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諾獎新晉得主（中年化身叛逆清算）

2023-05-14 04:19:11

前幾天，2022年諾貝爾獎獲獎名單公之於眾。

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殺出重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是法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作家。

安妮·埃爾諾的得獎，既是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

在獲獎名單公布之前，許多媒體對她頗有微詞：「如果邱吉爾能靠他的自傳作品《如果我做了》贏得諾獎，埃爾諾肯定能因為她對自己過去的激烈挖掘而獲勝。」

在安妮·埃爾諾過去82年的生命裡，這樣的挖苦和諷刺她毫不陌生。

安妮出生在小商人家庭，一家人過著貧苦的生活，忍受有錢人的嘲諷和質疑對她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

儘管父母拼盡全力讓她接受了好的教育並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她與社會的格格不入卻愈發明顯，她的身上也體現著一種諷刺，因為她也曾沾染過有錢人的荒謬和對普通人的鄙夷。

也正是這些切膚的經歷，讓她開始思考自身粗魯與文明的矛盾該如何正視與消解。

來源: 網絡

敏感

1940年的秋天，安妮·埃爾諾出生在法國諾曼第一個叫伊沃託的小城，父母是從農民掙紮成為拮据商人的普通人。

在安妮出生之前，她還有個7歲時染上白喉夭折的姐姐。

得知自己並不是父母第一個孩子的安妮，曾認為自己是父母為彌補姐姐缺失的愛而出生的。

這一度讓她感到沮喪，好像自己是個「備胎」，而「備胎」得到的自然是父母的無理對待與粗暴。

父母在靠近火車站的郊外經營著一家雜貨店，為當地百姓提供食物、雜貨和咖啡。

那時的法國被德軍佔領，局勢動蕩不安，人們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之中。

尤其是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們，他們仿佛天生就帶有貧窮、粗魯、低人一等的標籤，揮之不去又遭人嫌棄。

普通人的生意並不好做，生活也因貧窮顯得毫無生機。

在冬天，安妮每天放學回家，家裡從來不開燈，父母摸著黑在廚房裡忙著，偶爾冒出一句話，也總是關於「必須要把這家店賣掉」的抱怨。

而一家人之間的交流，除了無休止地大聲叫嚷之外還夾雜著暴力的「打耳光」，尤其在年幼的安妮·埃爾諾身上。

在接待顧客時，母親會用溫柔和藹的語氣與顧客搭腔，倘若在此期間她聽到了安妮·埃爾諾發出亂鬨鬨的聲響，她就會突然衝過去，一言不發麵色嚴肅地給上她幾個耳光，然後再面帶微笑地回去接待顧客。

一面要興高採烈使出渾身解數留住顧客，一面要維持苦不堪言的貧窮生活，不斷激化的矛盾把安妮·埃爾諾的母親折磨得筋疲力盡。

而母親的兩副面孔，讓安妮·埃爾諾在小小年紀就體會到情感割裂所帶來的傷害。

來源:全景視覺

她學著母親的樣子，向顧客聲音響亮地問好；不在顧客面前吃東西或是吵架；不議論任何人；偷偷監視著顧客們的行為。

父母曾試圖用客氣的方式教育她，但已經養成的粗魯的習慣終究難以改變，他們不懂有教養的人是怎樣教育孩子的，家庭談話常常以粗暴的髒話和打耳光的威脅畫上句點。

在矛盾和真實之間游離的父母，沒有給童年的安妮·埃爾諾帶去溫暖，她早早感受到了貧窮帶來的恐懼。

特別是十二歲那年，父親差點殺死母親，這給她的心靈蒙上了一層無法抹去的陰影。

那是一個平常的星期天中午，做完彌撒的安妮·埃爾諾回到家，發現情緒不好的母親正在和父親爭吵。

爭吵並未讓她感覺到異樣，因為她早就習慣了強勢的母親和沉默的父親，日復一日為窮困生活展開的粗暴「對話」。

直到父親受不了母親沒完沒了的說教，揪住母親的衣角，朝咖啡廳旁的地窖走去。

昏暗的地窖裡，父親一隻手死死抓住母親，另一隻手抄起放在砧板上的鐮刀，安妮·埃爾諾被眼前這一幕嚇壞了，她拼命喊叫，試圖阻止一場悲劇。

這件事深深地刻在她的心裡，在此後的幾個月，她擔心悲劇重演，經常在與父母共處一室時將心提到嗓子眼兒。

父母之間大聲說話和微表情的變化都能讓她如一匹受驚的馬，立刻監視兩人的情緒。

而父母間的沉默更讓她以為災難就要降臨。

那時候，沒人安慰她受到驚嚇的心靈，撫慰她恐懼緊繃的神經，對父母來說，吵過即好的夫妻關係似乎並不需要向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作出任何解釋。

貧窮、父母的教育方式和爭吵，構成了安妮·埃爾諾的童年，也鍛鍊了她敏感的神經。

長大後，她敏銳地覺察到，父母頻繁的爭吵並非他們本願，無法改變的外部環境往往激發了人性的衝突。

來源:全景視覺

但當時幼小的她並不理解，直到按照父母的意願在脫離貧窮的路上奮發向上時，她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尷尬，也實實在在體會到了父母生活中遭遇到的歧視。

共同的遭遇和感受，讓安妮·埃爾諾理解了父母生活中的種種渴望突破又無從突破的窘境。

尷尬

12歲，是安妮·埃爾諾的童年生活徹底結束的年紀。

這一年，發生了父親要殺死母親的事件。

這一年，安妮·埃爾諾在教會學校讀書。

在學校，安妮·埃爾諾學習真正標準的法語，學習優雅的生活習慣，學習文明的教養和規矩。

可回到家裡，酗酒、爭吵、父母和顧客粗魯的習慣和鄉下口音，成了她生活中難以接受的存在。

她生活在約定俗成的社會環境裡，體罰孩子被當成天經地義，粗暴地呵斥孩子是理所應當的，家庭成員之間沒有必要的客氣和禮貌，追求標新立異則被視為古怪。

可在這個世界的其他地方，這些不文明的習慣卻會被人恥笑。

在學校，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用「你」來稱呼學生，即便是對一個只有五歲的小孩子，也要用「您」來稱呼；學校的校規管理更是以一種家庭式的和藹的方式進行的。

學校的規範和家庭中的不拘小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十二歲孩子逐漸在這兩種環境中感受到了尷尬和卑怯。

一次在學校搞衛生，安妮·埃爾諾愉快地哼起了歌，老師聽到了便讓她大聲唱出來，可她卻退縮了，她心裡想，等她真的大聲唱出來時，周圍這些富人家的小姐們一定會嘲笑自己。

從那時起，自卑在心裡逐漸形成，雜貨店主女兒的身份被老師在課堂上提到：「安妮·埃爾諾，假若你父母的雜貨店進了100個蘋果......」

儘管她成績第一，可未發育的身體、貧苦出身、樸素的穿著、亂差的住所以及邋遢的母親，都成了無法掩蓋的自卑來源。

與學校的單純相比，安妮·埃爾諾過早地看遍了生活的不堪和混亂，這一度讓她覺得自己配不上學校的單純。

來源:全景視覺

這種感覺，她稱為恥辱。這是一種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覺到的恥辱。

而這種恥辱背後藏著出身的卑微和無力的掙扎。

父母出身於貧窮的農民家庭，早早投入養家餬口行列的他們沒怎麼讀過書，卻豔羨那些有書讀有教養的家庭。

他們東施效顰般學習標準法語，竭力擺脫鄉下口音和習慣，卻學得不倫不類，繼而將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寄托在女兒身上。

在嚮往和真實之間游離的父母，成功將安妮·埃爾諾帶進了無法擺脫又不得不努力擺脫的困境。

通往成功的路，並不是父母想像般只要努力學習便能踏上。對父母的順從和嫌棄，內心的掙扎和彷徨，留在少女安妮的心底，如芒在背，無法消解。

而這種尷尬，持續到安妮·埃爾諾嫁入一個書香世家。

嫁給丈夫後，她脫離了貧困的原生家庭，遠離小鎮，來到了城市，住上了大房子，擁有屬於自己的大床，但原生家庭帶給她的烙印，無法完全消除。

婚後，只有她一個人帶著孩子回娘家，每次母親提及讓她的丈夫一起回去，她便沉默不語。

高知家庭出身的丈夫，用行動表達了對她原生家庭的漠視。

但安妮·埃爾諾卻無從改變，尷尬在她的身心蔓延，她從沒有完全離開貧窮的雜貨店，也沒有完全投入優越的新家庭。

矛盾似乎貫穿了安妮·埃爾諾的人生，令她的心惆悵不安，無處安放。

和解

對安妮·埃爾諾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十八歲那年讀到的波伏娃的《第二性》，那些年少時關於女性的問題在這本書裡找到了答案，也正是從閱讀了這本書後，她開始了逐漸叛逆的人生。

安妮·埃爾諾的叛逆第一次最直接的體現，是在如父親所願考上教師後中途輟學。

她進入富麗堂皇的教師培訓學校學習，帶著父母的希冀。

可是不久後，她選擇中途退學，轉去文學院學習。

也正是在那個階段，她經歷了一系列離經叛道的事，包括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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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23歲，1963年的法國，墮胎是違法的。

她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無奈與無力，明明是屬於自己的身體，自己卻沒有處置它的權利。

而母親的冷漠更是對未婚而孕的她最大的敵意，因為法律不允許，對於安妮來說，墮胎成了會「招來災難」的噩夢。

因為沒錢，所以她無法像有錢人那樣飛去瑞士的正規醫院做手術，沒錢的安妮·埃爾諾只能尋找簡陋、隱蔽的非正規私人醫生，她忍受著內心的恐懼和身體的痛苦，帶著對未來的擔憂。

這段經歷被翻拍成電影《正發生》，獲得了2021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安妮·埃爾諾寫過的私密之事還包括一段與一位已婚的外交官持續了九年的婚外情。

她用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筆觸，客觀地寫著一樁樁具體的事件。

正如安妮·埃爾諾所說，用心理學來探究12歲那年父母間的暴力事件，無外乎是母親的專制引發軟弱父親的反抗。

直到1995年，安妮·埃爾諾寫下小說《恥辱》，以父親對母親的那次暴力事件開頭，通過這次創作，她似乎才得以審視：那件對自己影響深遠的事和曾在心底留下的恐懼，原來不過是大人之間一場普通的吵架，僅此而已。

而那些她曾以為的暴戾，與父母有關，但也並非他們的錯。他們不過是受害者，因為生活並不如他們所願，他們的一生都在被無形的手推著向前，並無選擇。

安妮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帶有和解的成分。畢竟和解的第一步，是直面。

直面生命中曾經歷過的困境，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私密的，將其寫下的過程恰恰是用成長後的體驗來消解曾經疑惑的過程。這何嘗不是一種自我和解？

儘管寫作這種自我和解的方式一度被安妮·埃爾諾稱為「危險的寫作」。

因為當時社會並不認同如此私密的、個人式的寫作，尤其不認同女性如此野心勃勃的寫作。

那些偷偷以寫博士論文之名進行的寫作，反而救贖了安妮·埃爾諾無處安放的身份困境。

直至60歲退休後開始全職寫作，安妮·埃爾諾的寫作之路才開始一發不可收。

她在40歲那年離婚，漸漸遠離主流文學社會，獨居在巴黎的郊外，關心女性權益卻並不將自己劃為女權主義者。

即便罹患乳腺癌，她也未曾停下手中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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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愛她的寫作方式，認為她客觀的敘事解構了各種社會學問題，有人質疑她的寫作不過是流水帳式的個人生活記錄。

可她的個人經歷逐漸成為映射時代和群體的倒影。在時代的洪流中，個體雖然渺小，卻被切實印刻上了歷史的烙印。

安妮·埃爾諾的「諾獎之路」走得並不輕鬆，經歷過戰爭和重建、貧窮和繁榮，歷史向前的每一步都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正如她自己所說：「生命是巨大的，是無限可觀察的，一生還不足以告訴你一個一生。」