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講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馮驥才話說王蒙）

2023-04-24 13:47:03

話說王蒙

一

王蒙寫了《夜的眼》等幾篇背叛文學傳統的小說，不知是禍是福，一下子掉進議論的旋渦。因為，幾十年來，中國文壇不曾在藝術方面展開過如此廣泛和激烈的辯論。

在報刊上，一些評論家熱烈地贊助王蒙，文章寫得由淺入深，想盡辦法把王蒙這些作品解釋明白;他們像一群認真得有些發迂的外科醫生，細心解剖王蒙，恨不得把這頭怪物身上每一根末梢神經和毛細血管，都加上明明白白的註腳;另一些評論家則對王蒙提出批評、勸誡、警告。這並非是冷淡，而是惱火，原來也動了感情!

他正在徵服一座無名高峰。奮力攀登吧，小夥子!

他已經走到懸崖邊緣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該回頭了，浪子!

議論的另一個中心在讀者中間。作家更關心這個中心。這裡也更加激烈。評論家往往要給作家留點面子，下筆時有委婉之處;讀者的話卻都是直接感受，不講究措辭。他每天從郵遞員手裡接過一沓沓信，來自天南地北，褒貶皆有。有的是通篇真誠的讚美詞，有的則寫滿被激怒的言語——

「《深的湖》是文學的墮落!」
「看《風箏飄帶》，文字懂，意思不懂。看《海的夢》，文字和意思全不懂。結論：王蒙的作品，等於對大腦的懲罰!」
「你具有很高的格調!」
「在我所了解的中國當代作家中，很少像你這樣富於歷史感!」
「我看你還是多寫一些《說客盈門》那樣的作品，以便讓更多的人接受。」
「請問，意識流是不是坐在家裡瞎『流』?」
「讀你的作品時，常常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你寫出我無法形容的內心感受。」
「我們去訂閱雜誌時，先要問一問這雜誌是否登載王蒙的作品。如果登載你的作品，我們就堅決不訂!」
這些話無處爭鳴，卻在王蒙這裡無聲地打架。
王蒙笑了，笑中的含義是多樣的，無人猜得。他並沒有給這旋渦攪昏，反而從容不迫地接連寫出《雜色》《如歌的行板》《溫暖》《相見時難》，等等。這麼一來，旋渦愈轉愈急，他處處聽到喝彩，也處處挨罵。
一家報紙向王蒙要一篇關於他本人作品的文章，他就把一封批評他作品的讀者來信拿出來，推薦在報上發表。他把這位好心讀者的嚴厲批評公開了。他自己也來推動這旋渦的轉速。為此，人們便紛紛議論他這一舉動。有人說他自找挨罵;有人說他非常聰明，因為對於作家來說，批評也是一種宣傳，批評過重，還能取得善良讀者的同情;有人則說他胸懷開闊，一個肚子裡真正能跑輪船的人。
「你呢，你認為呢?」有人問我。
我聽到這問話，首先有種快感。我對於可以自由發表自己意見的事物，總是十分感興趣的。
我對王蒙講述關於拳王阿里的一段事：阿里每逢比賽，總要事先出錢收買一些人，作為自己的反對者。在比賽時，給他起鬨，罵他，羞辱他。這樣，阿里的搏鬥欲望才被刺激起來，力量鼓滿全身，肌肉膨脹，精神達到最佳的競技狀態……
「他需要挑戰。」我說。
此時王蒙的眼睛灼灼發光。他似乎說：我也一樣!
強者歡迎挑戰，弱者害怕攻擊。強者在挑戰中，情緒得到激發，力量接受反作用力的補充。
一次會議後，我對他說：「你今天的話不夠精彩。」因為他講話一向風趣十足，充滿靈感，時出犀利的警句。他說：「今天在座的沒有反對者，我興奮不起來。」
給王蒙畫的漫畫
文學藝術的歷史，每每向前邁一步，首先都會碰到挑戰。勇士是在戰場上廝殺出來的，運動冠軍是在比賽場上拼搏出來的。如果你要大勝一場，贏得光彩，就要帶著全副本領昂然地去迎接最強有力的挑戰!
但是，王蒙所遇到的並不完全是挑戰。還有對他的困惑、擔心和猜疑。
他在玩弄形式?在有意迴避尖銳的社會問題?在做文字遊戲?
在製造迷陣?在裝腔作勢?在用洋筆墨糊弄中國人?
作家從來不應該為自己的作品辯解。哪怕有人把你的作品歪曲變形，也沒有必要更正。這一點，作家應當像大自然——它創造山林、平原、江河、泥石流、火山、潮汐、花草、飛雪、微風和斜雨……但它始終沉默不語。一邊任由人們享受和利用，一邊聽憑人們埋怨與責怪。
把解釋權、評定權、裁決權，永遠留給別人。作家的天職便是創造和再創造。
那麼誰來解釋清楚王蒙——這個當代文學的叛徒，不肯循規蹈矩，搞壞人們文學胃口的狂人，戲弄讀者的文學魔術師?
誰來說明：他的小說為什麼人物不鮮明，看不出主題，結構不清晰，語言東一句西一句，沒情節，有頭沒尾或沒頭沒尾。他的創作思維是否發生了紊亂?那些自稱他的讀者，又是些什麼人?趕時髦?不懂裝懂?精神錯亂者?
三
他的兩隻眼都近視，一隻四百度，另一隻四百二十五度。他配了一副度數精確的眼鏡，為了把這繽紛複雜的世界、千變萬化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不肯把注意力固定在某一個範圍內。作家理應對周圍存在的和存在過的一切都發生興趣，好奇心超過兒童，視角三百六十度;大腦像一架大型計算器，敏捷地儲存下從大千世界中感受來的每一個信息;目光跟蹤所發現的所有人和事。
中國太大了，人太多了，歷史太曲折了;生活如同大海一樣莫測深淺與吉兇。忽而水波不興，一碧萬頃;忽而大浪滔天，檣傾楫摧。這個人，不滿十四歲就「地下」加入新中國締造者的行列，少年的布爾什維克。當他眼瞧著天安門廣場被勝利的紅旗遮蓋時，理想仿佛一條寬闊的光帶鋪在腳下。其實，理想還在心中，現實卻在腳下。三十年來他走過一條異常艱辛的路，許許多多人都一同走過這條路。有的跌倒，有的停下，有的從來不肯止步不前;有的抱怨，有的呻吟，有的默不作聲;有的憑慣性，有的靠意志。大多數人一直走到今天，心裡邊裝滿酸甜苦辣。有的灰心喪氣，有的依舊氣宇軒昂。王蒙是後邊這一種。在這一種人中，他還是結實的一個。
有位美國人問他：「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七十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他回答：「五十年代我叫王蒙，七十年代我還叫王蒙，這是相同的地方;五十年代我二十多歲，七十年代我四十多歲，這是不同的地方。」
乍聽是句玩笑話，話裡卻包含著千言萬語難以窮盡的廣泛內容。
生涯坎坷的人，如同生在絕頂、日日風吹的樹。脆弱的枝條最容易折斷，根深蒂固才得以生存下來。苦難裡可以找到生活的蜜汁，困境中可以發現真正生活的通途，失敗中可以求得避免失敗的經驗。
誰能用痛苦製造出醫治痛苦的良藥，在錘打中練就一副堅硬的身骨，誰才能說：我獲得了生活的真諦。
作家的責任，還要把這一切告訴給人們。懲惡揚善，化兇為吉，去偽存真。喚醒生活的幻想者，同時給過分現實的人一點幻想。還要給那些頹唐、沉淪、迷惘的人一副有效的精神補劑。
一九六四年，他被放逐到遙遠的新疆，抵達烏魯木齊的當夜，他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死死生生血未冷，風風雨雨志彌堅；
春光唱徹方無憾，猶有微軀獻塞邊。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王蒙還是王蒙。依舊是布爾什維克，但是一個清醒的、經過各種磨鍊的布爾什維克;依舊是一個赤子，但是一個成熟的赤子;依舊心頭熱血奔流，但他不會再為生活中美麗而晃眼的假象所迷惑，單純又傻氣地衝動起來;依舊充滿社會責任心，但他更懂得這種責任的嚴峻性和怎樣去儘自己的職責。
經歷了數十年風雲變幻，歲月的鋒刃在他臉頰上刻下兩條垂直的皺痕，如今他把皺痕變成半圓形的曲線，現出笑容。
笑不一定都是輕鬆的，嘆息也不一定是絕望。最明亮的地方，灰塵反而看得一清二楚。最黑暗的地方，一小塊碎玻璃碴反而會發亮。
眼淚的味道更不相同，酸的、甜的、苦的、澀的，還有混在一起的。
他說：「作家的積累，除去生活的積累之外，還有情緒的積累。」
如果快樂、辛酸、甜美、憂慮、憤慨、感嘆，沉思與回憶，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一時都湧在心中呢?百感交集! 這個內心異常豐富的人，時時處在這種百感交集之中!
他說：「我如果用原先的寫法，只能把這些感受和情緒一種一種寫出來，但寫到三種以上，就會有人以為我是在『意識流』了!」
他還說：「在表現生活上，我要『全方位』。」但哪有一種這樣現成的手法?單單「意識流」也不夠用呢!
四
藝術為內容去尋找形式。當內容發生變化，舊形式就成了束縛，陳規和鎖鏈。咬不破繭套的蠶兒，最終會僵死在套裡，活的生命幹縮成一塊可憐巴巴的無機物。這使我想起裹腳的老奶奶，她那硬給傳統習慣捆束的模樣可怕的一雙小腳。
社會變遷，藝術受生活內容的逼迫而面臨變革。本世紀以來，音樂的節奏明顯地受生活的節奏影響;照相技術的精益求精，轟毀了西方繪畫中寫實主義的統治寶座;光、電子、宇宙探索的迅速發展，在人們的思維、意識和審美中產生深刻又微妙的作用。彩色音樂、太空美術和有形的文字——電影出現之後，人們對於文學藝術概念的理解不同往昔了。科學的昌明，還使社會結構愈來愈複雜，大腦愈精緻，個性更突出，包括藝術在內的表達方式也就更加多樣。
中世紀的田園牧歌雖美，只是舊生活迷人的遺蹟，供懷古者發一發幽情而已。現代建築師不會再去建造金字塔和長城，他們要在地球上留下能夠標誌本世紀特徵的事物。
藝術史從來不記載摹仿者的姓名。它乾脆就是一連串拓荒者的姓名連綴一起的。在創新的道路上，失敗和成功的比例，大約是一萬比一。摹仿的事情容易又穩妥，革新之舉艱難又冒險。成功了，就被尊崇為某某開山鼻祖;失敗了，便被斥為異想天開的狂夫。清朝三百年，中國畫壇是泥古不化的「四王」的天下，繪畫則有退無進，幾乎滯絕。為此，我於此道，向來不敬淵博的守舊者，寧肯聽信雄心勃勃的狂夫們的! 在最難獲得成功的地方，應該是最允許嘗試和失敗的。
藝術形式的變革，有它自身的規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劃分。
它是受科學、哲學、社會生活的變化不斷的影響，最後表現在審美內容和方式上的一個飛躍。這個飛躍，要靠一些具有非凡藝術膽識的人去創造。
奇怪的是，藝術家們創造出最符合時代特徵的美，往往並不馬上被人們所承認。在繪畫中，揚州八怪和印象主義都在它誕生時被相當一部分人視為藝術怪胎，一時恥笑和怒罵淹沒了少許的讚賞，但過了一段時間，這種反感的情緒便漸漸平靜下來。人們從適應到承認，從承認到公認，終於看出其中最貼切的時代感，這才驚訝地發現藝術家超乎尋常的才氣。而「時代感」在當時就是「現代感」。
現代感中包含審美內容。真正劃時代的藝術家，都是站在時代最前頭，憑著藝術慧眼，敏察生活中蘊藏的現代感的。他的成就之一，就是把這種人人都隱約覺得的現代感捕捉到，具象之後，擺在人們面前。
每個時代有兩個脈搏。一個生活的脈搏，一個美的脈搏。作家就是要同時準確地摸到這兩個脈搏。一個化為內容，一個化為形式;但這個時代巨人的脈搏究竟在哪裡?沒人告訴，只有自己去尋找和摸索。
本世紀初開端的現代文學思潮，大多具有嘗試性。作家為了表現各自的藝術主張和精神內容，甩開習慣的羈絆，朝著各自方向努力，也難免各走極端。費解的事物並非不可理解，正如荒誕派作品的本意並不荒誕。是否有人故意製造怪誕和迷陣去欺弄讀者，這也難免。但是我想，作家大都是希望讀者了解自己的。失掉讀者的作家就像孤島上的魯濱遜。誰要去做魯濱遜?王蒙嗎?
王蒙認為自己自從寫過《夜的眼》，仿佛如魚得水，遊刃自如，他找到了自己最恰當的座位，最合身的服裝和最舒適的鞋子，還有翅膀和鰭，同時也留下一條尾巴給人。這條尾巴就是：不懂。
一部分人不懂。
一部分人懂。
一部分人只懂一部分。
他無法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弄懂自己的作品;他更沒有權利責怪不懂他作品的人，但他也不願意丟掉剛剛獲得的不少知己和一大批傾心相與的讀者。
「在當今中國作家中，王蒙是採用西方意識流寫作的吧?」
「不，我不這樣認為。」
「噢?王蒙的作品形式不屬於意識流?」
「對不起，先說意識流，我不認為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方法，或叫手段。其次，意識流手法不是西方獨有的專利權，中國古代詩詞就有類似意識流的手法。它以人的意識活動的方式，從作家或作品的人物主觀出發，去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和感受，由此多層次地、立體地、真切地表現生活。東西方作家都採用過。儘管王蒙所用的意識流主要是受西方現代文學影響，但在他的作品中，意識流只是其中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不是全部，否則就容易把王蒙誤解為西方現代文學的仿效者，那就低估了王蒙的價值，也不符合王蒙創作的實際。」
「請問你，除去意識流，王蒙還有什麼?」
「我希望不要把王蒙分解開，而要合在一起研究，否則就難以看到他的特點。」
上面是我和英國一位漢學家的對話。
王蒙至今對幾位「意識流」大師，如喬伊斯和福克納等人的作品，並非狂愛，相反很難讀下去。
他不否認，他動用了「意識流」。《春之歌》《風箏飄帶》和《蝴蝶》中就有較多「意識流」。《買買提處長軼事》含有某些超現實主義成分。《相見時難》中的「主食」是現實主義，又是各種手法的大雜燴。
他對西方各種文學手法，採取拿來主義。十八般武器，哪個得用就操起哪個，有時幾樣同時用。生活不為藝術設置內容，藝術卻給內容設計形式。他主張一個作家要有幾套筆墨。不要為了自己事先定好的調子，去捏著自己的喉嚨發聲。
他厭惡窄，狹隘，局限，自己捆縛自己的手腳;他喜歡寬，開闊，寬容，敞開自己的胸懷和情懷。
中國藝術之所以光華燦爛，正由於中國人曾經創造過無窮無盡、千奇百怪的藝術形式。中國人對藝術的理解力不低於世界任何民族。
當西方藝術家設法打破戲劇舞臺上的第四堵牆時，中國戲劇早不存在這一惱人的問題了。中國的書法藝術家，比任何西方抽象藝術都更加抽象，並專一地注重形式的表現。中國繪畫從理論到技巧，都是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畫家才開始觸及的。
在歷史上，從晉唐時期對東南亞佛教藝術的吸收，到本世紀以來蘇俄文化的湧入，外來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多次發生影響，但還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化取代華夏文化。悠久的歷史是民族的精神資本，民族精神又是自己藝術的重心。自己的藝術磅礴有力，對於外來文化( 包括各種藝術形式) 就有很強的消化力。在當今世界上，不善於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優點和不善於保護自己民族文化的特點，同樣是愚蠢的。民族特色也在不斷地裝進時代內容，染上時代色調。
至今我還沒有讀過任何一個外國作家的作品，與王蒙的作品類似。他穿上西裝，在愛荷華的大街上蹓躂，人家還要把他當作中國人。他也以自己為中國人而自豪，毫無裝一裝洋人之意。
他深知，面對世界，中華民族的文化為他提供一個得天獨厚、佔據優勢的高地。但他在這高地上的工作，不是把成堆的珍奇的古董搬來搬去，而是要在這峰頂添加幾枚鮮活的哪怕是小小的石子。加高它!
在地球上，風是流動的，雲彩到處飄，太陽和月亮輪流在東西半球值班;如今，通信衛星和無線電波把世界上每一角落、每一小時發生的事情傳來傳去;藝術不再相互隔絕，而成為各民族之間互相溝通、不需要翻譯的往來交流的橋梁……
日本人喜歡雕刻一種三個並排而坐的猴子。一個雙手捂著眼睛，一個捂嘴，一個捂耳朵。俗稱「不聽不說不看」。據說過去日本人很信奉這種與世隔絕的哲學，真不知這種哲學怎麼使人受益?如果當今世界各國人都「不聽不說不看」，日本的以出口為主的家用電器工業肯定馬上垮臺。故此，今天的日本人也拋棄這種哲學，那三個猴子便成了沒有任何訓誡意義、純粹日本特色的小工藝品了。
世上其他地方，不知還有沒有這種「不聽不說不看」的小猴子?或是老猴兒?
五
我們在談論各自喜歡的顏色。據說一個人偏愛的顏色能看出他的性格來。
蔣子龍：「我愛大紅。」這條每個字都蘸著灼熱激情的文學大漢，爽快地說。
張抗抗：「我喜歡淡藍。」遠天和薄霧中的海，都是這種顏色。她說得饒有詩意。
我告訴大家：「有位心理學家說，喜歡黃顏色的姑娘大多有點妒忌心理。」
王蒙來了，我們問他，他眨了眨眼：「雜色。」
雜色?雜色包括一切顏色，是世間萬物、芸芸眾生呈現的外觀，為此畫家的調色盤不拒絕任何一種顏色，鋼琴家的鍵盤不能缺少任何一個音。哪怕最髒的顏色和最弱的音。
王蒙很少排他性。他總想包羅萬象! 胃口和食慾都極大，以致他的作品有時給人一種「袋子要被撐破」的感覺。
世界是他矛盾的混合體，難以統一的紛雜的集合。人也一樣，優點、缺點、弱點，混在一起。你真誠、正義、善良、認真、講衛生、不浪費、做過許多好事……對! 但你從來沒有過失?內疚?自私?說過謊話和假話?當然，在這中間，你還有傾向、追求和側重面，否則人人都會不清不白，世事也就沒有是非可言。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王蒙，最好先看全他身上的雜色。
生活的多磨，使他外凸的稜角不多;過早的不公平遭遇，使這個機敏聰明的人早熟;八面逼來的社會應酬，又使他鍛鍊得善於八面應酬。這就難免被人誤解為一個圓滑的精鬼兒。實際上，他的大腦經常陷入嚴峻的沉思，說話時不乏鋒芒畢露而入木三分的議論;他和女兒逗笑時，會不知不覺現出他所懷戀的少年時代的純真;他以對待藝術兼容並包的寬宏態度，對待不同性格的朋友和不同風格的同行們。他在多年來同甘共苦的妻子身邊，好比劉備一樣溫存，但當他找不到東西時，恨不得把滿屋的抽屜全都扣在地上;一個勇氣填滿胸膛的男人，待客備宴，宰雞時卻怎麼也下不了手，搞得雞在手裡嘎嘎亂叫。他到底堅強還是軟弱?一個事業上練達的幹將，個人生活上的糊塗蟲! 一邊預備好布票和錢，要去為自己買絨褲，一邊正要給遠在內蒙古的妹妹寄信，糊裡糊塗把布票塞進信封寄走。他在商店選好絨褲後卻找不見布票。不多天，妹妹來信說：「我這裡布票足夠用，請你不要再寄了!」他經常把自己搞得啼笑皆非!
他生活中經常出笑話，他偏偏也最喜歡說笑話。在最困窘的歲月裡，他很少哭喪著臉，如今到了最嚴肅的場合，他還是忍不住說幾句笑話。
笑話，能減除痛苦，抵消傷感，緩和緊張，鬆弛精神，健脾養胃，還能加強生活的信心。
他說：「幽默感是智力上的優越感。」
中華民族本來是個富於幽默的民族。為此，戲曲中還有一種專事逗笑的丑角兒。也許近幾十年的生活過於莊嚴和沉重，幽默感在人與人之間陌生起來。文學藝術中正劇和悲劇，便大大超過喜劇。
天性幽默的王蒙忍受不了這種天天一腦門子官司。人們都用自己的能耐對付生活，他則時時刻刻拿出擅長的幽默去迎戰生活中的消沉與反常。幽默使他放鬆，也使他振奮;幽默使人不覺得他有「架子」，也使人無法對他擺出「架子」。幽默還使他與周圍的人很快建立一個舒適而親切的關係。
他說：「幽默感是平等的表現，是對於等級觀念的抗議，是對自負、病態的自尊、威嚴觀念的一種矯治。舊中國，父子、君臣、師生之間都不能開玩笑，因為尊卑之別太甚。夫妻在閨房裡是可以開玩笑的，出門之後就要作正經。」
對於一個成熟的作家，他本人個性中的各種因素，都會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王蒙更無保留，化靈魂為文字。缺陷也和優長一樣顯現出來。你可以看到，他內心情緒的表現長於形象刻畫，大量又過多的鮮活的感覺攪亂了人物的具體性;沒有輪廓而有核心，他似乎把哲學埋得太深，讓人找起來有點費勁……當然，缺陷有時正是優長的另一面，同時存在。
文學不是文物，難作鑑定，誰也做不成文學法官，全憑讀者自由選擇。對於內涵豐雜的作品，讀者總是從中各取所需，各取所好。
難怪王蒙的贊成者，有的忽然變成他的反對者。
有個傳說，王蒙在美國住了四個月，就能用英語講課。去掉某些神奇色彩，他的英語足可以在國外應付一氣。只不過在外國人聽來，有些「口吃」罷了。但他能說一口流暢的維吾爾族語言。在新疆，有些維族人，不知他是作家，卻只知他是個好翻譯。他的口譯能力，幾乎能和兩邊說話的人同步。他的維語，是十年前在新疆伊犁背誦維文的「老三篇」時得到的意外收穫。他的筆譯有文為證。他譯成漢文的維族作家合木提·買合買提的《奔騰在伊犁河上》已經出版。至於他將來是否翻譯英文小說，那就看他的興趣了。王蒙大概會回答：「可能!」這個世界上什麼都有可能。
六
《不如酸辣湯及其他》出版了。有人認為王蒙要朝著黑色幽默走去。
《相見時難》出版了。有人認為他又向現實主義退回一大步來。
他究竟走向哪裡?王蒙說：「不知道，既可以走得更遠，也不妨回去轉轉，還可以另開別的路。」
他不能為自己預卜，別人的佔卜則更不可信。
作家往往能看透社會，卻無法看清自己。
當人人說他是「意識流」時，他在杏花村飲酒，即興賦了四句詩，同行們看了無不大笑：
有酒方能意識流，
人間天上任遨遊；
杏花竹葉情如夢，
大塊文章樂未休。
原來是四句玩笑話! 話裡分明含著另一層意思。他是在嘲笑別人，還是嘲笑自己?他常常自嘲，而只有自信心很強的人才敢於自嘲。他似乎又是胸有成竹的。
世上的事，有的應該儘快找到答案，有的則以不急於下斷語為好。對於作家，我們只有把問號留在心裡，把答案留給他本人，把嘗試權交給他本人，何況我們的社會已經給作家們展開一個自由馳騁的創作天地。
1982.5.16 天津
選自馮驥才《激流中：1979-1988我與新時期文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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