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典闡釋）

2023-04-22 08:39:44 2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作者簡介：餘金成，男，天津師範大學政治文化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院教授，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涵

作者簡介：餘金成，男，天津師範大學政治文化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院教授，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天津 300387

內容提要：在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中，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基本原則，其中蘊含了既決定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係的含義；中國改革選擇了市場經濟，使生產力發展重心從生產資料轉移到勞動者，同時通過公有制主體地位為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提供經濟支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未來走勢是實現勞動方式腦力化，在此基礎上將建立精神形態生產資料公有制。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其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製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①

應該看到，在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史上，面對因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對抗，公有制主張屬於最強音。《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還應該看到：「一切所有制關係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②公有制也不例外。筆者認為，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知，除經歷了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經典著作的闡述之外，尤其需要關注的是中國改革實踐的探索，還應該注意新的時代事實所預示的邏輯前景；完整正確地描述上述過程，對於科學認識公有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客觀地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發展，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項極具現實意義的任務。

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典闡釋

在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大量論述中，形成了一系列眾所周知的觀點。本文試梳理如下：

第一，論證了勞動與所有制之間的因果聯繫，強調了所有制歸根結底對勞動的依賴。

馬克思說：「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③在這裡，所謂分工就是勞動，而且是現實的具有一般意義的勞動；可以說，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他們的勞動行為總是以分工形式出現的——分工是人類勞動唯一呈現形式，甚至完全滿足自身需要的勞動也可以作此理解——此類勞動每一次具體形式都屬於滿足個人需要的整體勞動一部分。而所謂私有制就是所有制，而且從「分工」角度看應該首先是「公有制」——分工所形成勞動合作產品當然屬於公有。按照這一理解，勞動和所有制也是相等的表達方式，所有制就是勞動結果，是一種自然必然性現象。所有制與勞動的聯繫具有客觀性質：所有權(所有制關係的法律表達)是勞動者預料並期待發生的結果；勞動者之所以展開勞動，就是為了獲得產品所有權以滿足自身需要。

既然一般勞動都以分工形式出現，既然勞動產品作為合作成果一開始就具有公有性質，那麼，要確定個人所佔份額即落實私有制關係，就需要合理解決分配問題；換言之，事情既可以像馬克思所說的，分工和私有制是同義語，也可以說，分工與公有制是同義語，後者向私有制轉化需要經歷分配環節。在社會合作背景下，人們唯一能夠接受的是按勞分配——這是對分工各方都有益的原則。但無論採取何種表述方式，都可以確定：勞動與所有制屬於因果關係。

而一旦談到分配，就涉及另一層次經濟關係，即生產資料所有權問題。後者通常也發生於經濟過程：在按勞分配背景下，勞動能力強者將獲得較多財富，財富積累將有可能使其從消費條件向生產條件轉變——這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產生的一般原因。由資本所體現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原生形態與勞動密切相關。恩格斯說：「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和勞動最初是同一個東西；其次，我們從經濟學家自己的闡述中也可以看到，資本是勞動的結果，它在生產過程中立刻又變成了勞動的基質、勞動的材料；可見，資本和勞動的短暫分開，立刻又在兩者的統一中消失了；但是，經濟學家還是把資本和勞動分開，還是堅持這兩者的分裂，他只在資本是『積蓄的勞動』這個定義[亞當·斯密]中承認它們兩者的統一。由私有製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狀態相應的並從這種狀態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④

馬克思通過分析財富二重性表達了類似觀點：「一方面，財富是物，它體現在人作為主體與之相對立的那種物即物質產品中；另一方面，財富作為價值，是對他人勞動的單純支配權，不過不是以統治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為目的。在所有這一切形式中，財富都以物的形態出現，不管它是物也好，還是以存在於個人之外並偶然地同他並存的物為中介的關係也好。」⑤顯然，當財富單純作為物存在時，僅僅屬於消費條件；而當它作為價值存在時——也就是形成交換關係的時候，就轉變為生產條件，並相應取得了對他人勞動的支配權。

一方面勞動創造財富，另一方面財富具有二重性：既可以作為消費條件，又可以成為生產條件。其中，消費條件體現勞動目的，而生產條件則為了形成更多消費條件；這意味著，人類在任何時候都需要考慮財富向消費條件和生產條件轉化的恰當比例。實際上，勞動能力強者擁有較多財富，而弱者較少，強者在滿足自身消費需要之外，有更多機會將財富一部分轉變為生產條件。應該看到，財富向生產條件轉變本身屬於生產力發展一般樣態：首先，它增加了生產資源，容納了更多勞動者，拓寬了生產領域；其次，生產資料私有制所帶來對他人勞動的支配，是強者主導的經濟合作關係，通常應該具有更高勞動效率。

提高生產力關鍵在於主體勞動，勞動也構成了所有制本源。恩格斯認為：「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⑥人們越是充分展開自身勞動，就越能形成高水平生產力。生產資料重要地位，以及所有制體現的勞動與其成果的統一，都只能植根於勞動過程之中：脫離開勞動談所有制存在與發展，勢必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同樣，生產資料公有制存續與否取決於勞動過程本身，而不取決於單純意識形態持守。馬克思曾以私有制為例，表達了所有制現象對現實經濟關係的依賴：「實際上，濫用[abuti]對於私有者具有極為明確的經濟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財產從而他濫用的權利轉入他人之手的話；因為僅僅從私有者的意志方面來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並且不以權利為轉移時，才成為物，即成為真正的財產(一種關係，哲學家稱之為觀念)。」⑦公有制的存在同樣「具有明確的經濟界限」，同樣取決於某種現實經濟關係；脫離了這種關係，公有制可以從多到少，甚至從有變無。

既然馬克思主義已經明確了所有制與勞動之間的真實關係，就應該從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角度認識所有製作用。應該看到，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取決於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市場配置資源的特點是：利用競爭機制，儘可能地發掘一切資源，使其配置趨於合理化。這是市場經濟具有高效率的根本原因。從現實看，勞動者所擁有資源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財產資源，另一種是能力資源。要使它們充分運用，必須為之提供相應利益，即把主體所提供資源條件視為相關生產要素，實行按要素分配。所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針對的就是普遍調動人們勞動積極性的需要。顯然，這種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舉措以承認勞動與所有制的因果關係為前提。

人類依靠勞動進步獲得持續優化的生存條件，體現了社會發展規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屬於人類勞動發展史不可或缺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其揚棄，只能展現出對勞動更為有效的激勵。馬克思在談到黑格爾關於勞動觀點時說：「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⑧

人類命脈所系在於勞動，社會主義事業只能建立在更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之上。中國改革最偉大貢獻，就是使經濟發展重新回歸到勞動解放上，所謂人民主體地位，歸根結底是開放最為自由的勞動施展環境，使每一個人都能夠通過努力勞動——即智慧地動用所擁有一切資源條件——來創造幸福美好生活。而所有制只有在解放勞動方面發揮作用，才具積極意義。

第二，論證了生產資料在生產方式中的決定性地位，強調了所有製作為生產條件決定了消費條件。

截止到馬克思時代，在文明社會長期發展中，腦力勞動都沒有進入直接物質生產過程。由於勞動主要是體力支出，本身受制於人類生理條件限制，發揮空間很小，很難形成持續性提高局面，當然也無法成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標誌；唯一展示生產力變化的是物的要素——勞動資料體現了人們世世代代「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⑨，形成了緩慢但穩定的發展過程。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人類「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⑩。在相當漫長歷史時期，人類都是使用物質尺度判斷自身發展水平。

在這個時期，生產資料技術水平不僅是衡量生產力尺度，也是衡量生產關係指標。馬克思明確提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11)「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12)即便是到了工業革命時代，大機器「這些不同的形式同時也是勞動組織的形式，從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13)。

生產資料在生產方式中舉足輕重，很大程度上抬升了其所有制關係的經濟地位。生產資料所有權不僅意味著對生產力的掌控，也意味著對生產關係的主導。所以，所有權歸屬就成為階級鬥爭目標，成為生死存亡所系。「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而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14)而「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15)。

馬克思進一步說：「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係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係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係的表現。」(16)「可見，所謂的分配關係，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係產生的。這些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現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17)

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例，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對僱傭勞動者的決定性作用：「資本關係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種分離，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離。」(18)「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實質上是『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第1欄)，並且說過，『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19)

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客觀規律，預測了其必然出現的命運：「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0)

生產資料在生產方式中的決定性地位，表明其公有制對理想社會至關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強調了階級鬥爭的關鍵作用：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該專政將通過變私有制為公有制，實現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一旦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就能夠用計劃經濟代替商品經濟，大機器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就能夠得到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就將取得先進生產力。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疑成為保證理想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重要前提，而對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充分運用即計劃經濟就成為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重要舉措。與此同時，既然生產資料扮演了生產力水平主角，人們需要做的就是改善生產關係，尤其是消除分工對人們社會地位的局限，最好方式就是所有人輪流從事所有分工崗位——由於此處已無須考慮分工對勞動能力要求，那麼，分工均衡布局就不會對生產力水平產生消極影響，相反，卻對形成平等生產關係有利。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人們共同分擔所有分工崗位，被視為消除三大差別的決定性舉措。

不僅如此，公有制另一個重要誘人之處還在於避免剝削現象發生。馬克思反覆強調，剝削髮生原因是勞動者失去了客觀勞動條件，無法從事勞動，進而威脅到自身生存；這樣，他們就不得不出賣自己唯一擁有的勞動力，勞動力變成了商品，而僱主也就獲得了肆意剝削僱傭勞動者的權力。一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剝削前提就不復存在。當年，毛澤東深諳其中道理，即便是目睹農村無法解決溫飽問題，也不肯放開土地承包製，所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實質上是「寧要公有制的草，不要私有制的苗」。他擔心私有制蔓延會形成新的無產者，長此以往，剝削復現，又會出現兩極分化。

生產資料在生產方式中決定性作用，使其所有制具有三種功能：一是作為生產力主要因素決定著勞動生產率；二是作為技術結構方式決定著社會分工；三是作為勞動客觀要件決定著分配關係。史達林說：「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21)這個理解一直在社會主義理論界佔據支配地位。

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成為馬克思主義最深入人心的原則。與上述三種功能相對應，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一是保證了社會主義能夠擁有先進生產力；二是保證了社會主義社會分工分配的平等性；三是保證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不再出現剝削現象。公有製成為社會主義從理想進入現實的橋梁，也成為億萬民眾耳熟能詳的共產主義信條，當然，也相應成為兩種意識形態鬥爭最為激烈尖銳的戰場。

第三，論證了大機器給生產力帶來質變，強調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

現在看來，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是人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全面轉變開始的時代：一方面，舊生產方式還主導著人類基本狀況，另一方面，新生產方式已經開始了咄咄逼人的進軍。舊生產方式體力勞動者主宰著物質生產，而新生產方式腦力勞動者開始進入直接物質生產。後者第一項偉大成果是發明了蒸汽機。蒸汽機也是勞動資料，但與此前勞動資料技術水平的生成機制不同，它不再是依靠勞動者經驗積累，而是依靠科學原理進行理性設計。毫無疑問，這是腦力勞動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產物，是人類文明史的劃時代標誌。

馬克思當然關注到生產資料領域這一重大變化。他分析說：「在機器[體系]中，對象化勞動本身不僅直接以產品的形式或者當做勞動資料來使用的產品的形式出現，而且以生產力本身的形式出現。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對資本來說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使傳統的繼承下來的勞動資料適合於資本要求的歷史性變革。因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只要後者是作為真正的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22)他一開始就揭示了問題實質：大機器生產意味著「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轉變為生產資料新的技術能力，進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

關於大機器生產，馬克思強調了兩個要點：一是大機器技術屬於「社會的生產力」，二是該生產力被吸納成為資本的生產力。他說：「社會的生產力是用固定資本來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於固定資本中，另一方面，資本的生產力又隨著被資本無償佔有的這種普遍的進步而得到發展。」(23)

馬克思甚至認為，只有當大機器生產出現的時候，資本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才找到了真正歸宿：「因此，只有當勞動資料不僅在形式上被規定為固定資本，而且揚棄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從而，固定資本在生產過程內部作為機器來同勞動相對立的時候，而整個生產過程不是從屬於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現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的時候，只有到這個時候，資本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或者說，資本才造成了與自己相適合的生產方式。可見，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同價值轉化為資本時的情形一樣，在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中，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一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24)

馬克思盛讚機器體系所表現出的這種知識力量：「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當代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是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25)問題在於，由固定資本所吸納的這種知識力量，在馬克思看來屬於社會公共資源。

馬克思認為：「工人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作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化的東西同工人相對立(例如，在機器上，勞動的可見產品表現為勞動的統治者)，在這個過程中，各種自然力和科學——一般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它抽象地表現了這一發展過程的精華——自然也發生同樣的情況：它們作為資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以社會勞動為基礎的所有這些對科學、自然力和大量勞動產品的應用本身，只表現為勞動的剝削手段，表現為佔有剩餘勞動的手段，因而，表現為屬於資本而同勞動對立的力量。資本使用這一切手段，當然只是為了剝削勞動，但是為了剝削勞動，資本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這些手段。」(26)他指出：科學是「以社會勞動為基礎」，展現為「一般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它抽象地表現了這一發展過程的精華」(27)。顯然，這一判斷與當代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事實並不相符。但無論馬克思把蒸汽機技術歸結為何處來源，它帶來生產力變化卻是客觀事實。正是這種新型生產力，使他和恩格斯認為理想社會得以實現：「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藉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裡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28)

馬克思認為大機器生產資料技術水平體現了社會生產力，即生產社會化性質，但是，其私有制所表現出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卻阻礙了社會化實現，而只有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才能完整體現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需要。由此才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計劃經濟模式。

社會主義改革是計劃經濟失敗於市場經濟背景下發生的。生產力發展受挫引發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面反思，而首先是對公有制問題再認識。事實證明，孤立地主張公有制，會貽誤生產力發展。所有制是財產關係，或者說，是以財產為載體的人與人之間關係；而所有製作為主體關係受智力支配，所謂勞動與所有制是因果關係，就是受智力支配的因果關係。確認這一點很重要，它表明：所有制一開始就依附於勞動，而且是腦力勞動；像馬克思所說，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沒有一定腦力勞動付出，談何支配他人勞動力？

作為財產的所有制很容易失去，所謂坐吃山空；作為關係的所有制，本身就是動態存在，擁有所有權主體對失去所有權主體形成了一種支配關係，通常說來，這是強者支配弱者的關係。資本所體現的所有權，就典型地展現了這種性質關係。資本對勞動支配，或者說強者對弱者支配，一定意義上也是腦力勞動對體力勞動支配；個體身上頭腦對四肢支配在社會中得到放大，變成了腦力勞動對體力勞動支配。顯然，這種支配體現強者掌控生產資源，有利於生產力發展，但也由於分配不平等而導致兩極分化。所謂私有制與市場機制一致性由此得到體現。所有制對勞動尤其是腦力勞動的依附，則是重新解讀公有制歷史地位的前提。

其一，社會主義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生產關係」，而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或計劃經濟。

任何社會形態只能立足於生產力基礎。而生產力致動要素的改變，是生產方式乃至社會形態改變的根本原因。傳統社會主義看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因為它承載了所需要的先進生產力水平。在當今時代，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時候，生產資料公有制就只有形成與第一致動要素的某種關聯，才能確立其價值地位。

按照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9)，社會主義本質特徵可以解讀為「先進生產力與共同富裕生產關係」。這兩大特徵是中國改革經歷了諸多困難和曲折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果，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傳統轉變為現代的基本標誌；其載體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關鍵是重構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機制。而該問題正確提出本身就構成了理解改革的前提。顯然，只有從「先進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生產關係」角度認識社會主義本質，才能把問題與生產力發展動力聯繫在一起。

既然計劃經濟失敗於市場經濟，就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找準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這裡面邏輯並不複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之所以被看作重要原則，同樣是因為生產資料在過往理解中，能夠承載先進生產力水平。所以，堅持馬克思主義並非等同于堅持公有制，仍然需要體現在對先進生產力標準的堅持，否則就是捨本逐末。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成為必要，正是因為它在這個生死攸關環節出了問題——當生產資料失去了決定生產力作用時，人們仍然通過堅持其公有制來維護所需要生產力。當年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強調公有制問題，就是因為它體現了理想社會掌控先進生產力要求，變化發生在：當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從靜態存在轉變為動態顯現的時候，意味著生產力致動要素已經從「物」轉變成「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的失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過分強調了公有制這個生產關係形式，反而忽視了先進生產力這個內容。

還有一個事實與此相關：在當代，生產資料科學技術不再呈現為「社會智力」成果，而是企業競爭仰仗的自有資源；正是後者「私有」性質使其長上了騰飛翅膀，人們通過不斷推高科學技術取得越來越多財富，而財富激勵轉而提升科學技術發展速度。這裡奧秘在於：人類對生產資料重視，本來也是對其內含智力成果的重視，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不過是生產資料中內含科學技術由穩定轉為活躍、由靜態轉為動態而已，事情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所謂所有制，一開始就是智力成果所有制；至於有的生產資料耗費物質財富比較多，例如機器設備，折射的仍然是其中物化知識形態比較豐富而已。按照這一理解，勞動與所有制的關係，就像恩格斯所講的，是勞動內部之間的關係，或者說是活勞動與死勞動即現在勞動與過去勞動之間的關係。

單獨拿出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無論從私有制角度還是從公有制角度，都不能準確展現生產資料經濟性質。一方面，生產資料只有與勞動者相結合，才能成為生產條件；但這樣一來，它既可能增長也可能縮小自身所代表的財富數額；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如果只與人們消費需要相聯繫，它將成為消費條件——這樣一來，它將只能逐步地減少所代表的財富份額。因此，只有建立生產資料與勞動者之間的結合關係，即讓生產資料真正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生產資料才具有「生產」意義；否則，生產資料所標誌的就僅僅是一定數額財富，隨著消費展開將逐步減少至無。

社會主義者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重視，過往理解包括了三條原因：一是促進生產力；二是避免了剝削；三是提供了消費條件。

在促進生產力方面：計劃經濟落敗，一定程度證明生產資料本身不能決定生產力水平，而是勞動者通過決定生產資料技術水平進而決定生產力水平；計劃經濟抓的是生產資料結果，市場經濟抓的是勞動者原因。計劃經濟本來是因著公有制設計的，其失敗證明這種設計已經過時，而公有制能否在市場經濟中得心應手，需要在實踐中探索求知。

在避免剝削方面：按照馬克思觀點，剝削髮生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而勞動者失去了生產資料是勞動力商品出現的根本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勞動者都會憑藉自身能力換取工資等收入，人力資源因此都具有某種商品含義。但是，斷言由此發生了剝削，至少沒有區別開所有制性質的不同。

在提供消費條件方面：如果一般地承認在市場經濟中，按勞分配連接著按資分配的話，那麼，所有制性質不同，自然意味著分配主體不同；公有制生產資料所獲得按資分配財富應該歸全民所有，這些財富顯然能夠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提供助力。人們對公有制的認同，越來越集中在它能夠提供共同富裕條件上面，但是，如前所述，這種理解使所有制被看作單純消費條件。

上面分析表明：與傳統社會主義相比，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還在，公有制還在，但是，計劃經濟已經被市場經濟代替了，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已經不一樣了；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的改變，使公有制地位和作用也已經不一樣了。

有的學者沒有以這種變化為依據來考察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問題，例如周新城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應該為社會主義服務，應該反映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所以一般地講，市場經濟的運轉應該服從於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運行應該有助於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能倒過來說市場決定了所有制改革的『標尺、原則、檢驗尺度』。」按照鄧小平理論，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個行為主體來運用它：或者是由公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這種手段，或者是由私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這種手段。怎麼運用市場這種方法、手段，要由行為主體根據需要來定。行為主體決定採用什麼方法、手段，而不是方法、手段決定行為的主體。(30)

周文批評市場經濟崇拜是有道理的，資本主義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培育者、集大成者，在其上打上了資本主義深刻烙印。有些人一提到市場經濟，就希望向資本主義模式看齊。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但是，周文硬化公有制價值地位，同樣存在問題。對於理想社會所需要的先進生產力而言，所有制同樣具有方法、手段性質。按照唯物史觀，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力，而不是以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周文遊弋在一系列政治正確的概念和判斷之中，卻迴避了一個基本事實：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最終選擇了市場經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其中看重的是市場機制對勞動者激勵作用，後者較之計劃經濟側重生產資料作用，更有益於生產力發展；而先進生產力水平則是建構共同富裕生產關係的經濟基礎。

即便從方法意義上看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般方法，而是一種與實現理想社會所需要生產力條件相關的戰略性選擇；後者意味著對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認同、改造與化解。因為市場經濟本來就不止方法意義，也包括了特定生產關係指向。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清楚不過地證明……商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行為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於佔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後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麼，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必然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必然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31)鄧小平從方法角度立論，並不屬於排他性判斷，即沒有排除市場經濟內在蘊含的目的意義。正因為市場經濟客觀要求一定社會制度與之結合，其自發趨勢又的確生成著相應性質生產關係——該生產關係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原則相悖——才使社會主義者有可能對其進行歷史性置換，才產生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32)問題。而這種結合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非傳統社會主義也非現代資本主義，而是一種新的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

那種僅僅把市場經濟看作方法、手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權宜之計，顯然發現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導致的兩極分化現象。這種考慮雖不無道理，卻忽略了兩個重要問題：

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歷史發展中地位和作用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重大變化。可以說，在漫長自然經濟時期以及商品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生產資料都扮演了歷史重要角色：其技術水平決定著生產力水平，其所有制關係決定著生產關係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看重，正是以此為前提的。可以說，公有制基礎上計劃經濟是理想社會生產方式完美表達。但是，在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生產資料在生產方式中主導作用被勞動者取代了——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更新不過是勞動者不斷推出新科學技術的結果；生產資料公有制無論對於生產力還是對於生產關係，都不如勞動者創新積極性重要。市場經濟之所以被社會主義者看中，就是因為其「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對創新勞動的持續激勵。相比之下，計劃經濟仰仗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充分利用，在生產力發展方面，地位略遜一籌。

二是所有制存在著對勞動活動的天生依賴，或者說，勞動與所有制是同義語，前者是勞動本身，後者是勞動結果。勞動改變和發展，會導致所有制改變和發展。按照這一理解，市場經濟對勞動的激勵，抓住的是原因，是生產力源頭，而所有制是結果，是生產力結局。這種辯證關係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更加看重勞動活動環節，看重勞動者能力發揮，看重對勞動者能力的提高；而所有制關係將隨著人們在勞動能力方面趨同，越來越具有平等性質——即便是私有制所導致的兩極分化，也會因能力差距縮小而逐步被平等關系所代替。在這一趨勢下，公有制條件有望加快這一進程。公有制財富作為消費條件，在初始階段是滿足生存需要，即徹底消除貧困現象，但越到後來越體現為滿足發展需要，即為勞動者提高自身能力提供條件。所謂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主要體現在這一領域促劣變優，公有制資源就是該政府作用的有力支撐。

周文表述方式是：市場是方法，取決於行為主體；然後，又用「公有制經濟」代替了「行為主體」，提出到底是公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方法，還是私有制經濟來運用市場方法？這裡，客觀邏輯關係被「虛」了兩道：首先，所有制屬於生產關係，其建構合理與否通常應該在生產力方面尋找尺度，而不是本身被作為獨立標準——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強調公有制，針對的也是私有制不能適應大機器生產方式需要，並非讓公有制地位絕對化，以至於公有制經濟本身能夠自證其身，這種理解混淆了與生產力之間的主從關係。其次，人民是經濟活動主體，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都屬於滿足自身需要的生產方式，其中，最為關鍵是一定水平生產力，而生產關係需要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可見，孤立地提出按照公有制經濟需要來運用市場方法，把公有制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行為主體，混淆了主客關係。

在一定意義上，中國改革是從破除「公有制崇拜」開始的，時至今日，學界仍然徘徊在這個問題上。其實，社會主義命脈所系，不是公有制，而是生產力；當年，馬克思突出地強調公有制，恰恰是因為只有公有制才能形成最高水平生產力。兩相比較，生產力是「本」，公有制是「末」。中國改革千辛萬苦，就是糾正了本末倒置現象。現在需要警惕的是：同樣是堅持公有制原則，人們混淆了傳統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區別；忽略了前者讓公有制同時具備了既決定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係的雙重功能，因此，公有制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規定性，公有制本身成為了發展目標；而後者認為「先進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生產關係」才是社會主義本質，所有製成為體現該本質的手段和形式，而公有制主要是在生產關係領域發揮作用，雖然該作用歸根結底對於形成更高水平生產力有利。

社會主義者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痛：社會主義本質特徵不是所有制問題，而是生產力問題。中國改革是從「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開始的，所破除的就是關於所有制問題的思想禁錮。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針對這一點而提出的。

其二，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成果，體現在使生產力發展重心從生產資料方面移至勞動者方面。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使生產力發展重心從「物」轉變為「人」。公有制在體現社會主義性質方面當然具有意義，但主要不是通過生產力環節，而是通過生產關係環節。這個結論的依據是：形成先進生產力依靠的主要是「人」而不是「物」，即便是公有制經濟能夠在形成先進生產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也是通過按勞分配形成對「人」的激勵才奏效的，而後者正是沿用了市場競爭的做法。

與此同時，公有制經濟所產生的按資分配財富，是政府行使促劣變優作用的重要資源；而且，當公有制經濟適應了市場機制之後，其進一步發展意味著按資分配數額的增加，這同樣是十分寶貴的財富。公有制所具有的這兩種獨特作用，是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區別。所以，共產黨人仍然需要公開地、大聲地強調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同時，還需要看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現的變化：

首先，生產資料作為生產方式標誌在當代已經不再有效，人類新發展體現在腦力勞動越來越進入到物質生產領域，後者作為生產力致動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標誌。過去認為，抓住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就等於抓住了生產力發展的關鍵，這個已經過時了。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所取代，就是因為生產力第一要素已經從「物」變成了「人」：計劃經濟是以生產資料為前提考慮經濟發展布局的，而市場經濟是以勞動者為前提考慮經濟發展布局的。

其次，所有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已經從生產條件轉變為消費條件，所有制變成了勞動者滿足消費需要的過渡形態——一旦勞動者從生存需要跨入發展需要，後者就呈現為一個持續增長的過程；對所有制考量也就越來越向有利於勞動能力發展轉變：此時，消費還是消費，但是已經從滿足體力勞動需要轉變為滿足腦力勞動需要。人力資源越來越成為人力資本。

搞清楚上述區別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旦明確了生產力發展的重心被移至勞動者方面，那麼，如何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就成為最為重大的政治選擇；與之相比，勞動者採取何種所有制形式，並不是問題關鍵，而是怎麼有利於勞動積極性發揮就採取什麼樣所有制方式，政治權力不應產生任何所有制歧視。在任何時候，主體都是根據自身需要進行勞動。歷史事實表明，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公有制的堅持，首先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規定了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他們主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針對了大機器生產力需要，也是為了消除生產無政府狀態對生產力的破壞，是為了更好地展開勞動。

社會主義者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執著，存在雙重目的：第一，掌控生產力發展關鍵；第二，掌控生產關係平等關鍵。前者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看作生產條件，後者把生產資料所有制看作消費條件。這是理解傳統社會主義合理性的兩個重要尺度。在當代，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時候，生產資料本身作為科學技術物化形態，處在頻繁演變、不斷提升過程中，已經很難像自然經濟時期和工業化初期，作為穩定尺度標誌著生產力水平；此時，推動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只能是勞動者，即擁有相關智力的腦力勞動者，換言之，社會生產力發展重心已經歷史地從「物」轉移到「人」——是人的腦力勞動在不斷推動科學技術進步，並相應更新著生產資料技術水平。

這樣一來，生產資料公有制對於生產力傳統決定性意義就不復存在，進而以此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優勢也不復存在。但是，生產資料公有製作為消費條件分配依據，依然可以發揮作用。並且，消費條件既可以滿足生存需要——例如國家推出的消滅貧困計劃，也可以滿足發展需要；後者完全可以與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平等教育體系聯繫在一起。

生產資料公有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其作用和意義發生了變化，已經從兼顧生產條件和消費條件兩方面，轉變為側重消費條件方面。而對生產條件的建構和維護，只能運用市場經濟方式，通過「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不斷激勵勞動者勞動來解決。即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定型的今天，中國改革仍然需要堅持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這裡有兩個原因：

首先，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經歷了數代勞動者辛苦努力形成的一筆龐大財富，既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資源，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資源，無論任何人出於任何藉口都不能破壞虧損這筆財富。雖然公有制經濟在市場機制中已經消除了「唯此為大」的神聖光環，但仍然是形成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力量，更是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資源依仗。一方面，公有制經濟需要與市場機制對接，在實踐中逐步解決自身發展壯大問題，其中最為關鍵是如何區別國有企業中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比例，解決好其動力機制問題；另一方面，公有制經濟需要與政府作用對接，市場自發趨勢是「優勝劣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目標，政府必須致力於促劣變優，而公有制能夠提供相應資源條件。作為第一步，是消除貧困現象，即讓全體社會成員在生存需要方面都得到滿足，而接下來是提供越來越平等的發展條件，使全體社會成員都獲得所需要的發展機會。應該看到，這兩個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脫貧過程也是相關勞動者的能力發展過程。公有制經濟在這兩方面都能夠提供很好助力。

其次，公有制經濟成分能否在市場競爭環境中取得迅速發展，是一個可以在實踐中予以驗證的問題。沒有任何理由表明，傳統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契合，就一定排斥公有制經濟的同樣契合——雙方依靠的都是勞動，需要解決的都是勞動積極性問題。況且，按照筆者觀點，人類未來仍然要走公有制道路，雖然不是指物質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是指精神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同樣公有制性質，使後者完全有可能首先發生在國有經濟，即在國有企業中率先實現精神生產資料公有制，並憑藉其獲得最佳勞動生產率，使其得以更大範圍推廣。這種以科學技術成果共享為特徵的新型公有制，很可能成為國有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增長點，進而成為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先聲。

為了不再回到傳統公有制經濟老路，關鍵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發展要素重新詮釋，找到為理想社會奠定基礎的邏輯依據。

從長遠觀點看，促劣變優雖然佔據了公共資源，但它提升弱勢群體勞動能力也會對強勢群體有利。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種機制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一方面是市場機制對勞動激勵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對弱勢群體扶植機制。後者不僅能夠有效地控制兩極分化，而且歸根結底對社會生產力全面提升有利。增加了政府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這意味著，市場經濟之於社會主義，不再僅僅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而是能夠直通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必然選擇；其中，以生產資料公有為標誌的公有制經濟將在這一過程助力政府促劣變優作用。

資本作為資源組合的強制方式，成為市場經濟靈魂。它對剩餘價值的追求，是人類從自然界壓力中尋求自由的客觀選擇。這是人類通過內部競爭所形成與自然界關係的發展模式：強者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雖然強者人選並不固定；強者既是競爭組織者，也是最大受益者。所謂強者，一開始就超出了體力性質，呈現出向腦力方面的轉變。馬克思描述資本生產性兩種形式都可以看出理性影子：「資本所以是生產的，因為它(1)作為進行剩餘勞動的強迫力量，(2)作為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般社會生產力(如科學)的吸收者和佔有者。」(33)無論是作為進行剩餘勞動的強迫力量，還是吸收社會勞動生產力，都運用的是經濟方式：前者只有使弱者能夠分享剩餘勞動成果——至少比他們自己勞動收穫更大，才能使弱者接受強者的組織方式，即讓「強迫」現象成立；後者意味著資本能夠形成吸收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相關載體，例如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特定生產資料，才能予以成功利用。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勞動的激勵，經歷了從傳統側重體力到現代側重腦力的發展。資本初始狀態，躍動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動物靈魂。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頂到腳底，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它向同胞直接下手，是因為比較起任何其他工具，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工具。在初期缺乏健全法制的背景下，強者運用資本對弱者進行野蠻殘暴的奴役，實行肆無忌憚掠奪。現代資本主義使其矛盾具有一定可控性。但是，這種生產方式運用利益差別方式追逐無限財富，勢必遭到自然資源有限性的制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引發的金融危機、生態危機、非傳統安全危機，歸根結底與此有關。這預示了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命運。

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第一要務是牢牢把握對勞動本身的激勵，而公有制經濟最佳使用不是與激勵勞動對立，而是對激勵勞動助力。這在一定程度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地位的破解：市場經濟自發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與政府作用的促劣變優作為，會形成漸行漸融趨勢；當促劣變優帶來優劣差距逐步縮小的時候，優劣質差就會演化為優良量差——後者一旦與所謂「自由個性」聯繫在一起，實質上就成為人們能夠普遍接受的共同富裕局面。馬克思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即建立在個體差別基礎上的社會平等，就有望實現。

公有制與私有制意味著按資分配歸屬不同；並沒有事實證明，公有制一定能夠創造出較私有制更強的勞動激勵效果來——公有制對市場經濟的順應，與私有制一樣，都是通過相關主體利益機制體現；只要公有制經濟找到了體現勞動者利益途徑，完全有可能適應市場機制，使公有制經濟做大做強。換句話說，公有制本身不會在生產力發展方面產生增益作用，後者只發生在對勞動激勵環節，體現為按勞分配原則。當我們肯定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時候，實際上是承認了激勵勞動方式的主導地位。

所有制的市場定位體現在財富分配上。市場經濟按要素分配主要體現為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兩種基本形式。不同所有制對於生產力的意義都只能體現在按勞分配環節上，而其對於生產關係的意義卻只能體現在按資分配環節上。

其三，社會主義公有制要通過市場機制解決自身存在和發展問題，要通過按資分配為政府促劣變優提供助力。

公有制主體由國家體現。所以，強調政府作用與強調公有製作用在邏輯上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政治權力的倚重，相應產生了對公有制經濟的倚重。有可能出現的是：未來才能蔚然成風的精神產品公有制，公有制經濟有望率先垂範。其機理在於：國家通過國有企業所獲得的智慧財產權，在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方式予以共享——這一點鄧小平很早就有所意動，他在談到先富幫後富的時候，就提出過專利權轉讓方法。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公有制經濟屬於市場主體一部分，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需要參與市場競爭，並在競爭中爭取自身發展空間。為了很好地解決國有經濟激勵機制問題，需要在實踐基礎上探索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恰當比例。按照一般原則，企業經營主體的按勞分配應該根據企業運營狀況，採取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但是，用於員工的按勞分配應該考慮扣除公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份額之後；顯然，雙方合理比例需要通過實踐探索予以確定。公有制企業的按資分配對象應該是社會主體，在預留一定比例擴大再生產資金之後，應該把剩餘利潤交給國家支配。政府作用主要表現在促劣變優環節：第一步，滿足弱勢群體生存需要，徹底消除貧困現象；第二步，滿足全體勞動者發展需要，提供平等教育條件。促劣變優歸根結底將對發展社會生產力形成最大推動。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鄧小平強調公有制主體地位；同樣強調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從「主體」概念本身來看，首先，市場經濟客觀上使公有制經濟成為市場主體——這裡主體針對的是與客體的區別；其次，在更多情況下公有制主體地位是與輔助地位的比較，其間可以從「量」與「質」兩個角度予以區別；最後，作為助力政府促劣變優作用，公有制經濟具有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具有主導作用。概括起來，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將發揮如下作用：

一是參與優勝劣汰。作為市場主體，公有制經濟將像其他市場主體一樣，參與市場競爭，其命運將取決於優勝劣汰機制。如前所述，只要理順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關係，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公有制經濟不能勝任市場經濟競爭、並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二是助力促劣變優。社會主義政治權力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追求，將體現在政府作用的促劣變優過程中。從邏輯上說，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沿用市場經濟優勝劣汰機制，是因為政府通過促劣變優對其形成了一種補償作用——當促劣變優使優劣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的時候，所謂優勝劣汰就不會兩極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了。在這方面，公有制經濟可以也應該為政府促劣變優作用提供資源支持。

三是探索共享機制。按照邏輯推導，人類未來將形成精神產品共享機制，其前提是勞動方式普遍轉變為腦力勞動。在最終達到這個目標之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可以先走一步，在適當範圍採取適當形式推行智慧財產權共享機制。可以預料，公有制經濟一旦率先做到了這一點，必將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將使共產主義價值目標重獲人們的關注與效仿。

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相一致，既需要實踐檢驗，也需要邏輯證明。公有制經濟如果率先在內部推行智慧財產權共享，很可能是其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它能夠因此獲勝，應該體現在對成本節約上。公有制經濟這麼做，仍然是作為生產條件，而不是消費條件。當然，人們有理由期待創新方式出現。

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正在尋找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路徑。沒有任何理由斷言它一定不適合市場經濟，但是，也不好說它更適應市場經濟。私有制經濟之所以適應市場機制，主要是其利益機制自然實現：所有者是具體主體，他對自身利益追求決定了對資源配置合理化選擇；公有制經濟也會產生主體利益追求問題，但是，較之私有制經濟在勞動行為和利益歸屬之間的自然聯繫，公有制經濟主體多元化和層級化則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私有制經濟的利益機制是簡單的，也是直接的，而公有制經濟的利益機制是複雜的，也是間接的。雖然這一問題對公有制經濟而言，並非無解；但是，找到正確答案卻的確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經歷探索過程。

公有制經濟的向好首先需要區別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比例，這同樣取決於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要求。其中按勞分配應該體現市場機製作用，即在同等條件下，勞動者無論在公有制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所得都應該是大體一致的；而按資分配所得除了保證企業正常的擴大再生產之外，公有制企業利潤應該歸國家所有，即用於全體人民。

當所有制既能夠承載生產力又能夠體現生產關係的時候，其公有制是馬克思、恩格斯和此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選擇；當所有制只能扮演「第一生產力」輔助角色同時又能夠改善生產關係的時候，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是中國改革的選擇；當所有制內容從物質形態轉變為精神形態的時候，實現共產主義就是人類必然的選擇。

第一，人類勞動發展決定了自身所有制關係的歷史展開，馬克思主義「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34)。

人類勞動發展史可以區別為三個階段：

一是腦體分工並存、物質生產以體力支出為主、腦力勞動僅僅停留在社會管理環節時期。此時，社會秩序形成和維護主要依靠腦力勞動承擔，直接物質生產領域則以體力勞動為主；生產資料集中了理性的歷史積澱，體現了人類生命活動特性——人使用工具被看作是區別於動物的標誌。因為這種使用本身就是兩種勞動方式結合，既有表現為體力的人力，又有體現為理性或腦力成果的工具。掌握什麼樣的生產資料，就能夠形成什麼樣的生產力，同時也能夠形成相應的生產關係。昔日空想社會主義者，乃至後來馬克思、恩格斯，不約而同地主張理想社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意在擺脫生產資料由管理者或腦力勞動者掌控，並相應獲取大部以至全部剩餘產品的局面；公有制則體現由社會掌控生產力條件，能夠形成社會平等關係。

二是腦體分工並存、物質生產逐步以腦力支出代替體力支出時期。此時，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社會財富總量能夠支撐越來越普及的教育體系，智力成為物質生產主要致動因素，不僅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而且腦力勞動越來越形成對體力勞動直接支配——這是勞動能力強者藉助「資本」大行其道時期，它不僅瘋狂吸收科學技術力量，還熱衷組織越來越多勞動者成為其施展抱負的助力；這推動了人類生產力高速發展。雖然科學技術仍然需要物化為生產資料，但是，由於後者頻繁更替，已經很難成為衡量生產力水平的穩定指標了。在生產力發展方面，對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對人的腦力勞動持續激勵相比，不能不落了下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所以落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原因就在於：擔綱生產力發展重任的要素已經從「物」轉向了「人」。

三是人類勞動方式完全轉變為腦力勞動的時期。此時，勞動者都擁有腦力勞動能力，雖然社會分工尚存在某些以體力支出為主的崗位，但承擔其任務的同樣是腦力勞動者。勞動方式同質化意味著人們擁有相等經濟地位，階級存在的基礎因此而消失了。與此同時，人們勞動產品的共同精神形態，使人類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品味理性成果所具有的魔力——由於精神成果可以無限複製，一個人使用和所有人使用都不會影響到其使用價值，這使它客觀上具有共享性質。這種局面展示了一種可能性：當所有個人都把自己勞動產品提供給社會的時候，也是任何個人都享有社會所有產品的時候——前者意味著人類將因此擁有最強大能力，能夠以最強陣容發展與自然界關係，後者意味著徹底消除個體之間利益衝突的可能性，所謂共同富裕因此而形成。

第二，勞動與所有制的因果關係，意味著勞動形態將決定所有制形式；勞動所體現自由有意識的生命活動特性，將主導所有制關係性質。

一是勞動與所有制之間的一致關係決定了勞動性質將決定所有制關係性質。

所謂勞動性質，是指人類生命活動特性。馬克思說：「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35)在人類分裂為不同勞動方式背景下，所有制關係客觀上折射了勞動關係：腦力勞動對體力勞動的支配體現的是人類大腦對四肢的支配，具有自然必然性。

大腦作用在於：它通過對客體事物對象化思考，掌握其存在規律，從而再現該事物。用馬克思的話說：「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36)由對象化思考所產生的這種複製對象能力，意味著腦力不僅可以把所有事物納入對象化範圍，從而在滿足自身需要方面擁有無限可配置資源，而且還創造了一種可能性，即黑格爾所說的：「理性何等強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總是在於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動，這種活動讓對象按照它們本身的性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它自己並不直接參與這個過程，而只是實現自己的目的。」(37)顯然，理性「中介作用」源自於其「複製作用」：人們按照需要選擇性地複製相關對象，讓它們互相作用，最終達到自己目的。

所有制現象與理性上述功能有關。所有權對勞動依賴表明有產者屬於勞動能力強者，而無產者屬於勞動能力弱者，這是經濟實踐形成的劃分，雖然難免出現超出勞動因素的例外，但總體上還是以勞動能力為尺度的。而勞動能力強弱往往以理性能力衡量。作為生產條件的所有制以作為消費條件的所有制為基礎，前者對勞動支配取決於後者能夠滿足勞動者消費需要，有產者提供了生產條件，就等於間接提供了僱傭勞動者消費條件；僱傭勞動者與生產條件相結合從事勞動，滿足的卻是有產者擴大財富的目的。因此，所有制關係不僅是生產關係，而且是強者支配弱者或腦力勞動者支配體力勞動者性質的生產關係。

按照唯物史觀，所有制關係指謂的生產關係，是腦力資源匱乏時期的產物：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腦力資源，通過所有制關係造成強者支配弱者的經濟合作方式，使生產力發展趨於最大化。一旦人類勞動方式腦力化，這種一部分勞動者支配另一部分勞動者的局面就失去了經濟必要性。屆時社會合作還存在，但它更像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人們會為了特定目的尋找志同道合者，卻不必使自己受外在目的制約而長期處在某個合作組織之中。

同樣道理，社會主義者最為關注的消滅階級，也將因為勞動方式腦力化而得到解決；換句話說，消滅階級的生產力條件體現在勞動者能力趨同，而不是體現在生產資料公有制。

二是勞動與所有制之間的因果關係決定了勞動腦力化發展將趨向公有制。

雖然生產資料公有制並不能直接導致理想社會實現，但是理想社會實現卻一定體現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其間區別在於兩種公有制內涵不同：前者是物質形態生產資料，後者是精神形態生產資料。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設想，物質形態生產資料公有制應該兼具既決定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係的功能，但由於時代條件演變使生產資料無法直接決定生產力，遂使其公有制原則失去了生產力意義——這是社會主義進入改革的重要原因。值得關注的是，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資料可以決定生產力水平的時候，已經意識到是其中科學技術來自於人類共享的精神成果，他們強調：「那種一開始就以機器，儘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38)機器內含精神成果的可複製性使其「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39)；機器被複製越多，單位成本就越低，應用範圍就越廣，發揮效益就越大。「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制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蕩。只有這時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40)但「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41)。

應該說，即便針對物質形態生產資料，馬克思也是按照其中內含科學技術具有共享性質考慮其生產力地位的。他一直堅持這一觀點，即認為科學技術屬於社會性智力，資產階級只是無償地把它吸收進生產資料為己所用。可以說，馬克思很早就發現了科學技術對人類的意義——一旦它被吸收進生產資料，就可以極大地提升人類生產力水平；他之所以把大機器看作消滅階級的生產力條件，就是因為其中吸收了當時最先進的蒸汽機技術。但是，科學技術作為精神成果雖然天然地具有共產主義性質，但其形成和發展卻與特定勞動者智力聯繫在一起；要想使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只能激勵勞動尤其是腦力勞動。馬克思預測在資本主義生產運用科學之後，科學將因其競爭中獨特作用而獲得新的發展條件：「科學成為與勞動相對立的、服務於資本的獨立力量，一般說來屬於生產條件成為與勞動相對立的獨立力量這一範疇。並且正是科學的這種分離和獨立(最初只是對資本有利)，同時成為發展科學和知識的潛力的條件。」(42)

科學發展與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存在互動關係。「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XX—1262]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徵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3)因此，資本主義將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強大推力：「自然科學本身[自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的發展，也像與生產過程有關的一切知識的發展一樣，它本身仍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進行的，這種資本主義生產第一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為自然科學創造了進行研究、觀察、實驗的物質手段。由於自然科學被資本用做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另一方面，發明成了一種特殊的職業。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展，科學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識地和廣泛地加以發展、應用並體現在生活中，其規模是以往的時代根本想像不到的。」(44)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將在市場競爭中快速發展的預言，在今天被應驗了。但是，馬克思並沒有考慮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會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什麼性質影響。許多跡象表明，他只是從邏輯上考慮到資本主義與科學技術互動的前景，實際上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生命能夠挺到那麼長時間——這客觀上使該方向研究成為一種單純邏輯展望，並沒有以此為根據來認識社會主義運動應對策略。

然而，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事實上具有社會智力即共產主義性質的認識，卻能夠對判斷理想社會產生重要啟迪。按照前述邏輯，一旦人類勞動方式實現腦力化，將全面體現理性成果的複製作用和中介作用。此時，理性本身對自身成果最大化運用，將推動實行公有制原則；而實現精神形態生產資料公有制，就可以再度兼具既決定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係的功能：一方面，所有個人理性成果都交付給社會，成為共享生產資料；另一方面，社會所擁有一切理性成果都供個人自由選擇，成為個性化需要資源。

三是勞動與所有制之間的現實關係決定了勞動發展對所有制關係客觀需要。

如果勞動方式腦力化是實現共產主義前提的話，那麼市場經濟顯然是達到這一目標最好發展方式。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勢必使競爭越來越集中於勞動者方面，勢必使勞動者競爭越來越集中於腦力勞動方面，勢必使腦力勞動競爭越來越集中在個人方面。市場競爭對勞動者嚴酷無情訓練，是個人能力增長巨大動力。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採用，就是看中了上述趨勢和方向。社會主義政治權力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堅持，使政府作用體現在順應這一趨勢和方向上。優勝劣汰自發導致促劣變優，而政府致力於強化後者，與市場機制並不相悖。公有制經濟可以為政府促劣變優提供資源條件，而此舉對勞動者能力提升，最終將表現在對社會生產力水平推動上。這意味著，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聯手，已經不再局限於解決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燃眉之急，已經不僅僅是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選擇，而是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戰略選擇。它直通共產主義理想，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傳統轉變為現代的標誌。

學界對市場經濟的憂慮，主要集中於其優勝劣汰機制上，後者帶來兩極分化後果，一直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巨大困擾。社會主義改革對市場經濟的選擇，經歷了一系列風風雨雨。因為，它不僅要改變市場自發運行所造成的兩極分化結果，而且必須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實踐，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應該看到，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推出一系列建設工程，體現持續量變中的質變。其中，「五位一體」建設格局，「四個全面」發展機制，「五大發展理念」，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配置漸趨完整，呈現出「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全面協調、促劣變優」運行機制，成為逐步成熟的新型生產方式；但是，從總體上說，只要改革尚在繼續，只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在完善，就不能說現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最終建成。

第三，中國改革將很快迎來「不惑之年」，要求通過其成果對象化思考完成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這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理論的形成。

一是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目標，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創造出全面生產力，而且需要創造出體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和諧關係。

馬克思說：「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一方面創造出普遍的產業，即剩餘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麼，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而在這個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範圍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表現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因此，它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於人的需要。」(45)

市場經濟所體現的上述發展，歸根結底是「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儘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46)。由市場機制所訓練的人將體現需要與能力、能力與享受的一致性。

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人力資源開發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領域。此舉迅速推動了勞動方式腦力化。按照馬克思觀點：腦體分工是階級產生基礎。而階級消滅則需要腦體分工現象消失——只是，不是像社會主義原創理論設想的那樣，通過人們共同分擔所有分工崗位來消除分工現象，而是通過勞動方式腦力化來淡化分工現象。屆時，所有分工都屬於腦力勞動內部分工，其選擇僅僅與勞動者個性需要相關。勞動方式腦力化是漸進過程，它需要社會財富積累到能夠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平等教育條件的程度；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能夠提供其所需要的財富條件，又創造著人們自主選擇勞動崗位的自由條件。

馬克思提出：理想社會「自由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財富」的基礎之上。這裡，「個人全面發展」肯定會帶來勞動方式腦力化——體力勞動是與生俱來能力，只要人們生命健康，就具備了這種能力；需要發展並且可以無限發展的是腦力勞動能力；所謂全面發展，當然是針對後者。就此而言，「自由發展」與「全面發展」是一致的，全面發展是基礎或前提，自由發展是其進步或升級。至於「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既可以是馬克思指謂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可以指腦力勞動成果公有制。後一種解釋合理性在於：「個人全面發展」作為前提，表明人們已經普遍具備了腦力勞動能力，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就是腦力勞動成果。

「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係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係，也是服從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係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7)市場經濟所完成的訓練，是人類成長至理想社會不可或缺的歷史階段。

二是馬克思十分重視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卻不主張生產資料能夠創造剩餘價值；認為剩餘價值僅僅源自於活勞動。這折射了時代條件局限。

馬克思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把生產資料技術水平視為由「社會智力」形成，對所有生產過程都可發揮作用，雖然重要卻不宜成為勞動者利益所得尺度。生產資料作為「物化知識形態」，是腦力勞動直接進入物質生產的表現。如今，科學技術研究千帆競發，其創新價值作用已成共識。但是，在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有理由使之成為某種抽象成果：首先，它是歷史長期發展產物，靠實踐經驗積澱而成；其次，它具體形成取決於諸多人士協同努力，任何個人都很難說成屬於自己。如前所述，馬克思已經預測資本主義生產運用科學之後，科學將獲得新的發展條件，但即便存在這種前景，馬克思也沒有打算調整關於剩餘價值來源的觀點。種種跡象表明，無論是他還是恩格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很快成功、共產主義理想即將實現，抱有現實期待。恩格斯直言：「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48)而這種革命成功取決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剩餘價值理論實現了對這一鬥爭有力鼓動，當然沒有必要為一種邏輯可能性放棄這一理論。

資本「作為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般社會生產力的吸收者和佔有者」，扮演了匯集資源的角色。「一般社會生產力」存在於個人之外，資本家使用不費分文。資本之所以能夠扮演吸收者角色——源於競爭需要。並且資本不能只是「吸收」——如果大家都在吸收，意味著處於同一起跑線，將無助於競爭取勝。顯然，從無償「吸收」到主動研發，是資本對科學技術態度的必然轉變過程。後者表明，科學技術已經從作為「一般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它抽象地表現了這一發展過程的精華」(49)的狀態，轉變成為附屬於特定資本所有的狀態——正因為如此，它獲得了巨大發展和進步。

美國學者羅賓·蔡斯被稱為共享經濟鼻祖，是《時代周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她在其著作《共享經濟：重構未來商業新模式》中認為，首先，將環境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以綠色理念支持共享發展。其次，以資源充分利用理念支持資源共享，實現越共享效率越高。她把閒置資源利用作為共享理念的一個重要內涵。(50)再次，將資源非排他性利用與利用包容統一起來，實現效率越高越公平。蔡斯已經注意到共享經濟要想「成大勢」，取決於知識資源的開放性利用。政府作用在完成消除貧困人口這一任務之後，應該把促劣變優的注意力，放在提供越來越平等的發展條件方面。蔡斯對所有制問題上的突破是顯而易見的：所有制屬於財富形態，其生命力不在於作為消費條件存在，而在於作為生產條件存在；因為只有後者才能使財富形態本身得到不斷增加，使其作為實現過程不斷優化。顯然，用於生產的所有權更能體現其本質。按照這一理解，公有制的第一位作用不是體現在消費領域，而是體現在生產領域。

三是現代人類進入到全面運用理性階段。理性越是展開，其確定性越是依賴實踐；一旦預設條件發生改變，前景將出現很大不同。

馬克思依據當時時代事實，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個是科學技術是人類公共資源，一個是資本主義將很快被社會主義代替。而馬克思強調科學社會主義認識局限在「人民正在進行的社會運動」，一定程度放棄了理性的邏輯展開。這兩個假設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造成了重大影響。

社會主義促進生產力，不是在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兩大要素之間做非此即彼選擇，而是兩相兼顧，並且使重心側重於勞動者方面，直至人們勞動方式完全轉變為腦力勞動；屆時將有條件實行徹底公有制，即人們勞動的精神成果回歸其公有性質：一方面，所有個人勞動成果都交付給社會所有，另一方面，任何個人都能夠自由運用社會所有勞動成果。這種以精神成果共享為基礎的公有制，同時也是普遍私有制，屬於重建個人所有制。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並不區別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兩者都屬於資源，其配置都取決於競爭需要，當然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言，同時還取決於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需要。在實踐中，兩種要素何種為先，在不同生產領域，在發展不同階段，在不同社會群體，應該不一樣。在這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擁有公有制資源，開闢了政府作用途徑，應該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區別顯著。需要防止的是：要麼只承認資本主義經驗，把一切交給市場，對私有制唯此為大，把公有制經濟則視為歷史包袱；要麼只承認傳統社會主義原則，把希望全託付公有制，把多種經濟成分視為權宜之計。

客觀上看，生產資料一身兼二任，既是生產條件，又是消費條件。作為生產條件，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決定著生產力水平，即便是勞動者能力主導了科學技術，也需要通過更新生產資料來體現；作為消費條件，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決定著分配地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只從「消費條件」認識問題的傾向，認為它只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消費條件分配從屬於生產條件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同時承認生產資料兩種功能：一方面，從總體趨勢上承認勞動者能力對生產力發展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而相比之下，生產資料只發揮了輔助作用；另一方面，對特定領域、特定時段、特定群體而言，需承認生產資料公有制在資源配置乃至財富分配方面的關鍵作用，通過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逐步解決全社會層面的促劣變優問題。

只能通過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地位，才能理清生產資料公有製作用。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照搬資本主義，也不能回到傳統社會主義。當前，我們需要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理論——這既是社會主義必然性的當代證明，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方位確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選擇只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然性的結論，堅持吸納包括市場經濟文化在內的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堅持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優秀成果，通過不斷地實踐創新，完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建構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闢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新模式。

來源：《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9期

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頁。

③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63頁。

⑤⑥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33、213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頁。

⑨(11)(16)(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172、652、653頁。

⑩(12)(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241、195頁。

(14)(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504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1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頁。

(21)《史達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頁。

(22)(23)(24)(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776、776、776-777、785頁。

(26)(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0-851、851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頁。

(2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30)周新城：《基本經濟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觀察與思考》，2016年第3期。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頁。

(32)《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5日。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2頁。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頁。

(35)(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頁。

(37)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

(38)(39)(40)(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303、303、304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357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頁。

(45)(4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716、715頁。

(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頁。

(4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頁。

(4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1頁。

(50)參見[美]羅賓·蔡斯：《共享經濟：重構未來商業新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