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被盜的帝陵（庫德史詩梅木與津）
2023-10-13 10:57:41
董能（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助理研究員）
庫德語詩人艾哈邁德·哈尼（Ehmedê Xanî）並不為中國讀者所熟知，但對於庫德人而言，他無異於莎士比亞，自從19世紀至今，就像但丁、拜倫和歌德一樣，哈尼也被庫德人認為是自己的民族詩人。本文作者在土耳其東部走訪了哈尼的墓地，並借哈尼所著的庫德史詩《梅木與津》的文本進入這位詩人的文學與政治意識。自20世紀以來，人們不斷的從這部史詩中解讀出庫德民族主義，並因此在庫德人所分屬的民族國家（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這部史詩在翻譯過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審查與刪緊。然而在17世紀偏遠的庫德群山，怎麼會誕生出直到19世紀才在歐洲全面興起的民族主義？
凡城至多烏貝亞澤特之旅
凡城（Van）是土耳其東部凡省省會，距該國第一大湖凡湖湖岸約3公裡。遺憾的是，這座以凡貓和湖景馳名的城市，其市容市貌卻簡直可用惡俗來形容。灰撲撲的建築和毫無特色的街景映襯著壯麗的湖岸和雄渾的城堡，形成一種頗顯怪誕的反差。
和嚮導埃爾汗約定上午出發，他便早早開車來載我。先去他親戚家逗留片刻，品嘗他家栽種的果實，再簡單用過早點，我們便開始了旅程。埃爾汗是凡城本地的中學英語教師，膚色黝黑，體格精瘦健壯，表情嚴肅，時不時也會流露一抹笑意。此行的目的地是凡城東北方向170多公裡開外的多烏貝亞澤特（Doğubayazıt），一個對許多遊客來說極為陌生的地名。
湖岸隨著汽車的飛馳，從公路左側蜿蜒屈折開來，向似乎無邊無垠的前方伸展。凡湖的水域面積有3700多平方公裡，幅員略小於青海湖，然而相比高原湖泊特有的峻厲，凡湖表現得更為溫雅和浩渺。埃爾汗打開車載音樂，播放他喜歡的庫德語歌曲。我第一次知道了這些庫德語歌手的名字，Ayfer Düzdaş、Aynur Doğan、，哦，當然了，還有席萬·佩瓦爾（Şivan Perwer），那位流亡海外40多年的民族歌手。碧波萬頃的湖水和慷慨熱烈的民族歌曲愉悅著我這異鄉人的感官。一切就像天堂一樣美好。
凡湖湖景。攝於2019年8月
車行兩個多小時後，白雪皚皚的阿拉拉特山躍入眼帘。從地圖上看，山腳下的多烏貝亞澤特處於頗為險要的位置：這裡是阿勒省（Ağrı）的最東段，也是整個土耳其共和國的最東端。東北距亞美尼亞首都葉里溫不到100公裡，距離伊朗邊境的古爾布拉克/巴扎爾甘（Gürbulak/Bazargan）邊境口岸只有15公裡。多烏貝亞澤特的土耳其語意思是「貝亞澤特以東」，老貝亞澤特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700多年前的烏拉爾圖王國時期，而現址上興建的新城尚不足百年歷史。這座城市的庫德語名字巴茲德（Bazîd）倒還約略保存了些許原初的記憶。
大亞美尼亞、庫德斯坦、東安納託利亞，這座小城在不同歷史時期城市被劃歸不同的政治歸屬，貼上各異的地理標籤。每一次的陣營轉換往往也意味著權力的清洗和庶民的血淚。相斫的歷史不必再贅述，自有滿腹經綸的「國際問題專家」和「文明衝突論」的擁躉們迫不及待地向人們宣講。我們來到此間只為探訪一位詩人的足跡。
穿過市區，折向東南城郊山麓，沿著盤山路越轉越高，終於一片開闊的山坡停車場上停下。埃爾汗鎖上車門，立刻興高採烈地引我來到伊斯哈克帕夏宮（İshak Paşa Sarayı）高聳的殿門前。這座始建於1685年、竣工於1785年的奧斯曼後期建築是土耳其東部一座無與倫比的建築瑰寶。它聳立山腰俯瞰全城，曾是地方總督的居所，在不算太大的佔地面積內集兵營、監獄、膳房、後宮和清真寺各種功能於一身。宮室的外牆上雕著精美的鬱金香，埃爾汗告訴我，此種圖案乃是一項悠久的與神聖交言的奧斯曼傳統，因為鬱金香（Lâle）一詞的寫法與阿拉伯文「安拉」相仿，於是神學上的巧合激發美學上的靈感，更發展出無數變體寄寓超驗情感。聽完這番解釋，我不禁驚訝於200多年前的匠人們表現神聖的能力。即便在這雄踞山巒、象徵世俗權力的宮廷，莊重的美感亦不曾缺席。
伊斯哈克帕夏宮雕有精美鬱金香圖案的後宮正門。攝於2019年8月
八月初的天空澄淨如練，山區的勁風時不時撲簌簌吹過，埃爾汗引我踏上天台，指點給我看遠處的一座建築：「那就是艾哈邁德·哈尼墓」。哦，就在那裡，此行的真正目的地。王侯的宮府充其量是開胃的配菜，賢者的陵墓才是值得我們勞頓千裡的正餐。
其實，本不必身為庫德人的埃爾汗刻意引薦，我早早便知道哈尼的名聲，閱讀過他的詩篇，搜羅我能讀懂的文獻，甚至也曾三心二意地捧讀過幾天庫德語文法。等到真正來到這片詩歌的疆土，才真正感到那點淺陋的了解不值一曬。
那麼，這位值得遠近遐邇的人們前來懷念的艾哈邁德·哈尼（Ehmedê Xanî），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
從哈尼墓遠望伊斯哈克帕夏宮和山腳下的多烏貝亞澤特城。攝於2019年8月
誰是艾哈邁德·哈尼？
向一個庫德人拋出這個問題，無異於問一個英國人誰是莎士比亞。1850年代，生於這座城市的庫德詩人和學者馬赫穆德·巴茲迪（Mehmûdê Bazîdî，1797-1859）應沙俄駐埃爾祖魯姆領事的請求，撰寫了一篇庫德語文學的概論。用他的話說，艾哈邁德哈尼是最著名、和最受愛戴的庫德語詩人。簡單來說，自從19世紀至今，就像但丁、拜倫和歌德一樣，哈尼也被庫德人認為是自己的民族詩人。
人們對哈尼的生平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於1650年生於土耳其東南部的哈卡裡（Hakkari），於1707年卒於多烏貝亞澤特。他在詩文中謙稱自己是一位生活在山野裡的鄙夫，但根據他作品中華麗的辭藻和強烈的蘇非傾向，可以判定他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許多學科，除母語外還通��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奧斯曼土耳其語，同時也是一位虔誠的蘇非長老。他給後人留下了三部主要作品：神學著作《信仰原理》（ʿAqidā imān）、兒童訓蒙詞典（阿拉伯語-庫德語）《孩子們的春天》（Nûbihara Biçûkan）以及影響深遠的愛情史詩《梅木與津》（Mem û Zîn）。
《梅木與津》也叫《阿蘭的梅木》（Memi Alan），在哈尼的長詩問世前，其主題就已經流傳於庫德斯坦和南高加索一帶的民間。據美國學者Michael L. Chyet的研究，《阿蘭的梅木》這部民間文學除了在庫德人當中流行，也常常在亞美尼亞人、雅茲迪人和庫德猶太人當中被長期傳唱。艾哈邁德·哈尼在故事原型基礎上注入了強烈的戲劇衝突和深邃的哲學思想，使之成為一部庫德語文學史、乃至西亞和世界文學史上的傑作。
《梅木與津》共有2655聯句，遵循波斯文學傳統的瑪斯納維體，每聯由押韻的兩行詩句構成，每行又包含10個音節。長詩講述了一個類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在強大的庫德人國家波坦（Bohtan，位於今天土耳其東南部的吉茲萊），統治者宰因丁（Zeynedin）有兩位豔若春花的妹妹希蒂（Siti）和津（Zîn）；他同樣有兩位出類拔萃的青年部下塔吉丁（Tajdin）和梅木（Mem）。在某個春暖花開的諾魯孜節（Nowruz），或許是出於少年人好玩樂的心性，或許是免得被人認出，塔吉丁和梅木穿上女裝、扮作少女來到人群中歡慶佳節。二人與兩位絕美少年不期而遇，頓時被其美貌和丰姿深深吸引。而這兩位少年恰是同樣扮作男子的希蒂和津。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兩姐妹也立刻深愛上她們誤認作女性的塔吉丁和梅木。趁後者不注意，兩姐妹頑皮地偷偷摘下二人的戒指，又將自己的戒指戴在二人指上，隨後便翩然而去。
這次短促的邂逅後，愛火在四位男女的心頭越燃越旺。希蒂鍾情於塔吉丁，津則傾心於梅木。兩位少女都既難以忘懷另兩位美人的容貌，又為自己怎能愛上同性而深感不安。有位從小照顧兩女的老奶媽看出她們的心事，在發表了一通冗長的勸告後，發現她們偷摘下的戒指上刻有意中人的名字。老奶媽認得這二人其實是赳赳男兒，於是自告奮勇偷偷見了塔吉丁，並以戒指作為憑據。塔吉丁在悲喜交加中立刻委託老奶媽向希蒂傳話表露愛意，於是二人擇選吉日立刻完婚。
好友的結合反而讓梅木與津越發痛楚。在傳統庫德社會中，男女雙方絕無可能私定終身，亦不敢輕易託付他人為自己說合。正當二人情思困困之際，史詩的大反派、奸臣貝基爾（Bekir）上場了。此人是王宮的司閽，容貌醜惡、性情邪僻，他看出梅木與津之間的羈絆，決心橫加阻撓。他不斷向宰因丁進讒，詆毀梅木垂涎王妹、有篡位自立之心。恰好一日宰因丁外出行獵，互相思戀對方的梅木與津不約而同地走進王家花園排遣鬱結。在見到對方的那一刻，二人都不敢相信眼前所見。哈尼如此書寫梅木與津相會的情景：
「他倆迎面而立，怔忡木然，
一語不發，甚至不曾閒談。
起初他倆只能做手勢示意
接著口舌方才得到開釋。
他倆交換了千言萬語，
向對方將情思傾訴。
雙唇啜飲了多少蜜意，
又將甜蜜向對方傳遞。
他們飲盡了多少杯盞，
又償還了多少番誓願。
眼目、胸膛、頸項和唇間，
臉龐、下頜、前胸和耳畔，
從此至彼，急切向對方索要，
有時輕吻，有時候又是齧咬。
他們用乾渴的嘴唇熱吻，
他們將對方的脖頸嗅聞。
津的面龐如點燃的燈燭，
明豔光亮，充滿歡愉。
而梅木恰似一隻飛蛾，
連身帶魂撲向熊熊火舌。」
（第1553-1562聯。本文中哈尼的詩句均由筆者參考英譯本和法譯本並對照原文譯出。筆者不揣鄙陋，勉力為之）
正當愛火熾熱之際，遊獵的王公突然早早歸來。驚慌失措的津立刻躲藏起來，而宰因丁心懷猜疑地責問梅木為何擅入御園。隨侍的塔吉丁心知不妙，便立刻回家將自宅付之一炬，終於引開盤問的眾人，解救了這對逾矩的戀人。
貝基爾見一計不成，便又生一計。他慫恿宰因丁王邀棋術高明的梅木對弈，賭約是勝者可以向敗者提出一個要求。正當棋局緊要之際，貝基爾故意邀津前來觀戰。驟見意中人，梅木方寸大亂之下連戰連敗。獲勝的宰因丁故作溫和，表示他的要求便是令梅木吐露一個待實現的心願。梅木不疑有詐，當即請求主公賜婚。宰因丁認為梅木果然有覬覦之心，大怒之下當即將他囚禁。一年後，梅木瘐死獄中，痛悼愛人逝去的津也隨即辭世。塔吉丁聞訊，盛怒之下將奸臣貝基爾殺死。宰因丁也懊悔不已，下令將二人合葬。時至今日，在故事發生的吉茲萊城還有一座梅木與津的合葬墓，恰如維羅納的朱麗葉陽臺一般，寄寓世人的同情和哀傷。
筆者這番寡淡的描述實在難以窮盡這部長詩的奧妙。實際上，哈尼在詩中呈現出一種極為多樣的寫作風格，某個場景中的某段對話，往往具有淺表和隱微的多種含義。例如當老奶媽勸說希蒂與津時用到了本體（zat）和屬性（sifat）、實體（cewher）和偶性（『erez）這樣的中古哲學概念；而在結尾處解釋何謂真愛時，又提出了「如果不能完全消泯，便不能真正長存/消泯意味著你們長存，長存意味著你們相逢/並非通過團聚來實現，或許只能通過分別和離散」（2574-2576聯）這一神秘辯證思想。哈尼非常熟��哈菲茲���阿塔爾���尼扎米�等古典波斯詩人，在字裡行間嫻熟地穿插著優素福和祖萊哈、萊拉和馬傑農、蓋斯（Qays）和姽姒（Wis）、謝赫桑安（Sheikh San』an）和基督徒少女等中古文人雅士耳熟能詳的波斯語神秘詩歌主題；哈尼同時也是一位資深的穆斯林學者，擅長援引《古蘭經》的經文和典故來說理和敘事，有時索性整段整段援引阿拉伯文原文；在思想方面，哈尼頻頻流露出源自新柏拉圖主義的理型流溢學說和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單一論」的影響；而在序言和尾聲部分，他又明確袒露自己是出於民族自豪感才選擇用庫德語、而不是當時整個伊斯蘭世界宮廷和文壇通行的波斯語進行創作，為此他甚至用bid』ete（古典教法指標新立異的行為）來稱呼這部作品。於是，普通讀者會從詩文中看到悽美動人的愛情；詩歌愛好者讚嘆精美的格律和豐瞻的辭藻；道學家重視詩中隱喻的人主之戀和求道歷程；而民族主義者又會捕捉到似隱似顯��庫德民族�情結。哈尼的才能恰恰體現在這裡，他將塵世男女之愛、家國之愛、神秘之愛、超驗之愛層疊在同一部文本中，就像一位出色的指揮家，使多個主題有條不紊地次第呈現，而每個主題似乎又都有各自的弦外之音，值得精明的讀者反覆咂摸品味。
長詩的結構看似鬆散，實則頗為巧妙精緻。縱貫全詩，兩位主人公其實只見過四次面，地點各自為諾魯孜節會場、王宮御園、梅木與宰因丁弈棋的王宮、以及死別的牢獄，各自對應故事的開篇、中段、後段和末段。每次見面都是短暫的不期而遇，且都各自對應一場節慶盛會（開篇的諾魯孜節、中段的狩獵賽會、以及末段梅木死後，津穿上節日盛裝，宣布今日乃二人大喜之日）。兩位主人公只有在第二次見面時有過交談，而詩人甚至沒有告訴我們具體的交談內容！相反，詩人不惜筆墨地書寫梅木與津分別時的痛苦和思念，其中大量運用波斯古典詩歌中常見的蓮花與太陽、玫瑰與夜鶯、燭火與飛蛾、籠中鳥、鏡中景、賈姆希德之杯等等意象，寫盡了思慕渴望、求而不得的心緒。將死之際，兩位戀人褪去一切凡俗之思，實現靈魂上的結合和永聚。整部長詩既可以被視為一篇塵世間男女之愛的傳奇，又不妨將其當成中古神秘主義的神愛、「寂滅」思想的綱領。因此，即使是一位不歸屬特定宗教的現代讀者，只要他品嘗過愛情的甘苦，也依然可以從這些火熱的詩文中獲得極大的精神愉悅與情感共鳴。
或許只有實實在在來到哈尼的墓前才能真切體會到《梅木與津》所傳達的「愛」的理念。陵墓位於伊斯哈克帕夏宮東南約一公裡處的山道一側，牆體為棕灰色條紋相間的玄武巖，色彩樸實，頗似著名的迪亞巴克爾（Diyarbakir）大清真寺的外牆。陵墓頂部有兩矮一高三座圓頂，高度約五六米。陵墓外尚另散布著幾處墳塋。墓室共兩間，主室20平米左右，內有五六具棺槨，隔間為禮拜所。哈尼的木製棺槨位於主室中間，上刻花卉圖案。棺木頂端立一纏頭巾，代表其蘇非賢者身份。室內除吊燈和一些圖籍、書法之外再無餘物，異常簡樸肅穆。然而這並不妨礙人民自發地表達對他們的詩人的愛。筆者探訪之時，尚見到幾位婦女端坐墓前，為詩人祈求彼世的幸福。數百年來該地訪客絡繹不絕，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或許是同為庫德族的賢哲、被譽為20世紀土耳其最傑出思想家的賽義德·努爾西（Said Nursi）。1888年，青年努爾西曾在貝亞澤特度過三個月時光。他夜以繼日地在墓中學習和沉思，以致於當地人都覺得他得到了哈尼靈魂的真傳。奧斯曼帝國行將解體之際，努爾西一度在伊斯坦堡加入過一個名為「庫德教育傳播和出版協會」的民族主義團體。這個早夭的團體只在1919年出版過唯一一部著作，不消說，那本書正是《梅木與津》。
艾哈邁德·哈尼陵墓外觀
艾哈邁德·哈尼陵墓主室。頂端有纏頭巾狀隆起物的棺槨即為哈尼。攝於2019年8月
《梅木與津》的民族主義
對於庫德人來說，艾哈邁德·哈尼遠不止是一位文學巨匠。1650年間埃烏利亞·切列比訪問奧斯曼帝國的庫德行省時，發現當地經學堂只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教材；然而從17世紀下半葉起，本土庫德語教材逐漸流傳開來。哈尼的幾部著作、尤其是《梅木與津》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像馬什哈德的菲爾杜西墓之于波斯人、甘賈（Ganja）的尼扎米墓之於亞塞拜然人一樣，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的崛起，多烏貝亞澤特的哈尼墓也成了庫德民族精神的朝聖地。無論是19世紀伊拉克大詩人哈吉·卡德裡·科伊（Haji Qadir Koyi，1817-1897）、還是世紀之交的貝迪爾汗（Bedir Khan）兄弟、又或是長期流��瑞典�的當代著名作家穆罕默德·埃明·博扎爾斯蘭（Mehmed Emîn Bozarslan，生於1935年），無不高度推崇哈尼和《梅木與津》。在史詩的序章部分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詩文，流露出詩人不甘本民族長期受強鄰擺布、呼喚獨立自強的的強烈情感：
「但願我們有一位明主，
慷慨絕倫、達理知書。
我們的錢幣將被他精心鍛鑄，
幣值毫無可疑，流通暢行無阻。
一枚錢幣縱使純粹殊異，
若欠缺打磨便一文不值。
但願我們能有一位君王，
配得上真主賜予的權杖。
......
他會恩恤我們這些孤寡，
保護眾人不受強梁欺壓。
�人休得再欺凌我等，
吾土不致淪為夜梟之境。
我等不再淪為降虜和俘囚，
臣服��塔吉克�與突厥之手」。
這個片段（199-207聯）中的羅馬指奧斯曼帝國，塔吉克指薩法維帝國。有時候哈尼也用「阿賈米」（『Ajami）指代波斯人。17世紀下半葉的庫德各部如一盤散沙，時而投靠前者，時而又臣服後者。哈尼希望能崛起一位領袖帶領人民打破任人宰割的狀態，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庫德人不團結的原因（220-225聯）：
「你想想！從阿拉比亞到喬治亞，
庫德人如城堡一般雄姿英發。
羅馬和阿賈米高踞雄城，
四面八方都是庫德人。
從兩個方向讓庫德人民，
淪為利箭的致命靶心。
只因他們堪稱邊疆的鎖鑰，
每個部落都是堅固的城闕。
每當有人不安分地攪拌
羅馬怒海和塔吉克狂瀾，
庫德人就要喋血失和，
支離破碎好似陰陽兩隔。」
不僅如此，哈尼甚至還用誇張的筆調鼓勵庫德人艱苦奮鬥、顛覆當時三足鼎立的西亞國際秩序（231-234聯）：
「如果我們能夠團結精誠，
齊心協力將一個號令尊奉，
不管羅馬、阿拉伯還是阿賈米，
全都要規規矩矩做我們的臣子。
我們必將完善國政、闡揚正教，
我們必將砥礪學問、磨鍊智巧。
正邪曲直要把它分辨清楚，
豪傑賢良要讓他脫穎而出。」
出於這樣宏偉的目標，哈尼決心採用人們日常使用的母語、而不是任何外語進行創作。他明確希望自己的長詩能夠為庫德人揚名辯誣（240-241聯）：
「好教人莫再說庫德人
既乏學識，又無高尚出身。
休說各民族皆有其文教，
唯獨庫德族無足稱道。」
這番對本民族大膽熱烈的表白並不亞於正文中梅木與津的戀情，因此不少論者也指出哈尼表面寫男女的離愁，實際上是悲嘆庫德民族和庫德國家之間的分離。貝迪爾汗兄弟中的傑拉德特（Celadet Bedir Khan，1893-1951）是系統編纂現代庫德語語法的第一人，他甚至盛讚哈尼是「我們的民族信仰的先知」（Pêxemberê diyaneta me a milî）。進入20世紀，這番民族主義解讀顯然不討庫德人所在各國的喜歡。後來成為現代敘利亞最重要的宗教學者的拉馬丹·布推（Muhammad Sa『id Ramadan al-Buti，1929-2013。布推本人恰恰出生在史詩發生地波坦，他的姓氏正是阿拉伯語「波坦人」的意思。布推的散文譯本影響遠��沙烏地阿拉伯�等地）於1957年將史詩編譯為阿拉伯語，但刪去了具有民族獨立意涵的序章；在土耳其共和國，博扎爾斯蘭於1968年出版了附拉丁字庫德語的土耳其語譯文，迫於形勢，他也毫不意外地刪去了全部呼喚庫德人統一團結的段落，即便如此這一版本仍然立刻被禁，許多購書者不得不親手將其銷毀。
那麼，詩人哈尼是否就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和庫德民族運動的先驅？西方學者對此深表懷疑，他們認為，在17世紀偏遠的庫德群山，怎麼會誕生出直到19世紀才在歐洲全面興起的民族主義？有人甚至認為這些段落是後人杜撰的（如荷蘭學者Martin van Bruinessen）。拋開其背後隱藏的東方主義情緒，筆者贊同他們的觀點。哈尼在詩中很少使用單數的「庫德人」（Kurd）一詞，而是較多地使用複數（Ekrad）或專指今日土耳其和敘利亞庫德人的「庫爾曼齊人」（Kurmanci），這就說明哈尼心目中的本民族很可能只是一個鬆散的各庫德酋邦和部落的統稱，或者僅限於操庫爾曼齊方言的人群，而不包括今天生活在伊朗和伊拉克、操索拉尼方言的庫德人，而《梅木與津》的索拉尼方言譯本也要遲至1960年才出版。另外，正如一些西方研究者（如Martin van Bruinessen和Michel Leezenberg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哈尼心目中的庫德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邊界和族屬明確的民族國家，而仍是一個傳統的多種族君主國，只不過由庫德人掌握其政權。作為這樣一個庫德國的對立面的羅馬、阿賈米、塔吉克等用詞也反映出哈尼對國家的理解並未超出傳統的「族群」，不應和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混淆。另外，我們知道哈尼非常熟悉古典波斯語文學典故，但他在詩中隻字未提《列王紀》中暴君佐哈克和鐵匠卡維的故事，而菲爾杜西正是在這個故事中明確記載了庫德人的起源，這就反映出哈尼並無意創作一部尋根溯源的民族史詩。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在中古文學遺產中，哈尼的政治思想是最接近現代民族主義者所需要的理念模型的，因此他們有意無意地將庫德國族理念「前移」，奉哈尼為民族獨立運動的先驅和源頭。
這種「前移」甚至也不知不覺地體現在西方語言的譯文中。例如在翻譯236聯的第二行詩句時，2002年出版的法語譯本將其譯為「而是出於愛國主義和對人民的愛」（Mais par patriotisme et amour du peuple，Sandrine Alexie和Akif Hasan譯本第45頁）。查考英譯本，卻發現該句被處理為「或許是由於部族意識和宗派偏好」（Perhaps due to tribalism and partiality，Salah Saadalla譯本第33頁）。對照原文，詩人在這裡其實使用了兩個阿拉伯語借詞te『essub和eşîrî。前者和伊本·赫勒敦的著名術語『asabiyya來自同一詞根，指的是部族或血緣親族基礎上的王朝統一和團結，而後者一般就是指氏族和部落。因此，哈尼心目中的庫德族的統一仍然是前現代意義上以庫爾曼齊人為主體的部族王朝的統一，而非近代才有的「想像的共同體」，更不可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為所有國民共享的民族國家。嚴格來說英譯本較為忠實，而法譯本有意識地將近現代的愛國主義和人民主權學說「前移」到了哈尼的文本當中，難逃錯譯和誤導之嫌。
筆者收集的《梅木與津》原著和譯本
《梅木與津》的政治與寬恕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哈尼的政治思想，會更清楚地發現現代民族主義解讀並不符合哈尼的本意。筆者想以宰因丁為例說明。宰因丁號稱英主，從水中魚到天上月皆聞其勇武之名（372聯）。他為人慷慨豪邁、學識卓著，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373-382聯），庶幾就是哈尼在序言中所盼望的那位統治者。然而隨著故事的展開，哈尼逐漸展現這位王公的種種陰暗面：他雖深知貝基爾乃奸邪之徒，卻對他言聽計從；一直疑心忠心耿耿的梅木和塔吉丁意圖反叛；甚至在將梅木囚禁一年後，還醞釀出一條毒計，料定早已形銷骨立的梅木與戀人一見之下，勢必心神激蕩性命不保，因此特意下令津前去探監，只盼既能除去心腹之患，又免掉妄殺忠良的惡名。讀者讀到這裡不免困惑：這宰因丁不仁不義不智，分明就是個昏君，他如何能代表哈尼理想中那個統一庫德人各部的賢王形象？哈尼為何要在故事開篇盛讚他的賢德？應該說，就全詩整體而言，哈尼的君主觀念是模糊的、曖昧的。他毫不留情地譴責宰因丁的惡行，但並未因此否定他的賢明。他並未將悲劇全部歸咎於宰因丁的個人缺陷，而是相當悲觀地借他之口道破君主統治的本質（1140-1153聯）：
「我們君王好比磨坊的運轉，
時刻不息，忽而退後、忽而向前。
磨坊必定需要碾磨的工人，
我也得有一個司閽看門。
治理國家也是如此這等，
有時行使公義，有時施行暴政。
雖然貝基爾是個私生的宵小，
有了他我的磨坊才運轉良好。
奸臣和惡人組成的集團，
擔任著皂隸、捕快和門官。
他們轉動著壓迫的磨盤，
榨取出被虧害者的谷餐。
儘管朕的磨坊是公共財寶，
裡面卻堆滿了禁忌的糧草。
......
因此君主不會拋棄他的惡狗，
只因他們各自有其職守。
有的君主甚至不願拿獵犬，
去和十匹阿拉伯駿馬交換。」
於是哈尼得出如下結論（1191-1195聯）：
「君王的心思忽明忽暗，
無疑好似火焰一般。
明面上慷慨莊重，
暗地裡將權謀搬弄。
仁慈時如太陽普照，
惱怒時將世界焚燒。
當心，決不要相信君王
哪怕是父親、子侄或兄長。
尤其當奸臣在他們身邊奔走，
只能求真主將我們護佑。」
如若將這一馬基雅維利式的片段對照序章，或許能得出更加合理的解釋：哈尼盼望一位聖君能夠帶領庫德人擺脫受人欺凌的處境，但君主制本身依賴的是個人的賢明，統治者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又常常會重用奸臣、玩弄詭計、甚至故意作惡。哈尼沒有說明應如何解決這一矛盾，而是不言自明地將其當做人世間的天然秩序加以接受。這一處境令讀者只能推導出一個結論：那位理想的庫德領袖即便橫空出世，充其量也只是率領本民族實現政治上的獨立和統一，卻不能指望他引導人民達到道德上的至善，更無法保障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只能體現在真愛、即中古神秘主義對寂滅和良善的追求當中。梅木與津的悲劇正是體現真愛的一則寓言，而不全是鼓吹獨立的政治綱領。
《梅木與津》的另一項引人入勝的主題是寬恕。在超驗和純全的真愛作用下，史詩尾聲出現了一個極為意外的情節。梅木與津的愛情悲劇的源頭是貝基爾，一個伊阿古式的人物，他代表和神聖之愛相對立的純粹之惡。此人並非為了任何利己的動機去拆散梅木與津，而完全出於嫉妒。在中古蘇非思想中，塵世物質被認為是卑賤、惡濁的東西，人的靈魂被拘束在有形有質的囚籠中。唯有領悟神愛之人才能獲得解脫和真知。貝基爾的嫉妒就象徵了物質的這種本性，它天然地妨礙人們認知美善和智慧，轉而沉溺於私慾和肉身的苦海。然而，哈尼並不滿足於此。真正讓筆者感到震撼、真正反映出哈尼思想的崇高深邃的地方在史詩結尾處。讀者驚訝地發現，作惡多端的貝基爾居然也升上了天堂，而且他和梅木與津住在同一幢宮殿中，還擔當起了二人的護衛！他如此解釋自己獲得這一榮寵的理由（2431-2434聯）：
「表面上我是他二人的仇讎，
實際上我與他們親密為友。
是我將他們從塵世的朽壞救脫，
是我令他們遍嘗苦痛與折磨。
我雖然奪走了他們凡俗的快樂，
我引導他們，通過憂傷與挫折。
我為他倆費盡了百策千計，
最終他倆獲得了崇高品第。」
這段話頗有些詭辯色彩，就好像在說，如果不是壞人施加種種考驗和障礙，那麼梅木與津二人的愛情也只會流於庸常，做一對俗不可耐的鴛鴦眷侶罷了。多虧了他貝基爾，二人的愛情才臻於至善，最終名垂青史，被世世代代的男女愛侶們衷心傳誦。哈尼肯定覺得這番道理如果光由悲劇的始作俑者來說未免顯得強詞奪理，因此他特意安排津在死前專門懇求朋友們饒恕貝基爾（2304-2308聯）：
「他是我們發現真理的緣故，
他暗中回歸我們的道路。
他也為了我們的事業殞身，
心悅誠服並無半分悔恨。
請小心守護梅木捐軀的墓冢，
看管好我倆所在的墳塋。
貝基爾的墓地不得被侵犯，
只因這條狗曾護我倆周全。
當我倆前往至高的聖殿，
他將成為我們門前的忠犬。」
津死後，波坦人民忠實地履行了她的遺囑，將她和梅木合葬一處，將貝基爾葬在二人不遠處。直至今日仍有許多人會前去憑弔。寬恕這一主題在此達到高潮，而令筆者深感意外的是，寬恕的主角是一位女性，而被寬恕的對象則是一手摧毀了她的愛情的極惡之徒。此中的哲學動機雖然是對神聖秩序的絕對順從，但其高尚的人道思想絕對不可被低估。津寬恕的對象是貝基爾，但她實際上針對的是她的哥哥和君主宰因丁。後者代表世俗的至高權力，而津只是一個愛人剛剛死去、本人也命不久矣的孤女。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強者才有資格寬恕弱者。然而在這裡，卻是至弱者寬恕了至強者、女性寬恕了男性、妹妹寬恕了哥哥、臣下寬恕了主上！這完全背離許多人對西亞文化的刻板印象，顛覆了以牙還牙的報應觀和唯唯諾諾的女性觀。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戲劇性的顛倒，恰恰在於梅木與津通曉了「愛」的真諦。真正的強弱取決於精神和道德的純全程度，因此津才可以順理成章地寬恕仍然沉湎於嫉妒、猜疑、憎恨等塵俗情感的貝基爾和宰因丁。
哈尼就好像在暗示，人類最美好的情感是至善至美的真愛，真愛的本質不在於「懲惡」，而只是在於「揚善」。塵世生活的真諦只應是追求善和美，達到這般崇高境界的人們眼中只有愛和真理，於是就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寬恕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梅木與津》對於這片曾經、並且仍在流淌血淚的土地來說，無疑具有永恆的意義。
旅程之終、探索之始
回程途中，埃爾汗特意載我在凡湖東岸的穆拉迪耶瀑布（Muradiye Şelalesi）歇息片刻。當我們走上瀑布上方的吊橋時，我又一次吃驚得說不出話來：眼前是一派極為壯美的景觀，明朗的午後豔陽下，只見水流裹挾著巨大聲勢從陡坡奔騰而下，匯流成雅訥克塔爾河（Yanıktar Dersi），浩浩蕩蕩奔向西南注入凡湖。未曾料想在庫德斯坦的冷峻群山之間，竟有這樣一番勝景。的確，我對這片熱土的知識實在太少太少，而發的議論又太多太多，就像哈尼也並不需要我這些淺薄的讚許。下次我會訪問梅木與津的墓吧，我盤算著，順道遊覽吉茲萊這座底格裡斯河畔的名城。埃爾汗對於我一廂情願的空想只是笑笑。或許在他眼中，我終究只是個奇怪的異鄉人，從哪裡來的勇氣和學識侈談哈尼和詩藝呢。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下一次，下一次我們一定要再好好聊聊，約幾位通曉格律、心懷寬闊的朋友，要把哈尼琢磨個透......
穆拉迪耶瀑布。攝於2019年8月
今日的媒體似乎只有在爭戰與慘殺的場合才會如蠅嗜血地關注「邊緣」。輿論場高談闊論分析著列國的縱橫捭闔，有時候肆意發射醜惡的毒箭，有時候也會灑幾滴虛假的淚珠，然後把活生生的人們當作鬥場的犬羊般品評。看客習慣了沿著地圖上彎彎曲曲的疆界分配自己的愛憎，奪命的彈痕比筆端的詩文更容易令他們興奮。幸好還有哈尼，幸好還有詩歌，幸好還有梅木的愛戀和津的祈禱。筆者想用《梅木與津》序章中最後幾節自述（356-361聯）作為這篇不成體統的文字的結尾，期待有緣的讀者一探這位偉大的詩人和這個偉大的民族：
「我只是個遊販，並非珠寶客商，
曾自學過詩藝，並未通曉文章。
我是山野邊鄙的一介庫爾曼齊人，
講述庫德世界的若干見聞，
應當懷著慷慨善意將其傳續，
並被端莊的耳朵聽取。
耳音敏銳的不懷好意者
請莫懷恨，如果我犯了錯訛。
請保全詩人的顏面，
如果可能，還請說幾句贊言。
請莫為謬誤和過失感到驚奇，
不要因宗派之見妄加解析。」
參考文獻：
原著和參考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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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and Zin by Ahmed Khani, translated by Salah Saadalla, Avesta, 2008.
Ehmede Xani，Mem û Zîn,Nûbihar Yayınları,2013.
專著：
Chyet, Michael L., "And a thornbush sprang up between them" : studies on Mem u Zin, a Kurdish roma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1.
Mirawdeli, Kamal, Love and Existence: Analytical Study of Ahmadi Khnai's Tragedy of Mem U Zin, Khani Academy, 2012.
論文：
van Bruinessen, Martin, Ehmedê Xanî's Mem û Zîn and its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in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Costa Mesa, Cal.: Mazda Publishers, 2003, pp. 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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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zenberg, Michel, Ehmedê Xanî's Mem û Zîn: The Consecration of a Kurdish National Epic, in M. Gunter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the Kurds, 2018, p.79-89.
Leezenberg, Michel, Language, Kingship, and Nation: The Ambiguous Politics of Ehmedê Xanî's Mem û Zîn, in Kurdish Studies, Vol. 7 No. 1 (2019), pp. 31-50.
責任編輯：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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