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科技與文化（清華簡與西周史研究）

2023-10-06 18:38:01 4

　 摘要：經過學術界十多年的持續努力，清華簡目前已出版10輯整理報告。其中所收入文獻，絕大多數是失傳兩千多年的珍本秘籍。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多與西周史有關篇目，有助於加深對西周史相關文獻的理解與認識，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動西周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其中的諸多記載，不僅解決了西周史研究中許多爭論已久的疑難問題，同時為西周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嶄新機遇。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已經深刻影響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利用清華簡研究西周歷史文化，已成為當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

　　關鍵詞：清華簡 西周史 古典學

　　作者：劉國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2008年7月15日，經校友捐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文物市場的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清華簡總數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戰國竹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經碳14測定，清華簡的抄寫時間大約為公元前305年，屬於戰國中期的後半段，相當於孟子、莊子、屈原等先哲們生活的時代。由於久埋地下，清華簡躲過了秦代的焚書之厄，從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經過編排，清華簡總共約有70篇文獻，全部都是古書，而且多數是經、史一類珍本佚籍，以及與思想史、文學史、科技史相關的篇目，學術價值可謂空前。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清華簡已經整理出版了10輯整理報告，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在2008年10月召開的清華簡鑑定會議上，與會專家即已指出：「（清華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國內外學者重視，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學科將會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十多年來，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已經在多方面推動了先秦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海內外文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其中，《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訓》《厚父》《封許之命》《攝命》《四告》等諸多篇目，對於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一、加深對西周史相關文獻的理解與認識

　　西周史的研究，離不開傳世文獻、考古學、出土文獻（包括西周甲骨、青銅器與金文、簡帛等文字資料）以及理論探索等多條途徑的共同努力，其中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更是認識和解讀西周歷史的主要依據。不過，由於相關的傳世或出土文獻古奧艱澀，理解起來有很大困難；同時，對於這些文獻的真偽、年代和性質等方面的認識，學者們也存在很大的分歧，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清華簡諸篇的抄寫時代是戰國中期，這就為這些文獻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時間節點，即這些文獻均不會晚於這一時期；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它們的寫作時代也屬同一時期，戰國中期只是清華簡諸篇寫作時代的下限，其中的多篇文獻，比如《封許之命》《皇門》《祭公》《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厚父》《攝命》《四告》等，都應是從西周時期的原始檔案傳抄而來，保留了西周文獻的原來面貌；另外的一些篇目，如《程寤》《保訓》《耆夜》《金縢》《命訓》等，雖然有可能經過了東周時期人們的改寫，但顯然也是根據西周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編寫而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更重要的是，清華簡中的一些篇目，如《皇門》《祭公》《金縢》等，都有傳世本可供比較，從而為解讀和研究這些周代文獻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從文獻學角度看，清華簡的這些篇目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糾正傳世文獻中的一些錯訛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逸周書》的《祭公》篇。《祭公》在傳流過程中多有訛誤，但此前因沒有可資對勘的文本，許多錯誤無法得到辨識和糾正。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是目前所見《祭公》篇的最早寫本，與傳世本相對比，即可以見到傳世本中的諸多錯訛之處。其中最顯著者，莫過於簡文中有一句「乃召畢圖片、井利、毛班」，據簡文可知，畢圖片、井利、毛班三人為周穆王時的三公，這句話本來是文從字順的，然而在傳世本中，該句竟被誤為「乃詔畢桓於黎民般」，遂致面目全非，不可卒讀。再比如傳世本《命訓》有「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的記載，如果按照天道的順序，是「命」「禍」和「福」，而人道卻是「醜」「紼絻」「斧鉞」，其順序不能完全對應。現在看清華簡《命訓》，該句作：「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福，有禍；人有佴（即『恥』字），有巿冕，有斧鉞。」「巿冕」即今本的「紼絻」，竹簡本「有福」與「有禍」分別對應的是「有巿冕」和「有斧鉞」，次序非常合理，可見今本的「有禍」與「有福」二詞應當對調。這些重要發現遂使數千年來的文字錯誤得以大白於天下。

　　（二）確認傳世文獻的真偽、性質及學術價值

　　還以《逸周書》為例，《逸周書》是一部有關周代歷史文化的文獻彙編，內容珍貴重要。然而，由於該書被認為是孔子刪《書》之餘，故在歷史上一直不太受學者重視，其流傳過程不夠清晰，文本的錯訛脫佚現象也十分嚴重。雖然晉代孔晁曾為之作注，但此後一千多年間，該書基本處於被「冷落」的狀態，甚至被冠以「偽書」之名。直到清代以後，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經過盧文弨、王念孫、朱右曾等學者的校訂整理，本書才大致可讀；但是對於該書的學術價值，學術界仍存在較大爭議。已公布的清華簡諸篇中，屬於《逸周書》的篇目有《命訓》《程寤》《皇門》和《祭公》4篇，可謂是《逸周書》篇目的空前發現。這些篇目的重新面世，不僅校正了傳世本中的諸多問題，也使《逸周書》一書的學術價值得到了確認。研究西周歷史，再不能忽視和棄用《逸周書》中的這些重要篇目。

　　與此同時，清華簡也使過去有關《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爭論有了直接證據。東晉初年豫章內史梅賾進獻給朝廷的《尚書》中，《古文尚書》這一部分的真實性引起了後人的長期討論。清華簡中有多篇可對應《古文尚書》的篇目，比如，清華簡《尹誥》即《古書尚書》中的《鹹有一德》，《傅說之命》即《古文尚書》中的《說命》，但是它們的內容卻完全不同，足以證明東晉時期出現的《古文尚書》確實應該是出於後人的偽造。而屬於西周時期文獻的清華簡《攝命》篇，經過學者們的研究，證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書》中的《冏命》篇，而這二者之間的內容也是沒有絲毫關聯，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東晉以來傳流於世的《古文尚書》不會是先秦《尚書》的原本，而是出於後人的偽作。《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討論，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清華簡與《古文尚書》相關諸篇的真偽討論，其意義自然非常重大。

　　已經公布的清華簡諸篇，內容和體裁極其豐富，大大開闊了學者們的眼界。其中的《封許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許國的文獻，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國的檔案資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與內容；《攝命》是周王冊封伯攝的原始文獻，亦讓我們看到西周冊命文獻的原貌，從中可獲知金文中的冊命內容僅為冊命文獻的節錄；《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別向神靈或先賢的禱告之辭，不僅為以往所未見，更可藉此一窺周人的信仰與觀念。這些文獻的重新發現，不僅使我們對周代文獻的認識大為豐富，而且改變了我們對於一些傳世周代文獻的已有認識。比如關於西周初年衛國的分封情況，由於《尚書》中有《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獻的存在，一般認為材料是最為齊備的，《尚書序》即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分封的具體細節見於《左傳》定公四年記敘，並說是「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即把《康誥》等同於分封的文獻。現在看來，在分封康叔的過程中，其實最為原始的、類似於《封許之命》的分封文件並沒有能夠保存下來，這一分封文件應該是詳細記錄了分封康叔時的封畛土略、以及賞賜民眾和物品的具體內容。至於《康誥》諸篇，則應該是對即將赴任的康叔所做的告誡，不能與分封的原始文獻相等同，對《康誥》篇的這種認識，也是一個重要變化。

　　清華簡《厚父》篇的問世，也有助於我們認識《尚書》的《洪範》篇。周武王滅商後，一直致力於總結夏、商興亡的經驗教訓，因此才有「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而形成的《洪範》之篇。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訪箕子，本來是要諮詢商朝亡國的原因，其目的與《厚父》的主題顯然是一致的；只是由於箕子作為一個亡國之人，不忍心談論故國興滅這個敏感問題，最後雙方只好避實言虛，討論起「天地之大法」。對此《史記·周本紀》曾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如果箕子當時像厚父那樣很配合周武王的問詢，也許我們所看到的《洪範》就不是現在這個面貌了。

　　（三）關注經學文獻的重新編寫和整理問題

　　清華簡本《金縢》與傳世本《金縢》的異同非常耐人尋味。竹簡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與《尚書》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體內容方面，二者雖然除了一些異文之外，內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竹簡本《金縢》沒有傳世本中涉及佔卜的兩段文字。對於這一現象，學者們的看法不一。其實，前一段文字中，周公向三王禱告，然後進行佔卜；後面的另一段文字中，周成王因為看到了周公的禱告之辭，了解到天降災異的緣由，因而制止了佔卜行為。這兩段文字的上下文銜接自然，與周初的觀念和行為相吻合，非常契合當時的形勢，應是其固有的內容。簡文中沒有這兩段文字，應該是由於後人對原有文本的刪節和改寫。那麼，竹簡本為什麼要對《金縢》篇做這樣的加工處理呢？其實，竹簡本的篇名已經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提示。竹簡本的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已經標明這是一篇屬於「志」的文獻。對於「志」，我們並不陌生，《國語·楚語上》載，楚莊王時，太子之傅士亹向申叔時請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時給士亹提了系統的建議，其中就有「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韋昭註：「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我們曾經指出，竹簡本《金縢》在標題中特意突出了「周武王」的稱呼，與《書序》所稱「武王」並不相同，很值得注意，這是一個很有楚國特色的稱謂，其目的是為了與「楚武王」相區別，《金縢》篇的改名和內容的刪減，很可能就是出於楚人之手，將之改編為一篇「志」也就是進行歷史教育的讀本。因此，竹簡本的形成應該是在春秋時楚國稱王之後，其定本顯然要晚於傳世本《金縢》，是對傳世本所做的改編。這一做法使我們體會到，即使是像《尚書》這樣涉及大經大法的經典文獻，也是可以根據具體需要對其文本進行編輯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編選百篇《尚書》時，也不排除對其內容可能做過部分整理修訂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時，對魯國的史書做了一些修訂一樣。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先秦時代，與百篇《尚書》相類似的文獻其實是非常多的，孔子雖然根據自己的需要選編了一百篇的《尚書》，但是未被收入的文獻肯定更為豐富。其中一些篇目，後來被作為「孔子刪《書》之餘」而收錄在《逸周書》裡面，但是還有大量相關文獻則在歷史演變中歸於湮滅。清華簡的發現使學者們認識到，後來被稱作《逸周書》的一些篇章，在當時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認就是《書》，另外，在《尚書》《逸周書》的這些篇目之外，還有極其豐富的類似文獻。

　　（四）為解讀其他出土古文字材料提供契機

　　清華簡的文字為戰國時期的楚文字，內容皆為古書，有些有傳世本，或在傳世本內有類似材料，容易進行比照對讀，從而為釋讀出土的古文字資料提供了重要依據。比如陳劍教授曾從清華簡《皇門》篇中圖片字入手，將之與郭店簡、上博簡、古璽中的相關字形相結合，為該字的釋讀提出重要意見；李學勤教授指出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中的「疐」字應訓為「對」，並進而指出許多金文中的「疐」字都應讀為「對」，等等，都為出土文獻的釋讀作出重要貢獻。

　　二、揭示西周史事真相

　　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多與西周史有關的文獻，為研究西周史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其中不少記載都為傳世文獻所無，或與傳統看法不同，為我們揭示了西周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也為認識一些聚訟不休的歷史事件提供了重要依據。限於篇幅，我們在此列舉數例，以見一斑。

　　（一）先周歷史的新知

　　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前，周人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史，尤其是在周文王時，周人已獲得長足發展，擁有了強大的實力。清華簡《程寤》《保訓》《耆夜》諸篇都涉及先周歷史，所提供的信息極為豐富。比如，「文王受命」或「文、武受命」是西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但是，對於它們的確切含義，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爭論不斷。直至20世紀初，王國維才敏銳地把 「受命」與「降命」聯繫起來，指出「受命」就是接受天命：「自人言之，謂之受命；自天言之，謂之降命。」王氏此論，與傳世及出土文獻中有關「文王受命」的論述完全符合，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現在看來，「文王受命」實際上是從政治上確立了周人代商的正義性和合法性。但是「文王受命」的標誌是什麼，學者們卻一直未能予以正確揭示。清華簡《程寤》篇則告訴我們，文王受命是與太姒所做的一個夢境有關。這篇簡文的重新發現與公布，使我們獲知了「文王受命」的確切含義和具體標誌。至於「文、武受命」的提法，以往學者們多認為要到西周晚期或中晚期才出現。現在看來，這種認識可能也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其實，清華簡《程寤》中關於「受命」的記載是「（文）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於皇上帝」，明確指出是周文王與周武王（當時的太子發）共同接受了天命。因此，所謂的「文王受命」和「文、武受命」本身是一回事，「文王受命」是一個概括的表述，「文、武受命」則是點明了接受天命的過程，周文王雖然獲得了天命，擁有了滅商的合理性，但在他生前並未完成滅商受大命的最終目標，這一任務最終到周武王時才得以實現。關於這一點，新公布的清華簡《四告》中也有重要的論述。周公在向皋陶禱告時曾說：「（上帝）乃命朕文考周王圖片（即『一』字）戎有殷，達有四方。在武王，弗敢忘天威命明罰，至戎於殷，鹹戡厥敵」，把這一表述與《祭公》中所說的「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文王受之，惟武王大敗之，成厥功」相比，二者的內容可謂是一脈相承。因此，「文、武受命」的觀念應該是西周初年即已出現，而且在整個西周時期都始終沒有改變。

　　清華簡《保訓》則與周文王的遺囑相關。周文王曾有遺囑，見於《尚書》的《顧命》篇，但是文王遺囑的內容如何，卻為以往學者所未知。清華簡《保訓》的發現彌補了這一缺憾。而且本篇簡文的紀年是「惟王五十年」的形式，說明周文王很可能早已經暗中稱王，再加上《程寤》中周文王有「惟商慼在周，周慼在商」的深刻論述，證明在商末時周文王早已在暗中積聚力量，為滅商做準備。這就為研究周文王時期的商、周關係提供了全新視角。

　　清華簡《耆夜》則解開了關於西伯戡黎的種種疑問。《尚書》有《西伯戡黎》篇，前人多以為是文王時事，但是黎也就是耆這個地方迫近紂都，如果說周文王已徵伐到那裡，與歷史情勢並不相合，因而自宋代胡宏《皇王大紀》以來，不少著作推測應該是周武王時事，卻苦於沒有證據。清華簡《耆夜》一開始就說「武王八年，徵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大室」，印證了宋人的懷疑是合理的。周武王八年伐黎，九年觀兵於孟津，至十一年伐紂，正好展現了周人逐步東進的歷程。

　　（二）三監之亂與秦人始源

　　周武王滅商後不久即因病去世，繼位的周成王由於年幼，故由周公輔佐朝政，不久即爆發三監之亂，使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最近公布的清華簡《四告》中，周公在給先賢皋陶的告辭中說「商邑興反，四方禍亂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這一記述形象說明，武庚等人的叛亂得到了商奄等商朝原有盟國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而在這危急關頭，以三監為代表的「多侯邦國」卻趁機落井下石，「率去不朝」，其不臣之心已經昭然若揭。在危急關頭，周成王與周公採取了堅定措施，出兵平定了叛亂，鞏固了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權。

　　清華簡的多篇文獻都涉及了三監之亂這一重大事件，並對傳世文獻有重要的補充作用。傳世本《金縢》篇有「周公居東二年」的記載，對其含義前人曾有各種推測，竹簡本《金縢》則作「周公石東三年」，這裡的「石」即是楚文字中常見的圖片（即「適」字），意為前往。周公前往東國三年，所指的正是周公東徵，從而解開了這一歷史之謎。

　　周師在擒殺武庚等人之後，又繼續東進，擊敗參與叛亂的商奄等國，殺死飛廉等首惡分子，並把參與叛亂的一部分商奄之民西遷到朱圉山（位於今甘肅省甘谷縣）一帶，令其防禦西北的戎人，而這些西遷的商奄之民則成為後來秦人的祖先。清華簡中關於秦人始源的這一記述，完全顛覆了人們的原有認識，對於早期秦人與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衛國與許國的分封

　　周武王滅商後，曾採取分封政策，封建一些古代聖王的後裔，並在商朝的王畿地區設立三監，以加強對原商朝核心區域的防範。但大規模的分封舉措，則到周成王平定三監之亂後才得以施行。清華簡《系年》稱：「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這正是對當時分封情況的總結。通過清華簡的記述，過去關於周初分封的一些疑竇之處也得以澄清。比如衛國的分封，過去曾有一種觀點認為發生於周武王時，也有人認為衛國曾有兩次分封。現在通過《系年》，可以知道周成王把康叔分封到康丘（這也是後人之所以稱其為康叔的原因），後來康叔又把都城從康丘遷到淇衛，這就完美地解釋了衛國的始封時間和都城前後出現變化的緣由。

　　有關許國分封的誤解也同樣得以糾正。過去學者們根據許慎《說文解字·敘》和杜預《春秋釋例》等材料，以為許國的始封者是許文叔，受封的原因則是許為「堯四嶽伯夷之後」，受封的時間是在周武王時。然而在清華簡中發現了周初封建許國的文件《封許之命》，從中我們可以知道，許國的始封之君是呂丁，他曾輔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功勳卓著，因此周成王時把他分封於許。清華簡《封許之命》的發現，糾正了傳世文獻中關於許國論述的諸多不準確之處。其中許多具體的分封細節和賞賜物品，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

　　與分封相關的記載，還有《四告》篇中伯禽的禱告之辭。該文是伯禽被分封於魯之後，在即將就封時向天神的禱告之辭，其中也談到周天子賞賜給了「林寶、金玉庶器」，補充了傳世文獻的不足。

　　（四）周公攝政與制禮作樂

　　西周初年的政治一度出現嚴重危機，端賴周公輔佐朝政，力挽狂瀾。有關周公攝政的問題也一直是歷代學者關注的話題，特別是周公攝政時有沒有稱王，從古至今爭論不斷。清華簡中發現了《逸周書》的《皇門》篇，學者多認為該篇文獻是周公攝政時所作，簡文記敘周公的講話時稱「公若曰」，證明周公當時並未稱王；周公在講話中訓誡群臣要以史為鑑，獻言薦賢，對於我們了解周公攝政時期的施政理念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在清華簡中所發現的《周公之琴舞》，乃是一組樂詩，學者多認為作於周公歸政成王之時，其中對周公與成王的君臣關係也做了嚴格區分，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周公沒有稱王這一事實。

　　最近發表的清華簡《四告》篇也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佐證。《四告》的第一篇，是周公向古代賢臣皋陶的禱告之辭，在禱辭中，周公追述了周武王去世後，自己勤勉輔佐成王的情形：「乃唯餘旦明弼保茲闢王孺子，用肇弘三臺，以討徵不服，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出日，亡不率比……」其中強調自己「明弼保茲闢王孺子」，更為周公不曾稱王提供了充分證據。

　　學者們已經指出，《四告》的內容，與《尚書》的《立政》篇關係十分密切。筆者認為，周公的禱告之辭中說：「翌日，其會邦君、諸侯、大正、小子、師氏、御事，箴告孺子誦……」，其內容與《尚書·立政》正好完全吻合，可知周公的禱告時間是在舉行還政成王儀式的前一天；而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則是紀念周公還政、成王嗣位而舉行的樂舞儀式。這3篇文獻在時間上互相銜接，內容上彼此呼應，應該是從不同角度記載這一重大事件的多篇原始文獻。這對於確定《尚書·立政》篇的時代和背景，以及考察周公攝政時期的歷史，也具有重要意義。

　　有關周公制禮作樂的情況，在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中也已經透露出相關信息，《周公之琴舞》以周公致政成王為背景，是一組結構緊密的樂詩，它的面世，不僅是佚詩的發現，也是佚樂的發現，可謂是周初制禮作樂的一個典型事例。在清華簡《四告》中，周公也表明要「永念天畏，王家無常，周邦之無綱紀，畏喪文、武所作周邦刑法典律」，因此採取各種措施來經營周邦。這些記敘表明，周公確曾制禮作樂，建立和完善了周代的各項制度，古書的相關記載是真實可靠的。周公的這些舉措，對周王朝的鞏固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兩周之際史事

　　關於兩周之際的歷史進程，《史記》所述，多有疏漏之處。以往學者多據《古本竹書紀年》的佚文來訂正這段歷史，然而一些缺環始終無法釐清。清華簡《系年》很完整系統地講述了兩周之際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很多方面給我們提供了新知，如：周幽王的妻子來自位於犬戎附近的西申，而不是來自位於今天河南南陽一帶的南申，這就解開了申人之所以能與犬戎聯合攻周的歷史之謎；周幽王與其子伯盤曾一起去攻打西申，最終為犬戎、繒、西申的聯軍所攻滅，這一歷史為過去所未知；周幽王死後，朝廷擁戴周幽王之弟餘臣為王（即攜惠王），與被廢的太子宜臼之間展開長達21年的王位爭奪，其中許多細節也是以往學者所不曾了解的；周平王東遷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不是過去所理解的一蹴而就；等等。

　　此外，清華簡對於楚國的起源與早期歷史研究也有重大推進，比如據清華簡《楚居》可知，楚人的先祖穴熊即是鬻熊，另外，該篇簡文中關於楚人早期的活動範圍，楚國與鄀國的關係，都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再比如，據清華簡《系年》，可以確認共和行政是由共伯和代執朝政，而不是由周公、召公共同執掌朝政，從而為共和行政之謎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有利佐證。

　　三、推動西周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

　　對於西周時期的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囿於有限的材料，往往難以展開討論。清華簡中所出現的大量與西周史相關的文獻，為這些領域研究的突破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

　　（一）文學史研究方面

　　清華簡的《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篇收有眾多詩歌，而且多數為佚詩，為西周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眾多嶄新材料，可謂是先秦詩歌研究的重大契機。其中，《耆夜》中的《蟋蟀》詩和《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詩同時見於《詩經》，文字亦多有不同，這對於《詩經》有關篇目的寫作時代、具體含義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

　　（二）思想文化史方面

　　清華簡《保訓》所敘的周文王遺囑中多次提到「中」這個詞，證明「中」的觀念是全篇的核心。關於《保訓》「中」的思想，學者們做過很多討論，李學勤先生曾指出，《保訓》的「中」很可能與後來儒家的中道思想有關。這對於研究儒家思想的淵源和傳統，無疑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西周建立後，統治者一再強調「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尚書·召誥》），希望從夏、商的興亡中汲取經驗教訓，但是在傳世的文獻中，所見多為西周王室取鑑於有殷的內容，而很少有關於取鑑於有夏的論述。清華簡《厚父》篇的發現，使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西周初年對於夏朝興亡所做的歸納和總結，其中蘊含有豐富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更為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開闢了新的局面。周代對「德」的提倡，也體現在對「處士」的重視之中。《荀子·非十二子》言：「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 處士由於德行高潔，才華出眾，雖然尚未任職，但卻是國家的重要倚靠。在清華簡《皇門》中，周公曾說：「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圖片事屏朕位。」其中所提到的「圖片事」，在《四告》中則作「圖片士」，二者所論其實都是「處士」。無論是《皇門》中對「處士」的期盼，還是《四告》中對商末之時「處士」所作所為的批評，實際上都是希望「處士」能以自己的德行在社會上發揮表率的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初的德政理念。

　　清華簡《筮法》所涉及的數字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數字卦的研究，是20世紀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商、周時期的數字卦是否一直延續到戰國時代，學者們曾有不同意見。清華簡《筮法》的出現，證實在戰國時期數字卦仍然存在，這對於研究數字卦的發展和演變也具有積極意義。

　　清華簡《耆夜》講述了周武王八年周師伐耆，獲勝返回後於文王宗廟舉行慶功的「飲至」典禮，這一記敘亦非常重要。我們知道，關於「飲至」的記載，在傳世文獻中主要見於《左傳》等書；在出土文獻方面，此前在周原甲骨和西周初年的圖片方鼎中也都提到舉行「飲至」典禮，但沒有更詳細的內容，清華簡《耆夜》則為我們展現了西周時期「飲至」典禮的生動情景。

　　新公布的清華簡《四告》篇分別有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4人向先賢或神靈的禱告之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周人在遇到大事時，往往會向上天神靈或祖先禱告，比如據何尊（《殷周金文集成》6014）所載，周武王滅商後，「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圖片民」。周武王因為營建東都一事，專門向上天禱告，這可以說是西周時期最早的禱告活動之一。除何尊外，還有不少金文也與周人的禱告活動有關，但由於鏤于吉金之上，內容均極簡略；在傳世文獻方面，《尚書·金縢》載，周武王生病時，周公曾向太王、王季和文王禱告，等等，但其禱辭顯然也是節引。《四告》篇完整記載了4篇禱告之辭，使我們對西周時代天人之間的交流及其內容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三）制度史方面

　　籍田制度是周代的一項重要制度，周宣王時「不籍千畝」，曾在歷史上有重要的影響，但是關於其具體內容，學術界長期存在爭論。據清華簡《系年》可知，周武王時即已建立「帝籍」制度，名之曰「千畝」，用以祭祀上帝天神。這不僅印證了傳世文獻關於「帝籍」與祭祀上帝有關的說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時期的「帝籍」和「千畝」的由來，從「千畝」產生的源頭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質，即它的確是周王室為生產「上帝之粢盛」而專門開闢的祭祀田地。《系年》的有關記載，為研究西周時期籍田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演變提供了重要依據。

　　分封和冊命制度。西周時期採用封邦建國的國策，分封了眾多諸侯國；而對於官員的任命，也往往需要舉行儀式，封官授職。清華簡《封許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獻，使我們有機會了解西周分封制度的諸多細節。另外，在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中，提到鄭桓公受命就封時只帶「車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聯繫到《史記·齊世家》所載齊太公就國時曾夜宿旅店，後來為防範萊人前來爭奪封地而夜衣而行，及時阻止了萊人的行為。從《齊太公世家》所述情況看，齊太公當年就封時，所帶的隨從似乎也不會太多。看來周代分封時「授民授疆土」，更多的只是在國家層面上對諸侯統治權的一個確認，具體的發展則有待於受封者的個人努力。在冊命研究方面，清華簡《攝命》則為我們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一件冊命文獻，這對於冊命制度的研究無疑會有很好的推動。

　　三公制度也是西周時期的一項重要制度。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第一次讓我們了解到周穆王時期的三公人選，確認了當時三公制度的存在，從而為研究西周的三公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

　　早在1981年，李學勤先生就曾根據當時的各種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指出，以往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時間和發展程度的估計顯然是偏低了；他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把考古學的成果和文獻的科學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出實事求是的重新估價。2013年，裘錫圭先生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的重建》一文中，也指出要立足於各種新出土文獻，同時結合其他的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做好古典學的重建工作。兩位先生的論述雖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簡帛等新出土文獻對於先秦典籍、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從本文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多與西周史有關的篇目，已經對西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產生深刻影響，其中諸多記載，不僅解決了西周史研究中許多爭論已久的疑難問題，同時又為西周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嶄新機遇。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已經深刻影響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這已成為多數學者的普遍共識。利用清華簡來研究西周歷史文化，已成為當前西周史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並已取得豐碩成果。

　　當前，清華簡已經整理出版了10輯整理報告，資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過大半，但尚未整理出來的清華簡篇目還有不少，預計還需要編成6輯左右的整理報告。整理工作目前仍在緊張持續進行之中，相信還有更多有關的新材料面世，成為西周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同時，除了清華簡，有關西周史的各種考古發現也層出不窮，而與西周史有關的甲骨、金文、簡帛等文字資料也在不斷發現，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得以展開。我們有理由相信，西周史的研究一定可以獲得更大發展，取得更好成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作者：劉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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