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興起與發展（絲綢之路與民族交融）

2023-10-15 04:27:45

絲綢之路興起與發展?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古代絲綢之路上駝鈴悠悠暢行萬裡、舶交海中千帆遠航它承載著數千年來東西方物質與文化往來的共同記憶，也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歷史舞臺，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於絲綢之路興起與發展?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絲綢之路興起與發展

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古代絲綢之路上駝鈴悠悠暢行萬裡、舶交海中千帆遠航。它承載著數千年來東西方物質與文化往來的共同記憶，也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歷史舞臺。

在絲路發軔之初，突破地理單元的物質交換發生於華夏大地的各民族之間，從零星、偶發的相遇與交往，逐漸發展為雜居共處、經濟互補、心理認同。長距離的販運、多族群參與的貿易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益繁榮。時至先秦，從中原地區向北越過陰山、燕山，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直抵地中海的草原之路，向西南溝通印度與東南亞大陸的蜀身毒道，已經連結起世界古代文明的多個發源地。邊疆諸族處於中西交通的前沿，承擔互市、轉運、嚮導、輸送等環節，滿載著絲帛、寶石、香料等商品往來奔忙。秦漢時期的匈奴以及其後的烏孫、鮮卑、突厥、回紇、吐谷渾、沙陀等都曾活躍於北方絲路，滇僰、百越、吐蕃等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南方絲路的運轉，待到唐宋元明時期海洋之路張開全球化的懷抱，沿海諸族的水上健兒們開始隨船萬裡駛向波斯灣、阿拉伯海、東非沿海。千百年間，絲綢之路的持續通行是歷代王朝國家傾力治理的結果，也是中華各民族合力共建的偉大成就。作為一條民族融合之路，它的根基、保障、推動力都來源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史料中保存著古代絲路上諸族共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豐富案例。

各民族共同開拓絲綢之路

從「點狀」貿易到多條商路的「線形」延伸，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道路勾勒出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格局，這些交通線路以中原腹地為文化、物質的中心，在各民族互動交往中得到合力開闢。居延路、西域道、青海道、旄牛道、參天可汗道、廣州通海夷道等無不緣起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伴隨邊疆諸族的歸附打通和開拓——遠慕華風而日奔塞下者不可勝計，並在大一統王朝的管轄與鞏固下得以長存。以青海道（關中—祁連山南—湟水—青海湖—柴達木盆地—新疆若羌—域外）為例，它在東周的《穆天子傳》和《山海經》中已有記載，是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認可的史前至兩漢時東西交通重要路線，熙熙攘攘的西北各族商賈販客往返其間，魏晉五胡入華夏之際吐谷渾遷徙至此積極通貿市買、主動肩負起交通線路的經營，至隋唐大一統時代來臨，驛站、烽燧、城障、規範化的市場、各級管理機構沿途設立，它的一部分延展為舉世聞名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從這裡入藏和親，漢藏兄弟民族道路相望、歡好不絕。唐代詩人李賀曾在《塞下曲》中吟詠：「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裡。」諸族共建開拓的絲路要道成為民族交往的經典意象。

又如五尺道（成都—岷江—樂山—宜賓—昭通—曲靖—楚雄—騰衝—域外）和旄牛道（成都—邛崍—橫斷山脈—雅安—西昌—大理—騰衝—域外），它們蜿蜒於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間，以蜀地的中心（今成都）為起點，一東一西南下經雲貴高原出緬甸、抵印度。囿於自然環境，該區域行路曲折、開鑿艱難，根據《史記》的描述，沿途有高山巍峨入雲不可撼動、腳下是深壑絕壁令人膽寒。漢唐以來，朝廷數次派遣官員組織道路的疏通與修築、維護，動員巴蜀之民共同披荊斬棘、勠力開闢，不僅將原有的民間路徑拓展連接，還鑿山修路千裡開通正式官道，設立郡縣、郵亭、館舍，治道安邊。僰、滇、嶲、夜郎、濮等西南族群隨著絲路的通行，自主地融入華夏文化，學習和接受內地的生產技術、社會習俗。《蜀鑑》《華陽國志》《讀通鑑論》都稱讚當地出現了夷漢歌詠、聲息相通、物產相資的良好局面。可謂，各族人民因絲路而遠行，又因絲路而更加緊密。邊疆諸族並非絲綢之路上的「掮客」，而是以中華民族成員的身份在尋覓通道、修建線路、向外探索中發揮傑出的作用。

各民族共生共榮絲路商貿

繁榮興盛無疑是絲綢之路沿線各國與各族人民共同的祈盼，而中華民族對於富強的追求自古以來都以共生共榮為內在共識。這條漫長的商路蘊藏著獲取財富的無限可能，但若想要長久、穩定地得到利益，並非單次貿易、單一群體、單對單的互動能夠實現，而是需要多種生產方式的支持、混合式地經營與多族群的合作，以整體富裕為目標。在古代中國的北方，遊牧民族很早接觸到域外的世界，他們躍馬馳騁於草原、沙漠、綠洲，在西去、東行和南下的過程中傳遞信息、物質與文化。逐水草而居的各族群在交易得利的吸引下形成規模各異的商隊，以畜牧業的產品換取生活必需物資與多類型的商品，與農耕文明的交往和交流成為他們的發展動力。

以回紇（後改稱回鶻）為例，作為繼匈奴、突厥後崛起的強大草原民族，公元7世紀以來它發展為北方絲路商貿的主要參與者。史料記載其養羊業、養馬業、養駝業興盛，除去日常所需，每年都要預留一部分牲畜進行商品交換。唐朝是其首選的貿易對象，雙方頻繁往來、民族關係的主流是親密友好。回紇的馬匹可以裝備唐朝的軍隊，而唐朝富足的物產又成為回紇絲路販運的寶藏之源，這裡有種類繁多的手工藝品，包括廣受喜愛的絲綢和茶葉。經由回紇主動申請開闢的參天可汗道（唐太宗視草原諸族為一家，被尊稱為「天可汗」），他們能夠直達長安協商採買，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區和邊地設立的馬市直接交易。數百年間他們以商人、翻譯、馬夫、工匠、嚮導等職業活躍於東西方商貿活動，以善於經商、擅長識別珍寶、長居京城開店、撮合胡漢商賈交易聞名於世，此後逐漸內附。可見，絲路貿易推動了草原諸族與漢族的交往交流，也促進了他們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程。

凝結成以商貿為媒介的利益共同體，是古代中國絲綢之路上常見的多民族共生共榮狀況。除了草原遊牧民族，東北的漁獵族群、西南的山地各族以及東南的沿海諸族等都從本族特徵、區域環境出發，在各民族協作、互嵌、交流的同時進入絲路貿易體系，為更廣闊的中西交通服務。其中，嶺南地區頗為典型，它經歷了由荒蠻邊陲到海運樞紐的轉變，見證了民族交融與絲路貿易的浪潮。有史以來，嶺南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古代中國南疆沃土。由於地理位置遠離中原政治核心區，在漫長的時光裡它與北方疏離、兀自緩慢發展，一度成為遭遇貶謫南遷之人眼中恐怖且悲苦之地。直至東漢末年原本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群向南移動，帶來了知識、生產技術、土地制度、稅收制度以及此前的王朝治理經驗，孫吳、南朝為了政權的存活與強大，主動向南方各民族靠近，互通雜處、合力開發，錢幣與谷帛逐漸流通。在此基礎上，唐宋元海洋貿易興起，嶺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絲路帶來的貨物、人力，並以優良的海港：廣州（番禺）、泉州、合浦等，開展對外貿易，絹之路、銀之路、瓷器之路、香之路無不與之關聯。從陸路到海路貫穿嶺南的商路沿線出現大量僚市、馬會，定期舉行的通商活動，讓當地的黃峒蠻、南平僚、俚等更多地接觸和融入華風；多民族商賈得到招徠與認可，移舟行船前來為海洋絲路貿易注入活力。各民族的共同參與創造了嶺南珍寶輻輳、商賈雲集的新模樣；富兼華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絲路貿易的繁榮推進了南方諸族的社會快速進步與經濟飛躍。

各民族共同培育絲路文化與精神

絲綢之路2000餘年的歷史留給世人的不僅有綿亙萬裡的古道，跨越東西方的文物、考古遺址，還有寶貴的文化遺產：傳統手工藝、音樂、舞蹈、民俗、文學、醫學、航行技術等，皆是文明交流互鑑的碩果。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絲路文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學術焦點，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絲綢之路——交流之路綜合研究」為題進行探討。時至今日，古代絲路仍然象徵古老中國的開放包容，積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飽含中華各族人民團結交融的情深誼長。

絲路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往往伴隨商路貿易發生，在人群的流動、聚合、互嵌中實現。它既不是從點到點的直接傳遞，亦不是某一文化的強勢輸出，而是不同文明因多樣性而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借鑑，在潛移默化中實現認同和發展。當我們再思考從長安到羅馬的海、陸絲路大動脈時，不應忽視古代中國疆域的遼闊，從都城到疆域邊界數千裡間文化的交流、培育與傳承，這是絲綢之路中國段本身積累的文化瑰寶。駝隊、羌笛、寶船這些深入人心的絲路象徵符號，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文化團結統一的回憶。譬如駝隊、駝鈴，唐人以之作涼州詞、邊塞曲，今天的海外漢學者也用「駱駝的生死馱載」來概括漢唐絲路貿易。它的藝術形象（俑、壁畫、服飾紋樣等）與文化表達是複合且動態變化的，產生於中原王朝的主體作用、絲路沿線諸族的協作以及外來文明從西域的傳入。駱駝是中國北方提供腳力的常用馱畜之一，唐王朝時期已被列為重點管理的牲畜。我國現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裡詳細記載了從中央到地方管理駱駝的各級機構、責任官吏、飼養方式和用途。隨著絲綢之路興起，西北地區的百姓以駱駝為穿越沙漠地區的理想交通工具，邊疆遊牧民族善於畜養、駕馭駱駝者大量湧現，他們牽引駱駝的形象被藝術加工為多種形態的唐三彩牽駝俑、墓葬壁畫，並在唐詩中被反覆描摹。駝隊行走，從大漠到都城，東行的商賈領略著中原的山川人文，因熱愛中國風土而留下安居的人不勝枚舉；從中原腹地出發，「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各民族的參與者昂首闊步、勇於開拓，他們向世界展現華夏之風，傳遞東方文明的善意與友誼。

深情回望古代絲綢之路史，中華各族先民攜手開拓，穿越草原沙漠、驚濤駭浪，建立溝通亞歐的橋梁；團結合作，用駝隊、寶船輸送物質與文化，所至之處遍開交流融合之花；用實際行動培育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偉大精神。它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也是一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絲路為各民族的交往提供通行的渠道；為統一王朝內部不同類型經濟（農耕文明、遊牧文明、漁獵文明）的日益密切、互補提供貿易的紐帶；為文化的交流、思想的認可、精神的弘揚提供廣闊的舞臺。還原諸族共建的古代絲綢之路史、研究絲路上的「三交史」歸根到底是要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更為豐富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