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工作者的一生（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

2023-05-20 15:49:08 4

【學人追憶】

5月28日上午8時15分，先師章開沅先生在武漢與世長辭，享年95歲。從此，學界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我們則失去了敬愛的導師和學術生涯的領路人。一代大師隕落，無疑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個重大損失，也是中國教育界的重大損失。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儘管也曾一度出任校長，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教書育人、筆耕不輟，以學術為志業，始終是先生畢生的追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標。本文即主要圍繞先師的學術道路及其治史風格，略作概述與追憶，以表達無限的哀思與敬意。

章開沅先生在其九十華誕之際曾回憶說：「我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整整65年，但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終生與史學結緣純屬偶然。」

先生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生於安徽蕪湖。童年時期，在動蕩的時局中，曾隨父母遷居多地。少年時期，先生酷愛文學，勤於寫作，一度想成為文學家。抗戰時期，逃難四川，就讀於江津國立九中，後來學過會計，當過船工，做過抄寫員，還投筆從戎，加入了青年遠徵軍，歷經生活磨難，深知民生艱辛。1946年9月進入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學習，但用先生的話講，「專業思想並不牢固」，志願是當一名記者，尤其是戰地記者。1948年11月，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他輟學進入中原解放區，先是在范文瀾任校長的中原大學進修，後留校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任教，從此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如先生所說，「革命改變了整個中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是在擔任歷史教師以後，才逐漸增長了對史學的研究興趣」。

初入史壇的章開沅先生，主要講授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興趣側重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與太平天國史。先生與辛亥革命史結緣，始於一次偶然的機會。1954年秋，民主德國的貝喜發博士來武漢對辛亥革命歷史進行調查研究，年輕的章開沅參與了接待工作。他回憶說，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也成為他投身研究辛亥革命的最初動因，「一位外國學者不遠萬裡專程趕來研究武昌首義，而我作為本地的中國近代史教師卻從來沒有著手研究這個饒有興味的課題，真是有點難為情。」機會總是留給有所準備的人。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召開的全國性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規模空前，老革命家吳玉章以及范文瀾等史學名家悉數到會。先生不僅參與了會議前期籌備工作，而且提交了兩篇很有分量的學術論文《從辛亥革命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和《武昌起義與湖北革命運動》，受到與會前輩學者的充分肯定，由此更加堅定了他從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決心。

武昌會後，章開沅先生將研究視野從辛亥革命擴展到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整體研究，並以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作為研究的突破口。1962至1964年間，先生不僅親赴南通實地調研，而且收集了大量張謇的未刊函電、手稿，以此為基礎，寫出40餘萬字的張謇傳記的初稿，後應出版社要求壓縮至20餘萬字。儘管由於種種原因，這本書當時並沒能出版，但卻由此奠定了先生從事張謇研究的紮實基礎。

如果說，早期的研究還只是雛鷹初啼、牛刀小試，那麼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寫作和出版，則標誌著章開沅先生學術生涯的成熟。1976年春夏之交，「文革」尚未最終結束，先生將個人沉浮置之度外，應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編輯之邀，毅然與林增平先生聯袂組織兩湖和川、黔、豫部分學者共同編寫《辛亥革命史》大型專著。在兩位先生的精心擘畫下，編寫組通力合作，夜以繼日地投入編寫，經過近四年的努力，12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終於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齊，成為對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獻禮。這部書至今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具代表性的標誌性成果。

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春風，使章開沅先生等優秀學者備受壓抑而又積蓄甚久的積極性如地下泉水般噴湧而出，先生認為，「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時期」。繼主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後，先生又陸續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係試析》《辛亥前後史事論叢》等專著，還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富有見地的論文。由此奠定了先生辛亥革命研究和近現代史研究的權威地位。從1979年秋天開始，章開沅先生應邀到美國11所著名大學訪問，隨後又應邀赴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著名學府講學。1990—1993年更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等三所大學研究和任教三年以上，為中外學術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學術聯繫。同時，將其學術研究重點擴展到早期現代化史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先生晚年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曾謙虛地說，自己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中國；二是讓國際上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這雖是自謙之詞，但說明他非常看重這兩大領域研究對中國學術和世界學術的重要意義。他歷來主張，「真正的學術應是全人類的公器，真正的史學其價值必然超越國界而為世界所認同。」當然，章開沅先生的學術貢獻，遠不止這兩個方面。誠如有的學者所歸納，他的史學研究領域十分寬廣，大體涉及辛亥革命史、民族資產階級研究（包括張謇研究、商會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國早期現代化史、中國教會大學史與南京大屠殺史等六個方面。此外，章開沅先生在史學理論與方法上也有許多深入的思考和精闢見解，在中國史學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其學術成就和影響廣泛而深遠，不愧為當代中國史學「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一代名家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傑出學者之一。

在長期治學過程中，章開沅先生勤於思考，勇於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治史風格。

「求實存真」，實事求是。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章開沅先生從不諱稱自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歷史研究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而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精華就是實事求是。他曾說：「史學的可貴品格首先就是誠實，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求實存真」，離開實與真，史學就失去存在的價值。求真，務實，說真話，說實話，辦實事，是先生一輩子的追求，也是他的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他的書齋就命名為「實齋」；他最推崇的名言，是「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他強調，既然求實存真是歷史學家無可推卸的天職，因此，「史學應該保持自己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應該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治史之人，必須以「超出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誠，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作違心之言」。這些擲地有聲的金石之言，體現了一位當代史學家的錚錚風骨。

篳路藍縷，開拓創新。章開沅先生具有敏銳的學術眼光與深刻的學術洞察力，思想活躍，勇於開拓進取。或許是少年時期曾飽經憂患使然，他天生有一種冒險問難、探求新知的革命性格，「從不滿足於輕車熟路，經常喜歡在荊莽崎嶇的山野作新的追求」。先生這種性格與志向，表現在治學上，便是一種豁達與開放的學術風格，從不囿於某一固有領域，也從不滿足於業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創榛闢莽、前驅先路，不斷擴展學術空間，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從而引領新的學術潮流。從辛亥革命史、張謇研究到商會史、現代化史、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研究，每涉足一個新領域，他都會帶領弟子們開闢出一片廣闊的學術天地，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影響所及，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也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貴在通識」，淹貫賅博。先生治學，既基於實證，重視史料，又不滿足於餖飣瑣碎之學，而是力主實證與理論的結合，學術與思想的貫通，認為史學研究「貴在通識」，「通識首先需要理論素養，需要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需要正確的方法論」。他治學給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貫賅博、氣象宏大，既講上下延伸的「縱通」，也講空間跨越的「橫通」，還講中外古今的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握，然後闡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就「縱通」而言，先生力主要從歷史的長時段來把握和研究具體的歷史事件，如率先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有「盤點三百年，三個一百年」的大史學觀，給人以極大啟發。在「橫通」方面，先生提倡要多做區域性、全球性的比較研究，從空間上拓展歷史視野，而且主張歷史學科要與其他學科橫向溝通、相互滲透，努力借鑑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學、人類學、心理學的方法。

「關心社會」，融通古今。章開沅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坐守書齋的學究，而是一位充滿活力和具有強烈現實感的歷史學家。「參與史學」是他晚年經常講的話題，大體有兩層意思：一是歷史學家要具有一種關心社會、參與現實的強烈意識，要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不僅書寫歷史，還應融入歷史，創造歷史，為人類正義事業和社會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二是歷史學家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史學成果來參與現實，「應該成為把現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實生活，並且與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來」。這就要求歷史研究者必須根據社會發展和現實需要來設計史學研究的內容與方向，將學術研究融入社會實踐中，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鑽進故紙堆中出不來，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參與的史學只有在史學的參與中才能真正得到實現。

章開沅先生能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名師、巨匠，形成自己獨特的治史風格，除上面提到的歷經生活磨難、具有博大胸懷和開拓創新精神等要素外，與其終身致力於學，不斷吸取新知、不斷自我完善，亦不無關係。「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禮記·學記》）。自從金陵大學輟學後，先生即轉以社會為師，在歷史教學與研究實踐中，刻苦自學，不斷提升自己的理論與學術水平，同時虛心向前輩和同輩師友請益，淘金掘銅，熔為一爐。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先生也並不排斥西方史學理論，而是主張在「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的前提下，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從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歷史思維。先生治學，又素以刻苦著稱，通常是清晨五點即起床，利用清晨安靜時光讀書寫作，並養成習慣，堅持終身。2015年先生九十華誕之際，弟子們為他所編輯的個人文集，長達11卷，共計460多萬字，這乃是他一生刻苦治學生涯的結晶。

儘管最終沒能看到自己親筆所寫、長達近50萬言的自傳出版，留下些許遺憾，但最使先生感到欣慰的是，通過多年努力，他在海內外培養了一大批學有所成的弟子，有的已成為所在領域新一代領軍人物，從而使其學術事業能夠得以傳承。或許，這是一生淡泊的他所留下的一筆最寶貴的遺產吧！回顧自己的人生，開沅師曾動情地寫道：「40多年來，無論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我為年輕一代歷史學者的成長，耗費了不少精力與時間，對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響，但我永遠無怨無悔，因為學術的小我只有匯入學術的大我才能進入永恆。……為造就青年學者開路，為發展學術交流搭橋，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歷史是已經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那位曾飽經滄桑、指揮若定的老船長最終離我們而去了，但史學的遠航並未終止，他的學術事業仍在延續，他的精神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作者：馬敏，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