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會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

2023-04-22 05:28:24 1

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鄭樵，字漁仲，宋代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他畢生刻苦讀書，嚴謹治學，潛心修史，尤以晚年所撰「三通」之一的《通志》最為著名，為南宋史學的集大成者《宋史》記載，宋高宗曾對鄭樵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正是由於鄭樵能夠始終堅持「敷陳古學，注重實學」，才成就了他在史學上的傑出地位，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於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

鄭樵，字漁仲，宋代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他畢生刻苦讀書，嚴謹治學，潛心修史，尤以晚年所撰「三通」之一的《通志》最為著名，為南宋史學的集大成者。《宋史》記載，宋高宗曾對鄭樵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正是由於鄭樵能夠始終堅持「敷陳古學，注重實學」，才成就了他在史學上的傑出地位。

志存高遠，會通古今

在少年時就有「神童」美譽的鄭樵從小喜愛讀書，勤奮好學。他生長在山野之中，「為兒時，楚楚便有脫略流俗志」，幼時不學犁鋤，慨然有讀書志。後來，父親病逝，家道中落，生活很清貧。即便是這樣，為了讀書通達古今百家之學，鄭樵就長年累月地向各地藏書家借書而讀。只要聽聞有藏書之家，就直接登門求書閱讀，一定把所有書都讀盡才離開。

為了能夠專心讀書，鄭樵與從兄鄭厚在莆田夾漈山上蓋了三間房，起名為「夾漈草堂」。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剛開始入山結廬之時，雖然內心苦悶，但是他志向遠大，「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他隱居夾漈山，鑽研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等等，三十年著書千餘卷，搜訪圖書十年，憑一己之力撰寫出一整部紀傳體通史《通志》。

鄭樵繼承和發展了孔子與司馬遷修書的「會通」方法，提出了「會通」的思想，立志要會通古今天下的圖書和學問。他認為，史家修史如果僅據一代之史、僅據一書而修，後代與前代之事就不能相互依託。因此，他提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所謂「會」就是會集，即會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所謂「通」就是貫通，即貫通上自羲皇、下至五代的古今歷史。鄭樵的「會通」思想其實就是融會貫通古今天下之書，使之成為一體。他堅持把這一思想貫穿在他一生的讀書治學實踐之中，樹立起會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遠大志向和治學目標。

搜訪藏書，科學分類

作為史學家，鄭樵愛讀書也愛藏書。他對藏書的搜訪、典藏、分類、編目、校讎、考證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過研究亡書的起因，概括歷代文獻書籍散亡的情況，進而思考避免書籍散逸的方法，並全面系統地說明搜訪圖書的重要性和具體路徑。在搜訪圖書十餘年的實踐經驗基礎上，鄭樵創新性地提出「求書八法」，即《求書之道有八論》中提到的訪書求書八種主要方法：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被後代藏書家視作模範。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鄭樵特別重視圖書分類和典藏方法，尤其強調「類例」的重要性，提出「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等觀點，證明圖書與學科分類的區別和聯繫。在實踐過程中，鄭樵發現過去圖書分類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他認為圖書分類編目應當基於學科內容來進行。通過持續探索、研究，鄭樵發明了全新的「三級類目」圖書分類體系，並自編有多種圖書目錄留世。

鄭樵認為，圖書分類體系應包括存書和明學雙重功能，既要做到書不亡、學不息，更要能夠知其學之源流。他對校讎學、目錄學、圖譜學、分類法等進行了創新，提出科學的圖書分類方法，貢獻卓著，因此也被稱為我國圖書館學的奠基人之一。

注重實學，求真務實

在孔子所處的時代，一些學者就已經開始傾向於研究窮理盡性的學說，以虛無作為宗旨，這些人對實學置而不問。而鄭樵則主張要通過切身實踐去研究學問、知識，非常重視實學，堅持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他強調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與傳統人文經典同樣重要。對於「人情事理」可通過自己的反覆體悟獲得，但是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如果不經親聞親見，僅憑空臆想，無論多久都不能完全認識它們。

鄭樵治學態度嚴謹務實，提出做學問不能死守書本、誇誇其談，而要重視實地考察。在夾漈山中，他與田夫野老交流學習，獨自在山中與夜鶴曉猿相處，對任何動植物都充滿好奇，想要探究清楚它們的情性。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步天歌》並開始朗誦，當時正值秋夜無月，清天如水、繁星點點。他誦讀一句就注視一顆星星，用這種方法堅持了數夜，結果滿天的星鬥盡記在胸中。他用知行合一、親自實踐的方法來追求真知，由淺入深，獲得了一手的自然科學知識。

「圖載象，譜載系，為圖所以周知遠近，為譜所以洞察古今。」鄭樵將「圖譜」看作能禆實用的實學，他認為治學不可無圖譜，務行也不可無圖譜。書本知識與世間萬物，應當用圖譜聯繫起來，並通過實踐獲得直接認識。但是，後世所崇尚的義理之學和辭章之學，都屬於語言之末，並非是實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這種風氣在當時導致圖譜之學不能相傳，實學盡化為虛文。鄭樵批評不務實學的壞風氣，始終強調求真務實是史學家的基本治學態度。

淡泊名利，潛心修史

鄭樵一生，甘於枯淡，樂於施與。他少不事科舉，一心只想著著書，喜好考證倫類之學。三次被推舉為孝廉，兩次被推舉為遺逸，都被他辭掉。他曾在《寄方禮部書》中明確表達了修纂《通志》的願望，並且得到了當時宰相趙鼎、張浚等人的賞識。但是由於秦檜當權，嚴禁私人修史，否則以「擅修國史」罪論處，因而修史的難度極大。在被朝廷封官後，鄭樵不附權貴，又屢遭彈劾。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他仍然堅持十年訪書、三十年著書，幾十年如一日地專心修史，多次向朝廷獻書。終於，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下詔進呈《通志》，但是鄭樵卻溘然長逝。

《通志》一書二百卷，貫通上古至隋唐三千餘年的歷史，集天下之書為一書，集中體現了鄭樵的治學精神與學術追求。史家向來有「修史之難，無出於志」的說法，特別是《通志二十略》為鄭樵獨創，增加了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門類，包羅天地人事、貫通古今，頗似近代史書，得到學界的重視。《通志》接踵《史記》，與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為史學界「三通」，且由於《通志》涉及各學科領域，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書。

鄭樵的治學過程異常艱辛，但是他始終堅守淡泊名利、潛心修史的治學精神，聚書萬卷，著述千卷，不僅在中國史學界樹起了一座豐碑，也給當代學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