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嘉佐導演（那嘉佐去罷野草）

2023-10-16 10:00:57 3

那嘉佐，33歲，曾就讀於中央美院附中、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其導演處女作 《街娃兒》 （2021） 入圍了第74屆坎城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第5屆平遙國際影展「藏龍」單元；今年夏天，在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獲得評委會推介榮譽、最佳藝術探索榮譽。圖/受訪者提供

那嘉佐的生命經驗告訴他，很多困境來自錯置。比如愛上不該愛的人，做了不該做的事。比如前一晚吃著泡麵盯後期，第二天他不應該出現在坎城。比如拍完電影，大家都覺得他是導演了，他感覺自己只是拍了個電影，還是個自然人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宇欣 發自北京

編輯 /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掙扎

「這是一部關於『掙扎』的電影……城市裡被忽略的角落被攝影機注視，綠水青山和市井街頭構成了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兩種氣氛，人物在這兩種氣氛的共生下，行走、掙扎、吃飯、說話。」

那嘉佐闡釋他的導演處女作《街娃兒》（2021）這話，他2017年寫完劇本在上影節創投會上說，電影拍完在不同電影節上說，接受採訪和記者說，說了「可能一千遍」。

也像是在說他自己。

那嘉佐今年33歲，頭髮剃得極短。講起過往，他給人感覺緊繃，敏感，叛逆。

北京孩子，初中不好好讀、高中進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第一學年六科文化課五科不及格、大學以專業第三進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上不到兩年就退學，那是快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有點兒像許多與時代和身邊人沒法好好相處的年輕人：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圈子，和集體總是無法相融，與人相處常生出間離感，很不愛社交，很容易內心震動劇烈。

他想找原因。

那嘉佐不止一次設問，假如，假如——人生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街娃兒》 圖/受訪者提供

《街娃兒》的剪輯指導孔勁蕾聽那嘉佐說過，如果他沒上美院附中，也許就活成東子那樣。東子是《街娃兒》裡的主角之一，一個混在四線城市街頭的迷茫青年，不上學，工作是跟著一個叫希軍的瘸腿混混打人討債。

不上學也不工作的兩年，那嘉佐常去五道口晃悠，他想探究那裡的環境和人們臉上的笑容，什麼都拍，偶爾打架，坐在路邊看日出日落。沒錢活了，和一哥們兒組一臨時樂隊，去全北京的華聯超市，唱完大家喜聞樂見的流行歌，最後來個金屬或者放克，臺下顧客臉上特茫然，他們能掙兩千。

同學上班他沒班上，別人有錢他沒錢賺，困了躺火車道睡著過。那是2015年之前那嘉佐的狀態。

大學退學讓他體會到「人生第一次大失落」。溜達去中央美院，以前的同學看到他，眼神裡寫著：這人廢了。「當你混得ok，大家會尊重你，或者有人願意聽你說話，但你朝不保夕、吃了上頓沒下頓、拎相機瞎晃的時候，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森山大道，人可能覺得你有病。」他非常理解，只是覺得有點兒俗。「他們認為他們在一條正道上，而你走歪了，會流露出那種不屑。」這讓他對人情世故有了新的認識。

哦對，他從小學畫。小學，他把歷史書上的人面貌塗改了，被叫家長。媽媽說，我送你去畫畫，不要在書上畫了。

九歲那年的一個大雪天，媽媽帶他慕名去找一位美術老師，老師開門問，人呢？低頭看到小小的那嘉佐，他從此和一幫初中生一起學畫。他上初中，其他人考大學，他的基礎打得很早。爸媽對他放養，要他守住道德原則，不做傷人的事，內心底色善良，「剩下你就愛幹嘛幹嘛。」

哪個高中能不學物理化學？那嘉佐不懂這兩門學科教的啥，打聽了，美院附中可以，他很滿意。

美院附中一年幾萬人考，挑一百來號人，那嘉佐被挑中。有美院附中學生證，全北京的展館、包括798在內，隨便進。「未來都是我們的，不是成為誰，是我們要秒誰。」「秒誰呢？」我問。他隨便說了個知名畫家校友的名字，再往上就太大，「倫勃朗了要。」學習不好，可以被高看一眼，因為叛逆很酷；畫不好，要被瞧不起。那嘉佐喜歡畫畫，可能有點誇張地說，「比如人家一周交八張速寫作業，我交八十張，文化課我也根本不上。」

好在有的老師覺得那嘉佐有意思。美院附中的老師，是那嘉佐們長成大人的樣子。老師講如何看畫，要退遠，看大關係，往後退、退、退……

同學們很早就把畫畫當職業，起筆能看出從小練過。大家交作業，至高榮譽是得到一「留」字批，可以進學校作品集。「你就載入史冊了。」老先生們傳習了一整套審美體系規格，塞給學生，大家憋著出作品。那嘉佐做作業，反覆推翻，擦了畫畫了擦，畫瘋了，把畫撕了、畫板砸了，再買，再畫，交作業期限到了，他還沒畫完。他的作業也不符合教學要求。該畫全因素素描，有的地方他只拿線交代，老師問，為什麼不深入？他說，克裡姆特就勾根線啊。

那嘉佐用紅筆在自己的畫上寫「留」字，外頭畫個圈。

到現在，那嘉佐還是崇敬絕對的天才，比如28歲死的席勒、自學吉他成為世界上最偉大電吉他手的Jimi Hendrix（吉米·亨德裡克斯）。他說，自己是靠後天閱讀、觀看、經歷，獲得靈感，遠不是天才。

遇到規則、條框，那嘉佐不得勁。反抗「留」字和它代表的那些東西是一次；不喜歡美術教育的規格，轉學電影，和規則硬碰硬，又從電影學院退學是另一次。退學後，他還有過一個選擇，賞識他的老師說，可以來考導演系，他最終放棄了，不想再經歷一次高考。那位老師送了他一句魯迅的話：去罷，野草。

「說白了，你被慣大的，真到了社會上沒人慣你，規則就是規則，我非常理解那套邏輯，你改變我還是我改變你？都改變不了，大家就拜拜唄。」

退學傷了家人的心。這麼多年，白供了。大概一年多，那嘉佐不太和爸媽聯繫，不跟家裡要錢，就自己漂著。

彼岸

退學後，有段時間那嘉佐住朋友家，住女朋友家，和女朋友吵架，他本能地想逃離，打開冰箱，拿出全部存貨毛豆和雪碧下樓，樓下只有一棵樹，天將黑。那嘉佐從自己的生活裡跳出來一點兒，想，如果有個天眼看，是不是倫敦、紐約、捷克、東京、哈爾濱、燕郊，也有同樣的上班族，和媳婦吵架了，喝大了，彷徨了，不想回家？他是其中之一。

《街娃兒》裡那些掙扎的人，種子大概就是從這個傍晚生長出來的。

2015年他開始寫劇本，2017年投了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管虎是那年的單元評委會主席。他拿了獎，獎金15萬元。

又過兩年，那嘉佐在重慶勘景，開車路過一個三岔路口，經過一條瘸了腿的狗，他似乎看到了希軍。

在電影裡，希軍拖著條被挑斷腳筋的腿，替老大要帳為生，搜刮油水，對小跟班東子很好。

那嘉佐對這個角色投入了大量情感。爸爸的一個朋友從前開錄像廳撞球室，叱吒風雲，倍兒帥，等那嘉佐長大後再見，對方第一次腦梗剛出院，離了婚，交不起閨女的大學學費。他請這位叔叔吃飯，聽江湖往事，收下很多電影拍不出來的、英雄垂暮的悲壯，能拍出來的，他放到希軍身上。

希軍是演員餘皚磊演的，很出彩。希軍的老大由沙寶亮出演，叫四哥，是小城的狠角色。李九霄眼神乾淨，演了希軍的小跟班東子。東子有反骨，媽媽去世，他和爸爸關係緊張，見面就發生激烈衝突，還愛著四哥的前妻九兒。《街娃兒》拍的是這些人在日常中掙扎著生活的片段、狀態，這一切發生在2004年，世紀之初，城鄉結構變動劇烈之時。

「你能感到無聊的日常裡時間在流逝。可能發生了很劇烈的事情，但是你又不清楚一切是怎麼開始怎麼結束的，有那種生命的無力感。你可能對最重要的人也有記不清楚的一些事，好像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但是讓你具體去回憶，又發現好像是模糊一團的。」孔勁蕾談起對《街娃兒》的感受。

《街娃兒》臨近片尾，東子的爸爸病危，希軍把九兒撞死了，東子失去了很多。垂暮的英雄和少年都沒有掙脫出他們生活的環境，整個空間被宿命感籠罩。

那嘉佐想在電影裡做出彼岸的感覺。彼岸是什麼樣？是具體的，還是形而上的世界？他認為這不可知。「這是生活帶給我的，可能你對當下不滿意，就會想去一個目的地，所謂遠方或者彼岸。人們都覺得彼岸在未來，其實這是時間的定義。」把時間空間化，他覺得最好的容器是水。

勘景他去了很多地方。2019年，《街娃兒》在重慶開機，靠近雄渾的江水。

東子的爸爸多混帳，酗酒，打老婆，老婆死了，和兒子沒講過軟話。但爸爸心臟不好，進過醫院，又出來，再倒地的時候，東子在街頭狂奔，他的獨白也越來越快越來越快：「我老漢兒（方言「爸爸」）要死了要死了他要死了要死了。」

那是那嘉佐自己的聲音。Jimi Hendrix的追隨者，另一吉他巨匠Stevie ray Vaughan（史蒂維·雷·沃恩） 把一個樂句重複不停地演奏，那嘉佐獲得了靈感：就這麼給東子補念白。東子在電影裡一直是「奔跑的狀態」，停不下來。

東子另一句旁白是對他愛而不得的文身店老闆娘九兒說的，「我在看哪個都想打的那幾年，看到你，腦殼都空了，連拳頭都握不起來。」

正像那嘉佐當年，看誰都想打，終有一日，安靜下來。那嘉佐從小躁，除了畫畫，沒有別的事能讓他坐下。挨了媽媽打，他抹眼淚，居然會背上畫板去畫畫。

「我覺得人和作品都一樣，你有多暴力你就有多柔軟。」那嘉佐說。

告別學生身份後，那嘉佐畫過很多畫，拍個照發給朋友。總得做點啥，他說。他還捏泥巴，做雕塑；練琴，要破舊立新，開始練布魯斯、放克，玩音色輕柔的根源音樂，拋棄掉重型，也聽不動太躁的音樂了。

他開過一次藝考班，只教美院附中學生，夾帶私貨，給他們講什麼是最偉大的電影，他講自己喜歡的赫爾佐格、北野武、楊德昌。他對學生說，「忘掉目的，便找到道路。」

現在他承認，那時還是小孩兒心態，自己被否定後其實很脆弱，所以自我保護，覺得「電影，不幹了，我要當藝術家」，實際上賊心不死。

他教出了那年考到電影學院美術系的第三、第七，攝影系的單科第一，又覺得沒意思了。如果再教，還是每天說一樣的話、幹一樣的事兒，這樣不對，人生在重複。媽媽問他，那你想幹嘛？他說，我想寫點東西。

然後那嘉佐過了兩年規律的生活，夜裡寫劇本到天亮，頭髮油著去睡覺。

《街娃兒》的劇本26歲開始寫，電影29歲拍，33歲回望時，那嘉佐感覺自己似乎站在了彼岸。

彼岸是心境，他渴望平靜的狀態。

是什麼時候走出來的呢？

不是去上影節的前一天——他在家裡拖地，得到通知，走紅毯要準備正裝。他到鼓樓大街搞了一套Vintage，五百塊。站到閃光燈下的時候，他還在想前一天和女朋友因為剩菜倒沒倒吵架。管虎問，誰是那嘉佐？他說他是。管虎衝他點了點頭。他有些晃範兒，甚至傷感，這就要拍了嗎？就要被人看到了嗎？

也不是前一天還在吃泡麵，後一天被叫去走坎城紅毯。2021年，《街娃兒》入圍了坎城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穿著奢侈品牌贊助的服裝，去了電影裡那群人這輩子也不會到達的地方，他覺得自己背離了原點。

那嘉佐攝影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混沌的力量

2017年上影節晃範兒以後，那嘉佐審視自己的劇本，覺得裝：環形敘事，倒敘，插敘，像是在捏造。他要的只是一個出口。2018年，他劇烈而乾脆地推翻重寫，二十多天以後交出新劇本。

2019年，孔勁蕾在平遙國際影展當評委，遇到七印象公司的董事長和製片人梁靜，對方說，公司新籤了個年輕導演，處女作正在剪，有沒有時間幫忙看看，她說好。孔勁蕾和很多青年導演合作過，第一次獲得金雞獎最佳剪輯獎提名是1999年。

10月，在自己的工作室，孔勁蕾第一次見那嘉佐，對方給了她三版剪輯。「好幾年沒有看到作者性這麼強的鏡頭了，」孔勁蕾自己剪了一版，發給那嘉佐，覺得素材裡可挖掘的內涵很多，「有很多條路徑可以嘗試。」雙方都興奮。後來二人成為好友，聊電影、聊對藝術的判斷，那嘉佐會發自己的長段文章給孔勁蕾，像是自省、日記。

接著是2020年新冠疫情，一直到四五月，兩個人才撿起效率，在孔勁蕾的工作室做大量實驗，先破後立。「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電影的精神內核是什麼，表面上看來就是以東子為主、覆蓋到周圍幾個人物、表現一個普通地方的普通人的故事，但我們著重的是人物對生命本身的思索，一種很複雜的糾葛。」孔勁蕾說。

那嘉佐記得，孔勁蕾看著素材說，缺東西。那嘉佐在剪輯臺上寫旁白，用重慶方言念出來。孔勁蕾聽著，覺得找到了旁白和電影素材之間「有點兒古怪又奇妙的平衡」。

孔勁蕾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東子和爸爸決裂，二人謾罵、用力爭搶媽媽的骨灰罐。孔勁蕾把那嘉佐的另一段旁白疊加到這個場景：「我爸和我媽第一次約會是在電影院裡，裡頭黑漆漆的，他去抓我媽的手，菸頭燙壞了我媽的白手套。」這是那嘉佐父母第一次約會時的真實情況。

「兩種不同情緒的臺詞並置在一起，反而有又戲謔又嚴肅的體驗。」孔勁蕾說。《街娃兒》裡有很多這樣的設計，不同的信息、情緒濃度被壓在一個時空裡。大量的、錯位的旁白是《街娃兒》精緻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本片最具衝擊力的美學特徵之一。

寫作對那嘉佐來說從來就是和吃飯一樣的事。他沒有章法，寫兩句話，插一段描述，人物上天入地。比如一個故事裡他和玉皇大帝一塊兒跳皮筋，王母娘娘從旁指導。初中時他有個漫畫繪本作品《大話東遊》：到達西天后，唐僧把白龍馬換了一輛自行車，回來路上遇到跟小龍女剛分手的楊過。

他寫劇本，不描述鏡頭，只寫氛圍和動作，但會加入主觀態度。比如他寫，某某到機場接女朋友，看見兩個像土豆一樣的人經過，態度是嘲弄的。「赫爾佐格說，什麼是雪？『就像姑娘的白紗裙一樣，鋪天蓋地。』」

孔勁蕾回憶，她和那嘉佐一句句一字字地斟酌旁白。「怎麼能既符合東子，又高於他的思考，讓他說出帶思辨色彩的旁白。」東子的囈語裡有對愛的渴望，對父親的憤恨，對人生的嘆問，對生死的疑惑。旁白裡孔勁蕾最喜歡的還是東子那句：人死後會去哪，會不會見到玉皇大帝？

「混沌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孔勁蕾說。梳理故事、剪輯的過程中，情節化的東西遞減，情緒越來越強。

2010年，在江上，東子把爸爸的骨灰灑到長江裡，然後對著江面磕頭——那是成片第一場戲，也是《街娃兒》的殺青戲。攝影指導黎佳能是那嘉佐美院附中學弟，十幾年的哥們兒。那嘉佐和黎佳能以90度的角度斜坐著。那嘉佐盯監視器，能不能搖一下？他對黎佳能說，穩點兒，穩點兒，再搖，再搖，穩住，再撐一會兒，再給我十秒，咔。

那嘉佐心裡一空。船在江上，開了一個半小時回到岸邊，他好像跟著東子、希軍、父親、四哥過完了他們的人生。他感覺自己老了，船上的人都默契地看著江，不說話。

那嘉佐早年畫作 圖/受訪者提供

「誰讓你29？」

臨近片尾的鏡頭裡，路上有艘船，船上有芭蕉。船該在碼頭上，芭蕉該種在樹上，這些東西錯置了。但那嘉佐的生命經驗告訴他，很多困境來自錯置。比如愛上不該愛的人，做了不該做的事。比如前一晚吃著泡麵盯後期，第二天他不應該出現在坎城。比如拍完電影，大家都覺得他是導演了，他感覺自己只是拍了個電影，還是個自然人。

電影後期做完，2021年，那嘉佐感覺獲得了平靜。好像終於走過了漫長的躁動不安的那個階段。

中間也有不順。劇本拿獎後，他因為先前倒黴的合約蹉跎了一年，煩，鬧解約，折騰。開別人的劇本會，中午忙到夜裡，身上只剩下個位數的錢。

他說二十幾歲的自己，是盲目自信、自大乃至狂妄的。這讓他與社會格格不入。通過電影他自我檢視：你真的那麼篤定嗎？真的能那麼狂嗎？

電影拍完，那嘉佐自認為找到一種彌合的狀態。陪著自己本來也可能成為的那些年輕人走過一遍人生，心底的矛盾感仿佛可以安放了。他引用《楞嚴經》裡的話，狂性頓歇，即是菩提。採訪的那天，他戴著一個佛頭項鍊。

被疫情關在家，他寫兩個小說。第二個沒寫到一半，他想寫新劇本了。封控的時候，他重溫楊德昌的《一一》，偉大電影他不常看，只在自我或世界劇烈蛻變時拿出來，像打手的戒尺。那天颳風，近三個小時的電影看到最後，婆婆去世，葬禮上，洋洋說：「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個還沒有名字的小表弟，就會想起你常跟我說，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說，我覺得……我也老了。」

那嘉佐在窗邊狂流淚。

真是老了，那嘉佐想。老的一個標誌就是開始憶舊。他這兩年寫「見聞錄」，挖掘記事起遇到的古怪事。「我覺得好像人這一生的命題都是你是否足夠了解你自己，過一階段，你要再重新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嘉佐覺得《街娃兒》太嚴肅，「絕望裡的幽默感」還差點兒意思，有些地方過滿，等等。

他反覆講，對不起，《街娃兒》是他29歲的產物，跟現在的他沒啥關係。33歲的那嘉佐看《街娃兒》好像在看一個和他特別熟的哥們兒拍東西，他覺得這哥們兒太較勁了，有點想笑又有點兒心疼，想拍拍對方的肩膀，說，何必呢？而且，「這電影也不厲害，也就那麼回事兒。」

「但沒辦法，誰讓你29？」

跨入而立的門檻，那嘉佐意識到感性不能支撐創作者到四五十歲，他認為，要保持理性，直至抗拒不了的絕對感性迸發，那一刻的珍貴，就像健身成癮的人，平時吃菜葉子，一罐可樂才來之不易。

那嘉佐在生活中會儘量節制。他每天醒來，洗澡，練琴四小時。他騎車，每天平均三十公裡。有一天騎車過什剎海，他給一附中的哥們兒發信息：夏天就該這麼過。朋友和妻子竟然也在附近騎車。十幾年前的晚上，在寢室裡，這哥們兒拿著一笤帚，那嘉佐拿一瓶子，用衛生紙搓髒辮綁一頭，脖子帶著腦袋晃動，普通吉他沒勁，他們模仿彈空氣吉他那範兒，「就能這樣，幹兩個小時。」那是獨屬於他們的荒謬荷爾蒙。

舊識如今四散天涯。他們看了《街娃兒》以後回憶當年事，跟那嘉佐說，你知道你當年多傻嗎？

去年，《街娃兒》在平遙國際影展入圍藏龍單元，九兒的扮演者黃米依獲得最佳女演員獎；今年夏天在FIRST影展，憑藉《街娃兒》，那嘉佐拿了評委會榮譽推介，黎佳能拿了最佳藝術探索。

這部電影有人很喜歡有人很不喜歡，媒體場刊打分一星到四星分布排列。那嘉佐是那種極端的人。「要麼就完全按你的意思來，沒問題。要麼完全按我的意思來，你愛看不看。我先得讓我自己高興，不是任性，是我不能擰了。」

那嘉佐發下部電影的大綱給孔勁蕾看，孔勁蕾看了，依然作者屬性強烈。她對他精神鼓勵，說，在能找到投資的前提下，別被條條框框束縛住。了解對電影有尊重感的觀眾的心理，也堅持自己的表達。這當然非常難。「所以第一，扛住壓力，第二，有勇有謀。」孔勁蕾說。

美院附中有個老師特逗，那嘉佐回憶起，高中的時候，有一天他畫畫，拿著粗炭條，一個勁刷刷刷，老師拍了拍他。怎麼了？老師說，冷靜，冷靜一點。說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