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人類學（殷墟人種的DNA之謎）

2023-10-24 21:27:40 4

一、原殷墟考古隊隊長的困惑

　　2020年6月23日，中國考古網轉發了原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關於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種問題我想說幾句》。這篇文章談到了出土於殷墟黑河路的人骨為所謂「西亞人種」的問題。

中國考古網（截圖）

　　對於這個基因檢測結果，唐際根先生表示充滿疑慮，並聲稱他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亞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論。他的理由是，從殷墟發掘出來的各種「商代人像」來看，沒有一例是「西亞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

　　唐際根先生談到的這些材料，筆者至今未見中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有人就此發表專題研究論文。我想，這可能與學者眼中的所謂「材料不足」以及基因材料本身具有的重要性、複雜性和敏感性有關吧。所以，唐際根先生提到了應該啟動「商代人骨基因工程」。

殷墟頭盔和面具（殷墟博物館藏）

　　對於中國學者的這種態度，我們一方面可以理解為穩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因學科細化而造成的研究壁壘抬高有關。也就是說，就後者而言，要解決所謂殷墟出土「西亞人種」骨骸的問題，其關鍵未必就是如唐際根先生說的需要重新設計這個基因測試項目（當然，增加檢測數量是必要的，重新評估測試項目也並無壞處），而更關鍵的或許是要增強不同學科間的交流，以便了解同一概念在跨學科使用時其內涵是否存在偏差。

　　事實上，存在這種偏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是因為基因數據實際上顯示的只是該檢測樣本的分子遺傳學屬性，而所謂的「西亞人種」或「高加索人種（也稱白色人種）」等概念顯示的則是體質學屬性。顯然，根據分子遺傳學概念來推導體質學特徵，這本身就存在邏輯陷阱。

屬於蒙古人種的白馬藏族和屬於小黑人種的阿伊努人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比如，從分子遺傳學角度看，我國的白馬藏族主要屬於高頻的D系單倍群人口，高頻的D系同時也存在於日本阿伊努人當中。[1]但是，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阿伊努屬小黑人種，而我國的白馬藏族則是典型的蒙古人種。可見，分子遺傳學概念與體質學概念並不能簡單聯繫。

二、殷墟人骨的體質學和分子遺傳學特徵

　　由於唐際根先生這篇文章沒有提供那個所謂「西亞人種」的具體基因類型，因此本文無法就此談得更多。但綜合其他材料來看，殷墟存在與「高加索人種」密切相關的基因類型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不意味著我們就能得出殷商民族就是高加索人種這樣的推論。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有關殷墟人骨的體質學和分子遺傳學材料。

（一）殷墟人骨的體質學特徵

　　美國人種學家庫恩（Coon, C.S.）認為，殷墟祭祀坑人骨存在類似現代白種、黃種或黃白混血的人種成份，中國學者楊希牧在歷經數年對殷墟祭祀坑頭骨進行測定後，將殷墟人種群分為了五類，即古典類蒙古種、海洋類黑種、高加索種、愛斯基摩種和所謂「小頭小臉」的未確定類型。韓康信教授在主張殷墟祭祀坑人骨以東亞類群為主要種族的情況下，也指出殷商人不可避免或至少部分地受到了周鄰異類種族的影響。[2]

殷墟M260墓道中的頭骨（圖源：Gting）

　　201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銀運、吳秀傑、劉武等發布的一項研究成果表明，在2000-3000年前的上古時期和中古時期，從西北地區的新疆、青海、寧夏直到中原地區的殷墟，「西方基因」已經在我國多個地區人群中存在。其中，新疆地區的「西方基因」混入程度最高，這種混入程度自河西走廊由西向東呈現著逐漸減弱的特徵。[3]

每一人群歐洲人種特徵平均出現率（圖源：《人類學學報》2013年第3期）

（二）殷墟人骨的分子遺傳學特徵

　　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從大司空遺址墓葬區選取了出土時保存完好的6例個體樣品送到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實驗室進行檢測。結果顯示，這6例樣本分屬於四個不同的單倍型類群，D4、Z、N9a、D、D5、B5b。同時，研究報告列出了這些單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數量，並繪製出了示意圖（表如下）。[4]

殷墟大司空單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數量（圖源：《華夏考古》2018年第4期）

　　正如研究報告所說，基因檢測的結果表明殷墟人群來源是多元的。從報告提供的《基因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圖》可以看出，與殷墟人群基因具有共享關係的人群分布已經大大突破傳統意義的中原地區，而是廣泛分布在東亞各地甚至是中亞地區，並且特別密集分布在中國南方。這個結果提醒我們，研究殷墟應當要有更開闊的視野，並需要注意殷墟與三星堆、盤龍城、新幹大洋洲等長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關係。當然，這個部分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殷墟大司空單倍型NO.4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圖

三、從殷墟的分子遺傳學資料看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徵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考古材料來看，這種民族的多元化至少在中華文明起源時期就已經初露端倪。文明是由人類創造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和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研究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這個問題看上去沒有爭議，但是一旦與歷史文獻交鋒，出來的問題就實在太多了。而所有的這些問題匯集在一起，關鍵就在於如何認識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關係問題。

（一）當今中國學術界認識「古代中國」的兩種標準

　　在目前的中國學術界，在如何認識古代中國的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標準：一種是以古代文獻的記載為依據，另一種是以當代中國的版圖為依據。

連環畫《司馬遷》

　　前一種標準，其特點是信奉《史記》記載的歷史體系，把夏史或者黃帝部族的興起作為中國文明的開端。由此我們看到，當二里頭被確定為夏都時，中國文明便陷入了被壓縮到只有3000多年的尷尬。同時，對於應該如何去評價在五千年前已經興起並被世界知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稱為可媲美蘇美爾的良渚文明，[5]這些執著於《史記》體系的學者往往也顯得手足無措，從而最終落入「中原中心觀」的窠臼。

　　正是因為認識到了基於「文獻本位」來尋找中華文明的做法過於狹隘，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長城學者易建平才特別指出：

　　我們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論」，不僅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國，放眼東北的紅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遺址、東方的兩城鎮遺址、西南的寶墩遺址、中南的石家河遺址、東南的良渚遺址等等，才能夠找到完整的中華文明源頭。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中原，而且是「滿天星鬥」式地散布在早期中國的許多地方。近來良渚古城遺址正式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都認為良渚文化時期的中國已進入文明時代。這一下子將中華文明推到了五千年之前。如果大家繼續堅持中原中心論，又怎麼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麼可能打破困境來證明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呢？[6]

良渚式玉琮的分布

　　易建平研究員這裡所提到的中國，實際就是跳出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傳統「中原中心觀」而以當代中國版圖為標準的中國，也就是上面我們提到的認識古代中國的第二種標準。從研究中華民族史的角度來說，無疑我們應當使用這種標準。因為，這既有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也更有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成員在中國文明發展歷程中所形成的水乳交融關係。

（二）學術界在先秦史研究中存在的兩個認識問題

　　以本文為例，唐際根先生對殷墟出土的具有「西方人種」特徵的材料之所以存有疑慮，我認為這反映了目前學術界在先秦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的兩個認識問題：第一，歷史上曾出現的「文明西來說」對於中國學人的心理衝擊並未全然消除；第二，對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徵認識不足。對於這兩個問題，我認為關鍵在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中華文明是由多個區域文化或區域文明逐漸匯流而形成的，這當中有個別區域文明從域外吸收營養成份是完全正常的。顯然，中華文明的區域文化所擁有的域外文化成份並不能構成中華文明西來的證據。

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文化分布圖（圖源：《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2期）

　　第二，構成文明的要素是多元的，這當中有個別文明要素學習和吸收了外來成分也是正常的，同樣這也不能構成中華文明西來的證據。這裡最典型的就是青銅器。根據林梅村等學者的研究，我國青銅文化的興起受到了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東進的強烈影響。[7]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青銅文明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在工藝、材料、技術等多個方面都擁有自身特色。

新疆古代歐羅巴人種各類型的遷徙與分布（圖源：《現代人類通訊》2007年第1卷）

　　第三，研究表明，與高加索人種基因聯繫最密切的是R1a1和J2等單倍群在青銅時代已經出現在我國境內。[8]同時，有關研究資料顯示，我國多個現代民族如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甚至也包括漢族均含有頻率不等的R1a1基因。[9]因此，這說明從青銅時代開始直到現在，R1a1基因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中華民族擁有的遺傳特徵之一。

　　但需要看到的是，中華民族的主體遺傳特徵是東亞常見的O系，因此，中華民族成員中帶有一些所謂的「西方基因」，這也構不成中華民族西來的證據。由此可見，即使殷墟出現所謂的「高加索人種」基因，我們也只需要將之視為中華民族具有多元性特徵的一個材料，完全可以客觀地研究它，而不必大驚小怪。

四、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多元」和「一體」的關係問題

　　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要徹底在心理上突破「中原中心觀」的障礙，講清楚「多元」和「一體」的關係十分重要。

　　「多元」和「一體」是具有辨證關係的兩個方面。講清楚多元，是為了更好地實踐以人為本，肯定各民族在創造中華文明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講清楚一體，這既是尊重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中國各個民族成員應有的義務。總之，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多元」和「一體」兩個方面不是對立的，而是實現中華民族和各民族成員之間雙向認同的統一體。作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者，在這方面理應有所擔當。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我國學術界對於西部具有黃白人種過渡特徵的族群是怎麼形成的這個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這當然與這項研究本身涉及歷史語言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分子遺傳學、人類學等大量學科而造成的研究難度有關，但這不應當成為我們懈怠的理由。

　　在近現代時期，一些西方學者曾對我國的許多邊疆民族展開持續深入的研究，以至現在我們要研究這些民族的歷史時，也不得不面對這些外國學者的大量研究材料。由於這些學者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往往脫離不了西方立場，而東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巨大的歷史背景差異，在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不足甚至缺位的情況下，這便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國的學術生態甚至國家安全形成巨大衝擊。

　　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藏學研究中的象雄源於「伊朗」說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再比如「吐火羅」這個概念，在古代的漢語文獻中原本就是一個歷史地理學概念，有時也作為古代民族概念使用，並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夏」具有密切聯繫。而晉南地區的大夏更涉及中國文明形成研究中的夏族起源、夏史研究等核心問題。然而，隨著近代所謂的「吐火羅語」卷子的出土，吐火羅概念又轉而被作為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概念而運用到了西域史研究中，從而為吐火羅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混亂。而造成這種混亂的一個關鍵原因，就與西方學者試圖尋找「印歐語源頭」、「歐羅巴人種源頭」的因素不無關係。

所謂的吐火羅語卷子《彌勒會見記》

　　吐火羅（大夏）問題不僅是涉及到所謂印歐語起源的問題，更涉及到早期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的若干重大問題。面對這種學術現狀，中國學人沒有理由等待和迴避。由於類似吐火羅的這一類研究，由於歷代中國學者參與者相對較少，因此進入這些領域的中國研究者完全有必要對這些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關鍵概念的邏輯起點、概念內涵進行重新審視，以防掉入隱藏在這些概念背後的文化陷阱中。在必要的情況下，中國學者應當敢於對一些重要概念進行重新定義甚至重新命名。需要明確的是，對這些概念進行重新定義或命名，目的不應是為了獨佔學術話語權，而應是為了實現跨文化交流和跨學科研究時進行更有效地溝通。

　　總之，在中華民族研究的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太長的路需要走。我們應當深切地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研究不僅要重視傳統文獻的利用，也要重視從考古材料的角度去發現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各個民族的歷史，而這些研究原本就應當成為中華民族探源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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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李輝，金力編著：《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第63頁。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 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61-363頁。

[3] 張銀運，吳秀傑，劉武：《中國西北地區古代人群頭骨的歐洲人種特徵》，《人類學學報》2013年第3期。

[4] 曾雯等：《2004年殷墟大司空遺址人骨線粒體DNA研究報告》，《華夏考古》2018年第2期。

[5] 科林·倫福儒：《中國複雜社會的出現：以良渚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6] 易建平：《擴大視野，科學探索「最早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7月29日第5版。

[7] 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中國》，《考古與文物》2016年2期。

[8] 陳致勇：《再論絲綢之路古代種族的起源與遷徙》，《現代人類學通訊》2007年第1卷。

[9] 李輝，金力編著：《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第250頁。陳致勇：《再論絲綢之路古代種族的起源與遷徙》，《現代人類學通訊》2007年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