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人口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再檢驗）

2023-04-21 23:19:41

內容提要:為了檢驗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文章在宏觀生產函數中引入人口活躍度變量,採用省級面板數據和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人口活躍度及各活躍因子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人口各因素綜合起來通過資本促進、勞動促進和外部性途徑對經濟增長起著顯著的推動作用,人口活躍度對經濟產出的外部性作用明顯大於其他路徑的作用,這一方面證明人口發展的綜合活躍因素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而非外生因素;另一方面說明在經濟增長中並非單一人口因素起作用。模型計算結果還顯示,人口綜合因素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擴張型逐步向集約技術型轉變,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變量之一。同時也表明,引入人口活躍度的生產函數模型比傳統模型對中國經濟增長更具有解釋力,克服了傳統生產函數無法顯示人口因素對要素配置作用途徑的缺陷,能夠使勞動產出貢獻凸顯出來。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人口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編號:012ARK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金營,河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李競博,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2015年經濟增速為6.9%,而同期世界主要經濟體平均增速都不足3%,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常態下經濟運行的基本狀況,即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動力轉換。但是,由於市場開放程度加深、經濟環境瞬息萬變,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經濟結構失衡、能源損耗、資源浪費、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均衡等「瓶頸」,需要挖掘實現經濟中高速持續增長的源泉和動力。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增長存在地域性差異,呈現出自東向西的梯度式遞減。從地域分布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增長速度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並沒有出現落後地區後發追趕、經濟增長速度快於先發的東部地區的收斂態勢。那麼,這一區域經濟發展狀態的決定因素是什麼?東部沿海地區人口規模大、人口密度高、人口聚集、人口流動活躍、勞動力負擔和年齡結構合理、受教育水平高。而中西部省份大都是經濟結構偏向性強,人力資本分散,人口和勞動力外流,教育發展存在嚴重不足。這是否可以推斷,除其他因素(資源稟賦、對外開放、政策制度等)外,人口發展因素對區域經濟增長起著直接的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長期穩定的相互作用關係,而這種關係是怎樣的?作用途徑是什麼?區域人口屬性及空間變動對經濟增長和要素效率及發展方式影響機制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正是對人口與經濟關係再檢驗的目的所在。本文利用中國省級層面相關人口和經濟數據,將人口發展中各方面因素進行綜合,構建一個綜合多維度的指標,即人口活躍度,並將人口活躍度納入宏觀生產函數,對人口發展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使我們能夠進一步認識人口是作用於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內生動力源泉。

二、理論出發點、模型設定及數據來源

(一)理論出發點

關於人口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係理論一直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除了新老馬爾薩斯主義者把人口增長視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外,更多的學者從理論上揭示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換言之,對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關係?存在怎樣的關係?學界一直存有爭論。就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的觀點看可以分為三條主線:一是人口素質、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理論,把人口素質、質量特別是人力資本因素視為經濟增長重要源泉且不斷得到驗證(Becker等,1999;Lucas,1988;Barro等,1993;逯進、周惠民,2013);二是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勞動供給、勞動負擔等對經濟增長速度及發展程度產生深遠的影響(蔡昉、都陽,201l;王桂新等,2005;段平忠,2008);三是人口流動與經濟增長理論,重點關注人口流動的收斂效用(王桂新等,2005;段平忠,2008),闡明流動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在於勞動資源和其他經濟資源有效配置。

然而,以往的理論和研究往往過分強調人口某一方面的作用,忽略了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流動與分布這三方面因素之間互動、互補作用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一時期的人口是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遷移流動狀態綜合起來所構成,在探究人口與經濟增長及其增長方式轉變關係時,就需要從人口各個因素的綜合整體考慮。為此,本文將人口素質或質量、人口結構、人口遷移流動與分布等活躍因素綜合得到一個變量——人口活躍度,探究人口活躍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及其對方式轉變的影響,驗證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關係。

從理論上看,人口活躍度變量與單一因素諸如人力資本變量一樣可以納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新經濟增長模型中,只是所起的作用和效果可能會不一樣,這還需要用實際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二)人口活躍度模型改進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綜合人口素質、人口分布與遷移流動和人口結構三方面因素構建一個新的變量,即人口活躍度(T)。這是一個多維度相互關聯的人口因素,相對於經濟變量和人口其他因素而言是活躍因素的綜合性變量。本文沿用王金營等(2013)採用多層次分析法(AHP分析方法)獲得各個因素的權重,並構建人口活躍度的測算方法及模型。根據人口活躍度遞階層級結構,測度模型可以簡單表述為:,其中準則層綜合因子。上述式中,T為人口活躍度;為準則層第i項綜合因子對應目標層的相對權重,為第i項綜合因子得分;為第i項因子中第j個指標的得分權重,為第i項因子中第j個指標以2000年為基期的標準化值,具體人口學含義如圖1所示。本文為了能夠更好地反映各省級區域人口活躍程度,按照目標層、準則層、方案層對指標體系進行了一定的改進,具體指標體系和權重如圖1所示。

圖1 人口活躍度(T)遞階層級結構

(三)人口活躍度—經濟產出模型

根據索洛模型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新經濟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作為影響經濟發展類型與空間的內生性變量。本文採用基本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形式,在此基礎上引入人口活躍因素重新構建新的生產函數。其傳統函數模型為:

式(1)中,Y為社會產出,A為技術水平,K為固定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投入,α、β>0,分別為資本彈性和勞動力彈性。為了揭示人口綜合因素作用於經濟增長及發展方式的途徑,根據內生增長理論,將人口活躍度變量和人口素質或質量、人口分布與遷移流動、人口結構3個方面綜合因素變量相繼引入生產函數。其基本模型為:

式中,T為人口活躍因素的綜合指數—人口活躍度。模型中人口活躍因素、人口活躍度以省級區域作為考量單位,既要深入分析中國省級區域之間經濟增長差異的決定因素,又要揭示其隨時間變動而發生變化的動力、途徑。而面板數據正好同時具有空間性與時間性,既能在截面上建立變量之間的關係反映區域之間差異的決定因素,又能動態考察觀測變量之間的變化趨勢及關係,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變化的實質和作用途徑。為此,本文選擇採用省級面板數據和相關回歸模型。面板數據及相關回歸分析的優勢還在於一方面可以擴大數據樣本量,增加數據自由度;另一方面能解決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實現對計量模型的無偏、有效性估計。本文採用的面板數據分析模型為:

(四)數據來源及整理

受限於部分數據的可獲性,本文的考察期設定在2000～2011年,截面變量選定為除港、澳、臺和西藏(受數據限制)外的30個省份。考察時間範圍內的截面變量實際GDP、就業勞動力規模、固定資本存量等變量數據均來自各省統計年鑑或《中國統計年鑑》,所有貨幣表達的數據均進行了價格指數平減,以克服價格因素的影響①;核算人口活躍度的各個指標(見表1)的基礎數據主要來自各省統計年鑑和《中國統計年鑑》、中國人口普查相關數據。流動人口數據為估計得到的各省級區域當年人口淨流動值;各區域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估算參照王金營等(2013)的估計方法;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佔比僅考慮城鎮人口中第三產業就業的佔比情況,我們認為這樣更能合理、有效地說明實際產業分布情況。

三、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在對式(5)的自變量不同組合形式進行回歸之前,首先需要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本文通過相同根單位根LLC檢驗、不同根單位根Fisher-ADF檢驗和PP-Fisher檢驗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置信水平為5%的條件下,產出變量與資本、勞動力、人口活躍度及各綜合因素變量序列為平穩序列,並且單階協整,可以進一步做協整檢驗。

本文利用Pedroni、Kao兩種協整檢驗方法對模型式(2)至式(4)或式(5)表達的生產函數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在Pedroni協整檢驗中,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的統計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Kao檢驗結果顯示,各模型均通過協整檢驗。因此,可以判定省際區域GDP的對數與各個人口活躍因素、資本存量、勞動力的對數之間存在協整關係。說明從多維度綜合來看,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相互作用關係。由此確定所獲得的面板數據可以用於對模型式(2)至式(4)或式(5)進行回歸檢驗估計,所得結果可以用於解釋變量對於被解釋變量關係的分析。

(一)省級面板數據回歸模型檢驗結果

根據F檢驗和Hausman統計量檢驗,本文採用固定效應模型②。通過將人口活躍度及其他3個方面的綜合因素引入生產函數,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對模型式(2)至式(4)進行回歸及檢驗,發現人口活躍度和3個綜合活躍因子通過資本促進、勞動促進等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和影響,而這些作用和影響的程度與模型顯著性存在差異,經過比較模型的擬合優度和變量參數估計的顯著性,最終篩選確定模型1至模型5,這5個模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此可以判定,本研究所選用的計量模型較好地解釋了人口活躍度及各綜合因子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途徑和作用。

(二)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表明人口活躍度、人口遷移流動與分布因子作為勞動促進型的變量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的結果表明,人口活躍度、人口素質因子與人口結構因子通過資本促進型的作用途徑影響區域經濟增長。人口活躍度及各因子與生產要素結合的其他作用途徑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除了這5種作用途徑之外,經過檢驗人口活躍因素通過其他路徑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此外,為了清楚地反映人口活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及途徑,需要通過比較引入人口活躍因素的生產函數模型與傳統生產函數模型估計檢驗結果之間的差異。為此,本文對傳統生產函數模型進行回歸估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1.人口活躍度及綜合活躍因子對勞動的促進作用

比較模型1與模型2的差異發現,在體現勞動促進方面,人口活躍度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強度小於人口分布與遷移流動因子,表明人口活躍因素對勞動力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人口分布與遷移流動提高了勞動力的效率。可見,在區域組間和組內的人口遷移流動保持較高強度,以及人口再生產類型發生的轉變使區域資本收益開始收縮,而勞動力產出效應逐漸凸顯。對比傳統生產函數模型與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可見,在傳統生產函數模型中掩蓋的人口活躍因素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通過模型1和模型2凸顯出來。因此,在給定社會經濟環境及資源稟賦的情況下,提高區域人口活躍度,特別是提高人口合理分布、優化區域勞動力配置可以促進勞動效率提高,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事實也是如此,在中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流入規模大,尤其是高素質、高人力資本存量人口的流入呈正相關,同時,這樣的人口遷移分布更大程度地提升了經濟效益。而欠發達地區受限於經濟發展及資源稟賦的約束,人口呈現出淨流出狀態,進而也就缺乏有效提升地區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不利於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

2.人口活躍度及綜合活躍因子對提升資本效率的作用

除模型5外,模型3和模型4中資本和勞動力的產出彈性與傳統生產函數模型估計檢驗結果相比均有明顯的變動。具體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人口活躍因素作為資本促進型變量的模型比作為勞動促進型變量的模型,其資本彈性明顯減小,而勞動力要素的產出貢獻值增大近50%。從這點可以看出,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很大比例體現在資本的區域配置變動中,通過資本的配置繼而促進勞動作用顯現。這表明,考慮人口活躍因素對要素效率的影響能夠顯現資本和勞動要素的真實作用,人口活躍度及各綜合因子通過資本促進作用,提升了勞動力的產出效率。(2)與傳統生產函數模型相比,人口素質的引入使資本存量產出彈性減小,勞動力彈性增大,且增幅達到24.3%。人口素質提高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提高勞動產出效率。(3)與傳統生產模型相比,人口結構因子(模型5)對資本與勞動的彈性並沒有產生明顯影響。

3.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外部性影響的作用突出

通過對生產函數式(2)和式(3)引入不同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可以通過資本促進與勞動促進的途徑實現。根據Lucas(1988)外部性理論,人口活躍度可以通過外部性傳導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為了驗證這種外部性的存在,本文把人口活躍度作為外部性變量直接引入變形的生產函數式(4)進行回歸檢驗,具體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生產函數式(4)估計檢驗得到的模型6結果可見,調整擬合優度R[2]、模型整體F檢驗及變量t檢驗,並大大優於其他模型,更優於傳統生產函數模型的結果。從整體上看,該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於99%,遠大於其他模型的解釋度,與傳統生產函數模型和作用於生產要素的模型1至模型5相比,外部性模型6對經濟增長具有更高的解釋度,表明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多體現為外部性影響,並且反映出由於人口活躍度的影響中國經濟仍處於規模報酬遞增狀態。表3顯示,由於引入人口活躍度這一外部性變量,勞動產出彈性變得略大一些,這說明由於人口活躍度的影響使勞動力的產出作用更加凸顯。換言之,利用傳統生產函數模型,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被高估。

綜合比較各模型的檢驗結果,人口多維度綜合起來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關係,而且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為:(1)從各模型檢驗顯著性和資本與勞動力產出彈性差異看,人口活躍因素通過資本效率促進與勞動效率促進的途徑對於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人口活躍因素作用於資本促進型而使勞動力的貢獻大於作用於勞動力促進型,而對於資本的作用波動較小,這體現了中國經濟增長資本拉動型的事實,而勞動力的貢獻體現在資本要素上,或者被資本所掩蓋。(2)人口活躍度通過外部性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而且人口活躍度外部性模型比其他模型解釋度更高,體現出人口綜合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人口活躍度及各綜合活躍因子的提高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源。(3)若將一系列單一人口因素分別納入模型,其結果有的顯著,有的不顯著,有些人口因素是正作用、也有一些因素是負作用,反映了過去對人口與經濟之間關係的認知中的差異和爭論,而從人口活躍度變量納入模型的檢驗結果看,能更加客觀準確地反映資本和勞動力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和人口綜合要素的積極促進作用,能澄清對單一人口因素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認識誤區,強化人口多維度因素之間相互替代和補充綜合起來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促進作用,並將作用途徑明確顯現。由此證明人口發展中健康和壽命增長、教育和素質提高、人口遷移流動及年齡結構優化變動綜合起來內生性的作用於經濟增長。換言之,人口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而非外生變量。

四、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人口活躍度是決定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內在因素

區域經濟能夠實現長期均衡增長的主要源泉是資本增加、勞動力增長和技術進步。因此,實現經濟增長的方式主要表現為資本拉動、勞動力拉動和內生技術進步促進3個方面,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依賴要素增長拉動方式實現還是由技術進步促進方式實現。那麼,人口因素是否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而促進經濟增長?由於把人口活躍度及活躍因子納入生產函數模型中,因而本文採用索洛模型來測算綜合要素生產率來表徵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而可以反映人口活躍度對於經濟增長實現方式的影響。根據前述生產函數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核算公式為:

式(6)為索洛餘值,也可以說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根據本文前述對7個生產函數模型的估計檢驗結果,並利用式(6)及相關數據可計算得到不同模型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首先,從特定年份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發現,引入人口活躍因素的生產函數模型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普遍高於傳統生產函數模型,特別是人口活躍因素體現於資本的模型3至模型5和作為外部性因素的模型6更為突出。這表明,以不含人口活躍因素模型計算得到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被低估,而以含人口活躍度的模型核算得到的TFP能更好地體現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和要素效率的影響,表明人口活躍因素是決定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內在因素之一。這也證明,人口活躍因素對於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推動力上,也能凸顯出其間接的決定要素。人口活躍度通過資本效率促進傳導的作用途徑比其他作用途徑所顯現的要素投入—產出效率更高。從人口某一維度的綜合因素的影響來看,人口素質或質量綜合因子作用於資本效率促進其要素綜合生產效率的提高較為顯著;人口分布與遷移流動綜合因子和人口結構綜合因子的要素綜合生產率提高效應較低。這種效應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人口不同因素差異所形成的活躍程度方向存在差異,其作用途徑差異所帶來的經濟貢獻度也會不同。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變動發展呈現為活躍度不斷提升,但人口綜合素質依然低下,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整體依然偏低,抑制了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其次,從縱向動態發展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呈階段性增長態勢,表明了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活躍因素促進了技術水平提高和制度創新效率的顯現,促進了增長方式逐步由粗放擴張型向集約技術型轉變。通過比較依據模型1至模型6核算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結果,人口活躍度及其不同因子的不同作用途徑對全要素生產率作用的動態變動趨勢一致。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系列調整,一是加大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二是加大了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創新,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及社會職業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三是深化改革,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城鎮化、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加快。這些宏觀政策的實施充分調動了人口綜合活躍度在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技術型」轉變過程中的正向推動作用。

(二)人口活躍度的引入真實反映勞動要素貢獻變化

為了進一步加深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本文採用可變參數生產模型來估計資本及勞動力的彈性動態變化(見表5)。整體來看,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資本彈性在人口因素作用下呈遞減趨勢,勞動力彈性則呈先降後增的特點。也就是說,在人口活躍因素作用下,資本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在發生變化,資本的拉動作用在迅速弱化,而勞動力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值保持梯階式的增長態勢。從另一個側面來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經歷著從資本拉動型向勞動力推動型的轉變。這也驗證了從全要素生產率變化角度而得出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事實。

橫向比較資本及勞動力的彈性,人口活躍因素作為勞動力的內生變量作用於經濟增長(模型1)而帶來的資本彈性高於其他作用途徑,人口活躍因素作為資本的內生變量作用於經濟增長(模型3)而帶來的勞動力彈性高於其他途徑;縱向比較資本及勞動力彈性的動態變化,資本彈性基本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反之勞動力彈性卻呈現明顯的增長態勢。其中,以人口活躍度作用於資本(模型3)而帶來的變化趨勢更加明顯,資本彈性在10年間以年均0.0234的幅度迅速減少至0.50,勞動力彈性的增長速度明顯高於其他途徑。這就是說,人口活躍度推動資本的貢獻使勞動力的作用逐漸凸顯。同時,資本彈性始終大於勞動力彈性驗證了中國經濟增長是資本推動型的事實,但從二者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勞動力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通過資本及勞動力投入配比結構的改變而優化資本配置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

由此可見,人口活躍度及活躍因子通過作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內在因素和對資本勞動兩種要素生產彈性轉變產生影響兩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繼而促進經濟增長。從這一方面再次證明人口活躍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和人口與經濟之間存在的長期穩定關係。

五、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1)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係,這一關係中不是單一人口因素,而是人口多維度綜合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人口活躍因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源泉。因此,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人口政策或者戰略重點應該是在加大健康和教育投資提高人口素質、優化年齡結構、促進人口合理分布和城鎮化發展等方面協調聯動,而不能僅強調某一方面或者單一因素。(2)人口活躍度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作用,對產出變量及要素貢獻具有非常高的解釋度;人口活躍因素的不同作用路徑使資本和勞動的要素產出彈性存在差異,表現為勞動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份額大於勞動所佔有的份額。人口活躍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通過促進資本要素效率和外部性影響因素兩個途徑作用於經濟增長。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初次收入分配沒有充分考慮勞動力的貢獻,勞動收入份額過低,降低了人口活躍因素的發揮。因此,未來初次收入分配應大大提高勞動力所佔的份額,激勵勞動效率提高和人口各個活躍因素提升或優化。(3)人口活躍度的要素配置和外部性作用,使全要素生產率呈階段性增長態勢,表明人口活躍因素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效率發揮,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促使經濟增長方式逐步由粗放擴張型向集約技術型轉變,逐步由資本拉動型向勞動拉動型轉變。未來中國將面臨人口快速老齡化、人口遷移流動趨於穩定,這必將使人口活躍度降低,而僅依靠人口素質提高和人力資本投資也不能長期維持人口處於較高的活躍程度,因此,未來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必須適應人口發展的這一轉變趨勢,大力推進區域發展的創新驅動和區域非均衡發展,在不斷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同時,促進人口特別是勞動要素流動配置和人口的合理分布,促進未來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注釋:

①統計年鑑中缺少海南省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這裡利用其相鄰的廣東省該價格指數推算海南省的資本存量。

②根據面板數據的特點,其回歸模型又分為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數據的截面單元和時期單元,又分為截面效應固定與時期效應隨機和截面效應隨機與時期效應固定兩種相應模型。可通過F檢驗和Hausman統計量檢驗方法可以判斷採用哪一種回歸模型(易丹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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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中國人口科學》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