電影最常見的主題，又回到了它在中國誕生之初的「強國敘事」，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國女排項目等體育項目屢屢取得成績之後，圍繞體育的電影、新聞、文學的精神內核，在80年代皆大致如此。

《乳燕飛》。

此外，在「文革」剛結束的幾年，亦有體育電影在「強國敘事」的同時，延續了彼時的傷痕、反思主題。其中代表是《排球之花》和《劍魂》，講述了老一輩體育人，在「文革」時期遭遇壓制、傷害，撥亂反正之後，老一輩體育人又積極復出的故事。

90年代之後，體育電影的主流依然與「強國敘事」緊密相關，但支流越來越多元化，一些諸如《黑眼睛》《我的九月》等作品充滿人文關懷。影片《我的九月》，講述了一個內向、自卑的小學生安建軍，在體育老師的包容和鼓勵中找到了歸屬感和自信心。

隨著中國申奧成功，體育電影一度成為熱門題材。僅2007到2008年之間，便誕生了16部體育電影，比如《買買提的2008》《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彼時，體育電影已經脫離家國大任，更多與青春、夢想相聯繫，以迎合年輕觀眾。但或許由於太強的應景色彩，這些電影普遍質量不高，也未獲得期望的廣泛關注。

「其實世界上只有美國體育電影有市場，其他國家，印度、韓國體育電影都不行，《摔跤吧爸爸》在印度也是一個例外。」中國電影研究者、知名影評人賽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背後與公眾對體育的參與度有關。在美國，體育是一項重要的公共生活，根據美國體育用品製造商協會2009年的一組數據，擁有逾3億人口的美國去年有50天以上鍛鍊經歷的人達2.6億人，每百個美國人當中就有86個人參加體育活動。反觀中國，雖然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上屢屢拿到金牌，但很多年裡，體育離普通人的生活仍有距離。

這種情況正在改變。這幾年，體育正開始成為人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與之相對應，國內也開始出現了一些體育商業片電影的嘗試。其中，最為成功的代表是韓寒講述賽車手的電影《飛馳人生》，由於韓寒賽車手的身份，影片中賽車的競技場面極其專業，最終也獲得了17.16億元的票房，在中國內地體育電影中，它是唯一票房過10億元的體育電影。

個人情感大於一切

陳可辛明白，《奪冠》如果要吸引人，除了此前考量的選角、真實等因素之外，還原真正的競技場面也是重中之重，但這很難。他解決競技場面難題的方式，是讓真實回歸真實，比如，在拍攝中國女排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鏡頭時，他就讓中國女排國家隊的現役運動員直接出演。

拍攝前，女排國家隊一直在打世界盃，拍攝後則要備戰奧運，中間只有十多天時間的假期，全給了《奪冠》劇組。拍攝的那場比賽，是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中巴對決」。由於其中涉及與巴西隊打比賽的競技場面，陳可辛專門找來巴西俱樂部的女排運動員，其中有三人曾參加過裡約奧運會。

裡約奧運冠軍球員真人出演王者再次集結。

這次拍攝「中巴對決」，由於一共只有十多天，還要留下時間拍攝文戲，他需要在3天時間內再現這場比賽。

這3天，現場架了12部攝像機，其中6部是電視臺本來用來拍攝賽事轉播的攝像機。相比電影團隊，他們拍攝競技場面更有經驗。國家隊的女排運動員用兩班倒的方式每天拍攝17個小時。她們和巴西運動員現場打比賽，劇組抓拍鏡頭。陳可辛說，這比運動員平時訓練、比賽還要辛苦，「打比賽就打兩個小時，是不會打十幾個小時的。」

這種「本人出演本人」的方式是陳可辛第一次嘗試。有時，他有種在拍紀錄片的錯覺，尤其拍文戲。其中一場戲，是「中巴對決」前女排隊員的睡前談話。劇組根據之前收集的資料，寫了一版臺詞給隊員，結果隊員拿到劇本說，「我們平時不會這麼講話」，拍攝時，隊員把臺詞改掉，換成了她們平時說話的方式。

剪輯時，陳可辛發現如果把自己喜歡的素材都用上，影片時長會達到3.5到4個小時。為了配合院線上映，他要剪到兩小時左右。有一些與主線無關的細節，即使自己喜歡，也只能忍痛捨棄，比如80年代，一次女排出國打球前，隊裡怕運動員不適應外國飲食，提前給她們吃牛排，有隊員吃吐了，「我不知道誰會不喜歡牛排，原來在中國沒有肉吃的年代，突然給你一大塊牛排，帶著血絲，人真的會吃不下。」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奪冠》海選演員和使用國家隊隊員拍攝上能看得出來，這部電影得到了包括體育總局在內的官方機構的支持。有媒體評論說，陳可辛從《中國合伙人》起，他的作品似乎總能精準地取得最大公約數：官方認可，也與彼時的民間情緒共振。

《中國合伙人》上映時，恰逢「中國夢」的概念提出。與此同時，移動網際網路創業浪潮正在醞釀，北京的咖啡館裡到處都在討論創業、融資。

他的上一部作品，關於打拐題材的《親愛的》上映於2014年。向前倒推幾年，新浪微博出現的「微博打拐」成為官方支持民間熱議的網絡公共事件。其中，打拐辦主任陳士渠也是擁有數百萬粉絲的微博大V。

對於能非常準確的獲得官方和民間的雙重認可，並且在藝術和商業上都得到正向反饋，陳可辛自己卻不認為這是有意為之的結果。「對於你說的這些，我只認可《奪冠》是這樣的。」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個人看重的，是能否在電影中融入自己的表達。拍《中國合伙人》的時候，「中國夢」還沒有被提出，創業潮也尚未開始，在那之前，他只是一直想拍一部中國版的《公民凱恩》，找了很多題材，發現野蠻生長中的一代企業家，有眾多「貪腐」「政商交易」的故事，有意思，卻無法擺到檯面上。網際網路創業精英的故事中，又充斥著併購等觀眾看不懂的內容，直到韓三平給他提供了一個英語學習創業的故事，他終於覺得可以拍攝。

此外，《中國合伙人》也是他投射最多個人情感的一部作品。片中的孟曉駿宛如80年代的陳可辛。彼時，陳可辛去美國留學前，堅信自己「一定會拿到美國身份」。籤證前一晚，陳可辛緊張得輾轉難眠，「那五分鐘見籤證官就像見判官一樣，他們在審判我的下半輩子」。

而《親愛的》最初源於他在中央電視臺看到的一部打拐紀錄片，很受感動。後來，編劇張冀寫劇本時，寫出了被拐孩子回到原生家庭之後，內心所經歷的「二次拐賣」。這種情感的複雜，事物的兩面性，令陳可辛覺得有表達欲望。

對於即將上映的《奪冠》，他坦率地承認這是官方歡迎，而民間也能從中找到情緒共鳴的那種電影。但他更願意聊的，還是他對80年代的著迷，以及16歲時自己在曼谷體育場邊見到中國女排上場的那一幕。他仍然願意，也有能力把一切宏大敘事幻化成個體情感的經驗體悟。

2018年夏天，女排世錦賽在香港站的比賽，陳可辛又一次出現在賽場的觀眾席裡，不時鼓掌、叫好，身邊坐著他妻子吳君如和父親陳銅民。這天，郎平也在現場，只不過不再是那個扣球兇狠的隊員，而是一名教練。此刻，距離陳可辛第一次在曼谷見證中國女排出場，已經過去了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