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祖國跟黨走小學生書信

2023-08-06 16:22:04 4

　　所謂"大國民心態"，即寬容、大氣，懂得理解、尊重和兼收並蓄。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愛祖國跟黨走小學生書信，希望對你有幫助哦

　　20xx年愛祖國跟黨走小學生書信一：

　　黨在百姓心中

　　從香港西餐廚師，到擁有5家連鎖企業、幾百名員工的老闆，曾昭日算是在北京徹底安了家。他常常慶幸，自己當年沒有選擇移民，而是來到了北京。

　　香港人內地求發展

　　曾昭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1997年以前，許多香港人因為不了解共產黨，就大批移民到其他國家，但他卻在這個時候選擇回到北京。有人說他：「你啊，就是不聽勸!幹嗎不先辦移民!」他說：「共產黨說了，香港50年不變，100年也不變，我還擔心什麼?」

　　香港回歸十多年，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香港高度自治、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當年那些害怕回歸，一心要移民到其他國家的香港人，最近幾年陸續回到香港。曾昭日慶幸自己當年沒有選擇移民。

　　掐指一算，在北京的生活已經有20多年了，從一個香港的西餐廚師，到擁有5家連鎖企業、幾百名員工的老闆，還娶了北京老婆，曾昭日算是在北京徹底安家了。

　　曾昭日說，北京人從來沒把他當外人。這些年，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是能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和支持。

　　平安大街開設總店

　　「記得在第三家分店即將開業的時候，突然接到了拆遷的通知。那一刻心都涼了，好不容易才把開業手續全辦齊，又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裝修和招工，眼看就要開業了，先別說我的投資，那幾十個已經跟我籤了合同的員工怎麼辦?」為了這事，曾昭日急得幾天沒睡好覺，腦子裡閃過的全是員工追著要賠償的情景。

　　就在快要絕望的時候，區領導聽說了，主動找到曾昭日說：「你先別著急!政府拆遷,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不會把企業扔下不管。區裡已經研究同意了，會給你們安排一個更合適的地方繼續經營。你是香港同胞，祖國歡迎你們來創業，更希望你們能夠在北京紮根。」就這樣，在區政府的協調幫助下，日昌在西城的平安大街開辦了總店。

　　來北京那麼多年，曾昭日從一個普通的打工仔，到擁有自己的事業;從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到認識黨、感謝黨、相信黨、熱愛黨。「今後我一定會更加努力地把企業搞好，把員工帶好，一心一意愛祖國，跟黨走!」

　　20xx年愛祖國跟黨走小學生書信二：

　　1957年，我從北京航空學院畢業，與一批同學一起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五院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飛彈和火箭的研究院。院長是赫赫有名的錢學森同志。當時，他說了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搞飛彈不能靠一兩個科學家，要靠一批有經驗、能幹的年輕人。」我們這百十個人學的是航空專業，卻被安排來搞從沒見過的飛彈，大家不僅毫無怨言，而且倍感責任重大，因為在我們心中，黨的召喚就是最高的志願，祖國的需要就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方面，朱光亞、錢學森等一批傑出科學家早已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這批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有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為了強國夢而出國的;有的家庭比較富裕，長期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他們都親眼目睹了舊中國的貧窮落後，求學海外的經歷，使他們更懂得祖國強大的意義，新中國的成立讓他們終於看到了希望。他們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滿懷報國熱情，毅然放棄國外的優越條件和豐厚待遇，衝破重重阻撓，投身到祖國火熱的建設大潮中。朱光亞同志率先發表激情澎湃的公開信，號召全美中國留學生馬上回到祖國去。錢學森同志已在美國學習、工作20年，是世界級著名科學家，具有極高的學術地位和廣泛的社會影響，被美國官員稱之為「無論走到哪裡，都抵得上5個師的兵力」。他要回國，不只是拋棄優越的條件，還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阻力，在受到美國政府長達5年軟禁的情況下仍不改初衷，義無反顧回到祖國、報效國家。當年，曾有人問錢學森：「你為什麼回國呀?」他說：「回國是理所當然的，你應該問那些沒有回國的人為什麼不回國?」錢學森歸國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美國政府多次邀請他訪美，要給他發獎，他不去，他說：「當年美國政府那樣對待我是錯誤的，如果他們不承認錯誤，不向我道歉，我是絕對不會去的。」這就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屈辱，經歷過苦難，這種經歷成為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使我們能夠懷著對祖國熱烈而深沉的愛，聽從黨的指揮，積極投身到祖國的建設中去。

　　從常理講，搞科研應該有起碼的基礎。早在1952年，毛主席曾經感慨，現在我們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都不能造。可見我國科技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最初提出搞飛彈的時候，除了錢學森同志，我們誰也沒有見過飛彈。在當時國家「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面對難以想像的困難，我們不怨天尤人，不妄自菲薄，懷著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發揚大力協同精神，迎難而上，想方設法啃下了一塊塊「硬骨頭」。記得我帶隊研製衛星天線時，為了弄清衛星上天後天線折斷的原因，要做許多地面試驗，但哪有現成的設備和實驗室呢?我們的實驗室是從中科院力學所借來的一間倉庫，我們在倉庫裡搞了一個實驗用的轉臺。做這種實驗，衛星天線一旦折斷，就會傷人，危險性大。為了防止意外，我在倉庫裡給每個同事找了個包裝箱蓋，讓大家頂著當「盾牌」。他們有的爬到房梁上，有的躲到牆角裡，都從「盾牌」縫裡看衛星旋轉時天線的反應。經過反覆試驗，我們終於弄清了問題的癥結。還有一個測試太陽敏感器的實驗，為了模擬太陽，我們借了一個探照燈，也是拉到庫房裡，讓它當「太陽」。那時的很多實驗都是這樣因陋就簡。雖然條件簡陋，但實驗結果卻從不打折扣，這裡面凝聚的是我們航天科技工作者無窮無盡的智慧和愛國強國的情懷。

　　我們在酒泉基地搞「兩彈」結合的時候，剛開始連帳篷都沒有，住的是「地窩子」，就是在地上挖一個大約一米深的大坑，在坑上面搭個支架，在支架頂上蓋些草，在坑中打一個大通鋪，幾十個人睡在一起。即使是後來在研究院時期，有一段時間也沒有宿舍。我是每天將鋪蓋帶到辦公室，白天工作時，將鋪蓋卷放在一邊;晚上往辦公桌上一鋪，就睡在桌子上。我們始終保持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苦為樂、以苦為榮，再苦照樣出成果。

　　在「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變成了「臭老九」，我們不僅要克服科研條件基礎差、物質保障匱乏等客觀困難，還要在思想上經受政治衝擊，忍受精神上的委屈和折磨。1970年4月24日9時35分，「長徵1號」載著「東方紅1號」直上雲霄。105分鐘後，衛星繞地一周，新疆喀什站報告：收到太空傳來《東方紅》樂曲，《東方紅》響徹寰宇!可是，為了保證《東方紅》能在太空唱響，我們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東方紅》樂曲裝置的主要設計者叫劉承熙，因為社會關係比較複雜，不能在這個崗位繼續工作了。但是，方案是他設計的，很多問題還需要問他，他卻不能進到保密車間裡來，怎麼辦?我們想了個辦法，讓他在門口等著，遇到問題時，車間的人就出來問他。他就以這種方式，毫無怨言地參與了研製工作。當「東方紅1號」發射時，他卻在幹校勞動，沒能及時享受到那份成功的喜悅。當時，還有很多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當時那種特殊情況下，沒有人關心我們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條件，甚至連上班不上班都沒人管，大家完全憑著「愛祖國、跟黨走」的堅定信念自覺努力工作著。這種信念，不僅支撐我們渡過難關，也支撐我們坦然面對各種坎坷和冤屈。

　　「文革」後期，我愛人被下放到幹校，我因為工作忙，沒法帶兩個孩子，就把老母親接到北京來。1969年國慶節前，北京要清理外來人員。一天晚上，紅衛兵來我家查出身，我老老實實地寫上了「地主」。第二天我上班後，紅衛兵就來把我母親抓走了。我下班回到家，發現兩個孩子正由鄰居照顧，怎麼也找不到老太太被關在什麼地方。最後，不得不找領導把老太太領了回來。但回來後怎麼辦呢?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我只好讓老太太帶兩個孩子連夜回老家。想到一個沒獨自出過門的60多歲的老太太，帶著一個剛上一年級、另一個還在上幼兒園的小孩，晚上還要去趕火車，當時心裡特別難受，眼淚忍不住就流了下來。但是剛把「一老二小」送走，我馬上又回到了工作崗位，繼續投入到「東方紅1號」的研製中來。我相信，黨和人民終究會理解我受的一切委屈，而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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