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原因是（彭德懷一句話罵李德罵到翻譯不敢翻）

2023-09-13 05:59:38

《讀懂長徵》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自1927年8月1日起，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武裝鬥爭，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11月，共產黨人彭湃在廣東海陸豐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蘇維埃原文為俄語「工農兵代表會議」，是當時蘇聯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採取的形式。隨後，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主政權都稱為蘇維埃。因根據地的政權形式採取蘇維埃的形式，故稱為蘇區。由毛澤東、朱德等開闢的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是當時最大的蘇區。至193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與工農紅軍有了很大發展。十幾塊蘇區的總面積達10餘萬平方公裡，紅軍總人數發展至近30萬人。

從1931年開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佔據了中央的統治地位。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以教條主義的態度指手劃腳，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橫加指責，並先後撤掉了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紅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1932年10月以後，毛澤東在軍事問題上不但失去了指揮權、決策權，甚至連發言權也被剝奪了。從此，紅軍的作戰逐漸陷入被動。

第五次反「圍剿」——兩個德國人的「對決」

1933年9月，蔣介石按照其「攘外必須安內」的既定方略，調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開始向各紅軍根據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圍剿」，其中直接用於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兵力達50萬。蔣介石採納其德國軍事顧問馮·賽克特提出的方針，採取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在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周圍構築大量堡壘，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戰術，將包圍圈平均每天向內推進一二千米，或者幾百米，逐步向中央蘇區蠶食。馮·賽克特曾指著江西地圖當眾誇下海口：「共產黨統治區不過五萬平方公裡，只要保持每天前進一千米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蔣介石稱此舉為「抽乾塘裡的水，捉塘裡的魚」。

這時，指揮中央紅軍作戰的也是一個德國人，中文名字叫李德。

軍事顧問李德

1933年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此時，中國工農紅軍展開的土地革命戰爭如火如荼，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極大關注。10月，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當即被臨時中央授予中央紅軍的總指揮權。李德執掌紅軍指揮大權後，完全拒絕接受紅軍行之有效的作戰經驗，只是一個人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作戰，盲目地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積累的實戰經驗和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條條框框，機械地搬到了中國。他擬定的作戰指揮要圖，通常連哨兵站在什麼地方，一門迫擊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麼位置也要硬性規定。當時紅軍所用的作戰地圖誤差較大，李德也不管不問。所以，圖上標的是100裡，可能實際是130裡，看似平路，實際是山路。按照這個圖下達的作戰任務，通常很難完成。

反「圍剿」失利彭德懷痛斥李德

面對國民黨軍的進攻，紅軍指戰員浴血奮戰。1934年４月中旬，國民黨軍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博古、李德等不顧敵強我弱、部隊連續作戰減員很大的實際情況，調集紅軍主力同敵人「決戰」。經過1８天的血戰，儘管予敵以重創，但紅軍遭到更大傷亡，廣昌失守。

彭德懷在延安

戰後，彭德懷被博古、李德叫去談話。彭德懷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李德等人的作戰方針，本來就憋了一肚子氣，與李德見面後，便發生激烈爭論。他怒斥道：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中央蘇區從1927年開創到現在快8年了，一、三軍團活動到現在也是6年了，可見創造根據地之不易。就這樣被你們白白送掉，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對於這樣激烈的言辭，翻譯伍修權沒敢直接譯出來告訴李德，最終在彭德懷的堅持下由懂俄語的楊尚昆翻譯成了俄文。李德聽後咆哮起來，大喊：封建！封建！彭德懷回罵李德：下流無恥。

7月，在敵人新的進攻面前，博古、李德等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10月初，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經完全喪失。

毛澤東談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原因

第一，以堡壘對堡壘，失去了運動戰的機會，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第二，搞分兵把口、全線防禦、短促突擊的一套，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喪失了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機會。例如李德直接指揮的廣昌保衛戰，戰鬥持續18天，紅軍斃傷俘敵2626人，自身卻損失5093人，換來的仍然是廣昌失守。第三，不知在軍事上利用19路軍的事變，粉碎「圍剿」。第四，在戰略轉變與突圍行動上，表現遲疑不決。在敵人逼近蘇區中心之時，沒有毫不遲疑地轉變戰略方針，部隊轉移後，又一路採取消極避戰的方針。

——摘編自《讀懂長徵》，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刪節

編輯：王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