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是怎樣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怎樣建立的）

2023-10-13 15:04:29 1

從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國主義以吞併華北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為目的，製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稱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整個華北危在旦夕。

中國共產黨人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1935年8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的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針對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會議指出：隨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農民中的更落後階層，廣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革命也採取同情的態度甚至有參加的可能，就是地主買辦階級也不是鐵板一塊，因此，應該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並與之結成了「三位一體」的統戰關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了成功。從1936年下半年起，黨在山西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也成績顯著，成立了實際由黨領導的山西抗日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推動了山西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張學良（左）和楊虎城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蔣介石一方面加強對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圍剿」進攻；另一方面又主觀地認為紅軍經過長徵後元氣大傷，已成強弩之末，可以用類似「招安」的方式讓共產黨就範，並以此應對全國人民日益高潮的抗日呼聲。從1935年冬天開始，國民黨方面先後在南京、上海、莫斯科同共產黨人商談抗日，但由於蔣介石沒有誠意，提出中國共產黨根本無法接受的條件，談判沒有實質性的結果。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實際上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

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致電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明確表示，「國民黨中任何領袖、任何委員起來抗日救國，我們同樣願意以全力支持他們」，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與他們進行合作救國的談判。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並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遂派周恩來（右）、葉劍英（中）、秦邦憲（左）赴西安參加談判

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推動下，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苦苦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無效後，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等人。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提出應抓住西安事變的機會，將局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應將反蔣與抗日並立，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談判。蔣介石終於承諾「停止剿共，聯紅（軍）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至此，十年內戰基本結束。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了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等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得到了國民黨內抗戰派的贊同。這次會議上，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實際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