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農業起源（遊修齡人種遷徙）

2023-10-04 15:16:19 3

　　迄今為止，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農業遺址，以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遺址為最早，距今8000～7000年，接著的仰韶文化遺址分布範圍最大，距今6000年。此後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等都在距今6000～4000之間。這些遺址出土的代表性穀物是黍和粟，也有少數的稻穀，但時間偏晚。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以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為最早，距今8000年，其次是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及肖山湘湖跨湖橋遺址，距今約8000～7000年。據最新報導，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的穀殼，年代測定距今11400～8600年間。[1]長江流域以南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累積已達130餘處，代表性的穀物遺存是稻穀。此外，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稻穀遺存，其年代距今9000～8000年，但在江西的仙人洞遺址和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還出土有距今12000年以上的稻穀，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也有類似早的稻穀出土。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為什麼已知的早期原始農業遺址的年代總是南方早於北方？是否更早的時候，即原始農業之前的採集狩獵時期，北方人是從南方遷去的？如果說是，則南方又從何而來？人種遷徙和語言起源演變的最近研究結果，有助於我們從世界農業起源的視角進行重新的思考。

　　一、中國人種來源的新見解

　　據《自然》（NATURE）雜誌的報導，[2]（P636-638）褚嘉佑等13人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源流關係及與世界各民族的進化關係，用15～30個微衛星標記，測試中國18個省市28個樣本（4個為漢族，24個為少數民族群落）的遺傳變異檢驗（註：微衛星為染色體組中重複的短的DNA片段，大量存在，遵循孟德爾遺傳，容易變化，易於控制，用於對生物進化的分析。）；並以同樣一套微衛星標記，測試4個東亞、2個印第安人、1個澳大利亞人、1個紐幾內亞人、4個高加索人、3個北美洲群體樣本作對照，又按結果繪製了種系發育樹模式。這個系統發育樹的樹根把非洲與不是非洲的種群分開來，所有東亞種群相互聚合在一個類群，與它們最近的遺傳種群是印第安人，然後是澳大利亞和紐幾內亞人。

　　東亞種群中，南方種群（S）有三個類群：S[，1]，S[，2]，S[，3]；北方種群（N）兩個類群：N[，1]，N[，2]。根據這個模式，S[，1]與S[，2]的遺傳關係最密切，S[，1]，S[，2]與S[，3]的遺傳關係次之；S[，1]，S[，2]，S[，3]與N[，1]，N[，2]的關係又次之；與S[，1]，S[，2]，S[，3]及N[，1]，N[，2]都有關係的是印第安人（30000～15000年前，表明印第安人是由東亞種群遷徙過去的），至於澳大利亞和紐幾內亞人則是早於東亞種群即遷往澳大利亞和新幾點內亞的，故與東亞種群的關係較遠（圖1）。

圖1 4個漢族和18個少數民族群落的抽樣微衛星標記所建的種系發育樹（局部）南方組（S）3支，北方組（N）2支。據褚嘉佑等，1998

　　褚嘉佑及其合作者們的結論是：起源於非洲的現代人類，組成了現代東亞人的基因庫的絕大多數。根據這個研究結果，現代人的祖先約在距今50000～40000年前開始走出東非大峽谷，向東和向西遷徙。其往東的遷徙路線可能是先到中東，再經現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到中國南方，到達南方的這些遷徙人群，一部分停留下來，另一部分繼續向北方遷徙。由於他們彼此隔離了很長的時間，所以南北人群在遺傳上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北方人群比較單一，南方人群比較複雜，便是人種自南向北遷徙而不是自北向南遷徙的證據。

　　最近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墓葬中完整的顱骨測量，並進行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賈湖遺址的顱骨特徵與長江以南的新石器時代的顱骨特徵，共17組，具有明顯差異，分屬北部和南部兩大地區類型。[3]（P875-882）北部類型包括11組，南部類型有5組，另一個外貝加爾組為孤立的組（圖2）。

圖2 賈湖人顱骨的聚類分析樹狀圖

說明：圖2中的數字代號如下：1，賈湖組；2，廟底溝組；3，下王崗組；4，大汶口組；5，西夏侯組；6，野店組；7，甑皮巖組；8，河姆渡組；9，曇石山組；10，河宕組；11，大龍潭組；12，半坡組；13，華縣組；14，寶雞組；15，廟子溝組；16，永登組；17，外貝加爾湖組。

　　賈湖人的種族特徵明顯屬於亞洲北部的蒙古人種類型（包括北亞和東北亞類型）特徵，與同時代同地區（今河南境內）的居民最為相似，與黃河下遊的居民（今山東）有密切關係，同屬一個類型。

　　聯繫中國古史的傳說來看，古史傳說認為華夏大地主要生存著華夏、東夷、苗蠻三個集團。華夏集團發祥於黃土高原，沿著黃河東進，散布於黃土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區；華夏內部又分為黃帝和炎帝兩支，按《史記·五帝本紀》的說法，黃帝是五帝之首，夏（禹）、商（契）、周（棄）的始祖都與黃帝有關，因而被認為中華先民的共同始祖。東夷集團活動於今山東、河南東南、安徽中部一帶，傳說中的太、少、蚩尤、伯益、后羿等都屬於這個集團。苗蠻族主要活動於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傳說中的伏羲、女媧、三苗、祝融氏等屬於這個集團。

　　如果說，賈湖遺骨聚類分析中的南北兩大類群，與DNA片段微衛星標誌所劃分的北方種群及南方種群有一脈相承的啟發，那末，古史傳說中的華夏、東夷、苗蠻三個集團內部和集團之間的戰爭融合，則意味著賈湖遺骨的聚類分析中的賈湖組與河姆渡組等已經被南北類群互相接觸融合所取代，接著進入有史記載的時期。南北的交流是越到後來越明顯，表現在新石器時期所見的考古遺存上，而稻穀正是在這個階段陸續傳入北方。

　　人種學的比較研究指出，黃河上遊和中遊新石器文化居民的體質有明顯的差異，上遊甘青地區的居民與蒙古人種東亞類型中的華北人比較相近。中遊仰韶文化的居民，比較接近現代蒙古人種中的東亞和南亞類型，其中某些特徵可能更接近南亞類型，或可視為繼承了舊石器晚期智人的特徵。長江中下遊浙江河姆渡遺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種特徵，又與現代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特徵相似，以蒙古人種的特徵較弱。河姆渡、河宕、曇石山組與仰韶文化居民的骨骸雖然都與現代南亞類型接近，但在程度和形態組合上並不完全一致。廣西桂林甑皮巖的頭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亞類型，可能與浙、閩、粵沿海的新石器居民有更多的共性。[4]（P711-712）

　　二、語言起源與農業起源

　　1990年代以來，法國學者沙加爾（Laurent Sagart）提出漢語和澳臺語系有發生學關係，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讚賞，並引用考古學家張光直的意見，認為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黃河流域的尚未顯現出差別的漢藏—南島綜合體開始向中國西南部移民，結果分化出「漢藏群」和「南島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後者則通過一系列的海上遷移活動，更進一步地分化。另外兩位中國學者鄭張尚芳和潘悟雲則在堅持侗臺語和苗瑤語與漢藏語關係密切的基礎上，採納沙氏的意見，提出建立一個包括漢藏語、南亞語和南島語的上位大語系，稱作「華澳語系」。[5]這些觀點同DNA片段微衛星標誌的研究結果雖然不一致，但有可供啟發思考的地方。

　　近年來研究人體細胞的線粒體DNA（mtDNA）多態性分析的結果表明，儘管人種間在體型、膚色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而從不同人種所採集的樣本分析，顯示全人類的mtDNA的差異卻非常之小。由此推論現代人類的祖先應是約10多萬年前的一個很小的原始群體——晚期智人（Homo sapiens）。這個晚期智人小群體來自同一位女祖宗，它們的遺傳特徵基本相同。確切地說，是由這位女祖宗所生的女兒們傳給外孫女們這樣母女相傳的方式遺傳下來的。因為人體細胞的線粒體只來自母親一方（線粒體位於細胞質裡，男女交配授精過程中，精子細胞只有細胞核和卵細胞核融合，精子的細胞質包括線粒體被排除在卵細胞之外）。[5]（P13-19）美國遺傳學家Cann從全世界隨機抽樣了135名婦女，包括澳大利亞土著人、美洲土著人、歐洲人、中國人、以及非洲多個民族的代表等，逐對研究每個婦女與其他各個婦女的mtDNA字母差異的數目，最終確定了在15～25萬年前有一個總分叉點，處於該點的女子是所有現存人類的純粹母系的共同祖先，Cann稱之為線粒體「夏娃假說」（Eva hypothesis），我們的線粒體原本來自這位女祖宗。這位女祖宗的後代在10餘萬年前走出非洲，走向世界各地，以後分化為不同的人種。至於人類膚色和發色的等差異，是因人們長時期生活在不同緯度的地理環境條件所引起。[6]（P29-56）

　　以上DNA片段微衛星標誌的研究和線粒體DNA（mtDNA）的遺傳研究，都不約而同地判定人類晚期智人都起源於東非，只是在出走的時間推算方面有些差異，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再結合人類語言的起源和分化，更顯得同人類生活從採集轉向業起源有密切的關係。

　　最近克勞博士（Dr.Tim Crow）提出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人類在演化過程中，有一個名為PCDX基因的出現，改變了人腦的功能，使人類有可能產生語言（註：據1995-2002 Wordwizard Ltd.，Wordwizard Inc.）。

　　PCDX基因原先只存在於女性的性染色體（XX）中，是成雙的；在男性的性染色體（XY）中則是單數。但在男性X性染色體中的PCDX基因由於基因交換轉位而跑到Y染色體中去，X染色體與Y染色體通常是不會發生基因交換的，一旦發生了交換，就非常穩定，可以經歷幾百萬年而不變。PCDX基因的交換約發生於距今20～12萬年前，恰恰與在非洲的人類製作工具能力大發展及大腦產生抽象符號的能力重合，從而導致了現代人類的誕生。至於猿類，則其雄性Y染色體沒有PCDX基因，因而猿類不會發生這種交換。這也成了人和猿之間智力巨大差異的根本原因。

　　現代人類出現於15萬年以前，語言的產生約在60000～50000年前，那時石器工具大大發展，人口迅速增長，藝術品「大爆炸」，晚期智人開始從東非出走。[7]如果沒有語言作為交際和思維工具的參與，是難以相象和完成的。

　　人類發音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順序，大多數漢語音素是按聲母、介母、韻母的順序出現，即唇音，喉音領先。如嬰兒最先學會的聲音是ma（媽）和ba（爸），全世界幾乎都相似，發媽的音都帶m（mama，mami，ami，mater，me等）；發爸的都帶b或p音（baba，papa，abo，apa，pater等）。

　　漢藏、印歐和南島三大語系是人種自60000～50000年前從東非出走，約30000年前陸續定居於歐洲、亞洲和南洋島嶼（澳大利亞更早些），長期隔離下形成起來的，故彼此的差異很大，但從語源上追溯，並非毫不相關。筆者覺得聯繫農業詞彙的產生，也有類似於最早的媽和爸的情況。試以石磨棒、磨盤、石鐮及杵臼為例，分析如下。

　　原始農業距今只有10000餘年歷史，在此以前數以10萬年計的漫長時期裡，人們過的都是採集和狩獵的生活，且以採集為主（採集提供全部熱量的60～70％）。石磨棒、磨盤、石鐮和杵臼等工具，是早在採集時期即已會製作和使用的工具，不是遲至原始農業時期才發明。非洲阿爾及利亞高原在舊石器晚期約14000年前即發現有安裝骨柄的薄石刀及石磨，尼羅河流域一帶也有。石鐮刀被認為只是用以割取植物子實的，石磨棒和磨盤是用來研磨、粉碎採集來的這些植物子實的。它們一直持續到新石器農業時代，才轉而應用於穀物加工。石臼的前身是天然巖石上凹陷的洞，杵是狩獵用投槍類的棍棒；在東南亞的臼往往木製，呈長方形，婦女們站立兩側搗碎穀物，它的前身是獨木舟。

　　漢語「磨」（mo）和英語的mill（磨）及millet（黍粟）同屬唇音，決非偶然，實在有著遙遠的同源關係。磨的英語mill來自古代英語mylen，古代英語來自中古德語maleu，中古德語來自拉丁文molina，拉丁文來自希臘語mule。mill在古俄語作mlinu或blinu，都與英語德語共同追溯到希臘語這個源頭。杵（pestle）和臼（mortar），同樣是唇音。peatle來自古英語pestel，與古法語同，都來自拉丁語pistillum，拉丁語又來自希臘語ptissein，磨的意思。臼mortar古英語作mortere，來自古法語mortier，源於拉丁語mortarium。

　　歐亞大陸（Euro-Asian）自古種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語作milet，古法語作mil，拉丁語作milum，如再追蹤到mele，便和mill同源。即mill（石磨）上所磨為millet，這個millet是當時主要糧食，它可能已經人工栽培，但早先已有很長的採食歷史。故millet和mill必然是採集時期產生的詞，不能想像，人們早已食用黍和使用石磨，卻像啞巴那樣，沒有語言稱呼。

　　在東方亞洲，石磨盤和磨棒在黃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遺址中都有出土，最早的是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最精緻的石磨盤和磨棒是距今8000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同時出土的有炭化的粟（或黍）。如再往前推，黍雖是中國北方原產，也不能排除與西部交流的影響，如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語稱黍為mi，即「麻下從黍」之「

」，也即《詩經》中的「穈」，都是唇音。在俄語中稱磨坊為мелъца，稱麵粉及各種粉末為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作物方面除黍（粟）以外，「谷」（稻）的語言起源也同樣很早。「稻」詞在漢藏語系的壯侗語族、苗瑤語族、藏緬語族的語言及其方言中，有著明顯的同源關係，從它們中間可以得出14種「稻」詞的音值，分布在廣西中南、雲南西南、越南、寮國及泰國北部和緬甸東北部，其語音的最古形式擬作「Khau」，再從Khau分化為K（谷）系和h（禾）系（如雲南傣族的「毫安公」、「毫薄殼」的「亳」即「禾」的異寫）。[8]（P131-144）泰國和緬甸的稻詞都帶有Khao或Khua的詞頭，都是「谷」的對音。這個Khau音的上限可能超越考古發掘所見的炭化稻穀遺址的年代，要聯繫人種遷徙來作推測。

　　從東非出走的晚期智人向西去了歐洲，往東到達亞洲，彼此相隔十分遙遠，何以歐洲語言中所稱的com（穀物），和漢語的Khau（谷）都屬喉音？英倫三島所稱的com，可以兼指小麥、燕麥和大麥。南方的英格蘭因種植小麥為主，故口語com是指小麥，北方蘇格蘭和愛爾蘭以種植燕麥為主，故口語的com是指燕麥，這很似中國北方的谷指粟，南方的谷指稻。古代英語的com來自德語的konam，其印歐語的語根是greno-，即後來拉丁語的granum，英語的grain（穀物）；而com的釋義是：1，Any of several cereal producing as edible seed such as wheat，rye，barly，or oats（任何生產可食種子的穀物如小麥，黑麥，大麥或燕麥）；2，A seed or fruit of various other plants（各種植物的種子或果實）。[9]com這種大名復蓋小名的用法和中國的「谷」詞一樣，中國的「五穀」和「六穀」除黍、稷、稻、麥外，還可以包括麻（大麻）、菽（大豆）和菰（即菰米）因栽培地區而異，以種黍粟為主的谷，指黍和粟，以種稻為主的谷，則專指稻。com是清喉音、grain是濁喉音，西方的com和grain的關係何以與漢藏語系的禾和谷的關係如此相似？表明它們正如上面所說的，既是人類思維的共性產物，也是早在採集時期或原始農業早期即已形成的詞，儘管中西方彼此在語言文字上早已分道揚鑣，但原始的同源詞卻頑強地保留下來。

　　三、農業起源的新思考

　　基於以上人種來源和語言起源的新觀點，結合農業的起源，有如下的啟發和思考：

　　首先，世界原始農業的起源與人種的遷徙有密切的關係。北非撒哈拉沙漠距今萬年前時，中部和南部水草繁茂，湖泊河流不少，氣候溫和，已進入有陶新石器階段。埃及31個王朝從公元前5000年至前332年共持續了4000餘年，其中第一王朝（前5000年）起即已進入銅石並用時期。[10]（P11-13）西亞新石器早期前陶文化（包括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土耳其、美索不達維亞、伊朗高原）可以追溯到前8000～7000年，晚期有陶新石器文化也可以追溯到前7000～前6000年，其中如札格羅斯山地和伊朗高原的耶莫遺址約在前6750～前6100年，已有農業村落，種植大小麥，飼養牛、綿羊、山羊。[11]（P562-563）

　　而最先到達南中國的晚期智人，不論是停留在南方的，或繼續北上進入北方的，他們都還是過著漫長的採集狩獵生活。黃河流域最早最發達的仰韶文化，是在公元前4000年時，其餘大汶口文化、馬家窯文化等都遲於仰韶文化，唯一的磁山文化是在前5405年。長江流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雖然要早些，但黃河流域到新器晚期和有史早期卻是後來居上，超過長江流域。不管怎樣，黃河和長江這「兩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水平，顯然要遜於北非和西亞。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埃及的沙漠綠洲文明經過幾千年的開發繁榮，最終被沙化所吞蝕，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也因過度開發和氣候乾燥化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東方黃河流域的燦爛文明。而黃河流域恰好又位於從非洲撒哈拉沙漠、經阿拉伯半島的大內夫得沙漠、中亞塔什幹沙漠到***的塔克拉瑪幹沙漠的東部末端，目前也陷於氣候不斷乾燥化、沙漠擴大化的威協之中。

　　古代從中國南方繼續北上到達西伯利亞北極圈停留下來的是現今的因紐特（愛斯基摩）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經白令海峽陸橋進入北美洲、以後又逐漸向中、南美洲遷徙的是印第安人。可見原始農業的起源與遷徙定居的遲早頗相一致，南方比北方的要早些，印第安人到達美洲以後，還在繼續遷徙，故農業起源及其文明也最遲。至於因紐特人則因遷入環境條件嚴竣的北極地帶，不得不改營漁獵生活，無法實現農耕。對比亞洲稻作和黍粟馴化的時間遠比美洲玉米、菸草等的馴化為早，其原因即在於此。

　　其次，遷徙定居下來的人群，需要與其他地方人群的（基因）接觸交流，才會加快發展的進度，若處於孤立封閉的狀態，便不容易發展。從非洲出走的最早一支晚期智人到達南亞後，約在距今60000～45000年最先進入澳洲，當時的澳洲海洋水面較現在低120～180米，北面與伊裡安島（紐幾內亞）及南面與塔斯馬尼亞島連在一起，故容易進入。後來因海平面上升而成孤立的澳洲。海洋的阻隔，缺少同外界的接觸交流，所以澳洲土著人一直停留在原始採集狩獵階段，他們狩獵用的「飛去來器」（missile clubs），土著人稱boomerags，是第一次為歐洲人所描述，其實來自非洲。

　　同樣，南洋群島最早的原住民是從非洲遷來的小黑人（negro），他們一直處於舊石器晚期的階段，沒有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原先已在中國南方定居的百越先人，開始有大批移民進入南洋群島，與當地小黑人通婚，形成波裡尼西亞族（夏威夷土著）。到了有史以後的先秦時期，百越人移民又進入南洋群島，與波裡尼西亞人通婚，而形成今天的棕色人種馬來人、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另一部分波裡尼西亞人則被擠迫轉移到太平洋諸島嶼。[12]

　　南洋群島的熱帶氣候條件，四季如夏，可以採集的植物資源終年不斷，抑制了農業的產生。這一帶最初的種植作物，是塊莖類的芋（taro），而非水稻，雖然這一帶的野生稻也有分布。從能量消耗看，塊莖類植物可以提供2/3所需的能量而只佔用1/3的土地，並只付出最少的勞力。但是塊莖類只以提供熱量為主，蛋白質和脂肪則要靠獵取小動物提供，所以栽培芋是和獵取小動物組成一種食物模式。一旦小動物的來源減少，會引起蛋白質和脂肪不足，為此，人們會轉向飼養家畜以資彌補。這還不夠，只有改種水稻才能維持食物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脂肪的平衡，因為稻米雖然也是碳水化合物為主，卻含有7.5％的蛋白質。[13]（P11）歷史上凡是傳統以塊莖、塊根類植物為主食的民族，一旦他們的經濟生活有所發展，便轉向種植水稻。南洋群島因其地處熱帶，食物資源豐富，取代「塊莖類 小動物」的食物模式，往往由於外來移民的介入，才使得它們的原始農業形態起了根本的改變。

　　第三，回到中國大陸，如果我們打開中國大陸的「舊石器時代中國境內人類和和主要文化遺址分布圖」，[14]（P24-25，插圖）其中舊石器晚期人類化石遺址及文化遺址的分布呈現兩個較為集中的中心，即北方以黃河中遊為中心，南方以華南偏西南為中心，夾在中間的長江中下遊的分布點明顯地稀少。再看「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遺址分布圖」，[14]（PZ4-25，插圖）原先舊石器晚期南北對峙的形勢，一變而成為新石器時代主要遺址都密集於黃河和長江流域，同時遺址數也猛增，並且還出現向周邊的東北和西北地區擴散。這兩個圖的分布點顯示出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向，表現出北方和南方東亞人是分別地、又幾乎是同時地由先前的採狩經濟轉向原始農業經濟階段。這與上述賈湖頭骨的聚類分析可以相互印證，也支持了DNA片段微衛星標誌研究的觀點。

來源：《中國農史》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