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給力的年度分紅（財富激蕩三十年）

2023-04-17 15:54:58 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笛 王雅潔 李靜 田進

1991年，深圳火車站正在為開通做最後的準備。從全國各地趕來的人，大部分都要在廣州中轉大巴車前往深圳，一些家鄉在北方的人，路程上要花費30個小時以上。儘管如此，這一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59萬。丁立國也是在這一年抵達深圳。這位後來的德龍集團董事長剛剛畢業，他在深圳市福田區物資局找到了一個職務。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鄧小平踏上了這座新車站的月臺，開始了深圳之行，這是他南巡的第二站。這位老人在離開深圳的時候說：「你們要搞快一些。」

「南國春早」。《深圳特區報》記錄鄧小平深圳之行的文章《東方風來滿眼春》開篇寫道。當然文章傳遞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一錘定音，這座城市鬆了口氣。在整個中國更多的人躍躍欲試。這一年官員下海創業成為一道風景。他們後來被稱為「九二派。」

丁立國只在深圳呆了兩年。南方如火如荼地建設點燃了北方的一座座高爐，他決意返回家鄉唐山，開啟他的鋼鐵之路。

1997年，家在重慶農村的王成業到了重慶市區務工。他第一份工作是工地上的施工員學徒，修建一些市政項目和單位福利房、家屬院。

王成業應該沒想到，一年後，一種名為「商品房」的開發新事物會迅速出現在重慶和幾乎每座城市，並成為大部分中國家庭持續至今的奮鬥目標。

王成業也因此趕上了一個時代，2012年在頂峰時，他的建築公司有超過2000名員工。

如今他還記得他買的第一套房子價格：「每平米886元」。

2000年，薛國巍加盟的老家肉餅在北京開業，不大的一家店，1個月能賣十多萬元，3個月就能回本；王海平的培訓機構更快，2010年在第一家培訓機構開業後，3個月就開出了第二家。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人多少帶著幾分忐忑擁抱著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從那之後，中國人熱衷的事情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要吃得更好，要住得舒服，要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要烤黑糖波波牛乳少冰三分糖。

人們嘗試著越來越多地可能。每一個匯聚的念頭，隱藏著財富和成就，湧向那些善於抓住機會的人。從房地產到網際網路，從網際網路到網際網路 ，從大數據到硬科技，新名詞潮水般湧向大眾。似乎每個人都相信，只要你願意在春天播撒下種子，當豐收的季節到來時，風會撫過每一顆低垂的麥穗。

程墨想成為這樣的人，在最近一段時間，他已經熟悉每一個頭部主播的風格、流量、轉換率，在幾次與財富擦肩而過後，他對這一次的機會充滿信心。

他相信成功後，他會有另一個故事。

鋼的國度

丁立國到深圳這一年，深圳的第一高樓是國貿大廈。它矗立在嘉賓路與人民南路交會處，有53層，總高度160米。

國貿大廈是深圳速度的縮影。從1982年10月開工，到1985年12月竣工，國貿大廈建設僅用時37個月，「三天一層樓」是國貿大廈留下的傳奇。

一年後，國貿大廈第一高樓的名號被183.8米的平安銀行大廈打破，接著是宏昌大廈、地王大廈……國貿大廈很快就淹沒在一座座高樓之中。

上世紀90年代，深圳是所有不安分青年的烏託邦，每一寸土地仿佛藏著一個致富的機會。21歲的丁立國在一座座崛起的高樓中察覺到的機會是：鋼鐵。

蓋樓要用鋼鐵、修橋要用鋼鐵、不斷冒出頭的工廠也需要鋼鐵，正在快速建設期的深圳迸發了巨大的鋼鐵需求。

問題是，廣東省鋼鐵產量有限，需要通過大量跨省貿易來滿足深圳的鋼材需求，一批在90年代得以積累下第一桶金的鋼貿商由此而生。

唐山是中國鋼鐵重鎮，作為唐山人，丁立國很快加入了鋼貿商的隊伍，1992年，丁立國承包了唐山當地一家軋鋼廠，開始做鋼貿生意。

那一年，鋼材緊缺，鋼價一路從2000元漲至4000餘元左右，丁立國也在過程中攢下了第一桶金。

唐山之所以是中國鋼鐵重鎮，不僅是因為當地有豐富資源，同時也有唐鋼的輻射作用，在整個80年代，國有企業唐鋼佔據了唐山大部分的鋼鐵產量，但進入90年代，由於可觀的利潤，唐山冒出了一大批民營軋鋼廠，這些軋鋼廠在經歷了鋼市周期逆轉後，普遍遇到了發展的問題，丁立國抓住機會，以租賃承包的形式統合了十幾家軋鋼廠。

這些軋鋼廠的共同特點是：只生產終端產品，不做冶煉環節。

2000年，一個偶然機會，丁立國收購了邢臺一家負債纍纍的鋼鐵企業，正式進入鋼鐵冶煉環節。這家企業在三年時間中產量做到了100多萬噸。

從2000年開始，中國鋼鐵產業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全國鋼鐵產量從1億餘噸增長至2007年的近5億噸，這些鋼鐵大部分在國內市場消化，滿足了各地快速鋪開的城鎮化建設，德龍鋼鐵的產量也在2007年達到了400萬噸。

2000年至2007年，中國鋼產量持續20%以上增速的景氣周期，在整個鋼鐵工業的歷史中都極為罕見。儘管在2008年後，刺激性政策依然維持了數年的增長，但2012年後政策、市場和產業周期都再未能出現如此的共振，中國鋼鐵產業開始從規模增長走向另一種發展範式。

丁立國最討厭別人說中國鋼鐵「只大不強」，他說其他的行業不好說，但中國鋼鐵一定是「又大又強」。

中國鋼鐵產業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孵化了一批又一批巨型企業，同時也沿著上下遊，在設備製造、冶煉工藝等多個環節，從基礎起步，逐漸形成競爭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張國寶在《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歷程與思考》中提到寶鋼一期所有核心設備基本都是進口的，只有約12%的邊角結構件是國產的；到二期時，改為合作製造，國產化率大大提高；到第三期，設備國產化率達到80%。「除了鐵礦石，在設備自主化、環保標準等各方面，中國鋼鐵幾乎都是走在前面的。」丁立國說。

這個鋼鐵的國度還將繼續繁榮，丁立國將目光轉向了海外。

高樓起

2001年，王成業在重慶大渡口區買下了第一套房，直到現在他還能脫口而出：「每平米886元」。

房子位於月光小區，是重慶大渡口區的第一個商品房項目，也是當地的第二個小區——第一個小區是政府安置房項目，王成業的包工隊參與了這個項目。

1997年，王成業離開農村老家來到重慶市區。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做施工員學徒，沒幹到幾個月，他就開始盤算和朋友合夥做項目包工。

一開始，項目主要是市政工程和單位福利房等單體樓，但在2000年左右，房地產開發商來了。

199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了題為《國務院通知要求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稿件，「一九九八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稿件中點出，房地產市場即將迎來一個輝煌的20年。

2000年前後，房地產、漲價、炒房團這些詞彙開始湧入中國人的生活，2001年8月，溫州150人組成的溫州購房團殺到上海，掀起一股浪潮，這件事當時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直到此後兩年，在媒體的報導中，人們才恍然發覺溫州購房團已經在上海房市殺了幾個來回。

2001年，一位原建設部的官員提醒道：「不要以奧運和入世為名惡炒房價」。

雖然無法跟上海相比，重慶也受到了這股熱潮的影響。

王成業印象中，從2000年開始，進入重慶的房地產開發商多了起來，王成業的施工隊接到的工程也開始從單體項目變成了小區，一個小區項目的面積能達到十幾萬平方米。2006年，王成業的隊伍從十幾人擴張到了上千人，經過幾年的鍛鍊，這個施工隊幾乎把蓋樓的各個環節都摸透了，從為工人提供住宿的臨時設施，到地基、道路、環境施工，一直到交房，王成業的隊伍基本能完整承包下一個項目。

與大部分城市一樣，重慶在90年代建成的房子大部分只能稱得上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2003年之後開始有了綠化和設計，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面積能達到120-130平米左右。隨著房價上漲，樓層越來越高，面積利用率也越來越緊湊。在2012年後，九十多平的房子都可以做出三室。

從2006年到2012年的6年間，是王成業覺得市場最好的時候。一方面項目很多，另一方面付款也很及時，少有人拖帳期。即便是在2008年前後樓市出現波動時，工地也基本沒有受到影響，施工基本都在正常進行。「和現在的情況不太一樣。」王成業說。

2012年，王成業的團隊已經有2000多人。他成立了一家建築公司，開始直接和房地產開發商打交道。

此後市場逐漸有了變化，一些沒有房地產開發經驗的人也進入了這一行業。在接項目的時候，需要施工方墊付資金，而且墊付的金額越來越高，王成業開始感覺到壓力。

到2015年，王成業就決定不接施工項目了，因為帳期拉得太長了，「本金回來需要等3年，利潤回來，需要等5年」，一些工程款回不來，只能用房抵，王成業手上最多抵了幾十套房，這些房能出手的都出手了，但還有一些押到現在。

王成業將精力主要用在他此前建的一個以特型保溫材料為產品的工廠上。建築材料的回款情況要好一些，最多的時候，一年營收能到7000多萬元，但押貨款的客戶也達到了上百家。幾年前，王成業把廠也關了，廠房租了出去。

王成業是「70後」，他手底下的工人大部分也都是「70後」。和王成業一樣，這些人在上世紀90年代陸續離開農村到城裡務工。

房地產還沒興起的時候，項目有限，要進建築隊也不容易，還有人給王成業拎酒：「我兒子去你那邊工作，讓他好好學門手藝」。

在房地產大規模建設後，需求旺盛了起來。在2005年、2006年，一位勤勞的建築工人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5000至6000元，當時重慶的房價大約在五千多元，建築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一平米房子。王成業接觸的那一波建築工人大部分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在重慶城區買了房子，並用工地上的收入支撐了一家人的開支。

王成業說：「如果沒有那一輪土地經濟，很難想像最後能有這樣的生活」。

頂峰時，中國有6000多萬人成為建築工人，依靠工程維持生計，提供這些工程的除了開發商，還有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

包工頭陳順是2008年入行的。「四萬億」出臺，點燃了各地的基建熱情，陳順當時都直接接觸大承包商和地方政府，項目規模普遍大、結帳爽快，過年時候工程也不停，找不到人的時候，就在村裡到處吆喝找人，用兩倍、三倍的工資拉上村裡的男男女女搶工。

不過，「好久沒有這樣的日子了。」陳順說。

2022年，他6、7月幫私人種植大戶摘西瓜，7、8月接政府項目給偏遠村修建儲水池，9月上半月，給當地古城河道兩岸邊的石板鋪設做維修——為了迎接國慶旅遊季，如今則在給隔壁村修路。

這些項目不僅規模小，帳期還很長，最近幾年，涉及政府的項目，帳款基本都要拖到年底統一結帳，每年年底前七八天，項目方轉帳，陳順再奔走各個銀行把錢轉給建築工人們。

知識也是財富

2010年，在山東一所重點中學擔任物理老師的王海平，終於決定離開學校。他開辦了第一家課外輔導班。

本世紀初，隨著人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逐年增長，課後補習班進入了絕大部分學生的課後生活。

在學校時，王海平的教學成績就不錯，在家長中頗具口碑，這也使得他在開班後就自然收穫了第一批學生。

山東是中國教育的大省，家長對教育的需求強烈。王海平的輔導班剛好滿足當地一部分家長的需求，報名數量也日漸增多，僅在3個月後他便開辦了第二家學校，之後又將培訓機構的分店不斷擴大至濟南、青島等地。

2015年，教育培訓行業日益火爆，在家長學生的巨大需求面前，培訓產業利潤逐年穩步增長。人們逐漸形成一個共識——「21世紀教育是朝陽產業之一」。

在這一年，王海平迎來了事業的收穫期——開設的分店數量達到18家，每家培訓機構一年的利潤在150萬－200萬元，18家店一年利潤合計3000餘萬元。也是在這一年，創業成功的王海平第一次開上了保時捷，並在濰坊、青島多地購買了房產和別墅。

直到現在，王海平都認為並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時代的選擇，是「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讓補課好像成為了每個家庭的剛性需求」。「特別是在三四線城市早期沒有大型機構進入，當地學生的培訓需求主要靠學校老師開辦的小培訓班滿足。」王海平說。

接下來兩年，王海平停止了擴張的腳步，將門店數量穩定在18家。依靠每年穩定的利潤，日子過得倒也算舒服。直到2020年，疫情的來臨打亂了王海平的既定步伐。

出於疫情防控的需求，2020年初，教育部要求暫停各地課外培訓的線下培訓活動，在房租、運營費用、工資等固定支出面前，王海平開始捉襟見肘。此後營收大幅減緩，同時受到在線教育的衝擊，使他不得不在其後一年關閉了一半數量的門店。

2021年「雙減」後，王海平關閉了所有門店，並賣掉了三處房產支付辭退老師的工資。

飛奔的餐桌

2012年，薛國巍在北京市三源裡社區開起了第一家煲仔皇，這是他做的第三個餐飲生意。

薛國巍是老餐飲人。2000年，他在北京加盟一家名為老家肉餅的餐飲品牌，也是這個品牌的第一家加盟商。

當時的餐飲業處在一個尚待規範的階段，社區店裡人雜，有小偷、碰瓷的以及複雜的鄰裡關係。但生意很好做，3個月回本，1個月收入10多萬元。

彼時，中國人的錢包剛剛有了點重量，可以好好吃飯了。2000年，中國人在餐飲行業花了近3000億元，接下來的幾年變成4000億、5000億，幾乎一年一個臺階。

2008年，加盟了7年老家肉餅的薛國巍，第一次想做一個屬於自己的連鎖品牌。他創建了一家名為一品三笑的連鎖餐飲品牌，主打滷肉飯，和之前的肉餅生意比起來，定價更高、製作也更精良。

這家品牌同樣以北京市場為主打，這一年，為了迎接北京奧運會，北京至少種下了33萬株喬木、180餘萬株灌木、410餘公頃地被植物，整個城市的建設煥然一新，全世界的遊客和謀求生計的人源源不斷地湧入，為城市帶來了進一步的繁榮和商機。

「那個時候競爭雖然開始激烈了，但生意還是很好做的，一些主打中式快餐的連鎖店如日中天。」薛國巍說。

幾乎每一個餐飲人都有一個麥當勞夢，這家在上世紀50年代於美國芝加哥成立的餐飲品牌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在全球開出了3萬餘家連鎖店。

在第一家煲仔皇成立之初，店裡只有兩個人，薛國巍和他的合伙人。在第一家店啟動後三個月，薛國巍組建了一支11人的管理團隊，從第一家店開始，薛國巍的目標就很確定：要做大規模連鎖。

要啟動一個大規模連鎖店至少要跨過三道坎：有競爭力的單店模型，安全穩定的供應鏈以及強有力的組織。

薛國巍第一步就遇到了難關。不同於其他餐飲品類，煲仔飯要保留風味就不能使用預製的方式，只能現場加工，這意味著單品至少12分鐘等待時間，這對於快餐來說太慢了。

薛國巍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獨立開發煲仔飯的設備、找專業團隊給店面進行包裝等等。

儘管如此，在2021年前，這個餐飲品牌一直沒有實現盈利。

餐飲業是一個需要即時的流水和利潤維持的行業。不過在2012年，一些因素改變了餐飲的某些邏輯。

這是一個神奇的年份。雕爺牛腩、黃太吉等一批在此後頗具知名度的企業在這一年成立。這些品牌或成或敗，但與他們的餐飲前輩相比，有兩樣新的事物成為了他們創業路上的標籤：網際網路和風險投資。

開始幾年，薛國巍對網際網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營銷領域，比如用微博發廣告等。2015年，外賣平臺興起。最開始是淘點點，接著是美團和餓了麼。薛國巍需要抉擇，到底要不要擁抱外賣？如果要擁抱外賣，是自建平臺還是加入外賣平臺？

撐了半年，薛國巍妥協了，「既然是大勢所趨，那就加入平臺吧」，在與平臺合作的過程中，煲仔皇吃到了一波紅利。

第二個改變來自資本。

在持續不盈利的情況下，團隊難免產生分歧，這樣一個生意該如何維持下去？薛國巍一遍一遍地和團隊溝通他的理念和理想，想讓這支還沒有打過勝仗的團隊堅持下去。「投資人聽懂了我在講什麼。」薛國巍說。

從2017年開始，連續三輪融資讓煲仔皇挺過了最艱難的時期。2021年，儘管有疫情影響，煲仔皇依然實現了800萬元利潤。目前煲仔皇在全國有120家分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十幾個城市。

回想創業這些年，在老家肉餅店，薛國巍摸索出了如何通過改變動線提高餐飲出餐的效率；在一品三笑，他掌握了如何運轉一個擁有獨立品牌的規模化連鎖店；而在他第三次創業時，發現連中央廚房都不需要準備了。

「中國的食品供應鏈的工廠太多了，你要做什麼都有人提供，倉儲、冷鏈物流的能力也已經非常成熟了」。在薛國巍看來，中國孵化大規模連鎖餐飲品牌的基礎已經非常牢固了。

財富自由夢

2021年，程墨在貴州開始了一段新的事業，這次他看中的領域是電商直播。

從畢業起，程墨就一直在「折騰」。

程墨先是在廣東的一家創業公司做銷售，一步步做到銷售總監，在與創始人發生摩擦後，他又奔赴北京，尋找機會。

2015年，各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一個個冒出頭，大量資本湧入。程墨抓住機會，用一個還在PPT上的項目吸引了東部某地地方政府的青睞，當地引導基金給程墨的項目投資了上千萬元。

程墨本來打算要好好地運作做這個項目，不料，他被頗有資歷的合伙人「請」出了隊伍。幾經波折後，程墨又加入了一家網際網路垂類頭部公司。

程墨在行業內有人脈。公司不僅開出了高工資，還提供了豐厚的期權，這家公司已經完成數輪融資，且在垂類行業幾乎沒有對手。在當時看來上市不難。

但是等到這家公司上市的時候，政策和市場環境已經改變了很多。公司的股價不斷下跌，到最後，程墨手上的期權距離一套房子的首付都還差很多。

在過去的十年時間中，程墨嘗試的每一條路上，都有一批又一批實現了財富自由的人們，比如跟隨初創公司成長，成為公司高管，比如在頭部網際網路公司做中層，吃到期權紅利，又或者自己創業，獲得風險投資青睞。

與之前的造富運動相比，這波網際網路、創業紅利離年輕人更近。「90後」的程墨聽過很多這樣的故事，但是他身邊的朋友多半不在其中。

餘音

10月初，丁立國將前往印尼、沙特和中東五國考察，這些地區有德龍的客戶、合作夥伴或潛在的收購對象，丁立國要去探探信。

丁立國的德龍集團在2021年首次上榜《財富》世界五百強榜單，公司2021年營收1957億，位列榜單第469位。

在2015年後，王成業基本已經不接新的項目了，如今他在一家地產類公司擔任高管，他還一直在關注著這個市場的動向，在他看來，未來，房地產市場還是會回歸正常發展的通道，但速度會慢一些。

王海平還在教育賽道中尋找新的機會。對他來說，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已經開始籌謀新的項目。

麥當勞曾經是薛國巍學習的對象，他聘請過麥當勞的高管，但最近他已經很少看有關麥當勞的書籍了，他覺得麥當勞已經是工業時代的產物。

薛國巍現在的方向是：在餐廳導入物聯網技術，並用數據支撐企業決策。

一年又一年。

他們是懷揣財富夢想的中國人的縮影。人們播撒種子，辛勤勞作，期待著豐收的景象。從冬到春，從春到秋。當微風帶著收穫的味道吹過，金色的麥浪湧動，講述著屬於自己的故事——不是每一顆種子都能吐出飽滿的麥穗。每一顆種子都濃縮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程墨也是其中的一員，但他還在路上。

儘管幾次與財富擦肩而過，在看完這段有關他的故事後，程墨還是說：「你應該在最後升華一下，要說『他眼裡還有光，他還相信光』。」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王成業、王海平、程墨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