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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贛蘇區歷次反圍剿(揭秘閩浙贛根據地)

2023-05-25 13: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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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贛東北黨和紅軍糾正立三左傾錯誤,進行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之際,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派萬永誠、倪寶樹(後叛變)於1931年4月下旬到達贛東北。

1、「王明路線」的深刻影響

5月2日,在葛源召開縣以上幹部參加的特委擴大會議,由萬永誠傳達四中全會精神。他認為,「贛東北黨還有立三路線,必須實行徹底轉變」,還批評贛東北黨存在著「右傾保守」、「封建地方觀念」、「富農路線」、「調和路線」。會後,根據中央指示,特委進行部分改組。

1931年6月下旬,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身份和聶洪鈞、杜石公、呂振球、關英等來贛東北,加緊貫徹執行四中全會路線。他們7月20日到達贛東北中心蘇區後,在特委會議上,曾洪易首先宣布他是特委組織之上決定一切的中央代表,接著改組特委,將原來的特委委員吳先民、黃道、鄒秀峰、洪坤元等排擠在特委之外,仍以萬永誠為書記,聶洪鉤為組織部長,塗振農為宣傳部長。

在特委常委內組織了一個以萬永誠、聶洪鈞、唐在剛為成員的3人主席團,這樣,整個特委的領導就完全改變。曾洪易還聲稱紅軍是中央的,應直屬中央代表指揮。

為了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路線,繼續在贛東北黨內反對所謂「立三路線」、富農路線」和「保守主義」等。曾洪易在檢查贛東北黨政有關文件時,斷章取義,把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黨」;把富農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農路線」;把解決難民生活的實驗農場(當時稱作蘇維埃集體農場)叫「立三路線過左」的辦法。

「在軍事上把過去遊擊戰爭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補藥`等的戰法叫做保守主義。」

曾洪易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全盤否定和歪曲了贛東北的工作,把反「圍剿」戰爭的一些勝利歸結為「深入反立三路線反富農路線鬥爭,堅決執行國際路線的初步勝利的結果。」

在曾洪易的決定下,9月1日至5日,贛東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葛源召開。到會代表共47人。方志敏、邵式平等名義上是參加大會的領導,但實際上是曾洪易決定一切。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在檢查工作中加緊反對立三路線、富農路線,特別反對右傾的保守。」

大會通過了經曾洪易修改的6個決議:

《政治問題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蘇維埃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宣傳鼓動工作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

在這些決議中:

「不顧事實地指責贛東北黨不但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線的發揮者;說贛東北黨的組織大多數不是從鬥爭中發展的,而是徵服、拉夫、親族和感情關係的相互介紹建立起來的;說黨的支部根本不能領導群眾,黨的組織生活充滿著富農意識、官僚主義、悲觀、消極、畏縮、動搖等表現和傾向;說贛東北的僱農工會是富農工會;說赤衛隊、少先隊沒有成為群眾武裝鬥爭的組織,更談不上是群眾的武裝組織力量,等等。把贛東北的各條戰線、各項工作說得一團黑。"

大會提出要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及四中全會路線的徹底轉變,提出要消滅富農,消滅大小商業資本家。甚至認為,中農是最危險的,應該打擊,貧農也只能團結。

大會後,又調換了紅十軍的領導人,紅十軍的政委和參謀長,分別由聶洪鈞、杜石公擔任。這樣,就使省委和紅十軍在組織上都置於曾洪易的控制之下。

為清除阻力堅決貫徹四中全會的國際路線,僅9月份,就開除了黨員400餘人。省委還認為3月召開的贛東北特區工農兵代表大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於11月7一14日,又召開了一次贛東北工農兵代表大會,貫徹四中全會國際路線。

所以,贛東北黨的「一大」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而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贛東北全面推行的開始。

曾洪易等用「國際路線」的旗幟和「反立三路線」的口號,嚇唬和迷惑了一部分同志,方志敏、邵式平等當時也對「國際路線」認識不清,表示了滿心歡悅的支持和擁護;但是對曾洪易等人在贛東北黨的「一大」上那種「懷疑一切」,全盤否定贛東北黨的一切工作的極左思想,從開始就有不同看法。

方志敏在獄中所寫的遺著中說:

「這次會議,最大的缺點,是:(一)沒有十分抓緊最中心的紅軍問題,如擴大紅軍,加強紅軍,改善紅軍中的政治工作,領導紅軍爭取戰爭的勝利等問題,都沒有特別有利的決議。

(二)對於已表現出來的右傾保守主義,沒有盡情的揭發,給以打擊。

(三)對於贛東北過去工作的優點,如團結群眾工作,艱苦奮鬥的精神,從前好幾次反不良傾向的鬥爭等,都沒有特地提出來,以作今後工作的教訓,這未免有一概抹殺之處。此外還有其他錯誤。」

這段話說明,在當時的條件下,方志敏在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性,但對曾洪易等的極左思想,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的。以後在肅反、軍事、土地等問題上,與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鬥爭。

2、「王明路線」的直接後果——第三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1年7月,國民黨在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的同時,調集第五十五師、第十八師、第四師和江西保安團、浙江保安團各一部,會同各縣靖衛團、挨戶團,共約16個團的兵力,開始對贛東北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

敵人兵分兩路:

一路是第五十五師,自德興、樂平至萬年為一條包圍線;一路是第四師、第十八師各一部及江西保安團第四團,自玉山、鉛山至餘江為另一條包圍線;並在蘇區周圍建築碉堡炮樓,聯成一大包圍圈,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戰術,向蘇區中心區推進,尋求同紅十軍主力決戰。

但敵人在部署上有一個弱點,怕紅十軍與中央蘇區打通,故置重兵於信江沿岸,而在皖浙方面兵力薄弱,都是地方反動武裝,也無堡壘炮樓。

在這種形勢下,對於如何粉碎敵人「圍剿」,省委領導人在軍事發展方向與戰略方針上發生了爭議。曾洪易、萬永誠等「在打通中央蘇區的口號下,提出向西南(貴溪、餘江、信江以南)發展的方向和持久圍攻堡壘的戰略方針。認為中央蘇區在西南面,必須向西南發展,敵人的堡壘政策必須粉碎,不能粉碎,就不能戰勝敵人。」

方志敏、邵式平等持不同意見,認為持久圍攻堡壘是拼消耗的冒險主義的錯誤方針。他們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皖浙邊界方向發展,採取遊擊戰爭,主動打擊敵人,以鞏固擴大根據地來打通中央蘇區,以取得反「圍剿」的徹底勝利。

可是,曾洪易等卻認為,方志敏、邵式平等的主張是反對打通中央蘇區,是在敵人堡壘政策面前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因而將邵式平軍委主席的職務撤掉,以唐在剛接任。

從此,曾洪易等便指揮紅十軍實行持久圍攻堡壘的戰略方針。

敵人在哪裡築堡壘,紅軍就開到那裡去進攻,使紅軍處處陷於被動,消耗實力。僅貴溪七區夏家嶺敵人1個碉堡,紅軍受命攻打4次,均未攻克,部隊傷亡過千人,紅八十三團團長龍志光,弋橫起義農民領袖、貴溪縣委書記花春山,都在這次戰鬥中犧牲。

由於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作戰方針,不但沒有打通與中央蘇區的聯繫,敵人第三次「圍剿」也未能粉碎,紅十軍傷亡慘重,被迫於1932年3月退到葛源進行整頓。贛東北蘇區除橫峯縣城和各縣的一些鄉村外,大部被敵佔領。

3、「王明路線」的直接後果——蘇區肅反運動

由於軍事上的失利,蘇區環境日益惡化。地主、富農蠢蠢欲動,並出現部分群眾恐慌動搖、幹部消極的現象。這時,適逢中共中央有指示要開展肅反運動。

曾洪易等把上述蘇區發生的現象,都看成是反革命破壞的緣故。

1932年3月,鄂豫皖蘇區肅反文件傳到贛東北,他們認為鄂豫皖是進行肅反後才打了勝仗,於是提出「以肅反勝利爭取紅軍勝利」的口號。

3月27日發出《肅反宣言》,號召「肅清一切反動派別,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9月8日,發出《贛東北省委為肅反問題致各縣指示信》,強調「蘇區的一切工作要以肅反為中心」。

22日,又以贛東北省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名義,發布《反革命改組派AB團取消派等自首條例》。

不久,省委收到中共中央9月25日的指示信批評在肅反問題上開展遲緩。這時,恰好有由上海派來做文化工作的潘務行、做工會工作的何東橋、做互濟會工作的羅子華,對曾洪易及省委領導不滿,曾洪易便對他們懷疑;他們在閒談中提倡健康,要洗腳、爬山等,曾洪易認為是以「健康會」的名義進行「改組派」活動。

在紅軍中,一些領導幹部亦因對曾洪易的領導不滿而有議論,曾洪易也認為是反革命派別活動,首先逮捕了吳先民,實行逼、供、信。於是,贛東北慘痛的肅反就這樣從地方和紅軍中開始了。

肅反一開始,方志敏、邵式平等在黨內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反革命雖有,但不致有這樣多。吳先民等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忠誠黨員,不會是反革命,並在省委常委會上同曾洪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曾洪易即給方志敏、邵式平扣上對肅反動搖的帽子,加以打擊、隔離反省,強制他倆寫聲明書,並在群眾中公布。

從此,肅反越演越烈。從軍隊到地方,從上級到下級,從機關到農村,從贛東北到閩北,全面展開。在肅反過程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進行調查研究,只是濫加罪名,嚴刑拷打,指名逼供,亂捕亂殺。

紅十軍政治部主任吳先民、參謀長舒翼,地方起義領袖黃鎮中、余杰、洪坤元、藍廣平,團省委宣傳部長汪明、組織部長張天松,閩北蘇維埃的創建人陳耿、徐福元,都被扣上「AB團」、「改組派」、「羅章龍派」、「第三黨」等反革命罪名,加以殺害。

這次,反擴大化的錯誤,一直延續到1935年尚未完全停止,當時的省委還認為這是肅反的勝利。

肅反擴大化,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1)由於亂捕亂殺大傷了黨的元氣,造成幹部動搖逃跑,人人自危,使黨內產生一種嚴重的恐怖現象;(2)許多軍事骨幹被殺,影響了紅軍作戰的情緒,減弱了戰鬥力,使軍事遭受不斷失利;(3)形成農村恐慌,群眾對黨懷疑,隔離了蘇維埃與人民,黨與群眾的聯繫;(4)造成赤白對立,失去了蘇區周圍群眾工作的橋梁,影響黨的白區工作,在社會上種下了極壞的影響;(5)殺投降官兵,殺俘虜,破壞了黨對投降兵、俘虜兵的政策」。

方志敏在遺著中對肅反鬥爭這一段歷史,明確地指出,這次肅反有嚴重的錯誤,明顯的表現在「肅反中心論」、「肅反工作的擴大化」和「肅反工作的簡單化」三個方面,並列舉事實進行了分析批判。

為了吸取教訓,他沉痛地指出:

「我現在肯定的說,贛東北和閩北的肅反工作,是有錯誤的,無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損失!應該用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來揭發過去肅反工作的錯誤,以作今後的教訓。」

4、第四次反「圍剿」何以勝利?

1932年6月,蔣介石又調集4個師零1個旅的兵力,準備對贛東北發動第四次「圍剿」。

曾洪易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以根本擊破敵人的『圍剿'計劃」的方針要求贛東北紅軍在敵人進攻蘇區以前,不斷向敵人進攻,打破敵人的「圍剿」計劃,配合中央蘇區紅軍,以爭取中國革命在湘鄂贛等省的首先勝利。

開始紅十軍奉命在信江北岸向敵出擊,戰果不佳;赤色警衛師於6月20日南渡信江進入餘江、東鄉地區作戰,22日,在東鄉境內遭敵襲擊,師長祝蔭龍壯烈犧牲,24日,被迫撤回北岸蘇區。

隨後,又向樂平、餘干等地出擊。紅軍從6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四出應戰,結果,既沒有打破敵人的「圍剿」計劃,也沒有阻止敵人的進攻,而是疲憊和消耗了自己。

雖經方志敏號召蘇區軍民普遍組織「地雷隊」,開展群眾性的地雷戰,但敵軍仍步步進逼。贛東北又一次面臨傾覆的危機。

在危急的情況下,曾洪易一籌莫展,這時,方志敏提出紅軍應避實就虛,聲東擊西,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閩北出擊,以求打通與閩北的聯繫,並擴大閩北蘇區,來打破敵人「圍剿」的建議。9月上旬,在省委會議上,由於方志敏、邵式平等的堅持和多數人的贊同,決定紅十軍主力出擊閩北,由方志敏負責領導這次行動。

9月10日,紅十軍由橫峯縣境渡過信江,12日到達武夷山北麓鉛山縣的紫溪,方志敏立即與會合的閩北分區委書記黃道閩北紅軍獨立團團長黃立貴、政委薛子正等召開軍事會議,制定進軍閩北的作戰計劃。

15日,紅軍分兩路分別攻佔閩北重鎮赤石街、星村街,均獲全勝。20日,又攻佔浦城。這幾仗共殲敵約3個團,繳獲長短槍480餘支,機關槍2挺,籌款10萬元,第一次繳獲了2部完整的無線電臺。

紅十軍在浦城休整了3天,成立了浦城縣革命委員會,紅軍戰士全部換上了新軍裝。這時,傳來敵人集中5個師的兵力,開始對贛東北發動第四次「圍剿」的消息,其中敵王錦文第七十九師正集結在鉛山的紫溪、車盤一帶,企圖進攻閩北蘇區首府大安,並阻擋紅十軍回師贛東北。

方志敏、周建屏等經過研究,決定迅速返回鉛山,突襲來犯之敵。23日,紅十軍返回贛東北,在鉛山車盤北五裡峰,殲敵1個團。10月1日,在鉛山建林洲渡河時,又擊潰由黃沙港來犯之敵1個團,隨即渡信江進入弋橫中心蘇區,4日回得葛源。

紅十軍出師閩北共22天,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在軍事上,共殲敵4個團,繳獲大批槍枝,使閩北蘇區發展到浦城、建陽、建甌、松溪、政和、邵武、光澤一帶,成為贛東北蘇區聯結中央蘇區的橋梁;紅軍共籌款銀元50萬元,黃金千餘兩,並採辦到一大批蘇區缺乏的食鹽、醫藥、布匹等物資,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

這次勝利還大大鼓舞了士氣,穩定了人心,為勝利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奠定了基礎。

紅十軍回師贛東北後,省委採納了方志敏等的建議,根據敵軍分路進攻的情況,決定集中紅十軍和赤色警衛師打擊敵第五師;以地方武裝採取遊擊戰對付其他各路敵軍;同時,動員蘇區廣大人民群眾支援作戰,在敵軍駐地周圍和交通要道,安置竹籤、虎箭、地雷、石炮、絲炮、陷坑等,特別是各地組織的地雷隊,帶領群眾自製各種土地雷,廣泛地開展群眾性的地雷戰,弄得敵軍寸步難移。

10月29日,敵第五師深入蘇區中心佔領葛源,但在紅軍、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襲擾和打擊下,飢疲交困,疲於奔命,傷亡近千,被迫於11月上旬退出葛源和橫峯縣城。隨後,其他各路敵軍也先後退出蘇區。

1932年12月11日,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決定,贛東北省改為閩浙贛省,贛東北軍委改為閩浙贛軍區總指揮部,唐在剛任總指揮,省委書記曾洪易兼政委。

1933年1月上旬,紅十軍改編為紅十一軍,軍長周建屏,政委由方志敏兼任,政治部主任邵式平;與此同時,赤色警衛師擴編為新的紅十軍,軍長由匡龍海代理。

紅十一軍建立後,根據中革軍委命令,於1月25日渡信江與中央紅軍第三軍團會師於貴溪上清宮,接著紅十一軍進入閩北,攻佔光澤後又轉向贛東,配合中央紅軍在宜黃的黃陂、登仙橋一帶打了一個大勝仗。

隨後,紅十一軍歸入中央紅軍序列。10月,紅十一軍在中央蘇區擴編為紅七軍團。

紅十一軍離開贛東北後,贛東北蘇區處境極為困難。2月中旬,敵第五師、第六師調離贛東北,但很快又調來了第四師、第二十一師繼續「圍剿」贛東北蘇區。

新紅十軍剛建立,戰鬥力較弱,難以應敵。開始在弋陽、貴溪對小股敵軍打了幾次伏擊戰,戰果不大。隨後,決定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浙西,才打開了局面,新紅十軍攻克開化後,大刀闊斧地開展群眾工作,開闢了化(開化)、婺(源)、德(興)蘇區。

這3縣縣委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在德(興)玉(山)邊界的羊塘建立了羊塘特區;在婺源坑頭一帶建立婺源中心特區;在德(興)玉(山)開(開化)3縣交界的龍頭山建立了化玉特區。這幾個特區的建立,對牽制敵人保衛贛東北中心蘇區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新紅十軍揮戈西向,返回周坊,會同貴溪縣獨立營、區遊擊隊,殲滅了敵第四師、第二十一師各一部,至此,基本上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

5、閩浙贛根據地的被葬送

1933年10月,國民黨糾集5個師加4個保安團的兵力,向閩浙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新紅十軍與敵作戰2個月,消滅敵軍一部。

11月下旬,福建事變發生,新紅十軍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轉到閩浙贛蘇區東部執行擾亂敵人後方的任務,先後取得上饒羅橋、楓嶺頭和橫峰姚盤山等戰鬥的勝利,殲敵2個多團,繳獲了大批冬衣。

12月,中共中央調曾洪易赴中央蘇區參加六屆五中全會,方志敏接任閩浙贛省委書記。方志敏停止了極左的土地政策和錯誤的肅反政策。在軍事戰略上,注意向敵人力量薄弱的皖南、浙西發展,提出「保衛基本蘇區,創造新的蘇區」的方針,以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

由於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到1934年初,在浙贛邊開闢新遊擊區百餘裡;在皖贛邊8個縣開闢新遊擊區300餘裡,並成立了皖贛邊特委,在皖南5個縣成立了江邊特委,並建立了遊擊大隊。

1934年2月,六屆五中全會的決議傳達到閩浙贛蘇區,方志敏領導下的工作轉變又被徹底否定。創造新蘇區被指責為「分散紅軍」的分散主義;群眾性的地雷戰,是犯了「單純防禦」的錯誤。

開始全面貫徹五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實行「以紅色堡壘反對白色堡壘」,「不失蘇區一寸土地」的錯誤方針。儘管蘇區廣大軍民進行了英勇的奮戰,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但在反「圍剿」戰爭中,處處失利,節節敗退,紅軍力量不斷削弱,蘇區日益縮小。

1934年11月初,由紅七軍團組成的抗日先遣隊,從中央蘇區轉戰3個月來到閩浙贛蘇區,在皖南太平縣境與新紅十軍會合。

根據中革軍委電令,由方志敏主持,將兩部合編為紅十軍團,劉疇西任軍團長,樂少華任政委,粟裕任參謀長,並成立以方志敏為主席的軍政委員會。11月中、下旬,方志敏率領紅十軍團分兩路先後出發,繼續北上抗日。

12月,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在作戰中壯烈犧牲;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敵軍圍攻下失敗,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義。與此同時,堅持閩浙贛蘇區鬥爭的紅軍,也被迫分散轉移至外線進行遊擊活動。

至此,閩浙贛蘇區最終被左傾冒險主義所斷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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