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潢垃圾資源化利用難點(建築裝潢垃圾塑料垃圾可降解處理)
2023-10-18 03:37:40 1
「我們不是那麼支持,或者說是對可降解塑料持有比較審慎的態度。」鄭雪這樣說。
鄭雪是一名環保工作者,她一直夢想著「一個沒有塑料的未來」。為此,2018年她創辦了國內首個致力於推動解決塑料汙染的機構「擺脫塑縛」。
2020年,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頒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汙染治理的意見》,明確規定在五年時間裡,全國城市地區分階段逐步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膠袋。該意見被稱為「史上最嚴限塑令」。
據上海市消保委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江浙滬皖四地消保委實地調查了1640家企業,截至2021年3月,限塑新規在商場的落實率達到了78.6%,超市為77.5%,大型飯店為90.1%。
這些進展讓鄭雪看到希望。但同時令她憂慮的是,在國家出臺的《意見》中,「可降解塑料」被認為是治理塑料汙染的重要解決方案。
如何減少塑料汙染?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解決方案是讓塑料降解,使其變成對環境無害的物質。但可降解塑料能真正減少塑料汙染嗎?鄭雪對此表示懷疑。
同樣持懷疑態度的還有從事可降解塑膠袋生產工作的陸明:「坦白講,中國現在可能還不具備回收處理可降解塑料的能力。」陸明是南京比澳格環保有限材料公司的總經理,他們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就是生產可降解環保袋,出口澳洲。
更多反對可降解塑料的聲音則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環保陷阱,帶來新一輪的產業狂歡。
一、禁用不可降解塑料,那可以使用什麼?
「限塑令」的升級,為生產可降解塑料製品的廠商帶來大量訂單。華安證券2021年初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在政策影響下,可降解塑料市場規模將達千億級別。
「原來很多不做環保生意的化工企業,現在帶著錢去做環保的事。」陸明說。但他更擔心的是質量參差不齊的可降解塑料混入市場,反而給環境造成更大壓力。
理想的可降解塑料應該是由「全生物降解材料」製成。目前這種全生物降解材料應用最廣泛的是聚乳酸(PLA),它以澱粉、玉米等生物物質為原材料製成。通過土埋、堆肥、淡水降解、海洋降解等過程,這種塑料能被微生物完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會給環境造成額外負擔。
華安證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2021年之前,可降解材料PLA的產能主要集中於海外,國內總產能不足30萬噸。
圖為比澳格(南京)環保材料有限公司車間,正在生產全生物可降解塑膠袋
而目前,如果一個超市的經營者想要採購一批可降解塑膠袋,他會在琳琅滿目的搜索結果裡摸不著頭腦:生物分解塑料、熱氧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可堆肥塑料。這是2006年出臺的國家標準中降解塑料的四個種類,全都冠以「可降解」的名號,價格卻相差數倍。
其中,熱氧降解塑料和光降解塑料的價格不到生物分解塑料的一半。它們號稱只需在受熱或光照條件下放置一段時間,這種塑料就能神奇地從地球上「消失」。但就是這種低價且「易消失」的材料,卻被稱為「塑料界的PM2.5」。
原來,這兩種降解技術只是將塑料分解成肉眼不可見的微小顆粒,而並不能使它們消失。這些顆粒憑藉自身微小輕盈的特點,隱身在空氣、土壤和水裡,最終被生物體吸入體內。由於它們看不見摸不著,人們甚至無法清除它們。科研人員在海洋生物體內、嬰兒胎盤中,都曾發現這種有害的塑料微粒。
2019年6月,歐洲議會禁用了熱氧降解塑料製成的一次性產品,澳大利亞也將在2022年逐步淘汰此類塑料。
在剛剛興起「降解熱」的中國,像這樣的「偽降解塑料」依然以低廉的價格吸引大量想要採購「可降解塑膠袋」,卻不諳其中玄機的買家。2020年發布的「限塑令」也只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膠袋」,卻沒有規定應該使用哪種可降解塑膠袋。
「不可以使用不可降解,那可以使用什麼呢?」陸明覺得國家「沒把話說清楚」。他所在的比澳格公司曾為北京奧運會提供過全生物降解環保袋。現在他們的主營業務也是生產這種環保袋,並出口到澳大利亞。
在這家公司的生產車間,人們能看到一桶又一桶黃白相間的小顆粒被吸入鐵皮圓筒。伴隨著傳送帶嗚嗚的聲音,顆粒迅速升溫、膨脹、延展,然後變成一卷卷帶著爆米花味的黃綠色塑膠袋。這些顆粒含有大量玉米澱粉,是製成生物降解塑膠袋的原料。
但由於這種全生物降解的塑膠袋成本昂貴,「對於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必須使用全生物降解的地區來說,生物基混合型材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陸明說。所謂「生物基混合型」就是在澱粉、玉米等生物物質基礎上,混合了傳統塑料原料(如聚乙烯)製成。雖然這種塑料不能被完全降解,但它「至少少用了一部分聚乙烯(PE)。」
儘管如此,陸明和他所在的公司也並不打算在國內推廣生物基混合型塑膠袋。「我們不希望混淆概念。大部分商家並不了解全降解和生物基混合型的區別,如果他們買了相對便宜的後者,但卻對外聲稱是全降解的,就會比較麻煩。」
「擺脫塑縛」的創始人鄭雪也認同:「嚴格說起來,那些生物基塑料的生產商是不能夠在產品上標註『可降解』去誤導消費者的。」
左圖為全生物可降解塑料原料聚乳酸(PLA),右圖為生產工廠內正在吹膜的全生物降解塑膠袋
然而在混亂的市場裡,消費者往往難以辨識可降解塑料的品類。
在已經實施「禁塑令」的城市,顧客到超市購買一個符合新國標的可降解塑膠袋,在它的底部,可以看見「PBAT PLA」的標識,以及兩個「j」狀的小人。在一些奶茶店,如果你對紙吸管的口感不滿意,也可以選擇換用「PLA」吸管。PBAT和PLA是全生物可降解塑料最常使用的材料。
周末,陸明有時會陪妻子去南京龍蟠匯商業中心逛街。他發現屈臣氏已經採用全生物降解的購物袋,隔壁的飾品店櫃員也說自家的袋子是全降解的。可當他細看左下角標註的袋子成分,卻發現上面分明印有深藍色的字母——PE,意味著袋子仍舊含有不可降解的聚乙烯成分。
「如果說屈臣氏花了一塊錢採購一個袋子,而隔壁飾品店的袋子卻只花了5毛錢。如果國家不把政策定清楚的話,屈臣氏會願意一直買下去嗎?」
同樣的,如果你在淘寶、京東等網購平臺搜索「可降解垃圾袋」,大量商品依舊為傳統PE材質的塑料。某些自稱「生物可降解」的塑膠袋上也沒有規定的「PBAT PLA」的標識,以及雙「j」圖形,難以辨別真假。
消費者對可降解塑膠袋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上海市消保委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涉及到可降解塑料的具體問題,公眾們往往「搞不清、看不懂」。能夠完全答對禁限塑新規基礎知識的受訪者不到2.5%。
銷量最高的塑膠袋不可降解
某「生物可降解塑膠袋」沒有「雙j」標誌
「可降解塑料的推廣使用還是存在很多障礙的,政策的落實充滿不確定性。」 鄭雪說。
不過,一份最新的降解塑料國家標準正在全國標準信息公共平臺徵求意見,重寫了可降解塑料的定義。在徵求意見稿中,被認為是「偽降解塑料」的熱氧降解塑料和光降解塑料已經被刪除,不能再被稱作可降解塑料。這一標準由企業、高校和研究所共同起草。主管部門為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儘管如此,目前市場上仍有大量不合要求的「可降解」塑膠袋在流通。這些塑膠袋在使用後,最終又流向何方呢?
二、回收處理也是個問題
2016年10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指出,「生物可降解塑料」這個標籤帶來的誤區之一,就是會讓人誤以為它們可以在自然環境完全降解,從而在丟棄的時候心安理得。
而事實上,「可降解」並不是魔法,在使用後無法直接消失。這些塑料若要降解,需滿足特定的條件,如高溫、有氧,或是合適的微生物。因此,它對回收和處理有很高的要求。
而陸明認為我國現在很可能並不具備回收處理可降解塑料的能力。據他介紹,全生物降解的塑膠袋應該跟隨廚餘垃圾,進入工業堆肥廠進行堆肥處理。
「全生物降解其實是一個閉環,從玉米一類的農作物,被製成袋子,再裝著有機垃圾進入堆肥廠。堆肥後不僅沒有塑料的殘留,還能作為有機肥的一部分,回灌農田。」
在澳大利亞考察時,陸明去了墨爾本、雪梨等地的堆肥廠。裝滿了廚餘垃圾的可降解垃圾袋,被垃圾車送到郊外的堆肥廠,放眼望去,鋪滿了許多長達數十米的堆肥池,每個堆肥池可以處理40噸的廚餘垃圾。可降解的塑膠袋在這裡,與殘羹剩飯一起,轉化為有機肥。
但有意思的是,一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固廢處工作人員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可降解塑料應扔入「其他垃圾」中,不能丟進「廚餘垃圾」。
這首先是因為缺乏必要的處理技術。據鄭雪介紹:「所謂的可降解塑料,只能在工業堆肥下才能降解,降解條件其實非常苛刻。」而工業化堆肥要求溫度在50-60℃之間,溼度在50%-60%之間,並調節菌群和耗氧量。
但在中國,陸明坦言,當前的工業堆肥廠並不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共有生活垃圾堆肥廠142座。但這些工廠大多以秸稈、動物糞便等為原料,不支持可降解塑膠袋的處理。因此,可降解塑膠袋不得不被投入「其他垃圾」一同焚燒。
「全生物降解塑膠袋只對於有機垃圾有用,拿它裝其他垃圾(一起焚燒)就是一種資源浪費。」陸明表示。
即便工業堆肥廠願意處理可降解垃圾袋,在垃圾回收的環節,也會出現不少問題。
例如,在北京的分類標準中,可降解塑料屬於其他垃圾。而在南京科巷菜場的自助環保袋領取機中,一個寫著「生物可降解」的袋子上也印著回收標誌。但如果你把這些塑膠袋投入可回收垃圾箱,也不是一個好選擇。這是因為如果將可降解塑料製品混入可回收的塑料中,會影響塑料回收的質量。美國北卡羅來納和阿拉巴馬州就曾於2013年立法規定,要求在可降解塑料產品上標註不可回收字樣。
南京科巷菜場的生物可降解袋子上印有回收標誌(箭頭三角形表示回收,St表示澱粉)
理想的可降解塑料,凝注了科學家美好的環保願景。但由於垃圾分類的模糊,處理條件的缺位,可降解塑料和普通塑料一樣,都只能迎來被焚燒的結局。
三、減塑的出路
「我看海南的官方有過一些推文,呼籲公眾要審慎對待可降解塑料。十四五規劃也有人提到過可降解過度使用的問題。」鄭雪說,「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
既然人們開始意識到可降解塑料無法遏制塑料汙染,那麼,減塑的真正出路在哪?我們如何才能解決白色汙染?
意識到可降解塑料的難題,荷蘭提出了「向『塑料循環』經濟過渡」戰略。這一戰略不僅包括了可降解塑料,還從多方面保障可降解塑料融入循環經濟的體制中。例如,荷蘭要求逐步淘汰化石資源的使用、細化生物降解性材質的用途、不同應用場景下需使用不同回收方法等等。
荷蘭的「向『塑料循環』經濟過渡」戰略
如上圖所示,荷蘭更多是將生物可降解塑料做「機械回收」處理,旨在通過機械將塑料加工成具有類似性能的產品。這和有機回收的「堆肥降解」路徑相比,既不依賴於垃圾分類和堆肥環境,也能更大地保留塑料的經濟價值。
同樣意識到可降解塑料的難題,德國、比利時決定限制、替代生物可降解材料。根據德國基青根地區(Kitzingen)官網報導,出於降解條件苛刻、含有難以完全降解的微塑料、影響垃圾整體堆肥進程等諸多原因,當地已禁止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作為垃圾袋,要求居民使用紙袋包裝有機垃圾。
知乎用戶「竹曉」介紹了自己使用紙質垃圾袋的經歷:「紙質垃圾袋在裝了比較溼的餐廚垃圾以後,下面是比較容易破裂的,所以一般傾倒的時候需要提著垃圾桶到垃圾站,傾倒後回家再衝洗一下。」
紙質垃圾袋
可降解塑料進退兩難。荷蘭選擇「進」,建立完善整個塑料循環經濟;德國決定「退」,轉而選取其他材料替代可降解塑料。
不僅是德國,歐盟當局對生物可降解塑料總體持比較保守的態度。歐盟認為,並沒有明確的證據,能證明生物可降解塑料能在不損害環境的情況下真正實現降解。歐盟委員會將在2022年進一步確定這一材料的用途、標準。
2021年5月31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次性塑料製品指南》。在文件中,「塑料」既包含製作礦泉水瓶的PET塑料,也囊括了生物可降解塑料。這意味著,在政策層面上,生物可降解塑料和PET塑料將受到同等限制。
歐盟在垃圾分類和回收方面全球領先,它的保守和觀望並非無憑無據。
2020年6月12日,「擺脫塑縛」邀請到了歐洲零廢棄聯盟科學委員會主席恩佐-法沃尼奧(Enzo Favoino)的線上講座。法沃尼奧表示,除了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作為替代品外,歐盟還細化各類標準;要求塑料廠家負責部分回收費用;採取押金返還制度……但即便在如此成熟的技術和政策下,歐盟的塑料回收率為40-50%。這與其2029年塑料分類收集「90%」的目標相比,仍有相當一段距離。同時企業選擇將不符合歐盟標準的塑料投放至發展中國家,全球塑料回收率僅約為15%。
「押金返還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概念圖:一瓶1.25歐元的水,其中含有0.05歐元的「押金」。消費者如果能將瓶子帶去回收點,便可領到0.05歐元。
因此,法沃尼奧和鄭雪認為,即便在垃圾回收和處理技術都較為成熟的歐盟,生物可降解塑料也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減塑」。這是由於可降解塑料助長了人們「用完即棄」的邏輯,而非作為一種可反覆使用的材料,倡導「循環利用」的思維。
在鄭雪看來,真正實現減塑必然需要循環、重複的使用。「擺脫塑縛」在2018年的公眾號推文中就表示:一個杯子,倘若喝一次就扔,那麼無論它是紙、塑料,還是可降解塑料,都還是一次性用品,地球資源依舊處於高速消耗的狀態。
正如當下人人喊打的塑料。在1959年,它也曾孕育著設計師斯滕·古斯塔夫圖林「保護樹木、減少紙張使用」的期盼。「我們應該摒棄一次性消費的文化。就塑料製品,我儘可能重複使用,循環去使用,再生去使用,而不是我用一次就扔。」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劉建國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
「擺脫塑縛」也說:「相比於材料替代,更重要的是方式替代。憑藉更多的重複使用,來替代過多的一次性用品消耗」。
整體看來,可降解塑料作為中國的政策風口,還面臨著概念模糊、政策落實監管不到位、回收處理流程缺失等諸多困難。面對可降解塑料,中國如何解決其背後的種種問題,提出塑料治理的「中國方案」?這仍是一個亟待探索的領域。
正是因此,不同於國內大眾的熱情期待,鄭雪和「擺脫塑縛」對可降解的行業趨勢並不樂觀。鄭雪說:「雖然現在很多相關企業股票上漲,但政府如果能意識到可降解背後的問題,它的發展一定就會遇到瓶頸。」
鄭雪和「擺脫塑縛」依舊在奔走。從社交平臺到政府研討會,我們總能聽到他們「不合時宜」的觀點。他們說,困難重重的可降解塑料難以降解。擺脫塑縛,是全人類的一場漫長的探索。
記者 | 陳俊沂 魏銥遙 範宏瑞 廖欣航 聶怡鳴 稅戈洋 陳晨昱
美編 | 陳俊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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