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文化主要元素（爨文化時期滇東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23-10-16 20:50:11

爨龍顏碑保存於陸良縣薛官堡鬥閣寺大殿內 爨龍顏碑

作者 楊黔雲 曲靖師範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錢潤光 曲靖師範學院黨委統戰部部長

縱觀學者們對爨文化的認識可知，爨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爨文化約始於公元三四世紀魏晉時期，終於八世紀唐天寶年間，是繼古滇文化之後崛起於南盤江流域的歷史文化，其中心區域在今雲南省曲靖、昆明、玉溪、楚雄、紅河等地，範圍包括當時的建寧、興古、朱提、雲南、牂牁、越巂、永昌七郡在內的整個南中地區。由於爨文化所處的時期是中國歷史發展中民族融合的重要時期，所處的位置是西南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域，因此，爨文化既有濃厚的漢文化色彩，又有顯著的土著部落文化表現，是一種多元文化複合體，在西南地區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上具有代表性。

從學者們對爨氏入滇到爨氏後裔的發展考證中，可以看出滇東、滇中等地民族融合發展的軌跡。根據《新唐書·南蠻傳》《通志·氏族略》《漢書》《爨龍顏碑》《兩爨世家》等資料研究，認為「爨氏乃楚令尹子文之後」「食採於爨，遷運南土」。另外，有以官職為氏的爨祖戰國魏將爨襄，其後人南來入滇有爨習和爨遐兩支：爨習在東漢末為益州牧劉璋建伶縣令，其先祖是東漢後期來滇戍屯的長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滅蜀漢時「左遷」南中的說法。爨氏進入雲南後，「始顯於蜀漢，強盛於晉代，直至唐天寶五年被南詔蒙氏所滅，擁有700年的歷史。爨氏作為南中大姓之一，同時推動著南中地區漢民族的夷化過程和少數民族的漢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融合成一個叫作爨人的民族集團。」（簡啟賢《從爨人方音特點看爨氏家世》）從爨氏入滇的強盛至衰落軌跡中可以看出，來源於中原核心地區的爨氏明顯帶有中原文化的屬性，之後到巴蜀，受巴蜀文化影響，再後來遷至雲南，與雲南夷文化融合。就此而言，爨氏入南中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過程。

爨文化時期的民族融合，最突出的表現是南北朝後期開始見於文獻記載的「西爨白蠻」「東爨烏蠻」等新型民族群體的形成。這是南北朝晚期至唐中葉分布在南中腹地的兩大主體民族。《蠻書》記載「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州，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由此可知，東、西爨主要在滇東、滇中地區，交叉而居。關於「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的概念，據云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尤中考證：「『白蠻』是秦漢以來僰族與漢晉時期先後遷入『西南夷』中的漢族人口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白』與『僰』是同音字。」社會科學家方國瑜先生認為：「大概接近漢文化（或文化較高）的稱白蠻，其餘稱烏蠻。」學者們對「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各持觀點，但從民族融合的角度講，「西爨白蠻」和「東爨烏蠻」實際上就是當時的漢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以及其他民族間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具體說，是當時以「昆明」「叟（嶲）」為主的「羌戎之民」和以「濮僚」「滇僰」「邛僰」為主的「魋結之民」的融合。

南詔國崛起後，民族融合持續並有所深入。《蠻書》卷四說：「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餘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居林谷，故得不徙。」據學者們考證，遷徙到滇西的爨氏後人，在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其子孫仍姓爨，到元代，爨訛為寸。在今保山、大理、騰衝等地都有寸姓，包含在漢族、白族、彝族等民族中，這應該是後來民族融合的結果。

根據相關文獻典籍、碑刻、墓穴考古等研究，爨文化時期滇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現在方方面面，涉及這一區域的經濟關係、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文學藝術等等。在政治上，爨氏對王朝實行的是郡縣制，受王朝冊封或委任，代表王朝實行統治權，但是與爨區各民族、各部族之間實行的是姻親制，且各部族之間有很大的獨立性，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組織系統決定了當時的爨區既不是完全的獨立王國，也不是實實在在的地方行政區劃。經濟上農畜並存，以農為主，以畜為輔，這反映了當時結合自然環境，把中原農耕文化與本地山地畜牧文化相結合的經濟生產方式。

文化風俗是爨文化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現形式。「遑耶」作為一種婚姻習俗，是爨文化時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現。《華陽國志·南中志》說：「與夷為婚曰『遑耶』，諸姓婚為『自有耶』。」「遑耶」即古夷語「姻家」「親家」的意思，是當時南中大姓與夷上層聯姻的婚姻習俗，其目的是建立一種互惠互利的政治聯盟。這種婚姻習俗持續若干代後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漢夷融合局面。「鬼主」文化是爨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蠻書》卷一載：「俗尚巫鬼，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在歷史上，有爨氏作為大鬼主的記載，在《南詔德化碑》中有「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大鬼主爨崇道」的記載。這種普遍的巫鬼信仰是當時南中漢人為適應當地夷人風俗而融入的。尤中在《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中說：「（爨氏）則在作為地方統治者的同時，又兼『大鬼主』『鬼主』，即同樣信仰僰語中的巫鬼教，吸收僰語中的宗教文化，也仍然使用漢文化而保持漢文化。」「鬼主」文化既是一種文化風俗的表現，又是一種政治特徵，是爨氏統治南中地區的一種手段。

碑刻文化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種重要體現。以《爨龍顏碑》《爨寶子碑》以及大理《寸氏墓碑誌》和成都《大唐故河東爨府君墓誌之銘》等為代表的墓碑，一方面記載了爨文化時期漢夷文化融合的軌跡；另一方面，它們本身就是漢夷文化融合的表現。雲南史學專家魯剛認為：兩爨碑為爨文化時期的南中地方民族統治集團爨氏家族的遺物，既是漢晉之世漢文化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廣泛傳播與長期積澱的結晶，又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漢夷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魯剛《爨文化特色新探》）對於爨碑的漢夷文化融合表現，秦齊認為，舉世聞名的「兩爨碑」無論是行文風格、職官題名，還是碑的形制，以及大爨碑碑額的飾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顯的漢文化特徵。（張一丹《楷隸相間的「二爨」》）

爨文化時期滇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現十分豐富，這一時期的漢夷融合、夷夷融合，對後來西南民族融合及西南民族與中央政府關係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推動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